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鹤鹏 金兼斌
　　【本文提要】本文以柴静《穹顶之下》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等作品为例，分析了公民记者与公民科学的特点，提出公民科学新闻需要克服维护公共利益的道义制高点对科学报道专业主义的影响，需要尊重主流科学结论和重视文献证据，也需要避免情感的宣泄造成对权威结论的刻意对抗。
　　【关键词】公民记者　科学报道　专业化　穹顶之下　转基因　
　　【中图分类号】G212
　　2015年2月28日，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柴静发布了其自费拍摄的雾霾调查片《穹顶之下》。这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以罕见的调查深度和类似TED演讲的叙述风格，立刻在多个传播平台上引爆关注。有学者将柴静等人描述为公民记者的典范。①
　　而就在一年前，另一位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发布了其赴美调查转基因现状的纪录片，也引起很大反响。2015年3月26日，崔永元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发表有关转基因调查的演讲，并在现场与复旦大学生科院教授卢大儒发生辩论，这再次使其独立的转基因调查者的身份广受关注。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柴静、崔永元等前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使之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未经职业训练的公民从事报道”这一通常意义上的公民记者的概念，②但他们的行为显然契合个体公民为了公众利益进行新闻活动这样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记者的范畴。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柴静与崔永元引发热烈反响的公民新闻作品都聚焦于科技类题材，这既与西方公民记者与公民科学活动正在交融的趋势④相一致，也符合中国的社会运动多集中在环保和食品安全等领域，从而引发各种群体参与的传播行为⑤这种现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西方学者对公民新闻的研究，还是我国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探讨，迄今都鲜有涉及公民新闻与科学报道之关系这一话题的探究，就我们所知，也很少有对公民记者从事科学报道活动的实务研讨。
　　本文将重点探讨科学报道的专业性与公民记者之间的张力及交融。我们认为，尽管存在张力，科学新闻与公民记者仍然能在确保公众科学知情权及追求科学报道专业性的基础上交融。下面，本文将首先研究公民记者与公民科学的交汇。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公民记者在报道科学议题上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总结出公民科学新闻应该秉持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初步分析了柴静、崔永元等人作品的得失。
　　
一、公民记者的兴起及其与公民科学的融合
　　公民记者并不等同于独立于媒体工作的记者。实际上，西方新闻界一直存在大量非受雇于正规媒体的自由撰稿记者，在科技、健康等专业领域尤甚。但自由撰稿记者同样需要遵循职业记者的专业规范——包括客观性、中立性、报道平衡等——而且他们的报道仍然要依托传统媒体刊发。但公民记者则不同，其兴起与网络自媒体，尤其是博客和维基类媒体的繁荣密不可分。⑥因为自媒体缺乏组织性、机构性审核把关的特点，也常常让公民记者的客观性及权威性受到质疑。⑦研究发现，公民新闻作品普遍不重视报道的平衡性。公民记者往往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现场存在感和对事件的见证来凸显其权威性。⑧
　　但显然，现场感和对事件的见证并不足以确保公民记者及其报道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尽管如此，这种报道近年来仍然得到迅速发展，这无疑与公民记者往往出于公益或社区利益进行报道有关。实际上，公民记者也可以指代那些超越于包括媒体在内的机构利益，为了探究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的真相而进行深入报道的人，不论其是否受雇于媒体。⑨这意味着，当一个受雇于某媒体的记者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以个人身份发表关注公共利益的原创性报道时，也呈现出公民记者的一面。换言之，这两种角色——媒体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也并非不可调和或不可转换。事实上， 媒体往往因为受限于各种经济与制度性的约束，在选题和报道角度、方式上有明显的选择性和隐性框架，这样的选择性有时并不完全被其自身记者所认同。当一个记者以个人身份——当他单纯强调其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时——他对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可能会超越其所属媒体和行业规范对其的“驯化”，而呈现出个性张扬不羁的一面，一如大部分公民记者所毫不掩饰的那样。研究发现，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传统媒体与公民记者的报道的确可以完全不同，在公民的抗争性活动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⑩
　　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探询真相这一视角，让公民记者与公民科学运动的发展有了交集。公民科学运动起步于科学传播的民主化。19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不断增加的以拒绝和质疑官方科学结论为特征的科学争议，[11]既是公民科学运动的肇始因素，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形式。
　　公民科学运动包括多种分支或形式：它既指代普通公众以公众利益而不是科学优先性的原则积极传播和参与科学事务，也包括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而投身于公民运动，还指公民参与实际科学研究的“公众参与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活动。[12]不论是哪一种公民科学运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公众出于自身的关切和喜好参与到科学进程中。公众对科学和环境等事务的参与往往伴随着公众自发的传播活动，“公民科学记者”或“公民科学新闻”正是这种参与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与科技相关的议题已经成为各种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活动的最重要主题，[13]可以推测，“公民科学新闻”也很有可能是这些国家公民记者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则为公民科学运动的蓬勃和壮大提供了强力引擎。
　　
二、科学传播活动对公民记者的挑战
　　尽管报道与科学相关事务会成为公民记者的主要形式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记者都具有报道科学事务的能力与条件。科学报道需要遭遇的术语、概念、推理等方面的专业难题对正规媒体的专业记者尚存在诸多困难，对于大部分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公民记者，其挑战更是可想而知。但科学报道、科学传播对公民记者的挑战，绝不仅仅在于科学性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上。
　　实际上，对于公民记者而言，报道科学性内容，最大的挑战，是在捍卫公共利益的正当性情感冲动下，如何同时遵循或尊重科学报道所需要的严谨性和专业性。科学研究的规律本身不会因为对其传播活动的道义正当性而发生变化，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更加接近真相，也只有更好地利用这种规律才能有助于研究行为产生更有价值的政策选择，或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良性影响。
　　但问题在于，公民记者在涉及科学问题时，经常是处于激烈的科学争议中——无论是转基因、环境治理、垃圾焚烧、核电站或化工厂建设莫不如此。在这种激烈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经常不是科学的严谨性和客观性，而是道义正当性和公众的直接感受。[14]情感和似而非的伦理关怀常常掩盖了论题背后的科学性真相——最典型的莫过于公众对PX毒性和转基因食品危害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思维逻辑。置身于这样的公共舆论漩涡中的公民记者，其观点、角度和逻辑很难不受到种种思潮影响，而难以保持应有的理性、客观、公正。被特定价值取向绑架而结论先行的公民科学记者从来都不乏其人。
　　已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公民记者普遍不重视报道平衡与客观性呈现这些传统新闻规范，这些行为特点会导致公民记者在面对争议性科学议题时更加难以专注于探究科学真相。另一方面，公民记者经常凭借见证来凸显权威性的策略在科学报道中则难以奏效，因为现代科学日益凭借于精密仪器的检测验证，除了诸如报道企业排污等少数可以直观判断的情况外，大部分都不能通过现场观察——尤其是在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情况下而做出判断。
　　与公民记者维护公共利益所具有的道义正当性相类似的是公民新闻报道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引发情感共鸣对于大多数新闻作品而言都是打动读者的关键之一，但在涉及科学争议的报道中，代表官方意见的主流科学界往往可能成为对立性情感宣泄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因素也许有助于作品对读者的最初冲击和注意力动员，但一波情感大潮过后，公众的关切终究还是会回归到对真相的科学探究方面。
　　
三、公民记者从事科学报道的机遇与原则
　　虽然报道科学事务对公民记者挑战重重，但这绝不意味着公民科学新闻或公民科学传播是无法从事的事业。西方国家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发展表明，公民记者不仅同样具有报道科学议题的可能性，而且是社会整体科学报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使得公众与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科学争议也更加频繁。由于我国新闻体制相对不鼓励媒体“炒作”争议，这就为公民记者报道科学议题提供了空间和必要性。涉及环境争端、垃圾焚烧争议等的争论双方需要充分知情，公民新闻在促进民众知情权方面的作用无可置疑。
　　相对其他领域，公民记者从事科学报道的另一优势在于相关主题或议题的关键信息或知识大多是开放可得的。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的结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在正常状态下，政府资助的涉及公益的研究报告也可以查询。在西方或在我国，重点项目都需要进行环境评价，环评报告按照法律要求也是应该公开的。此外，虽然涉及争议的具体项目的一些检测数据不一定能及时获得，但通过检索学术文献，人们往往能发现类似情况的数据。而且，各种可穿戴设备和便捷的检测仪器的发展，也让公民参与环境科研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公民科学报道提供材料和数据。
　　当然，获取所有这一切数据和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但在这种能力的获取上，正规媒体记者并不比公民记者有更大优势。
　　在获取信息方面，环保人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办人马军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就是一个成功获取公开数据并应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例子。马军是否属于公民记者可以另加讨论，但其致力于让公众实现环境知情权的性质与公民记者并无不同。
　　相对其他领域而言，公民对科学相关的事件和话题的报道，也能获得更加广泛的信源。虽然我国科学家总体而言并不热衷于科普，但科学家在整体上仍是乐于接受或参与专业交流的。对于准备充分、问题深刻又关切自身研究的采访，很多科学家愿意接受访谈或提供线索。此外，在涉及公众热点科学议题时，信源和利益相关方往往更加多样化，既包括研究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也包括这些热点议题涉及的其他代表人物。毋庸置疑，更加多元的信源往往会为公民记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
　　虽然公民记者报道科学新闻有上述这些相对有利的条件，但要更好地运用它们并克服上面分析所提到的挑战，一些基本原则必不可少。这些原则包括对科学结论的尊重及对文献证据的重视，对以公共利益作为正当性理由的审慎，对信源的多样性与主流科学之间均衡性的把握，以及对情感性因素的利用注意分寸等等。
　　具体而言，虽然争议性科学事件或某个科学热点议题本身并没有经过充分研究，但既往研究很有可能已经得出与该事件类似情况下的研究结论或数据。例如就我国目前与科学相关的议题中最常见的环境健康主题，有关各种污染物的限量标准或某种食品的致毒致害标准，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标准。公民记者报道时显然不能完全无视这些标准。在采用科学证据方面，援引发表证据也很重要，因为后者代表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科学家总体上仍然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公信力。
　　维护公共利益的公民新闻报道当然具有正当性。但在科学议题上，在公民记者掌握的信息和知识不全的情况下，很难对哪一种“科学结论”更能维护公共利益做出正确判断。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将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考虑凌驾于科学性之上，其结果很有可能是颠覆和抵制主流科学结论的哗众取宠。
　　同样，涉及争议性议题时，经常会出现各种“专家”，包括一些声称代表公共利益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无视各种声音的存在，也要避免受到单一声音的诱导和选择性关注。兼听虽然并不一定带来更加明智的结果，但至少有助于获得更多线索。当然，兼听并不意味着平均采信所有观点与说法，这样做有时候反而牺牲了主流科学结论的影响力。例如，在环境科技议题上，研究表明，美国保守派媒体利用新闻平衡的原则抵制传播气候变化的主流结论。[15]这里，科学报道对报道者较高的科学素养、媒介素养和科学精神的要求体现无遗。
　　此外，公民记者在报道时，尤其要重视对情感的把控。情感应该成为增加文章感召力的因素，而不是引发对抗性的催化剂。任何报道，记者都需要以克制和理性的自觉来驾驭情感，而不是放纵和泛滥。这是科学报道获得持久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总之，通过尊重科学证据、慎用公共利益的道义正当性、把控情感冲动，以及遵循适当的程序，公民记者可以与科学报道实现融合。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大量的操作细节。
　　
四、公民科学报道案例分析
　　基于上文探讨的一些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穹顶之下》及其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公民科学报道作品。首先，我们看到，不论是《穹顶之下》还是崔永元赴美转基因调查等作品，都在努力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不论在揭示PM2.5的构成，展示雾霾的危害，还是在探讨其成因上，都列举了大量业已发表的科学证据，虽然瑕疵（诸如雾霾与新生儿肿瘤的关系，或者把肺癌增加的主因归咎于雾霾）在所难免，但其主要结论仍然得到了大量科学文献的支持。
　　与之相比，崔永元指认转基因有安全问题的证据，大多来自未发表的文献和非专业科学家。例如，其对转基因危害的一个主要指控来自西华盛顿大学的退休物理教授Nancy Swanson，后者展示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得不到任何证据支持。崔永元也采用了普渡大学退休教授Don Huber认为转基因作物与不明植物病原体有关的说法，但这一发现同样没有发表。
　　上文提到，公民新闻报道中，不能让维护公共利益的道义正当性超越科学本身的严谨性。柴静脚本完成后，委托了多名环境科学家、能源专家和包括果壳网编辑在内的科普专家审阅，以确保证据及表述无误。这是公民记者在报道科学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看到，严谨的流程和详实的数据，并没有让《穹顶之下》的批判力度有所减弱。
　　涉及科技争议性议题时，公民记者需要兼听，获取更广泛的线索，但在采信科学观点时，记者本身也有责任对有关内容进行基本的逻辑判断，确保其至少具有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例如在崔永元的作品中，普渡大学Don Huber对转基因导致不明病原体的指控如果不能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不仅代表主流科学界对此不认可，也意味着逻辑链条的欠缺。因为如果这一发现属实，并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应该是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很难想象其无法发表。
　　公民记者在报道科学议题时，特别是争议性话题时，毫无疑问会付诸情感，但情感不应该成为对抗权威科学结论的力量。例如，《穹顶之下》一片因柴静孩子病情而表达出强烈情感，但随即，这种情感构成了应用科学证据对现状进行调查的动力。在这里，情感的指向不是对抗性的，反而为冰冷的科学数据注入了感召力。但得出结论的主要支持和关键逻辑与这种情感无关。
　　反观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不同，不论是其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马婷娜教授（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的采访，还是对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发出的挑衅性采访问题（FDA本来同意接受采访但后来拒绝，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抑或其对各种科学体制外信源的采用，以及崔永元在与卢大儒的复旦现场辩论中以调侃的方式代表“新闻共同体”对科学共同体的质疑，这些内容很多充斥着对主流科学体制和结论的对抗或质疑情绪。对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的受众，这种对抗性自然也很有打动力，但这种对抗性很难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当然，随着《穹顶之下》的热播，有很多评论指出此片也有方法和逻辑上的欠缺，包括将PM2.5采样仪放置在炒菜的锅台取样、以及应用不同时代的环境标准，导致北京大气中主要污染物苯并芘超标值与山西孝义的焦化厂相比没有意义（因为炒菜时锅台附近多种污染物超标值远超过正常空气含量）。[16]但很难表明这种方法上的疏漏是有意为之或者是系统性错误。对于非专业的媒体人士，不论其是公民记者还是正规媒体记者，原谅这样的错误的标准应该包括：非有意为之、非系统性错误、不会对主要结论造成伤害。《穹顶之下》中的事实与方法错误，应该属于这一类。
　　总之，根据对柴静、崔永元等人报道的初步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利益为公民科学报道赋予了正当性，情感的表达为其增添了感召力，但只有当公民记者们的报道基于科学证据、尊重主流科学、遵守专业规范，公民记者才能和科学报道有机交融。反之，如果公民科学报道依托维护公共利益这一道德制高点在内容上无视坚实的证据，在情感上抵制主流科学结论，或者发生系统性错误甚至刻意误导，则其很难为公共利益带来真正的裨益。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公民记者与公民科学的特点，提出公民科学新闻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前景的报道领域。但是，这需要克服维护公共利益的道义制高点对科学报道专业主义的影响，需要尊重主流科学结论和重视文献证据，也需要避免情感的宣泄造成对权威结论的刻意对抗。随后，本文以柴静《穹顶之下》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等作品为例说明了公民科学新闻的系列原则。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没有讨论另一类问题，即如果主流科学结论是错的怎么办？如果主流科学结论不过是被当权者利用怎么办？
　　必须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后者。就前者而言，颠覆主流科学结论并非公民记者甚至并非正规媒体的任务，科学界对此有既定的程序和逻辑。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毕竟还是有职责分工的。而后者恰恰说明，公民记者在遵循前述的科学报道专业化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调动更多的资源拓展研究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也可以通过深入调查揭示影响主流科学结论应用的利益关系，促进研究信息对公众的透明化，支持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能进入到政策辩论阶段和领域，让公共利益通过合理的博弈得到维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记者可以与科学报道实现很好的交融，体现其无以伦比的价值和意义。■
　　
贾鹤鹏 金兼斌/贾鹤鹏系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生、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金兼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展江：《公民记者柴静的蝴蝶效应》，媒专栏2015年3月4日：http://www.wxuse.com/thread-80229-1-1.html
②黄浦林：《试析“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的区别》，《东岳论丛》 2010年第4期
③张震：《公民记者的概念厘定与辨析》，《东南传播》2010年第2期
④[加] Nick Boisvert, Jessica EllisBen ForrestMekhala Gunaratne 和 Kaanayo Nwachukwu《Citizen Science Meets Citizen Journalism》， TheTyee.ca，8 May 2013：http://thetyee.ca/News/2013/05/08/Citizen-Journalism/
⑤苗伟山：《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基于媒体多元互动的分析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7期
⑥[英] Bolette B Blaagaard: Shifting boundaries: Objectivitycitizen journalism and tomorrow’s journalistsJournalism, 201314(8): 1076–1090
⑦[英] Neil Thurman: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New Media & Society200810(1): 139–157
⑧[英]　Mary Angela Bock: Citizen video journalists and authority in narrative: Reviving the role of the witnessJournalism, 201113(5) 639–653
⑨该观点源于本文笔者之一于2015年2月27日与2014年普利策图书奖获得者《汤姆斯河》作者Dan Fahn的交流。 后者为纽约大学教授和该大学环境科技报道项目主任。
⑩[英]　Chris Greer和Eugene McLaughlin: We predict a riot? Public order policing, New media environments and the rise of the citizen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0501041–1059
[11][美] Dorothy Nelkin: Science Controversies: The Dynamics of Public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1st edition)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5444-456
[12]贾鹤鹏:《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11期
[13][丹麦] Nielsen A PJesper Lassen和Peter Sand?e: Public participation: democratic ideal or pragmatic tool? The cases of GM foods and functional food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918 (2): 163–178
[14]贾鹤鹏、谭一泓：《争议中的科学》，科普出版社2011年版。请参见该书引言及各章导语部分讨论。
[15][美] MT BoykoffJM Boykoff: Balance as bia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414(2): 125-136
[16]方舟子：《柴静穹顶之下的“造假”迷雾》（引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新语丝网络2012年3月10日：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chaijing.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