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李颖
　　【本文提要】受众在科学传播实践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众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诉求，因而本文梳理了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受众的特征，同时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本文旨在通过不同阶段受众特征的探讨提出受众变迁的进路，同时为实践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科普 公众理解科学 科学传播 受众　
　　【中图分类号】G205
　　
　　作为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科学传播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①但是对科学开展传播和普及的活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这些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 ②在实践过程中，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经常被不同的研究者交替使用。马丁·鲍尔对过去25 年间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认为用“科学素质（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科学传播）”三个范式可以概括过去25 年中公众对科学发展的理解过程，每一个范式都联系着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特定问题框架、特定研究问题以及优先的介入策略，并且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有“进步”。③但是无论是在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中，还是在科学与社会的范式中，“受众”（audience）一直处于被忽略和被冷落的地位，然而受众应该是科学传播实践和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因而有必要对受众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拟从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及科学传播的转向过程中对受众的变迁加以考察并在其中借用部分传播学方面的相关理论，以期为相关的实践工作提供指导。
　　
一、科普的受众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般来说，科学的大众化其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而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④即所谓的“四科两能力”。这其中也涉及到受众的问题，黄时进认为，科学传播受众的组成有几个重要部分：第一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第二是科学家群体……第三是政府的各级决策者；⑤而任福君、翟杰全指出，科学素质建设服务于全体公众，科普的对象也是全体公众，《科学素质纲要》目前采取的是利用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策略，⑥即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对象分为四大重点人群，即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后来又增加了城镇居民这个重点人群。
　　但是科普的受众并未被认真地研究过，黄时进从哲学视野中对科学传播的受众进行了考察，⑦张木兰以《科技传播的受众研究》撰写了硕士论文，⑧针对受众的研究不多的原因可能在于公众过于复杂，具有多、杂、散、匿等特点。所以权宜之计就是把公众看作是一个黑箱（black box）。⑨在科普中，一个单一且同质的公众是不存在的，相反，公众（publics or audiences）是多元的、范围广泛的，它既可以是不同类型的个体，也可以是一种抽象的空间（比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⑩如上文所述，科普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并内化为个人的行动，进而做出个人科学的决策，因而可以认为科普的受众应该是广义的公众，即全体大众。当然公众是一种泛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其范围会有所不同。
　　
二、科普受众的变迁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情境
　　科学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科学素质（传统科普）（scientific literacy），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以及公众参与科学（或者说科学传播、科学与社会）（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11]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境，所适用的模型不同，且所针对的受众也具有不同的特征。此外，任何阶段的科学传播都借助于当时可用的各种大众媒体，因而这也为我们借用大众传播中的一些相关理论对各个阶段的科学传播进行探讨和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1.传统科普阶段
　　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Sputnik，这让美国的科学家和政客们十分震惊，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科学知之甚少。为此，美国开始在科学教育体系中加强了科学素养的相关内容。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测试使得很多报告认为“无知的”公众在知识方面的“缺失”需要科学家去填补，这就是所谓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这一潜在假定，这个时期强调公众应该具有读写方面的科学知识储备，并且这种储备是可以进行测试的。这个时期的侧重点在于教育性议程的设定以及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12]其目标是补偿公众在科学方面的缺失，而这也是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被看作是需要科学知识填充的“空瓶子”（empty vessel）或者“黑箱”，因而受众处于被动的位置。同时由于这种传播模式是单向度的，因而从香农的信息论视角来看，受众处于传播过程的下游，他们被动地接受着来自传播者（科学家或者科学共同体）的信息。同时公众是具有同质性的，传播者提供什么他们就应该接受什么，并没有考虑不同的受众是否具有不同的需求。这是一种“泛播”的模式，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对科学会越感兴趣是这种传播模式的预设，[13]因而只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就会保持在很好的层次上。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传统科普阶段，科学共同体或者科学家只要用科学知识持续地“轰炸”受众，那么受众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对科学的兴趣，并出现主流化和共鸣的效果。
　　2.公众理解科学阶段
　　1982年11月，英国皇家学会的一项报告建议：皇家学会理事会应该设立一个小规模的特别小组来专门研究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途径。[14]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巴德默报告，即所谓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为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国建立了科学传播的新范式。[15]该报告提出“理解”（understanding）不仅仅包括对一些科学事实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活动及科学探索之本性的领会。[16]显然，公众理解科学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普的科学知识层面，并且扩展到了科学态度等维度。该报告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促成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简称COPUS）的成立其目标是对科学的进展进行阐释并让其对非科学家来说更易于理解。[17]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相关的报告也都聚焦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比如1993年的白皮书《发挥我们的潜能》（Realising our Potential），1995年Wolfendale委员会报告等。
　　如果说传统科普阶段是知识的缺失，那么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则是态度的缺失，[18]因为这一时期的疯牛病（BSE）事件导致了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危机，而有关研究也表明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有时候在特定议题上二者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因此，这一阶段的科学传播重点转移到加强公众理解，此“理解”的目的不在于使公众赞赏科学，支持科学的发展，而是通过揭示科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使公众全面认识科学。但是，虽然理解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但公众被动接受的地位并没有改善。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模型的统领下，各国先后开展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测度项目。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公众理解科学阶段的核心理念在于“普通公众与科学共同体走向双向交流，科学共同体开始努力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19]这可能是由于考虑到了该阶段的传播开始把受众的知识和立场纳入到了传播过程中。虽然与前一阶段相比，这时的科学传播对公众的“关切”有所增加，比如既传播科学知识，又注重其他问题（比如科学的风险）的传播，但是还是出于填补公众科学态度缺失这一现状，因而可以说缺失模型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我国将公民科学素质的对象分为四大重点人群的做法，也是基于公众理解科学这个阶段的一种分类方法。对受众进行分类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但是这种分类还处于初始阶段，即只是单纯地进行了人群的划分，而忽视了特定人群的细分，也难以找到受众人群的生态位（niche）。同时在公众理解科学阶段更多地强调“公众”去“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或者科学家）”去“理解”“公众”。[20]这一阶段虽然划分了不同的受众，但是仍然是一种“泛播”的状态，即通过各种渠道提升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如前所述，强调“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因而科学共同体就能够为传播进行“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有意地构建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进而影响公共议程，促使受众对某一科学议题形成预期的态度并采取行动。同时运用框架（frame）理论也会影响受众如何想，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
　　3．科学传播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开始迈入信息时代，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同时公众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主动地检索和获取信息，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对科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也促使科学传播摆脱传统的“缺失模型”，转变为双向互动的科学传播，即公众参与科学。2000 年英国上院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该报告认为，过去的科学传播只是从科学共同体到公众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而当前的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对话，或者说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在此模式的指导下，一系列报告开始把焦点放在了公众参与科学上，这其中包括2000 年维康（Wellcome）基金会与英国科技办公室（OST） 的《科学与公众》报告，2004 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在社会中》报告，2001 年欧洲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 的《谁误解了谁》报告等。[21]受这一模式的影响，一系列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和新做法开始涌现，包括科学咖啡馆、愿景工作坊、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等等。
　　在这一阶段的受众，或者说参与者是谁？凯瑟琳·A·麦克马斯（Katherine A. McComas）等人描述了对谁会参与科学具有影响的一些因素，[22]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对谁应该参与的一种阐述。这一阶段的受众开始变被动为主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共同合理地建构科学传播的“公共领域”。[23]刘华杰认为这一阶段的模型是对话模型，[24]即强调公众和科学共同体处于同等地位，双方平等地开展对话协商。受众从传统的被动地位开始向产销合一者转变，他们主动地介入甚至是生产科学传播的内容。这个阶段的受众是异质性的，多元的，因而应该从心理学等视角考虑受众的信任和价值因素等，[25]并且根据不同的变量（比如性别，年龄，职业，区域等）对受众进行细分。此外，受众的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ity）也被纳入到这一传播过程中来，也就是说改变了受众处于客体的地位，使得受众具有自决性、自主性和自控性。
　　
三、中国当前的科学传播
　　有媒体将2014年界定为中国的“科普信息化元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化科普信息化实践，研究人员也对科普信息化的模式、途径、人群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26]指出：科普信息化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带动科普升级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全民科学素质跨越提升的强力引擎，是对传统科普的全面创新。其中还提到“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有效满足信息时代公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科普服务需求”，以及 “从科普受众泛化……向受众细分、个性精准推送的……彻底转变”。2015年还将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这都说明中国当前的科学传播开始纳入了受众的视角，同时强调受众的互动与参与。
　　但是中国当前的科学传播受众具有什么特征？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即中国当前的科学传播处于哪个阶段。2009年，刘华杰撰文指出：“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传播观念上处于第一模型与第二模型之间，在局部和个别问题上已经开始向第二模型和第三模型过渡。” [27]目前看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中国的科学传播观念确实是三种模型并存的状态，当然这是从实践的视角来考察的。
　　在老少边穷地区科普仍然是处于知识普及的传统阶段；目前持续了20多年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应该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代表；而即将开展的科普信息化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第三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三个阶段并存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特别注意彼此的衔接，以免“知识沟”的进一步扩张，同时也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群体或者子群体，公众反对科学并不是因为知识或者缺乏兴趣，而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忽视了。而在科普信息化成为主流发展趋势的情况下，还应该照顾到“互联网贫民”的科学需求。这样才能使得科学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①石顺科：《英文“科普”称谓探识》，《科普研究》2007年第2期
②Sharon Dunwoody, Science Journalism. in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s Bucchi M. & Trench B.)[M].Routledge
③Bauer M．The Vicissitudes of‘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from‘Literacy’to‘ Science in Society’［J］．
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年版
⑤黄时进：《科学传播发展中受众的主体性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⑦任福君、翟杰全：《我国科普的新发展和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科普研究》2010年第6期
⑧张木兰：《科技传播的受众研究》，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7年
⑨Gregory J. & Miller S.science in public [M].Plenum PressNew York,1998.
⑩[13]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d. Susanna Hornig Priest) [M].Sage.2010
[11][12][15][17][18]Bowater L. & Yeom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Scientists [M].Wiley-Blackwell.2012
[14][16]英国皇家学会著，唐英英译：《公众理解科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23]黄时进：《科学传播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Chris Mooney,(2010) Do Scientists Understand the Public?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R]
[21][24][27]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科普研究》2009年第4期
[22]McComas, K.A.ArvaiJ.L.& Besley, J.C.(2008).Link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risk communication. In R.L. Heath & D.H. O’Hair(Eds.)Handbook of crisis and risk communication (pp.364-385) [M] . New York: Routledge.
[25]Scheufele D A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social settings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110 (suppl. 3): 14040-14047.
[26]中国科协印发《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2014年12月23日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096/n10225918/16157721.html
　　
王大鹏 李颖/王大鹏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颖系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