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珊珊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原摄影部主任、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原副主席。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三十年来，贺延光曾4次获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前身）摄影奖；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专题照片：SARS病房、《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1998年抗洪期间拍摄的《长江九江段4号闸决堤30米》）。“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是贺延光从事摄影工作所奉行的理念。
　　前不久，笔者对贺延光老师做了专题访谈，他对自己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三十年中，有关会议新闻摄影的经历和心得做了回顾和总结。此文根据访谈内容整理而成，并经贺延光本人审定。
　　会议新闻是时政新闻的一种，从会场布置来讲，主席台、座次安排、会场布置等等，程式化非常明显。而中国记者在报道会议新闻的时候，也是严格遵循这套规则——以主要人物为中心，形式上非常刻板。所以中国的会议新闻照片，好的不多。
　　其实《中国青年报》采访会议并不算多，但在我刚当记者的那一段，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正值国家改革开放。“文革”结束后，有很多问题积重难返。但打倒“四人帮”之后，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他们开始严肃地面对中国问题，开始探讨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他们表现出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开始当新闻记者，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摄影记者可以看到国外的新闻照片怎么拍，以及怎么样拍出来更好看。
　　原来摄影界有一个说法，比如我这个照片拍得不太好，我会跟别人解释，这不是我的“作品”，这是我的“新闻照片”。好像大家从心里觉得新闻照片就应该拍不好似的。实际上，经过这几十年，现在来看，会议照片最难拍，但会议照片也最可能突破。正因为它难拍，所以突破的机会更多。
　　
用镜头记录民主的进程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参加了不下六七次全国党代会、全国两会。我第一次采访两会是1988年。一进大会堂，在一楼代表席就可以看见，走廊里每隔十几米就立着一个麦克风。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直到那天，代表们表决通过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的时候，代表席中突然有一个老先生大喊“我反对”，然后就离开代表席，几步走到麦克风跟前。他在麦克风前发言，嗓门很大，全场震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个麦克风是供代表随时发表不同意见用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代表叫黄顺兴，他当时说：“我反对周谷城老先生就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谷城老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已八十有九，应该好好休息，把这个位子让给更年轻的人。”周谷城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当时在民主党派很知名的一个人物，黄顺兴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那天上会时我正感冒发烧，穿着一件厚毛衣。本来我低着头蹲在第一排和主席台中间的走廊里，后面一声“我反对”传过来，我抬头一看，立即把毛衣一脱，扔在地上，几步奔到话筒前，迅速拍了几张。其中最有名的一张就是第二天刊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上的《民主进程》。拍完黄顺兴，我立即回头拍主席台，那张照片叫《倾听反对意见》，是我近几年才公开的。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杨尚昆都抓起助听器往耳朵里塞。主席台前面是习仲勋主持会议，也很注意地往下面看。很显然，黄顺兴的这个反对意见引起了主席台领导的高度关注，他们大概也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民主进程》这张照片，画面上用广角镜头把环境交代清楚——这是在人民大会堂，在人代会的现场，正因为是在这种环境下，发表反对意见才有意义。新华社记者还专门为这一新闻写了一篇文字特写，但多数媒体没拍到照片，我的这张《民主进程》几乎成了独家发表的照片，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因为当时会议已经开到中午，国内记者很多提前退场了。一是早点退场交通相对更顺畅；二是大家也觉得选举就是按程序走个流程而已，不会发生什么新闻。但谁也没想到，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中国妇女报》摄影记者陈炼一也拍到了这个镜头，但是他拍的是黄顺兴的竖幅特写，缺少对背景环境的交代，新闻过去后单独再看照片的话，可能会产生疑惑。
　　《经济日报》摄影记者邓维没能拍到照片，后来他也很懊悔，他说因为这件事情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耳光。
　　新闻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是无法预判的，所以我的习惯一般都是在现场耗着，直到会议全部结束。就像我每天出门一定会带着照相机一样——可能100天里有99天根本用不到，但如果有一天你遇上突发事件，手边没有照相机可不行。你是干这个的，不仅仅是发烧友，否则就太不专业了。
　　
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的故事
　　我拍完了这幅照片，后来在写文字说明的时候查找了黄顺兴的资料，发现这个人曾当过台湾民选“县长”，当过台湾的“立法委员”。除了这次，黄顺兴还有过几次“异动”。有一次会上，大家正要投什么票时，他忽然站起来发表意见，要求会场建立“秘密投票处”。
　　我的记忆中，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引起全场哗然，有笑声，有鼓掌，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是很理解。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秘密投票处”这个说法。
　　不过后来人民代表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走廊尽头的幕布处设了几个秘密投票处。不过在投票的时候，全场两三千名代表，绝大部分人还是坐在桌子边填写选票，只有少数几个人拿着选票大步走向秘密投票处。这仍然引起全场哗然，有赞成的，也有不屑的。可见，当时很多人还没把投票当成多神圣的事儿，也没有当成自己的一种权利。
　　后来在1992年3月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人大表决三峡工程提案的时候，黄顺兴也站出来反对通过三峡工程提案，那时也有照片记录。但黄顺兴最后站起来发表反对意见时，话筒被掐断了。他还在底下反对呢，这边关于三峡工程提案的表决已经通过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黄顺兴愤而离席，不久后即辞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
　　
1988年的两会现场
　　《胡耀邦和邓小平》是1982年共青团十一大开幕时拍摄的。当时我还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北青报”那时是家小报，小报记者出去见到大报记者常有自卑感，能进大会堂就算不错了。所幸那时候管得也不严，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挤在主席台前按了两张，刚按完快门，就被警卫赶到了后面。所以拍这张照片也比较偶然。
　　我在1988年拍了很多有意思的照片，比如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换届选举时拍摄的《交班》，这张照片曾公开发表过，但发表时没有附上解说文字。照片拍的是新选出的国家主席和老的国家主席交班、拥抱。我写的解说文字是“79岁的李先念把这个位置交给了81岁的杨尚昆”。
　　1988年，我还拍了周谷城的照片。在黄顺兴反对他就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之后，周谷城出席民主党派的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时长近两个小时，周谷城已经89岁了，他坐在第一排时就在打盹。我就站在他的前面拍照，他一边在打盹，一边又在控制自己别睡着，所以我拍照的声音就被他听见了。他看了下，从包里拿出一副墨镜戴上，这样他打盹不打盹你就拍不出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氛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记者还是很踊跃的，胆子也很大。比如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我自己都忘了，结果多年后碰到《解放军报》的一位副总编辑，他说他记得我曾经在两会上拍过一个代表团小组讨论的照片，天津科技界的女代表侃侃而谈，而她旁边坐的体育界代表睡着了。当时我拍这幅照片的意图是表达代表之间没有共同话题，如果以后能按照界别来分组更科学一些，可以让代表们在讨论中有共同话题。我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记者是很活跃的。
　　再比如邓小平掐烟的那张照片。如果注意的话，那时候邓小平的沙发旁边、茶几底下，都放着一个痰盂，因为抽烟就得吐痰嘛，但这个其实很不文雅。但在那个时候的新闻照片里，这些都可以看得见。
　　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抽烟，台下有位代表让工作人员递了张字条，工作人员就递过去给坐在主席台上的赵紫阳。赵紫阳打开纸条一看，笑了一下，又把纸条给到旁边的邓小平，邓小平一看，是代表给他抽烟提意见，建议他不要在大会堂里抽烟。他也笑了一下，然后把烟掐灭，放到烟灰缸里去了。从此以后，人们在公开场合再也没有看到过邓小平抽烟。当然，邓小平戒烟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后来知道这位人大代表叫红线女，是著名的粤剧演员。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还有没有代表敢给主席台上的人递字条？
　　
在习仲勋的被窝里装胶卷
　　我也曾在中南海里拍照片。有一次，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上世纪50年代团中央青年垦荒队队长杨华。因为是个小范围的接见，别的媒体都没去，只有《中国青年报》的两个文字记者和我去了。
　　接见的前一天我就得到通知，所以准备得比较充分。那时候还是用胶片摄影，我把照相机的电充得满满的，胶卷也换上了新的。差不多还差十分钟接见就要开始的时候，我准备先试一下胶卷。按动快门之后，相机左边的轴不动，但是照相机响了，右边的数字也变了——这意味着因为相机电充得太足，胶卷脱钩了。当时我的汗一下就出来了，没想到做这么充足的准备，劲儿使过头了。还有10分钟胡耀邦就要到了，现场又没有别的记者。我需要做的是打开暗盒盖，把胶卷重新挂到齿轮上，但这个过程要在暗房里完成。可是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哪有黑的地方呀？我急得满头大汗，赶紧找到中办的工作人员。我说能不能找一个黑屋子，需要重新装上脱钩的胶卷。
　　工作人员和气地说了声：跟我来。带着我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不大，有个套间，套间里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写字台，此外再没别的了。工作人员说你把被子拉开，在被子里把胶卷重新装上。胶卷很快装上了，也没有耽误拍照的正事。后来工作人员才告诉我，这是习仲勋的办公室。
　　我现在也老是回想这件事情，同样的事情如果在今天发生怎么办？很可能没有人会帮你，你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工作，那是你自己活该。这件事其实不大，但是真的能体现出那时候高层人物和底下的这种关系。
　　
拍“胡连会”的那些事
　　《中国青年报》有个传统：谁的照片拍得好就用谁的。如果本报记者拍得好就用本报记者的，不会用新华社的通稿。
　　我拍的《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最后照片得奖，实际上拍照背后的过程更有趣。
　　连战要到大陆来，并非突发新闻。他来之前我知道，但是《中国青年报》有没有采访名额我不知道，报社有名额，能不能让你去，也是个问题。那时候，我是摄影部主任，不能什么好事都是你主任去啊，有很多年轻记者也很优秀，你得给年轻人留机会啊。
　　也许胡锦涛、连战作为国共两党领袖第一次会见，影响太大了，所以可以去采访的媒体范围中包括了“中青报”。领导拍板说，贺延光你去，这事儿才算定下来。我去之前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拍这张照片：一个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国共两党60年前，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即便前些年台湾还公开抗议大陆方面试射“飞弹”（导弹）呢！但是现在，海峡两岸执政党的主席要见面了，是个大事。
　　连战来大陆的第一站是南京。我没有现场活动的采访证。连战下飞机，电视在直播，我就坐在酒店里看电视直播。我知道第二天连战要拜谒中山陵，而且听说国民党方面要求不能清场，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作为游客进去。
　　我找了南京一家地方媒体的摄影部主任，希望他找个记者帮我带路。他说行，马上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找人。我坐在他旁边，听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儿，他对着电话说：“哎呀，要向贺老师好好学学”。他放下电话，我说不要这个姑娘，太年轻。你给我找一个也没有记者证，但同样想进去拍的、资深一点的记者。他想了想，又给一个叫泱波的小伙子打了电话。很快，那小伙子就骑摩托车来了。见到他我说先吃饭，吃完饭再商量。他说不吃饭了：“贺老师，下午我还要准备两条黄丝带，就是系采访证的带子，到时挂在脖子上，让人猛一看好像是随团记者，没准能混到跟前”。我心想这个小伙子找对了！
　　第二天中山陵一开园我们就进去了，的确没有清场，但连战近身区域都有警卫人员包围，无法靠近。有一次我都已经钻进警卫圈子了，又被警卫人员给揪出来。他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是记者，他就要查我的记者证，我怕露馅，就赶紧钻出来。所以连战上台阶的时候我没拍成。然后我就想着，找个制高点，等他下台阶的时候再拍。结果下台阶正对面的大影壁上，人已经站满了。站在上面的几个老记者认识我，看到我就打招呼，然后又向旁边几个记者喊道：“贺延光来啦，哥儿几个挤一挤！”说着伸手把我连拉带拽上了近两米多高的平台。
　　几分钟后，连战开始下台阶。下台阶时，他们都是低着头走路，这时我们拍到的照片也都是低着头的，效果不理想。现场有台湾记者、港澳记者大叫一声“连主席”，连战闻声抬头、挥手，就两三秒，但是照片就拍上了。所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见报的照片效果还是不错的——照片背景是中山陵，连战及其随同人员依阶而下，连战还向着镜头招手，旁边是人群。
　　回到北京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拍摄“胡连会”。领导人会见，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握着手，笑容面对记者的半身像。如果按这种模式拍自然十分简单，但缺乏象征性的意义。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毕竟是中国人打破坚冰的福音，海内外所有华人都明白。
　　第二天上午，连战到北大演讲。连战在台湾国民党政坛被认为是个“木讷”的人，但他竟然在北大侃侃而谈，而且讲得很不错。全场热烈鼓掌，他的夫人激动得从位子上站起来当众上台亲吻他。演讲结束，我也拍完照了，回到车上，司机也说刚在车上听了广播，觉得连战讲得真好。
　　接着我们马上往报社赶。回到报社，我让司机赶快吃饭，自己上去储存数码相机里的照片。司机给我拿了一盒饭到办公室，我说没时间吃了。司机很疑惑，说：不是下午3点才开始么？我说要去占位子，你去晚了一分钟，在中间找不到位子，站在侧位，就没办法拍了。
　　就这样抓紧，到了大会堂之后，我前面还有两三个外国记者，他们嚼着面包，摄影包在地上放着。本来是提前一个半小时进行安全检查，后来发现排队的记者很多，中外摄影、摄像记者不下三百人，于是提前半小时放记者进场。过了安检之后，我拿起镜头和相机就开始跑。去到现场一看，给摄影记者预备的是照合影的那种铝合金梯子，一共四级台阶。最中间的是给中央电视台预留的机位，大约一两米见方，谁也不能上去。几分钟后，梯子上就站满人了，并且位子还不够。不久，工作人员又推出同样的一组梯子，放在中央电视台机位的后面。我一下就蹦过去，站在梯子的最高一层。我考虑，从上往下拍，背景比较干净。如果我站在第一层拍，背景就完全不一样了，警卫人员、其他工作人员、门和窗都会入镜；而从上往下拍就只有胡、连二人，背景比较干净。站好位子之后，就要干等两个多小时，喝水、上厕所都不行，只要你一走就没位子啦。
　　我这些年拍照片是不用闪光灯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新华社听一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女摄影师讲课，她当时37岁，连续三届在荷赛获奖。她说她15年没有使用闪光灯了。当被问到为什么，以及光线如果太暗怎么办时，她并没有正面回答技术问题，只说现场光线的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真实性的组成部分，能不用灯就不用灯。我觉得她一下说服了我，所以我这么多年也是不用闪光灯的。
　　但是“胡连会”这种情况，我一看就傻眼了。几乎所有记者都拿着闪光灯。这就意味着，在胡、连握手相见的瞬间，会有几百个闪光灯同时在闪。如果我不用闪光灯，快门开启的一瞬间都是别人的光，我拍出的照片曝光就无法控制。幸亏我还算有准备，犹豫了半天，还是把闪光灯从包里拿出来了。因为我常年不用闪光灯，现在的闪光灯又比较复杂，我都有点不太会用了。就利用会见前这两个小时，不断试验闪光灯。前面有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我就判断胡连大概的位置，不断地试。全光、半光、1/4、1/16的曝光情况下，闪光灯是什么效果。为了达到既要抓住主要人物，还不能有闪光灯痕迹的效果，我试拍了有50张照片。
　　会见开始了，胡锦涛先到了预定位置，他站在那儿，看着一侧的记者。时间不长，3点一到，另一边的门就开了，连战出来了。我的镜头一直追着连战走，走到两人一伸手，啪啪啪连拍三张照片。
　　照片拍完之后，很快胡、连二人就进入会场会谈，我们就进不去了，离开了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有两个年轻记者，都认识我。我就问他们拍得怎么样？两位年轻记者很高兴地回答说拍上了。给我看相机屏幕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半身握手的微笑像，就是很常见的那种照片。
　　我当时就问了他们一句，为什么不拍全身照？两个小伙子没有反应过来。我解释说，共产党、国民党过去60年刀光剑影，现在第一次见面，手要往一起伸了，腿要往一起靠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俩恍然大悟。
　　所以我说，摄影记者不要把技术问题看得太难，技术好掌握，反倒是你对事件的认识是最重要的。你对生活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
　　
毙稿风波
　　因为拍这张照片是事先有预判的，所以回到报社之后，我很快把照片以及标题和文字说明拿出来了。当时我们摄影部的编辑记者，还有报社的编委，都到我的房间里来看，一致认为这张照片拍得好。我心里也很踏实，觉得自己的想法实现了，把这事儿交给当时值班的图片编辑柴继军，就去和朋友吃饭了。没想到，晚饭还没吃完，编辑就打电话叫我回来，说是照片被总编辑毙了。因为新调来的总编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拍得太不正式了”。潜台词就是没有按照领导人会见的传统模式拍。
　　我不甘心，就告诉柴继军联系其他媒体，是不是愿意用这张照片。后来《新京报》看了照片，他们值班的几个头儿一致决定明天就用这张照片。
　　虽然照片刊发有了着落，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是“中青报”的记者，好不容易拍了一张自己也觉得满意，别人也觉得满意的照片，结果自己报纸没用。我又去找总编辑。当时的副总编辑何春龙，还有三四个人在场，都说这张照片好。何春龙就跟总编辑介绍，“中青报”有个传统，就是照片谁拍得好用谁的，不一定非用新华社通稿，如果外人比我们拍得好，我们就用外人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面对大家的七嘴八舌，总编辑也想了半天，最后说，既然你们都觉得好，那就用这张照片吧。我长舒了一口气。
　　后来我知道，那天副总编亲自做版，把《中国青年报》的报头缩小了一栏，腾出地方，把这张照片由四栏变成五栏，文字说明和标题一个字都没改，发了出来。
　　第二天我一上班，在电梯里，我们一个行政人员对我说，“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你要送我一张啊！”我刚到办公室，《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就从出差的西藏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是刚从网上看到照片的；接着，陆陆续续还有《工人日报》的记者、搞艺术的老摄影家给我发短信表示对这张照片的欣赏和肯定……
　　过两天开办公会，总编辑就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不太解放。他说真没想到，这张照片一见报，好评如潮。
　　过了十来天，宋楚瑜也来大陆。听去现场拍摄的记者说，在会场等待时，很多摄影记者都在议论贺延光的那张照片，说这次也要逮着那个镜头。我听了就笑，因为这不可能拍得到。上次是连战在走，而胡锦涛往前迎了一步。但是宋楚瑜来，胡锦涛是纹丝不动。况且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亲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背景完全没法比呀。
　　所以实际上，我讲的这个故事，是说明，摄影记者要去拍一个新闻事件之前，你要去了解它，而且应该比一般读者更了解，把背景讲清楚，新闻才有力量。如果我们不讲背景的话，光是拍照片，只能拍出一个情节，它会很单薄。
　　
如何在中国做个好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也要注意自己的文字功底。我刚当记者的时候并不注意这个，因为我觉得摄影记者的主要精力就是把照片拍好。在我当记者的时候，摄影部老一辈的摄影记者的名气也不小，在他们那一代也是业界中的佼佼者。但编辑部基本都是文字记者，有时候提起我们的老摄影记者也有些不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知道，他们觉得摄影记者文化太低，标题加说明文一共才一二百个字，摄影记者交上来时都有很多错别字、语句不通。
　　有一次记者部和摄影部开会，记者部主任郭梅尼对我说：“当摄影记者要两条腿走路。”这个话我记住了，后来我也特别注意文字方面的训练。一是我知道有的老摄影记者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在报社很少有什么发言权，甚至别人都不怎么尊重他；再一个我觉得摄影记者必须全面发展，因为很多时候现场就你一个人，文字记者都可能不在场，那你担负的任务就不仅仅是拍照片，而是把整个事件报道出来。
　　文字功底的训练，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看别人的东西，因为摄影记者的知识应该更杂，需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不像文字记者，负责哪个条线就关注那个条线的事情，摄影记者需要跟各个领域打交道。
　　另一方面，摄影记者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实际上，如果记者有想法的话，什么环境下都能拍出非常好的照片。我们说的“好照片”不是一般少男少女标准里的好照片，少男少女对于好照片的标准是拍得漂亮、好看，而我们的审美标准不一样，好照片的标准是真实、生动。这个标准对领导人也好，对普通老百姓也好，是一样的。
　　前些年，南方雪灾，温家宝总理去了湖南几次。有一张照片是拍到温家宝坐在火车上，目光严峻看着窗外，窗外都是冰花。有位随行记者拍了这张照片，但被毙了。后来，偶然在一次摄影记者聚会上，这张照片被《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王文澜看见了，问明这张照片尚未发表，就推荐到《人民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用头版半个版发了大照片，刊出后又得了几次奖。
　　我们讲“生动”就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要去刻画和表达人物的真实性格。比如关于新闻造假的问题，我们反对了几十年，现在都认为已经卓有成效，没有人敢弄虚作假了，但是一开重要的会议，网上、传统媒体上的照片，尽是在学习大会文件：农民在农田里学习，矿工在矿头上学习，战士就在操场上学习……明显是摆拍出来的。
　　我觉得在中国当记者，包括学新闻的人，需要了解好新闻是怎么做出来的，也需要了解在新闻史上著名的假新闻是怎么做出来的。在中国，你只有这两方面都懂，你才能去做记者。■
　　
周珊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