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兢
　　【本文提要】本文试图爬梳1950年代至200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议题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流变的历史。作者提出，这段时期的美国中国传媒研究主要涉及国家整合、社会发展、新闻业与改革、传媒市场化、全球化等议题。它们的变迁不仅与中国传媒自身相关，也与美国中国研究的变迁有关，更是对美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这些讨论对大陆传播学人熟悉在美式大众传播研究进路下审视中国传媒，并进而反思其局限和问题，应有助益。
　　【关键词】中国研究 国际传播研究 传媒研究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G206
　　“为何认识中国传媒？”“如何认识中国传媒？”这应是每位以研究中国传媒为业的学人自入行伊始就反复追问的问题。鉴古可以知今，爬梳中国传媒研究的历史，审视前人论述中的理论预设并还原其背后的学术生产机制，对今人反思中国传媒研究的意义和方向应有助益。
　　本文期待呈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期，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当代中国议题变迁的历史，以期为大陆传播学界提供一张来自他者世界的知识地图。我们认为，这段时期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的当代中国议题讨论居于美国国际传播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的交叉地带。它们是被以普尔（I. de Sola Pool）、施拉姆、刘平邻、喻德基、朱谦、李金铨、柯廷（M. Curtin）等为代表的数代学人逐步“发现”的。这一过程既受冷战、越战、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全球化等时代背景影响，更体现了这段时期美国传播学门内部国内传播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纠葛，以及美国传播学门与美国中国研究的联系。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为我们照亮思路。西方需要以东方为鉴来反观自己，因为“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对应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①德里克（A. Dirlik）更提示我们，警醒亚洲学者的“自我东方化”，“亚洲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对东方的建构，东方学也应被视为亚洲现代性的一个问题”。②这段时期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的中国议题讨论是否也是如此？大陆传播学界应该如何看待它们并进而自省呢？
　　
一、1950~1960年代：作为共产主义国家整合工具的中国大众传播系统
　　1950年代的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新锐，中国传媒也与苏联传媒被并称为共产主义传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公开宣称“要尽一切可能使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消失”。③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何时？对传播系统做了什么？为什么？” ④也被纳入美国中国传播研究社群议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序言中讲述朝鲜战争期间他参编面向美军的《China: an Area Manual》手册《中共大众传播》一章的旧事，即为冷战“焐热”美国中国传媒研究之明证。⑤1951年，冷战刚刚登场，一篇涉及中国传媒的文章现身《Journalism Quarterly》的“海外传播业”专栏，断言“中国传播机构被用于误导中国人民，让他们准备与他们的美国朋友及联合国朋友斗争”。⑥不久后陆续出现的几篇论文，刻画的也是传媒与共产中国政治运作的关联，以“政治灌输”、“控制手法”为重点。⑦侯服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中共）政府将整个新闻业变成了可靠的政治工具，以重塑人们的意识形态、动员舆论及获取他们对政策的支持”。⑧
　　当时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代表作，是马卡姆（Markam）的《Voices of Red Giants》一书，这也是首部涉及中国传媒问题的美国白人学者著作。该书中苏并举，旨在分析中苏两国发生的“世界上最大的两场以公共传播作为政治操控和社会变迁手段而进行的实验”。⑨虽然该书当年曾获在美国新闻学界颇具声望的莫特图书奖，可也有人批评它只是二手资料堆砌，无法帮读者洞悉中国传媒的具体运作。⑩喻德基和刘平邻两位华裔学人对传媒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角色的描绘更为细致。前者追问：“中国共产党结合了劝服与强制手段的大众传播系统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 [11]后者强调社会主义中国“自上而下”的宣传系统特别是农村有线广播对国家整合的意义，甚至将交通路网建设也纳入传播学视野考察，[12]都提示我们重视当时美国的中国传媒研究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想象之间的勾连。
　　上述研究关心的其实是政治而非传媒，且与施拉姆所言当时美国国内传播研究日益微观的研究转向旨趣迥异，[13]提炼的是传媒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建设和动员过程中的宏观角色。它们与政治的渊源不难理解，“当时研究中国传媒的美国学者主要是从政治系出身……媒介只是他们想研究的问题的助缘而已”。[14]侯服五自不必说，他本来就是政治学者；喻德基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刘平邻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早期传播学奠基人物之一普尔等人。他们奉“现代化”理论为圭臬，视中国为反西方现代化的代表。在冷战壁垒森严的情势下，他们又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调研，只能依靠阅读流散美国的中国报刊，加上拼接流亡人士的只言片语，对中国传媒提出初步分析。此外，二战后美国国际传播研究与国内传播研究的分离，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视角，李金铨先生对此已有详述，不再赘言。[15]
　　
二、1970年代~1980年代初：反思美国与对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挖掘
　　如果说上一阶段美国中国传媒研究重视传播与政治的勾连，放大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大众传播系统的共性，那么1970年代以后，施拉姆和朱谦等美国学人着力挖掘的则是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独特个性。
　　1960年代，美国因民权运动和反战浪潮而兴起“反思美国”之风。19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中国，更成了可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师法的“社会经济发展典范”。[16]罗杰斯对中国素少研究，但在这种浪漫气氛感召下，也企图以中国为案例。他的一段告白，颇能代表当时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神往”：“这曾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穷的国家之一，却在过去20年间创造了现代化奇迹。那里有让富国艳羡的医疗和计生体系，有免于匮乏的人民，有日臻完善的平等机制，妇女地位也让人侧目”。[17]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18]美国传播学界对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发掘也应运而生。
　　1973年，施拉姆出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所长，该所次年即召开“传播与发展”研讨会，并出版1976年《Communication Monographs》创刊号《传播与中国发展》。在施拉姆等人看来，“单一政党、庞大而精练的干部队伍、国家控制大众传媒、摒弃私欲”是毛泽东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自给自足的重要经验。[19]大众传媒的成功运用更是亮点，“它们让干部知晓政策，让人民收到领袖指示，让信息能上通下达。它们发动并维系层出不穷的运动；它们搜集地方经验并推而广之……它们也反映世界其他角落，只是仅提供新华社这一扇窗里的风景而已”。[20]必须指出，喻德基原来曾抨击中共利用传媒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不料十年后受文革影响，他一改往日腔调，转而赞扬中国传媒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这是一叶知秋，当年许多学者都曾发表过事后追悔的作品。
　　1975年，施拉姆及其门生朱谦等人在夏威夷又推出若干论述，与传播学门外的中国研究者就毛泽东中国传播与发展问题展开更紧密对话，都反映了对中国文革时期雾里看花的浪漫“憧憬”。1977年，朱谦的代表作付梓，全面阐述他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变迁中传播功能的认识。他依据流出大陆的《人民日报》等材料，断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非源自技术变迁，也非来自权力垄断，而主要源自对传播手段的有效利用”。在他看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大字报、大辩论更成了国家巩固新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通过公开矛盾并将它们放在与党一致的立场下审视，党能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将人民对国家的不满降到最低”。[21]这些论断在文革结束后几乎不攻自破。
　　1979年和1983年，朱谦和许烺光主编的《Moving A Mountain》和《China’s New Social Fabric》先后杀青。除朱谦等传播学人的讨论外，白鲁恂（L. W. Pye）、白霖（L. T. White III）等的美国中国研究者的文字也被纳入其中。朱谦的理论建构意图明确，总结了毛泽东中国传媒的四大功能：动员、信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变革。[22]与朱谦不同，白鲁恂等人更注重解读毛泽东时代的具体历史细节，后者的区域研究指向更为清晰。白鲁恂眼光独到，指出报纸上突然出现的高层对任何问题的异见都不容小觑，“政治精英关于任何话题的些许争议，都可能是潜在纠葛之信号”。[23]比如，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展开对〈水浒〉的评论》就是批邓前兆。白霖则关心文革前中国地方报纸的运作实景。在他看来，文革前一些地方报纸与中央级党报步调不一本不 是问题，只有当运动袭来，“急于将全国统成一致而有效的传播网络，解决这些问题才成了燃眉之急”。[24]上述美国中国传媒研究描绘了一个高效而影响广泛的传播体系：它涵盖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层面，是新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一环。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讨论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放大了中国官方材料中他们想寻找的中国发展传播经验，并企图在美国传播学框架内予以解释。以朱谦在结构功能论下对毛泽东中国传媒社会功能的总结为例。他立论的材料主要源自《人民日报》，李金铨质疑他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所套用的诉诸稳定的结构功能论框架更无力分析动荡不安的文革中国。[25]相较之下，白鲁恂等“中国通”结合访谈及其他材料为我们讲述的与传媒相关的中国故事倒是可信得多。
　　
三、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新闻业的改革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新闻业
　　1980年代以后中国国门渐开，中美传播学术交流重启，美国学人考察当时中国新闻业的论述也顺势出炉。一方面，他们关注“中国新闻业的改革”，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剖析新闻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将新闻业视为记录甚至影响改革进程的关键，企图解读“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新闻业”。
　　本来，1980年代初期美国也有若干聚焦当时中国新闻业的文献，如《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1981年就刊出“深入中国：文革后的中国传播”专辑。但平心而论，这批文献的资料价值大于其理论贡献，如罗宾逊的论文就是他随美国记者团短期访问中国的产物，记载了当时一批尚未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新闻人口述的文革后中国新闻业的变化。[26]1985年，《Communication Research》刊出一篇罗杰斯（E. M. Rogers）领衔的长文，介绍1982年的北京受众调查。这是1949年后首次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中国传媒调研，材料难得，以至沃马克（B. Womack）次年又在《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上主持专号详述调研结果。[27]参与调查的潘忠党不久即赴美留学，与他同期赴美的俞璟璐、俞旭等大陆学人在1988年则分别于《Journalism Quarterly》和《Gazette》上撰文讲述中国新闻改革的故事。前者回溯了1956年新闻改革，以比照1980年代的新闻改革；后者则倡导要从纵横两条线索看待1980年代中国新闻改革，既要联系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背景，也不能将新闻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割裂。[28]我们眼里解读1980年代中国新闻改革最深入的美国文献，是朱迪（J. Polumbaum）在斯坦福大学申请传播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她是1980年代初就进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任教的首位外籍专家，拥有足够的人脉和时间深入田野，能从组织社会学视角诠释1987年新闻改革的高光时刻“一线新闻人如何在观念和实践中诠释服务党和服务人民这一双重使命”；[29]她的外国人身份也反过来被中国学者倚重，他们常要通过她向新闻业界提出那些“敏感而重要”的问题。[30]“改革进程中的新闻业”是这段时期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另一主题。有学人从长计议，回顾1980年代《世界经济导报》上的一系列重大政改叙事，得出了相对谨慎的判断，“传媒在社会变迁中也许戏份吃重，但很少起决定作用”。[31]更多学人紧盯“焦点时刻”，探讨新闻业与改革关键期重大事件的关联。1990年，哈佛大学Shorenstein中心交出报告，分析“八九风波”中传媒的角色；[32] 1993年1月，国际保护记者协会也编出新书，从他们的视角对比“八九风波”前后中国新闻业的表现。[33]何舟更引入社会冲突理论，企图厘清“八九风波”与《人民日报》、美国之音的复杂关系。该文受到掣肘太多，除了访谈对象只包括部分谨言慎行的赴美留学生而倾向明显之外，对美国之音的内容分析也因无法获得该台当时的普通话节目录音而大打折扣。[34]
　　
四、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权力、资本与中国传媒的纠葛
　　1992年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为美国传播学界审视中国传媒提供了新的论述空间，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资本与传媒的纠葛成了新热点。
　　1994年夏，《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推出中国传播研究专号。李金铨主持的明尼苏达大学“中国时报传媒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继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之后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又一重要地标。他将对中国传媒感兴趣的美国传播学人、政治学人、历史学人和前驻华记者们的文字组织起来，并加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传播学人、新闻记者的讨论，汇编为“中国传播研究系列”四本论文集，[35]成为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必读文献，也使美国中国传媒研究逐渐取得与社会科学主流对话的地位。他在《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一书中对书系旨趣做了说明：“打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为传媒研究和中国研究架桥，催生中国传媒研究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 [36]这一时期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一大突出现象，是美国传播学人开始借鉴1980年代起在美国第三代中国研究者中逐渐流行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解读市场化以来权力、资本与传媒的纠葛。美国第三代中国研究者既拒绝1950年代用苏联经验比附中国的集权主义模式，又希望超越1970年代照搬美国经验描述中国问题的多元模式，而转而拥抱“将政治变迁的起因、特征和结果视为国家机器和社会互动之结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37]美国传播学人对当时中国传媒变迁的解读主要持三种立场。乐观自由派们曾乐见传媒市场化运作对改造传媒管理体制中的僵化元素的潜力，畅言“中国当代新闻业的改革，最好被理解为传统威权与新兴市场经济之间的博弈”。[38]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保守自由派们看到的是权力对市场的制约，将中国传媒的变化归结为“国家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相互渗入”的结果。李金铨、何舟与黄煜将源自拉美的“统合主义”化为“党与市场的统合主义”，以解释当前党的控制和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双重压力下的中国传媒运作；[39]潘忠党则描绘了市场化下中国记者的“临场发挥”，记者们会写软文、拿红包，“这些形成了非常规实践，抛弃了任何明显的意识形态抗争表象”。[40]左派对中国传媒市场化的批判略显孤单却并不沙哑。赵月枝曾提醒人们，由国家主导的当代中国传媒市场化正日趋拥抱新自由主义逻辑，商业理性使传媒对中产阶级和都市市民的口味趋之若鹜，而普通工农等弱势群体的声音却被边缘化。[41]这一时期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另一突出现象，是美国学人的相关研究在《China Quarterly》《Modern China》等英文中国研究期刊上越来越多，大多循“从传媒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传媒”这两大路径。
　　“从传媒看中国”路径下的多篇论文为我们记录了与传媒相关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点滴片段。有学人关心政局不稳时社会各阶层通过传媒的公共参与，把19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导报》上风行一时的“专家治国论”看成新兴技术官僚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治理的口号，因为“对新兴社会价值观的表述，常常是让权力诉求‘正当化’的一种尝试”。[42]还有学人对传媒里讲述的中国故事感兴趣，如将曾在CCTV热播的《乔家大院》《晋商》等节目对近代晋商的褒扬，解读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新涌现的商人群体正名的“媒介仪式”。[43]“从中国看传媒”路径下的若干论文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下同样聚焦市场化后国家与传媒关系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从多棱镜里透视中国传媒的宝贵经验。施达尼（D. Stockmann）评价党借助传媒引导民间反日情绪时的论调很是典型，“只要党保持其在必要时管控传媒的能力，传媒商业化就可成为党在危机发生时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44]何尚恩（J. Hassid）则批评描述当代中国记者职业取向的“党的喉舌vs.新闻专业主义者”传统说法早已过时，为民请命的推动型新闻人和只为生计奔忙的谋生型记者同样大有人在，[45]从一个小角度丰富了传媒市场化后国家与传媒关系变化的大叙事。
　　
五、2000年代至今：全球化光影里的中国大众传播现象
　　2001年的“入世”让许多英语世界传播学人讨论中国议题的视野向外看，不再紧盯中国国内政治环境变迁对传媒的影响，而是试图寻找全球化与中国传媒活动及中国传媒里的世界图景的关联。随着李金铨、张赞国、何舟等学人纷纷离开美国，英语世界中国传媒研究的重心渐渐移到了香港，但他们的主要论述仍然选择在美国这一最大的英语学术市场发表。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两大话题展开：中国传媒对全球化议题的呈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媒。
　　中国传媒对全球化议题的呈现，延续了海外中国研究一贯的“从传媒看中国”思路。李金铨曾全面梳理了中国传媒上全球化论争的意识形态光谱，从传统左派对全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忧虑，到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派对全球化的大力鼓吹，到马克思主义改革派对马列主义的当代意义的重新诠释，再到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左派对“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的、以大众为基础的浪漫民主形式”的追求。[46]赵月枝、朱迪和张赞国则分别从入世、申奥与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这三大焦点事件切入，对中国传媒中的“全球化中国”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游戏规则进行解码。[47] 2011年，李金铨与心理学者伍锡洪合作，再对1996年至2006年期间《人民日报》上的全球化叙事进行了详尽剖析。他们把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全球化叙事的话语策略一分为二：一是强调全球化乃大势所趋、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是为了对内调适部分国人因认定市场化改革有悖社会主义原则而出现的认知不协调；二是一面邀请西方友人肯定中国的全球化方向，一面在放大中西共性的同时搁置中西差异，这是为反驳中国威胁论、对外营造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形象。[48]“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媒”，是我们眼中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涉及全球化与中国传媒议题讨论的另外一大话题。柯廷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金砖国家并举，试图结合华裔学人的力量为人们追问“全球化传媒如何重塑身处远乡（far-flung localities）的人们的意识？这一过程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等问题提供中国经验。[49]麦康勉（McCormick）、刘擎、陈韬文等人也都曾企图展望全球化时代中国传媒可能发生的变化。在麦康勉和刘擎眼中，全球化浪潮下互联网技术和传媒商业化确实可以为中国公众接触更多元的信息创造条件，但这只是迈向更独立的公共领域的第一步而已。[50]陈韬文点中了“行政管理边界”这一至今仍困扰中国大陆传媒市场的死穴，曾相信全球化时代的新媒体技术是解穴妙手。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使中国大陆传媒得以冲破行政边界发展，而地域限制对互联网根本没有意义。[51]
　　六、结论与讨论：美国中国传媒研究对大陆传播学人可能的三重意义
　　客观地讲，上文对1950年代至2000年代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主要脉络的梳理只是管中窥豹，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但是，我们仍期待上述梳理能为同行了解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概貌并进而反躬自省提供点滴参考。回到我们开篇的提问，上述美国中国传媒研究的情形与西方东方学的情形是否类似？同样仅为西方框架下的西方自我反省之鉴？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需要了解神秘的红色中国，无法进入中国的普尔、喻德基、刘平邻、朱谦们勉力凭借有限的官方材料拼出了中国传媒图像，从冷战高潮时期的国家整合工具到反思美国背景下的发展传播典范。1980年代的中国国门渐开，不少笃信美式新闻自由观的美国学人和赴美的中国学人曾对中国新闻业的改革心存希冀，放大新闻改革之于中国改革的意义，但他们最终回归理性，转而将西方关心的“焦点时刻”与新闻业的关系作为论述重点。1990年代中期以后，李金铨促进美国中国传媒研究学人与中国研究社群展开了更积极的对话，近期更集合同好提出超越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美国霸权，其旨趣与萨义德遥相呼应。[52]美国中国传媒研究学人已着手自我反思，大陆传播学人应该如何看待上述研究呢？我们以为，上述研究对身处不同问学阶段的传播学人应有不同意义。
　　其一，对于那些初窥美式传播学门径的初学者而言，李金铨等学人再造拉美理论原型、提出解释中国传媒市场化运作的“党和市场的统合主义”的经验可资仿效。用经验改造理论而非用现成理论框架硬套经验，才能提出与国际传播同仁对话的洞见。
　　其二，对于那些已自觉走出传播学门墙、尝试借助相关学科智慧解读中国传媒问题的成熟学人而言，那些先后被朱谦和李金铨请来与传播学人对话的美国“中国通”们的讨论值得回味。他们往往能从国人习焉不察的现象中读出特殊意义，白鲁恂对传媒与中国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解读就是明证。
　　其三，对于进一步反思美式传播学理论本身局限的提问者而言，除重视以李金铨为代表的当代美国中国传媒学人的自我反思之外，沃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也能带来启示。19世纪兴起的西方社会科学视社会变革为常态，“如何调节、加速、放慢或影响社会变革过程”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要务，[53]整合、发展、改革、市场化、全球化相继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当代中国议题讨论的关键词就顺理成章了。■
　　
刘兢/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7 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议题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兴起（1951-2010）》的阶段性成果， 受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4CXW043) 资助。
　　
注释：
①SaidE. (2003).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2.
②DirlikA.(1996).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p96.
③林蕴晖：《乌托邦运动》第280~28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YuF. T. C.(1979). "China’s Mass Communi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ChuG. C.& F. L. K. Hsu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41.
⑤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Shieh, M.(1951). "Red China patterns controls of press on Russian Model"Journalism Quarterly28: p80.
⑦参见YuF. T. C.(1953). "How the Chinese Reds transfer mass grievances into power"Journalism Quarterly30: 354-364; Houn, F. W.(1956). "The press in Communist China: Its structure and operation"Journalism Quarterly33: pp. 502-512.
⑧HounF. W. (1958)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 of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2: p446.
⑨Markham J. W.(1967) Voices of the Red Giants: Communi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ii.
⑩Hollander, G. D. (1968) Review,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22: pp. 326-327.
[11]YuF. T. C.(1964).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 Praeger: p154.
[12]参见Liu, A. P. L.(1964). “Growth and Modernizing Function of Rural Radio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ism Quarterly41573; LiuA. P. L.(1971)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SchrammW. (1957). "Twenty Years of Journalism Studie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11: p91.
[14][15][25]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16]Harding, H.(1982). “From China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 p945.
[17]RogersE. M. (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p222.
[18]Oksenberg, M. (ed.) (1973).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20] SchrammW.& Yu, F. T. C. (1976)"China Experience with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How Transferrable is it?" in ChuG.Hung, F.SchrammW.UhallerS.Yu, F. T. C.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monograph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89p93.
[21]Chu, G. C.(1977). Radical change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 Mao's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viii, p217.
[22]Chu, G. C.(1979). “The Curr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China's Mass Media” in ChuG. C.& HsuF. L. K.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58.
[23]Pye, L. W. (1979).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in ChuG. C.& HsuF. L. K.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157.
[24]White IIIL. T.(1979). "Local Newspapers and Community Change, 1949-1969"in ChuG. C.& F. L. K. Hsu (ed.).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104.
[26]RobinsonD. (1981). Changing functions of mass med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1pp. 58-73.
[27]参见RogersE. M.Zhao, X. Y.PanZ. D.Chen, M.& Beijing Journalists Assn.(1985). "The Beijing Audience Survey"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pp. 179-208; Womack, B.(ed.) (1986). Media and the Chinese Public: A Survey of the Beijing Media Audience,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83-4.
[28]YuJ.(1988). "The abortive 1956 reform of Chinese journalism"Journalism Quarterly65: pp. 328-334; Starck, K.& Yu, X.(1988). "Loud thundersmall raindrops: The reform movement and press in China"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42: pp. 143-159.
[29]Polumbaum, J. (1989) "Of the Partyby the Party and for the Party - and the people: China's journalists in an era of reform."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11.
[30]此处资料源自作者2013年4月9日在香港对Judy Polumbaum教授的访问。
[31]YuX. (1991). The Press and Soci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in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Ph.D. dissertation, Iowa University: p254.
[32]JakobsonL. (1991) "Lies in InkTruth in Blood: The Role and Impact of the Media During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ien Barone Cent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33]JernowA. L. (1993). "Don't Force Us to Lie": The Struggl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the Reform Era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
[34]HeZ. (1991).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News Media and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the 1989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35]参见刘兢：《19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以“中国传播研究系列”为视角》，《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6][41][47][50][51]LeeC. C. (ed.)(2003). 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p24pp. 32-56pp.58-71pp. 119-135pp. 136-155pp. 156-172.
[37]Perry, E. J.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139: p704.
[38]YuX.(1994). “Professionalization without Guarantees: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Post-1989 years” Gazette, 53: pp. 23-41.
[39]Lee, C. C.He, Z. & Huang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Clientelismand Media in Shanghai”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 Politics, 123: pp. 21-42.
[40]PanZ. (2000).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in Lee C. C. (ed.)PowerMoney and Media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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