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
　　《文汇报》的“王正敏案”深度调查报道最近获得第23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且是几轮投票中评委分歧最少的。我想，评委们对这个系列报道的肯定，决不仅因为它对一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事件，很有说服力地还原了真相。毕竟，真实性只是所有新闻作品的底线，并不是一等奖作品的标杆。什么是一等奖作品不言而喻的标准呢？我想评委们内心共同认可的更是记者对真相背后价值追求的情怀，而这种情怀需要一种比较高的思想立意和出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
　　
一
　　从2013至2014年，时值院士制度改革，高层关于科研体制改革有重要精神。此时，王正敏涉嫌抄袭及学术造假案曝光，确实在全国引起震撼。因是弟子举报，王本人的辩解显得较温和，中科院的调查又迟迟没有结果。这样，在腐败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感受、乃至社会情绪基调的背景下，尽管众说纷纭，是非难辨，但这起学术案的结论似已无太大疑义。《文汇报》的可贵在于，他们对真相的追求没有被社会的普遍情绪所左右。
　　王正敏，作为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眼耳喉鼻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国产人工耳蜗是我多年的梦想，国外产品对我有启发，但绝不是克隆。”《文汇报》的第一篇调查，记者唐文佳围绕王正敏的这段表述展开了艰巨的求证。二十多年历史材料的挖掘、几十个人的采访、每一个与研发有关的逻辑环节的衔接，她们理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线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正敏从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毕业，接触了欧美科学家在人工耳蜗领域的探索，回国后迫切希望在中国也能获得“零的突破”。于是，他在实验时一次次做动物试验。深入研究后发现，人工耳蜗开发涉及多学科，靠医院一家难以为继。之后，在单位的支持下，王正敏找来微电子、生物工程、材料学等专家、工程师，自发组成了开发团队。经过十余年协作研发，2003年第一套国产人工耳蜗诞生。其间，有争议的、被指责“抄袭”和“造假”的两个案例，一是上世纪90年代，王正敏所在医院曾获赠澳大利亚样机，拆开样机后发现，里面有块专用芯片，外表看是看不明白的，但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可破坏，研发团队只能原封不动还回去了。被采访的专家吉为民强调：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另一个案列是王正敏教授在他的学术论文中，用了他导师的几张图片，未标明出处。对此，王正敏解释说：他在部分图片中注明作者是Vpo.Fisch，有些图片本来就是配Fisch的手术内容，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再写一次了。况且Fisch还为论文写了“序”，并公开评价王院士及其专著在中国耳科学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他的导师在王正敏事件发生后公开表示：我欢迎王用自己的方式使用我的图片，我不会回复任何中国媒体。但如果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开展调查，那么我一定支持王正敏。
　　至此，王正敏“抄袭”案的真相已基本明了，作为一个扑朔迷离的新闻事件，似已给公众一个可以交代的结论。
　　
二
　　但《文汇报》没有就此打住，他们就王正敏申报院士材料是否造假的问题，继续作了多角度的采访。学术规范委员会的专家认为：他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分成两个附录，而王把公开发表的文章都列入了论著目录。校方最后认定王“存在不严谨、不规范行为，但文章本身没有造假”。对此结论王并不满意，认为不应该以“今日之非”判定“昨日之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也对记者说：“要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整个学术界面临的是重建，……需求之迫切使得学术规范之类的问题都来不及进入学界的视野。”他认为：“国内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几乎有百余年的差距，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能力、研究范式都尚未进入现代社会，如果以现在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考察当时的研究成果，很多都是经不起考验的，其中既有学理上的错误，也有学术规范的不当甚至严重错误。”
　　这一节的材料与王正敏“正案”比，显然要轻许多，但《文汇报》抓住这一问题的追问和论证，使真相的意义被深度挖掘，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把现实和历史衔接了起来。这是一种超越道德判断的更为慈悲的情怀，它们没有纠缠于“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对与错，而是在真相之后涉及了“历史观”和“现实关注”两个重要概念。它集中体现在记者姜澎写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学术规范重建来解决》这篇报道上。真相与历史相关，历史需要澄清，也需要反省，但如果我们缺乏清醒的历史观，对所有的问题用今天的标准来纠缠、来清算，这会对行业和人心造成撕裂，有些伤痕将难以愈合。正视历史的最好方式是改变现实，改变历史惯性的延续。那种研究者没有对所引资料做注释的习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同时，对学术不规范和学术不端应有严格界定。这是中国学术界走向现代社会的起跑线。否则，我们可能被世界嘲笑，甚至被世界科技界所抛弃。《文汇报》传播的这些信息，既体现了她们探究真相的专业能力，也反映了她们要为中国学术界正本清源的人文情怀。
　　
三
　　也许文汇人意识到仅仅对事件真相的还原，或者只停留在对中国学术界操守和规范的呼唤上，还不足以体现王正敏事件全部的新闻价值，也不足以实现一个新闻人对社会进步的有效推进，所以又推出了第三篇《学术尊严，需要公正的审查机制来“守护”》，把强烈的关怀意识转化成了对制度的催生。她们一定在深入采访中认识到，这才是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根本。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樊丽萍从“王正敏事件”中，引发出了两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一是获得专利，是否意味着对科研成果“原创性”的锁定？记者写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诸多高新科技领域，我国科研人员要实现快速赶超，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二次创新’一度被认为是捷径，但随着国内学术规范日趋严谨不断提高，科研人员在参与技术集成创新、二次创新的同时如何规避“学术失范”的风险，值得关注。”二是这次“王正敏事件”最初的调查单位是复旦大学，即使结论正确，仍有程序不公的非议。记者就此提出：“引入并完善第三方调查，是学界的期待。”报道最后提出：维护好的学术氛围亟需制度发力。由此，“王正敏事件”在持续发酵之际，《文汇报》几乎是一锤定音，超越了是非纠缠，把它引向了实事求是对待历史、重视今天中国科研制度改革和环境建设的高度。文章见报后被广泛转载，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接到很多电话，对这组报道表示支持。其间包括海外华人如知名爱国人士杜重远的后人，专程赶到上海与记者见面，认为《文汇报》的报道弘扬了正气，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
　　
四
　　《文汇报》是一张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报纸，去年改版，确定了办人文大报的定位。在我看来，这当然不仅仅是增加一些文化类专副刊而已，关键是要把人文思想、人文关怀贯穿于整个新闻报道、议题设置之中。“王正敏案”深度调查报道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不迎合普遍的社会心理，坚持独立、客观的采访和理性分析判断。
　　2.对真相的还原出于对公正的坚持，既不预设立场，也不为博人眼球。
　　3.让公众了解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
　　4.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谨慎对待个人道德动机（如对“举报者”和“被举报者”个人恩怨的涉及。）
　　5.对价值重要性的坚持。（在这组报道中，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对中国科研和学术现代化的关注。）
　　当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内容和技术的冲击似有力不从心之际；当新媒体的竞争仍处于碎片化信息、爆料为主，尚未形成主流、影响力之时；当年轻一代“总有一些东西被感动”的新闻理想被自身的操守而亵渎之后，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文汇报》如何传承自己的文脉，深刻理解人文大报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不仅对《文汇报》自身，甚至对媒体融合发展的价值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哲学家、《大问题》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所罗门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渴望洞察，期盼理解，但我们的生活被常规攫住了，不时会被那些所谓的‘消遣’和‘娱乐’活动分神。我们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理解的挑战、灵感，以及哲学的慰藉，我们都是借着思想而生活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从事哲学，而在于是接受一种廉价的、没有挑战的替代品，还是试图进行真正的思考。”（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报人是有“试图进行真正思考”传统的。“王正敏案”深度调查的三位女记者和背后的编辑、领导进行了真正的思考。追求价值的重要性，这就是这篇一等奖获奖作品的价值所在。■
　　
陈保平/上海新闻奖复评委员会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