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丽华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
　　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研究教授、新闻学教授及媒介研究荣休教授。他担任香槟分校传播研究所（ICR）所长和传播学博士项目负责人长达16年。克里斯琴斯教授是国际知名媒介伦理学学者，其研究专长为传播伦理、技术哲学，已就相关话题在全球40个国家讲学和主持工作坊。他与几位学者合著的教材《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被广泛使用，在我国也出版过两个译本，目前即将出版第十版。他最近出版的著作还有《公共传播伦理》《媒介规范理论》和《跨文化世界中的传播理论》等。
　　
一、数字化时代的媒介伦理更为复杂
　　甘丽华（▲）：您的同事托马斯·库伯教授曾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分析：在您简历中列出的十几种著作以及85篇学术论文中，53%的封面或标题包含“伦理”二字。也就是说，您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媒介伦理研究上。就您自己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而言，有没有一些特定机缘触发了您对媒介伦理的研究？
　　克里斯琴斯（●）：的确，媒介伦理是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不过，对于特定“机缘”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没有”。
　　亚里士多德曾将世界事物变化与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四类，其中“即刻的、直接的”原因最容易被确定。但我并不能锁定把我引向媒介伦理研究的灵光乍现的某天、某时，或者某位教授。
　　我致力于人文科学，在其框架内，伦理的问题自然浮现。亚里士多德也许会将其称为“形式因”（formal cause）。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伦理的具体准则、个案和职业价值，而人文科学领域，哲学天生关注伦理。我本科专业为古典哲学，硕士学位有两个，一个是语言学，另一个则是研究宗教伦理的神学。我的博士专业为传播哲学。我之所以选择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首要原因也是这里的传播学拥有悠久的人文科学传统，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及艺术。
　　作为一名接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传播学毕业生，当我进入传播学领域的时候，有关伦理研究的需要和机遇无处不在。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好几位新闻学和广告学教授已经把伦理纳入其课程教学中。比如威尔伯·施拉姆1957年就写《大众传播的责任》，集中讨论职业伦理的问题；西奥多·彼特森在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专门撰写了“社会责任论”一章。此外，学院教师们关于新闻伦理、广告伦理及伦理在教学中的角色等问题的讨论，也激励我专注于媒介伦理研究。后来，我有幸参与施拉姆《大众传播的责任》第三版写作，并和同事们撰写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更新版《媒介的规范性理论》。
　　我相信我的个人经历在今天依然具有参考意义。现在有关媒介伦理的书、论文、课程的数量已是我当年开始研究时的百倍，但伦理问题依然在全球存在。新技术呼唤新的研究路径，数字化时代的媒介伦理比报刊时代更为复杂，传播学研究项目和专业刊物需要给予媒介伦理持续的关注。
　　
二、全球媒介伦理核心理念：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
　　▲：真实（truth）、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和非暴力（non-violence），是您和您的同事倡导的全球媒介伦理的核心理念。就媒介伦理的具体准则而言，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为什么把这三个核心理念作为“原生规范”（protonorms）？
　　●：你说得很对，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具体媒介伦理准则的长单子，但我想强调的是，你问题中提到的“全球性”（universal）。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哪些准则是最主要的、跨国界及跨文化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全球视角。我相信存在全球伦理，而其中首要的就是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
　　第一，在回答“哪些伦理准则是首要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到相关的“思想史”，了解历史上哲学家们首要关注的伦理问题是什么。对道德哲学历史的追溯，会给我们的媒介伦理研究带来更高的学术可信度，也能够防止我们沉溺于边缘和次要问题。
　　公元前8世纪的印度吠陀文化在论及真实时说，真实是具有不同名字和应用的“一”。在欧洲，从柏拉图的“形式论”到哈贝马斯对“真实”和“真实性”的区别，都表明真实在西方知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就人类尊严而言，中国的孔子在《论语》中最推崇的美德就是“仁”。康德则以格言：“人不是他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向世界宣扬了人类尊严，就像安东尼奥·帕斯卡里（Antonio Pasquali）用“文化身份”语言在拉丁美洲呼唤人类尊严。
　　甘地把非暴力发展成一种生活哲学，马丁·路德·金、哈维尔、曼德拉则把和平从一种政治策略提升为道德准则。在犹太文化传统中，从马丁·布伯到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自我和他者的互动使得和平成为一种规范。
　　我这里只是简单提及思想史上的一些例子，但已足以证明人类思想史上对真实、人类尊严、非暴力的普遍关注，这为确定媒介伦理的首要准则指明了方向。
　　第二，一项覆盖四大洲、十三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帮助我们把这三个核心理念确定为首要的传播伦理准则。
　　“在你的文化、族群、道德理论中，哪些基本伦理准则是不可协商的？”“哪些价值理念是道德考量的基石？”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提供了用6种不同语言写成的50篇论文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在于寻找超越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伦理“出发点”，结果显示，真实、人类尊严、非暴力就是其中的“锚固”(anchored)准则。这项研究仅覆盖了13个国家，其样本当然有限，但这一研究以及其他跨国家和跨文化研究为全球媒介伦理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理论的本质也要求我们把真实、人类尊严、非暴力作为全球媒介伦理首要准则。
　　理论不是对外部事件的检测，也不是对研究数据的一般化，更不是脱离具体情境的绝对公理。法国思想家笛卡儿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数学命题是最高等的理论形式。但现在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只是理论的一种，它不一定能解释人类世界。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和预设及阐释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对，思考需要一个出发点，有些东西必须是预先给定的，否则人类知识会支离破碎。预设代表了研究者认定的最佳研究对象，理论赋予我们研究现实的内部视角。
　　通过这种人本的理论化过程，我首先找出主要伦理理论中的问题——执着于个体自治、个体自由及个体权利。然后我找到个体自治的对立面，那就是人类普遍的共同性。个体被普遍性取代，自治则被人类的团结一致取代。当我们从人类的普遍性而非个体权利出发来探讨媒介伦理时，我们被引向的就是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
　　▲：客观性是新闻业的核心准则。但您曾经批评真实被削减为“客观性”，呼吁“真相的披露”（authentic disclosure），重塑新闻业的真实。您所说的“真相的披露”（authentic disclosure）是指什么？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客观性一直是西方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准则，而且应该继续成为一种职业价值观，但如果作为伦理准则，客观性则显得僵化。数据准确、报道无偏见等精确和中立，不仅是优秀报道的技巧，还很不幸地被看做是一种道德律令。其实，客观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印刷媒介是新闻业的主体，科学自然主义是西方的主流世界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适用于今天这个日趋数字化的时代。
　　真实是普适的伦理准则，而客观性只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现在我们需要对真实做不同的理解，提供一个不那么完全西方化的定义。事实上，对于今日超越国界的复杂社会和政治，认为真实就是信息准确的观点已经太过狭隘。而“真相的披露”是对真实的更广义、更国际化的理解，这有助于媒介伦理的“去西方化”。下面我讲解释什么是“真相的披露”。
　　当我们从世界范围内寻找真实的含义时，真实首先意味着抓住核心议题、事物的本质以及潜藏问题。哲学家们通常使用希腊语“aletheia”（翻译成英语就是真实）来指代这一跨文化的观念。“aletheia”的含义就是披露，向真实的敞开。它意味着穿透事物的表象而抵达内在并进而解释其深层含义。
　　在佛教传统中，作为事物本质的实相是诸“轮”的中心轴。在加拿大舒斯瓦普（Sushwap）地区，真实意味着诚实、可靠，是当地文化的核心。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中，真实的定义也和希腊语的“aletheia”一样，带有披露、敞开的意味。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则认为，种族隔离的伤痛只能通过真实来治愈。1947年的美国“哈钦斯报告”也曾指出，新闻记者应该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进行报道，这同样把真实提升到“aletheia”的层面。
　　相比于客观性所要求的技术真实，新闻中的真实（truth）意味着充分和可信，其意义更为丰富。优秀的新闻记者理解他们所报道对象的态度、文化和语言，因而能够对潜藏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细描。致力于为公众提供充分信息的记者会报道那些潜藏的问题和困惑，从而使得不同社群能够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新闻不仅是数据的客观传输，而是知识的生产。新闻不仅是现实的镜像，更是对事件的出色阐释。作为“真相的披露”的真实应该成为世界不同媒介组织和社交媒体网络的准则。
　　
三、未来媒介伦理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的全球化思维
　　▲：也许会有人指责您提出的“原生规范”（protonorms）是诞生于西方的偏见，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对这类指责您如何回应？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非常乐意回答。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提出的大多数哲学伦理都难免带有西方的偏见和文化帝国主义特征，职业的媒介伦理自然也会遇到类似的指责。在媒介日益变得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伦理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全球化，而非地区化。
　　我选择“原生规范”（protonorm）这个词，正是为了使我的普适准则区别于西方的绝对主义和避免落入文化帝国主义的窠臼中。“原生”（proto）意味着内在、基底，“原生规范”也是起点，是伦理推理的基础。在思想史上，“原生规范”指的是“前理论信仰”或者说“第一准则”。“原生规范”是关乎人类存在的信仰，是伦理系统建立的基础。
　　“原生规范”和绝对理性大相径庭。而那些反对媒介伦理普适准则的人总是把“原生规范”误解为绝对真理。所以我们需要解释这两者的重要区别。
　　伦理理性主义是西方媒介伦理的主要范式。这种单边模式始自启蒙运动，并被德国哲学家康德发扬光大。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绝对律令，源自于数学推理。道德法则拥有自身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在所有国家和任何文化中都被认定为真。这些线性的抽象被认为超越时空，但其实是独断的，反映了德国式的理性主义。
　　与此相反，“原生规范”是源自人们日常生活的人文主义普适准则，而非根源于西方标准的超验性绝对真理。“原生规范”扎根于人类生存的现状而非抹杀跨国家、跨文化伦理的超自然现实。
　　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好几个不同于康德绝对主义的伦理系统，它们对伦理准则的理解和“原生规范”相同，比如孔子的平等、和谐思想，非洲的公民伦理，女性主义伦理以及我所提出的基于神圣生活的社群伦理。当我把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这些准则应用于新闻、说服（广告和公共关系）和戏剧时，依赖的就是这些理论，而非康德的理性主义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
　　未来媒介伦理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的全球化思维，而非地区性思维。我们需要互相学习。
　　
四、普适准则和本土化实践的争辩有利于提高媒介伦理水准
　　▲：媒介总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运行。比如说一个国家所奉行的伦理原则可能和另一个国家奉行的伦理原则冲突。普适准则可能不被普遍地接受。我们如何能够让“原生规范”在特定文化内得到本土化的理解和执行？
　　●：我所强调的是媒介伦理的哲学路径和理论模式，但你所提到的问题对于媒介伦理同样重要。
　　媒介伦理研究不仅是纯粹的理论——元伦理，同时也是职业伦理，和具体职业相关。职业伦理是实践和准则、理论和行动的融合。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和通晓媒介价值观的专业人士互不可缺。有时我们也把对职业实践的研究称之为描述性伦理，也即对本土性决定和行动的描述。
　　理论性伦理和描述性伦理是双向的、互动的。描述性伦理不仅是伦理理论和准则的应用，对理论的形成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先建立理论，然后将其付诸实践，这种从上至下的模式并非最佳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的两个面向总是不断地互相给养。当理论和本土性思考相冲突的时候，理论家则需要对理论做出相应的修正。普适准则和本土实践并不总是处于和谐的状态，对两者的争辩总是有助于提高未来的媒介伦理水准。
　　在这里我想提出道德和伦理概念的区别。moral（道德）一词源于拉丁文，拉丁文名词“mos”（复数形式为mores）和形容词“moralis”指的是习俗、共同的行为以及民风。而ethic（伦理）一词的词源，希腊语的ethos，原本指的是“住所”或“居住地”，也即我们开始的地方。ethos又衍生出ethikos，后者指的是对行为背后准则的系统研究。道德指向实践，而伦理指向学术研究领域。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物理学和工程学之间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遵照传统的区分，那么你所说的第二句话就应该调整为：“一个国家所奉行的道德原则可能和另一个国家奉行的道德原则冲突”。
　　不同社会情境下的道德的确不尽相同，而伦理恰恰试图超越这些不同的道德原则，实现一般化。同时，道德原则的比较性研究不可或缺。比较不同国家的道德路径、寻找其相似和不同、评估其强项与弱点——这种对比性研究是我们建立跨国家、跨文化的伦理理论的重要基础。
　　▲：今年2月，中国的《新闻记者》杂志发布了《2014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抄袭侵权、暗访报道、报道煽情、恶俗炒作、群体极化、遮蔽重大议题、新闻敲诈等是中国媒体2014年比较突出的10大传媒伦理问题。我们如何运用“原生规范”（protonorms）来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它推动着媒介伦理向前进。
　　抄袭侵权、暗访报道、报道煽情、遮蔽重大议题，都可放置于“真实”这一准则下，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职业问题的理解。而恶俗炒作、群体极化、新闻敲诈等问题，可以归置于“人类尊严”这一准则下。那些坚持人类尊严职业准则的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会发现这些做法不可接受。
　　把上述这些问题看做最严重的道德问题，中国并非特例。在媒介伦理中，我们通常强调的是真实，后来则更着重人类尊严，而“非暴力”这一准则被弱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有人进行和平新闻和冲突研究。有时恶俗炒作也被看做是对非暴力准则的违背。伦理理论家们会提醒我们，在这里媒介道德存在盲点。媒体中的暴力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导致了社会的崩溃，如过分戏剧化的战争报道、国际关系中的冲突报道、对仇恨言论的传播、娱乐节目中的过分暴力、游戏节目中的暴力等等。当然，冲突为电视新闻和新闻摄影带来引人兴趣的视觉效果，而社会冲突是生活的事实。对这一问题的对比性研究会帮助我们找到媒体在非暴力准则下更好地处理冲突的方法和路径。
　　
五、玫瑰花丛在北极圈无法生长，而伦理也不能在技术统治的世界繁荣
　　▲：法国哲学家雅克·依路对您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影响。您曾经提出依路反对的不是技术产品而是技术主义。在您看来，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哲学？
　　●：你对技术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你问题中所提到的雅克·依路的观点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足够长的回答。
　　在进行媒介伦理研究时，我们一般关注的是“伦理”部分，通过理论和研究尽力加深我们对伦理的理解。但我们应该给予“媒介”同样的关注。媒介本身就是技术化的，记者以及其他媒体从业人员都需要成为媒介技术的专家。众所周知，卫星技术和数字技术给媒介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技术革命是否为伦理研究设定了不同于印刷和广播时代的新议程？我们不能对伦理讨论精细，而对媒介却知之甚少。我对依路以及技术哲学的研究正是想在伦理研究中给予媒介相同的重视。
　　雅克·依路是法国社会哲学家，他在195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技术社会》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在今天比半个世纪前甚至更加热烈。依路关注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背后的机器化精神，也即生产率、产出及效率。技术社会的问题不是技术产品，而是技艺化。技术要求的是对工程技术的精通，而不是对伦理的专长。人作为目的在萎缩并且变得神秘化，而工具世界却不断扩大、加速。在技术社会，效率和技艺变成了生活的哲学，不断侵蚀我们的精神。机械化的思维模式成了人类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主要秩序。就像鱼活在水中，人类被数据、网络、电子化的声音和图像包裹。当技术占据了我们的经济、政治，道德生活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效率的孜孜以求剥夺了我们作为人的自由。在教育领域，人们认为新潮的技术比小班授课和训练有素的教师更为重要。记者们认为那些能被技术视觉化、戏剧化地传输的信息比那些不那么热闹的事件更具有新闻价值。
　　从依路的视角看，媒介技术是技术化现象的亚系统。在技术化时代，传播媒介从整体上代表着意义世界。媒介技术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传播系统才是技术活动的最隐秘主题。当今天的网络技术为我们描绘世界，影响我们的决定，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时，它其实在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向。技术告诉我们新闻应该是什么样子、广告应该被设计为什么样子、哪种电影可以吸引最多观众、哪些社交网络值得跟随。另一位法国技术理论家鲍德里亚在其著作《仿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媒介技术的密集发展把我们从现实带到了超现实，人类变成了电子网络上的模块，由代码和信号组成的网络世界变得如此无处不在，以致我们把拟像当成了我们所生活的现实。
　　依路常常被认为是悲观主义者而受到排斥，所以我很高兴你把技术和技术主义区别开来。依路的确不反对技术产品，他并不排斥电脑，也不排斥乘坐飞机以及其他新发明。他关注的是对技术的崇拜，也即他所说的“技术主义”。他担心的是技术被置于神圣的地位，变成了上帝，消耗人们的时间和资源。对全球不同地区大学生的研究显示，他们每天使用电子技术设备长达8个小时。依路会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未能合理使用技术装置的“技术主义”。当人们如此着迷于技术时，人的价值和想象被置之不顾。如果新闻记者也被技术主义所裹挟，设备将变得强势，什么是“好作品”取决于他们使用的技术。
　　但依路只是我所感兴趣的技术理论家中的一位。我是从更广的范围对技术史和技术哲学感兴趣。在我看来，技术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除非我们能脱离工具主义，否则就不会取得媒介技术和伦理之间的平衡。
　　工具主义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具有自身的特点。技术被机械地理解为不承载价值观的工具。技术的好与坏取决于使用。按照这种观点，一把刀子在罪犯的手里带来的是伤害，换到医生的手里带来的则是治愈；核技术既能摧毁世界，也能温暖世界，一切取决于人的选择；计算机数据系统既能为北京国际机场提供调度，也能给基地组织通风报信；如果电脑游戏太过暴力，我们责备的不应该是那些设计和生产它们的人，而是使用它们的人；网站既可以讲述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可能散布恐怖主义的仇恨言论。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技术产品是独立的，不存在内在的价值观或偏见。
　　技术中立的观点似乎不证自明，很多传播学理论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在美国，香农和韦弗的著作《传播的数学理论》就持工具主义。以赛亚·德叟拉·普尔在《自由的技术》这本书中创造了“网路空间”这一概念，提出技术系统超越政治控制。尼葛洛庞帝的畅销之作——《数字化生存》也具有工具主义传统。功利主义伦理更是建立在媒介技术是既可以服务最广大群众利益也可能带来巨大伤害的中立性工具的假设之上的。
　　而技术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这种遍及东方与西方的中立观点的批判。按照工具主义对技术的定义，工程师和科学家豁免了责任。工具主义的技术哲学将科学力量和财政资源引向高科技，引向对工具的能力和速度的提升，却忽略了对其可靠性和所付出代价的关注。工具主义寻求通过机械手段解决问题。职业的提升被认为是对更好工具的需求而非职业伦理的教育。工具主义也会带来高科技国家的殖民和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发展的依赖。
　　21世纪的国际化媒介伦理需要完全不同的技术认知。中立的观点并不正确。工具主义视角必须在整体上，而非部分观点受到质疑。人本的技术哲学反对工具主义持有的工具-目的二元论。从卡普拉（Frijtof Capra）的《物理学之“道”》到海德格尔的《技术之问》，人本的哲学传统可以在不同国家找到。在这种哲学之下，人并不独立于技术而存在，技术和人的存在相互混杂。技术时代并不外在于人，而就是人类的家园。技术不仅仅是工程学和科学，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我们作为人类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中，当技术理性和机械主义占据主流，人类的存在也变得技术化了。照依路的说法，就是效率和机器化的程序重塑了文化和社会，技术的律令变成了人类的律令。
　　当我们从人本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技术时，价值观不再处于边缘，而是像技术之于工程师那样，处于中心地位。电子设备不再被崇拜，非技术化的传播受到同样的重视，如艺术、音乐、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而在媒介伦理研究中，视技术为中立的功利主义路径被抛弃。如社区媒体是一种人本的技术，通过在地的技术和在地的人民传达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改变技术的含量和速度是有意义的，高科技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成就。
　　同时，相比工具主义的观点，人本的技术哲学从更广的视角描述社会变迁图景。如阿诺德·佩斯(Arnold Pacey)认为，工业化社会的技术建立在认为资源无限、技术进步优先的信仰之上。对类似社会价值观的变革将会带来一个更人性化的技术社会。例如在医药行业，医生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病人的权利、社会工作者的建议以及家庭的优先考虑互相补充。如果我们严肃对待人本的技术哲学，就需要做更多的历史研究和质化研究。我们应该对媒介化传播和人际传播做更多对比性研究，用人际传播、面对面传播中的优点与特点为评估印刷、广播、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媒介化传播的有效性设定标准。沃尔特·翁在其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曾对印刷媒介和人际传播的特点进行了极富创见的对比。
　　传媒业需要复杂的技术，就像医药行业需要精密的技术一样。因此我相信技术哲学对于这个行业有特别的帮助，帮助我们避免工具主义，教导我们如何奉行人本的技术哲学。而我自己也正在写一本关于媒介伦理的书，把技术哲学融入道德哲学。
　　
六、道德相对主义是技术时代的最大危机
　　▲：您曾经说过，在技术崇拜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是对规则的违背而是“无规范的真空”（the vacuum of normlessness）。这里“无规范的真空”有何深意？是什么带来了这种“无规范的真空”？我们有无办法克服它？
　　●：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我的诸多著述中选出“无规范的真空”这一点表明了敏锐的思考力。我真心认为它是工业化时代的危机。今天的媒介伦理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你上面提到的中国媒体的十大道德问题都是不易解决的难题。在全世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如“无规范的真空”严重。
　　我所说的“无规范的真空”，指的是认为每个文化具有自身特征因而不存在任何规范的相对主义。如果这种观点是真的话，那么跨文化的伦理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无规范的真空”可以做以下解释：技术社会的机器式的效率和道德判断互不兼容。工具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相互冲突；当技术发展变得狂热，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时，道德观只能屈居边缘。然后，目标、理想、目的被埋葬于追求工具进步的繁忙之下。生活变得“去道德化”，失去了道德准则。“规范”（norm）成了一个外星词，遗失在科学和工程学的语言中。生活中存在各种非道德，如谋杀、欺诈、残暴、谎言，针对这些特定的非道德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和警察来惩戒。当规范只能创造混乱或被认为毫无意义时，社会则将身处黑暗。
　　“去道德”（amorality）是个合适的词，可以用来形容技术崇拜带来的无道德真空。区分道德类别和确立伦理准则被看做浪费时间、过时做派和无关紧要。在技术崇拜的时代，道德的卓越被技术的卓越取代。当效率、速度、生产力统治一切，基于人类生活的道德只能枯萎。玫瑰花丛在北极圈无法生长，而伦理也不能在技术统治的世界繁荣。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就是：这样的社会传播得越多，在伦理方面失去的就越多。在创造诸如数字化秩序等专业机械系统的过程中，道德的维度消失了。在技术化时代，逃脱道德标准和拒绝承担责任成了社会的时尚。
　　“无规范”（normlessness）是相对主义的另一个代名词。从19世纪的尼采以来，认为在上帝已死、意义皆无的世界里，道德只是幻觉。世俗化世界对于人类为何存在的问题没有基本的答案；因此人们只好把自身看做没有善恶之分的存在。道德已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美学的价值观。在尼采所批判的当时的欧洲工业世界，宗教衰退，其相对主义的观点对于工业化的西方具有特别的意义。而“无规范的真空”把技术社会当做其框架，适用现存于世界不同地方的技术社会。
　　相对主义和无规范都会导致文化的相对性。在全球被进一步理解的今天，人们强调的是本土空间和当地语言。正确和错误常常被看做某种文化的内部标准。当然，不同文化拥有自己独特的美，人类生活也的确异彩纷呈。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必须和哲学的相对主义区别开来。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社会学和语言学现象，并不同等同于道德相对主义。众多习俗的相对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习俗都是相对的。虐待儿童被所有已知的文化所谴责。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假如文化的差异性变成一种道德，就意味着不管多么邪恶，一个社会的规范和实践都是可接受的。“实然”和“应然”分属不同的领域，把两者等同起来是犯了逻辑错误。
　　你最后问到我们能否克服这种“无规范的真空”，是的，我们必须问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而不是置之不理，彻底倒向相对主义。“抚养一个孩子需要集合整个村庄的力量”这句名言可以用在这里。可信的媒介伦理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我们既需了解日常的伦理问题和制定新闻业具体伦理规则的新闻从业人员，也需要教授伦理学的教师、称职的学者；只有各方合作，才能发展出丰富的、本质的、可持续的媒介伦理。
　　除了热情欢迎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研究的加入，那些没有完全倒向技术、没有被尼采的世俗主义所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媒介伦理值得我们近距离聆听。例如加纳大学科瓦西·维尔都（Kwasi Wiredu）的著作《普适与独特：非洲视角》，这本书充满智慧，同时讨论了本土问题和全球议题，却不被尼采的相对主义或技术社会的无规范所羁绊。
　　
七、波特方格：“我们正是在弹奏七弦琴的过程中学会七弦琴的”
　　▲：及时性是新闻的重要特征，但伦理决定恰巧需要谨慎与耐心，比如您所提倡的波特方格式的推导。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如何能调解这个矛盾？
　　●：是的，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解决。波特方格提供了四个达到合理结论的必要步骤。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要求的记者来说非常关键；对于那些确定自己的伦理政策和规则的新闻机构来说也很有必要。这里没有捷径。
　　第一步是了解所有的相关细节。第二步确认重要的价值观念：职业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道德的。第三步是理论阶段，我们了解不同的伦理理论并选择最符合当前情境的适当理论。第四步质询的是我们的忠诚对象——谁将从我们的行动中获益，谁将受到伤害。只有通过这四步骤，我们的决定才是合乎伦理的。
　　的确，谨慎和耐心对于伦理来说非常必要，而及时性是好报道的基础。有时及时性会变得失去控制，新闻记者可能在细节被确证之前就刊发报道。即使记者们真心希望自己合乎伦理，但报道的需要不允许他们做出合乎伦理的决定。
　　但我相信这一难题仅存在于媒介伦理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学习和练习这些准则后，新闻记者们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行动。亚里士多德和波拉尼从不同的方面解释了理论和实践的融合。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道德美德是一种在推理基础上做出选择的习惯。正是通过不断的推理我们学习如何变得富有美德。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正是在弹奏七弦琴的过程中学会七弦琴的”。我们通过锻炼获得健康，通过培养良好的习惯变得合乎伦理。合乎伦理的人并不只是在危机来临时才做出好的选择，只有不断地进行相关的伦理练习，人们才能在抉择的关键时刻有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当我们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和他人和平相处，才能在参加抗议集会的时候依然和平地前进。之后我们才能讨论和思考在政治抗议等特定情景下保持一贯的和平，采取正确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人，但他谈论的是普遍的人类生活和行动。那些在家庭和工作中诚实、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给予对方尊严、将非暴力纳入日常行为习惯的新闻记者们，会很好地处理新闻的及时性和伦理的谨慎性。
　　迈克·波拉尼是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授，他提出通过“隐性知识”来解决这一难题。科学知识并非价值中立，社会知识也不只是推理的产品；所有的知识都渗透着激情、预设和信仰。我们知识的基础都深藏于内，所以波拉尼用了“隐性”一词。我们的知识涉及非显性的、常常不可言说的信仰，对于显性知识的发现过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过长期练习的钢琴家能够毫不费力地弹奏和谐的音符。经过无数重复的运动员可以轻巧地快速做出正确决定。尽管伦理推理涉及多个有意识的步骤，如果我们长期练习这些步骤以指导我们的结论，显性过程和隐性过程互相交织，做出合理的决定将成为一种模式，指导我们在需要即时反应的新情境中做出正确选择。
　　
八、中国与世界：全球媒介伦理正在由冷变热
　　▲：琳达·斯特纳教授曾说：“普适伦理是个‘冷’概念，克里斯琴斯长途跋涉使之变得温暖。”这是一个很感人的表述。而您确实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讲学、讲课和交流，以推广普适伦理。在这些全球化学术交流的基础上，您会如何总结和评价全球媒介伦理的发展现状和现实障碍？
　　●：谢谢你在这里提及斯特纳教授关于我捂热一个“冷”概念的观察。发展不同的普适性伦理是我的首要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过对话。例如，我们有五位学者合作发起了全球媒介伦理圆桌会议，轮流在世界不同地方举行。在这一系列圆桌会议上，当地学者领导大家讨论普适伦理在当地实践的可能性。会议讨论的结果以书或期刊专辑的形式出版。圆桌会议的宗旨就在于整合本土背景，推广普适伦理。目前，全球媒介伦理圆桌会议已在南非斯泰伦博斯、印度德里、阿联酋迪拜和中国北京举行，其他更多会议正在计划之中。
　　正如你提问中所说，全球媒介伦理正处于从冷到热的过程。我相信比较性研究、非西方理论著作的出版、强调全球视角的教学都会帮助我们发展全球媒介伦理。现在大家已经广泛接受普适伦理研究是适当的，绝非浪费时间。当然，西方伦理模式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征长期存在，不易克服。全球化思维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也绝非易事。而新闻记者的时间和精力常常被各种各样的本土性问题占据。不少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把普适伦理误解为西方的绝对法则。我们这些致力于普适伦理的学者们依然需要充分展示普适伦理和西方绝对法则的不同，以及普适伦理如何和为何推动了媒介伦理的发展。当普适伦理被证明能够促使媒介伦理的发展超越医学、法律等其他职业伦理时，它也许会从“暖”变“热”。
　　▲：我非常欣赏您这两个观点中体现的智慧：“文化需要自身价值观之外的规范，以达到自我批评”；“道德责任产生于社会链接，而非抽象理论”。在全球视角之下，您将会给予中国学者和中国媒体哪些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推荐不同社会层级的合作？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力度和深度，我很高兴能够回答它。
　　你的第一句话好比将两条轨道并行放置，这样做非常正确。规范超越自身，但它同时诞生于特定文化之中。而这两个观点体现了规范的复杂性。的确，我认为规范是评判日常实践质量的理想标准，但这些规范并不是脱离人类行动的天外来客。数位学者为你提到的这两个观点辩护。比如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社会需要理想的、达到互惠与平等标准的言论环境。孔子则倾向后一个观点，认为平等和谐产生于社群之中。我把孔子的思想当做基础理论。我认为对于规范而言，外部维度和内部维度都是真实的，我很欣赏你把它们称之为“智慧”。
　　既然我们都同意我们需要的媒介伦理既是外部的又是内生的，中国应该继续当前在媒介伦理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在这里我不想显得信口开河。相对主义者坚信内生的东西变成外部的东西时，总会产生胡言乱语。在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信仰形而上学的时代，文化之外的规范可以作为一个测量自身文化的拐杖这一点没有争议。因此推荐中国继续当前的道路并不保证中国媒介伦理在未来十年能够解决上述两个并行观点所产生的紧张关系。但中国显示了在伦理方面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潜力。中国媒介伦理方面的学术文献和教材正在日渐增多，政府的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新闻和媒介课程中的伦理教育，新闻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的伦理会议也在不断召开。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打开了以新的方式理解媒介-政府关系的大门，并认真对待媒介伦理研究。其中比较性研究照亮了新闻实践走向正直与理想的道路。媒介伦理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也在不断增多，这一点非常重要；医学伦理和法学伦理在伦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两个专业都要求学生进行三至四年的高阶段学习，从而比较完整地发展社会-专业之间的良性关系。
　　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热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伦理的发展是一种抑制。技术哲学发展史上不乏经济-技术工具的精密使得目的世界的发展困难重重的例子。中国对工具性的追求可以理解，并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但其负面效果可能导致伦理的边缘化，这种情况也是技术化社会的常态。相比美国，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显得更为克制。这种克制也许恰恰为中国的教育、文化和人文科学留出资源空间，而这些都是媒介伦理发展的基础。
　　但正如你的问题所提示的，除了继续促进伦理的发展和阻碍技术崇拜的成长，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做。融合内外规范的最好途径是发展绿灯伦理（green light ethics）。绿灯伦理关注的焦点是道德英雄，而红灯伦理关注的焦点则是道德失范。绿灯伦理会激发人们的热情，红灯伦理提供的则是警告与命令。帕特里克·普拉森斯（Patrick Plaisance）的新书《媒介道德》研究的就是新闻业和公共关系行业的“道德榜样”。绿灯伦理并不是对邪恶不加理会，但特别关注的是那些负责任的个体和传媒机构。我们对“好的伦理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了解和讲授得越多，我们就能够在新闻业内和整个社会越好地传播产生和坚持道德责任的途径与理念。■

甘丽华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 / 甘丽华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系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