■吴小坤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经构成持续影响人类信息交流、行为方式、社会治理、经济业态等深刻变革的传播生态环境。媒介融合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对社会更有利？谁将成为融合的主导力量？其具体层面存在的政策问题、版权问题、地方媒体生存与竞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积极探讨、探索的热点。
　　2015年10月25日至26日，“世界传播论坛——上海2015：全球比较视野下的媒体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美、英、加等国近20位国际学者，以及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约百人参会。会议就媒体融合的内容生产模式创新、新兴媒体产业运营模式创新、新媒体科技与多元产业经济增长、新媒介环境下媒体与政府互动关系、新媒介环境下社会治理创新、网络社会国际传播新秩序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传媒困境与媒体融合
　　瑞士卢加诺大学Gabriele Balbi教授对“媒介融合”在欧洲语境中的演变进行了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四个层面的解读，认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阐释在欧洲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上述四个方面在不同时期共同作用的产物。
　　香港浸会大学Colin Sparks教授通过数据比较展示了美国和中国的纸媒发行量及广告数据后指出，纸媒销量下滑，网络广告上升已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而中国也会较早地经历这种模式。但中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预示着中国将面临不同的情况。
　　即将赴美国南加大安尼斯伯格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张展通过对比“赫芬顿邮报”和“澎湃新闻”，发现在数字广告、内容生产等方面，前者在新媒体营销策略方面做得更好，而后者仍沿袭了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澎湃新闻”所面临的问题，在较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传媒转型的普遍问题。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黄楚新研究员将媒体与电商的融合看作是媒体平台化的产物，认为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创造了“互联网+制造”、“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商务”、“互联网+旅游”等新兴领域。“互联网+”的核心在于产业升级，传统媒体电商化的本质是其商业模式的升级。
　　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博士以浙报集团的媒体融合实践为案例来分析“互联网+”战略，他指出，媒介融合最核心的是人的融合，最关键的是人的转变。而“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对竞争环境进行了重构，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体现出一种连接与进化。
　　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战略研究所吕岩梅研究员在《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需要完成“四个转变”》中指出，我国的广电媒体生存现状目前面临四个流失：受众流失、广告流失、人才流失、话语权流失。融合发展需要实现四个转变：由节目向产品的转变、从渠道到平台的转变、从业态到生态的转变、从观众到用户的转变。她从广电建设的思路提出，广电媒体未来要大力发展“广电+”行动，即广电+互联网，积极拥抱互联网，占领主战场。
　　对传统媒体的融合进路来说，“互联网+”提供了成就大视频产业的环境条件。深圳大学王建磊副研究员通过关注视频网站、广电机构和影视公司的IP开发与管理实践，认为IP战略已成为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环节，也变为大视频行业的基础性战略。
　　针对媒体融合进程中的大数据热，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认为，传统媒体引入大数据的理由有三个局限：脱困焦虑、从众心理、业绩焦虑。一方面不宜过分高估大数据对于传统媒体的价值；另一方面，不应将大数据仅仅作为一种资源、技术和方法，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它本质意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太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媒体的运作更有效率，更能适应新的传播环境。
　　
媒体融合与人才培养
　　新型传媒人才的培养也是本次研讨会的热门话题。来自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Amy Simons副教授和章于炎博士，就密苏里新闻人才培养的经验做了介绍。对融合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会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新闻生产是其核心，有30多个不同专业课可供选择，包括编写代码、采访技巧、音频编辑和可视化数据。媒介融合方向的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多媒体平台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强调要以某一媒体平台作为学生自己的主学习方向，包括全媒体、广电新闻、信息图表设计、国际新闻报道、调查新闻、数字新闻、网络新闻等等。章于炎博士还指出，从行业新的发展来看，未来的传感器新闻和网络数据统计是媒体融合方向教学研究的新热点。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Geoffrey Davies也介绍了该校的一系列新课程，如多媒体开发、媒介运动与变革、国际媒体经济、全球媒体、数字媒体传播等。并通过举例说明新的课程是如何满足学生数量、学生对媒介的理解和接触的变化。可以看到，对新媒体的适应需求已成为高校新闻教育的重点课程。
　　当下的“数据新闻”热也是在融合媒体时代的新闻业界向新闻教育提出的新需求。中国传媒大学王锡苓教授对2012~2015有关数据新闻的研究进行了整理，认为新闻业自身意欲求变、寻求改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促成了数据新闻的火热。数据新闻冲击了传统的新闻理念，记者角色发生了转换，数据新闻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被提上议程，新闻编辑能力需要重构。
　　前美国报业协会主席、来自清华大学的Rick Dunham教授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讲解了如何利用多媒体有效地报道财经新闻。他总结了将多媒体用于财经新闻的叙述的五个有效方法：时间序列化、简化、阐释化、分析化和元素补充化。
　　
媒介、生活与政治
　　哥本哈根大学媒介与认知学院院长Stig Hjarvard教授借鉴媒介化理论阐释了虚拟互动和物理上的互动是如何重叠、并逐渐改变社会情境的定义和社会互动的可用资源。他指出，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社会交往都越来越依赖媒介，这种依赖反映了社交媒体的各种内在逻辑：技术的、审美的、体制的。在经历了媒介扩张对社会机制和体制的构建阶段后，如今我们进入了媒体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媒体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研究媒体融合的时候，要考虑到在媒介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是如何构建的。社交媒体所指向的既是媒介世界也是生活世界。
　　芬兰Jyvaskyla大学Stephen Croucher教授对美国穆斯林的Facebook使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Facebook在穆斯林移民的文化适应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发现，穆斯林移民更多使用Facebook增加内部交流，这表明他们对自我内部文化活力的保护，使用Facebook时间越长，他们更可能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消极认知。
　　中国的网络管理制度也成国际学者的关注点。瑞士卢加诺大学Gianluigi Negro博士从实名制、游戏化和网络噪音三个方面来分析目前中国对网络流言的管理趋势。他认为，目前全世界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还包括流言来源的碎片化、缺乏深度的分析、从社会媒体到自媒体的发展和游戏化的过程等。哥本哈根大学Miklos Sukosd教授则通过比较中欧和东欧、俄罗斯、中国的媒介政策，认为东欧实际状况是国家媒体下的政党殖民主义，俄罗斯的媒体体现为一种多元化的寡头政治特征，具有党派宣传性，而中国的媒体政策主要体现出对政治媒体的强势控制、多元化的媒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政府宣传、媒体商品化、传媒集团化、选择的自由化和私人投资化等特征。
　　融合的媒介正在形塑国际网络新秩序。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指出，网络空间的利益相关者首先是网民，网络权利是世界的公民权，因此网络空间秩序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他呼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下规范网络空间中的国度竞争与商业竞争，在联合国体系下形成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组织，达到世界共治。
　　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则进一步从建构网络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的问题出发，对全球网络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网络战潜在力量进行了危机思考，指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冷战的战略战术也不断升级，这已使各个国家不得不处处设防、如履薄冰。他提出，应尽快推动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国际惯例机制；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科技手段，提高全球公民网络国际安全素养。
　　上海大学吴小坤副教授的研究认为，新媒体政治不再只是意味着传统政治的补充或者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ICT作为一种嵌入性结构因素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构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关联，甚至带来社会运动形态的改变。它不仅促使当代社会运动有更多的机会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缘界限，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运动样式，同样带来了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冲击。■
　　
吴小坤/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