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学界，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多年后递出一份辞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乎，他们开始了另一段求学生涯，最终选择高校作为落脚点。那么记者和学者的职业体验有何不同，前者对后者会有何影响呢？4月20日起本刊微信订阅号推出“从记者到学者”专题，先后邀请了15位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学者，分享他们的感受。该专题推出后在“圈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现摘编集结诸位学者的部分观点如下，如需阅读原文可扫描二维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海燕：就我而言，记者出身使我比其他学者少大约10年的学问积累，那么，你的优势究竟在哪里？答案是，新闻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读博士的那几年，我很少困惑于没有好的研究问题，对时事的敏感和对宏观背景的理解使得新闻人出身的学者能够从个人经验出发迅速找到有意思的研究问题，而且往往有着宏大的社会关怀而非囿于纯理论框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工作节奏上，杂志社像在跑四百米或一千米——有时间的压力，但不太慌张；不用太久，任务就终结。而对于年轻老师来讲，大学工作更像马拉松，长到不知道公里数的那种——你刚想狠狠喘一口气，另外一堆事务早压了过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王海燕：与我的博导李立峰谈论媒体和记者，常常会令我为自己的琐碎和在现实中陷入太深不能自拔感到绝望，也常常让我深深地怀疑曾经的记者经历对自己的学术也许不是帮助而是羁绊，像一只想要飞却飞不起来的鸟，因为它的翅膀沾上了太重的现实的水汽，它扇动得很辛苦，它得先想办法把自己晾干。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陶建杰：记者和教师，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一个优秀的记者，如果想成功转型为教师，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观察，除了已有的那些优势外，以下几方面的调整很关键。调整的好，角色转变会较顺利，调整的不好，当了老师也挺痛苦。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红义：记者和研究者都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努不努力看他的报道或论文便知道了，只不过前者要通过扎实的采访与众多消息来源对话，后者则要通过阅读文献与众多同行进行理论交流。记者和研究者也有各自的焦虑之处，前者的焦虑在于如何找到好的选题、如何实现采访的突破，后者的焦虑则在于有没有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有没有看过好的文献、有没有写出好的论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庄永志：我常与学生共勉：要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通过突发新闻服务公众减少灾害损失，通过时政新闻帮助公众促进政治更加透明，通过公共政策报道支持公众参与政策表达。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系主任甘丽华：从记者到学者，在我看来并非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至少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选择告别既定的、熟悉的“舒服区域”，重新学习、再次出发；选择尝试将多年的社会观察上升为思维的辨析和理论的总结；选择为现实的困惑寻找可能的出路。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我自知，当记者时，不是个好记者；做老师后，也不是个好老师。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我好像不是新闻中人，也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总有人生问题关联着社会问题，推着我来回折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徐笛：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更像是一部“自我民族志”书写，记者的故事我都曾经历，他们的困惑我也感同身受。不同的是，理论的积累让我的困惑开始减少，我更能有力地解答困惑背后的成因了，也因此更了解自己。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师周叶飞：调查记者的职业训练让我更容易形成这样的警醒：对常识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时刻去质询它。法国史学家傅勒倡导历史研究中去掉“常识意义”，还历史学家“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做新闻如此，做学问同样也是如此。
　　复旦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邓建国：作为学者，是做“刺猬”还是做“狐狸”，我这种内心的矛盾却一直挥之不去。我觉得自己一直是狐狸，也非常喜欢做狐狸，但是偶尔也有兼做刺猬的欲望。我深知，广度和深度两者不能兼具，所以只能以“传播学是十字路口的学科”，它就是“杂”来聊以自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刘津：你受不了学界对业界妄加指责，也看不惯业界对学界不屑一顾。这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是个摇摆在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夹心面包”。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白净：这学期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运营微信公众号，研究新媒体写作，组织学生探索如何做好电商编辑，寻找新闻传播与电子商务的连接点。在新媒体方面，学生是我的老师。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不少人说起博士毕业后留高校工作，似乎都乐于解释为“高校稳定”。但对我而言，“稳定”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谭天：有思想力的人才能潇洒地行走在学业之间。不少人认为做学术很苦，但我却乐此不疲。我鼓吹“快乐学术”，我认为如能摆正心态，淡泊名利，找到方法，就会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