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 周睿鸣
　　【本文提要】 科学传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推广科学知识，而是塑造知情的公众。当新技术打破科学信息扩散流通的传统权力逻辑时，公众科学知识需求的增加与多样化却未能得到充分满足。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与实践原则今天正在经历强烈重塑。鉴于科学议题的专业性和高门槛，在科学新闻报道实践中，要格外警惕“虚假中立”。科学记者今天面临的挑战，在于提供更为严谨、更具批判性的新闻报道，使得公众更为清醒、更加知情，更愿意投身到关于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进程和科学技术伦理的公共辩论中，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科学传播　科学新闻　新技术时代　虚假中立　
　　【中图分类号】G212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纽约大学社会学与法学院教授Nilkin曾这样论述科学新闻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比好的报道更能为公众提供有关科学的贡献与紧迫性的理解；而坏的报道不仅误导公众，也导致科研支持被削减”。①早在193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William Laurence就将面向公众的科学报道写作者称为“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后代”，因为他们“从实验室、从大学研究机构采集科学界的奥林匹克火种，并广为洒向人类”——正是报纸的科学报道给社会大众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帮助人们理性地选择更好的生存方式、更好的生活。②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传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推广科学知识，而是塑造知情的公众——只有这样的公众，才能够认识到科学及其相关活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认识到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证据的性质，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和局限。③
　　然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并非一成不变。2010年，科学传播创新协会ICS（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属下意大利的里雅斯特高级国际学校SISSA的研究小组，组织了一个主题为“科学新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权力”的工作坊④——ICS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医学、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创新路径的实践性原则的讨论，科学新闻学亦是其聚焦的主题之一，该工作坊将科学新闻学置于传播系统与科学-社会关系的变革中进行探讨——这一变革也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技术打破了传统上科学信息扩散流通的权力逻辑，科学记者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那种“简单讲述科学事实、盗知识之火以拯救普罗大众于无知的迷思”早被打破，已然特权不在；另一方面，与公众科学知识需求的多样化快速增加不相称的是，似乎也并没有更多的专业人士站出来，大幅度增加或者替代以往科学记者所做的将科学“翻译”给公众的工作。在传统媒介江河日下的颓势中，科学传播自然难以幸免，“大量新闻日报专门的科学新闻版面已不见踪迹”。⑤1989年，美国共有95份报纸在从事科学新闻报道，到2004年只剩下34份⑥。英国的科学新闻业者数量自2005年起开始减少，科学新闻业逐渐被公共关系机构主导，科学记者的工作内容则被“去技术化”，变成“复制粘贴”，导致原创内容减少、报道质量下降⑦。
　　与此同时，新传播环境下科学记者的工作压力倍增。受众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极大，记者开始转型为融合媒体人才，每条新闻都需要制作出不同的媒介产品以便在不同平台上发表，这使得他们往往更没有时间去发现选题、接触消息源，也无力对已有选题追踪报道⑧。从表层客观事实的准确性，到如何对作为消息源的专家权威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断，这些传统媒体时代的困难在今天从未减少，尤其涉及一些尚未定论的科学议题时更是如此。糟糕的是，科学记者匆忙做出的抉择与互联网上被大肆讨论和传播的各种看法交织在一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2007年全球轰动、迄今仍未告破的英国三岁女童玛德琳失踪案，由于有媒体误读了一份DNA检测报告，以至失踪女孩的父母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在媒体和网络上遭到猛烈抨击，便是一例⑨。
　　在中国，如今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不再仅仅以大众媒介的科学报道为主。包括民间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多主体、开放互动的科学传播系统正在公众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泛科技兴趣社区“果壳网”（http://www.guokr.com）、用户分享专业知识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http://www.zhihu.com）的影响力便是一例。以此同时，在医疗、公共健康、食品安全、环境、能源等一系列科学相关议题的众声喧哗中，小到手机锂电池的工作原理、隔夜菜的细菌数量，大到雾霾的成因、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PX项目的技术基础和监管，许多需要极高专业门槛的科学议题，与其他政治、社会议题交织在一起，不时在家人朋友小圈子乃至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争议——针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有争议实属正常；大众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科学作家的文章书籍、科学界面向公众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也对热点议题及各方观点多有涉及。然而，从总体上看，将科学“翻译”给公众，无论话题的覆盖范围还是深度，均远远不够。甚至，资深科学记者袁越（网名“土摩托”）认为，尽管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科学社区挺好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爱好科学的人是挺好的一件事”，但也要注意到，“新兴社区上是一些写手来给受众传播知识，而不是专业的记者……在国外，真正的大报，比如《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与科学社区上的文章相比，还是更可信的……但是中国因为有一些特殊国情，加上中国记者本身水平有限，导致民间新兴的这帮人来做这样一件普及科学的事情看似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本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检验” ⑩。
　　
科学新闻：科学传播的重要维度
　　将科学“翻译”给公众这一工作，在现代社会大量经由大众媒体的科学新闻报道来完成。可以说，大众媒体是持续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11]。所谓科学新闻，无非是覆盖科学领域的新闻报道；担负这一任务的科学记者，其角色是将科技发展的成果告知那些科学论文所无法到达的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12]。在科学记者看来，科学新闻“就是把最新的、最权威的、主流的论文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老百姓能懂，而且对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影响的知识” [13]。
　　尽管传统媒体科学新闻的现状和未来令人堪忧，但今天许多主流媒体上，科学新闻依然占一席之地。作者以2015年4月6日~12日的《人民日报》、《东方早报》、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为对象，检索一周内科学新闻的刊载情况[14]。
　　研究发现（见表1），《人民日报》这一周共有两个科学新闻相关版面，刊发稿件8篇。其中，4月7日“科技特刊”刊发一个整版，稿件2篇；4月10日“科技视野”刊发一个整版，稿件6篇。文章主要由该报记者采写，涉及众创、云农场、“互联网+”、热点材料、绿色经济等主题。
　　《卫报》一周的“科学”专区共34篇稿件，涉及天文学、生物学、武器技术、医学研究、动物学等9个科学领域，议题范围甚广，例如天文爱好者的旅行、微笑的心理学奥秘、HIV抗体疗法的进展，等等。大多数文章的作者并非职业科学记者，而是大学教授及学生、研究院所的科学工作者，也有自由撰稿人。《卫报》为他们开辟了多个专区以集纳这些文章，篇幅都在1500字以内。
　　《纽约时报》的固定科学新闻版面为“科学时代”，每周出版一叠，检索区间内的出版日期是4月7日，共七个版。这一周《纽约时报》科学报道聚焦近期热点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与科学的联系。例如，D叠1版的2篇稿件便围绕近期“德国之翼”失事航班及肇事嫌疑人、副驾驶卢比茨展开。与《卫报》不同，这些报道大多由《纽约时报》记者采写；相似之处是《纽约时报》也为这些报道设置了多个小栏目，文章篇幅与《卫报》接近，在100~1500字之间。
　　这一周内，未检索到《东方早报》与科学新闻相关版面。
　　这一检索虽非系统研究，仍能大致体现出不同媒介对待科学传播的态度。两家国内报纸科学新闻版面的状况也暗合了袁越关于国内科学新闻报道“远落后于国外”的看法[15]。事实上，不仅中国，大量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喀麦隆……科学新闻都很少出现在媒介议程当中，尽管这些地区并不缺少与科学报道相关的事件：肆虐亚洲的禽流感病毒，在非洲根深蒂固的疟疾和HIV，南美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快速衰减[16]——这种局面，除了科学记者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之外，这些地区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及相关资源的匮乏，也是原因之一。
　　从媒介组织和新闻生产的发展过程看，职业科学记者的出现、报纸科学报道的系统化，确立了机构化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基础。最初的起步得益于科学报道与社会的科学进步潮流一拍即合。1928年，曾经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后来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科技类图书编辑的James Gerald Crowther，立志开启自己作为科学记者的职业生涯[17]：他写信给《曼切斯特卫报》，希望担任该报官方科学记者，其理由并不是自己多么出色，而是“日报很容易因其呈现的科学信息和态度脱颖而出”；而且报纸“应该帮助公众认识科学的伟大之处，及其社会和心理意义”——在1920年代，《曼切斯特卫报》是英国极受尊敬的报纸，也是公认的唯一达到国际水准的地方报纸，影响力仅在《泰晤士报》之下。再看同一时期的美国报纸，科学被描绘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社会的经济资源，设备更新的基础，技术需求的提供者[18]。
　　也是在这一起步阶段，最早一批科学记者以游走于科学社区和新闻业之间的特殊身份，在报社编辑和科学家之间来回磨合，开始逐步建立科学新闻报道的专业实践准则。1920年代的美国，以报业辛迪加Scripps等媒体为代表的科学报道，承担的首要职责，就是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翻译”成美国人能懂的内容，将枯燥乏味的科学语言写作转变为令人激动的论争和新突破[19]，至于什么样的科学议题值得媒体采写、什么是“好”的科学报道，彼时尚未形成一套客观标准。从科学报道的理念到具体稿件的操作，大都由科学家——科学记者——编辑之间的语境和张力决定。
　　一窥Crowther供职《曼切斯特卫报》期间与编辑的通信，这种张力随处可见：记者感兴趣的科学议题往往与自己的专业背景有关（比如，Crowther喜欢报道物理，对物理学家描述的内容少有质疑和批判），编辑团队则直截了当地认为，要选择那些让读者容易理解的科学议题，越简单、越接近读者的生活和现实经验越好（报道昆虫还是报道中子？当然是昆虫！因为有关自然和健康的选题对公众来说，重要性高过物理）；此外，记者希望以严谨的技术性语言来报道科学家的工作，编辑更看重文辞优美、易于感染读者——1929年，Crowther提出要报道剑桥大学27岁的天才物理学家狄拉克有关“未来原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编辑泼冷水道：“狄拉克的文章太僵硬了，除非这个学问能被公众理解，否则我们不会刊载关于它的报道”（作者注：四年后，狄拉克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同样，Crowther想报道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编辑却说：“你把量子物理说成是一桩好像每个人都理解的事情一样，事实上几乎不会有读者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32年Crowther采访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第一个报道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这一独家报道无论对报社还是记者本人都影响深远。不过编辑在当时依然很担忧：“我希望你意识到，你寄给我们的关于中子的报道，从科学观点上极为重要，对于普通人来说却也很难读，尽管我怀疑是否还有人能将这个主题比你写得更容易理解。当然我也知道这一发现对科学家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只能敦促你，任何你发来的稿件，都要尽一切可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发生了什么”。[21]
　　科学新闻采编：问题和误区
　　寻找科学议题与公众生活经验的联系、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向公众解释科学家的工作，这些早期科学记者的报道策略，奠定了科学新闻的实践原则并沿用下来。然而这样的报道模式也遭致学术界对科学报道时常过于戏剧化或流于表面、简单化的批评：科学新闻从进入报纸版面开始，就不得不迫于报业竞争压力，与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甚至社会新闻的谋杀抢劫争夺版面；用好看的科学故事来吸引读者，成为科学报道的传统，其后果之一就是今天的科学新闻“大量聚焦夸大的承诺，如治愈疾病的疗法；和耸人听闻的议题，如1970年代美国三哩岛的核泄漏和污染灾害” [22]。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科学新闻学的研究发现，科学报道存在七个问题：强调轰动效果，忽视较为艰深的主流科学议题，如分子生物学；未能建立科技进步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把关人轻视对科学重要性的判断；将科学报道限制在特定的版面内，哪怕该新闻完全具备头版头条的潜质；没有将科学报道渗透在每天的新闻报道、特稿和专题节目中；在新闻议程中，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占主导地位，可能是因为科学新闻成本高、写作难度大，而政经新闻相对成本较低[23]。有学者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新闻业往往假设公众并不能理解科学事务，因此科学报道需要运用“愚蠢”的表述方式来吸引那些对科学不感兴趣、往往直接无视或跳过报纸科学版的受众，以至于无论科学记者们多努力，媒体往往都“大规模地使科学失败了”，因为编辑更偏爱那些畅销的“傻故事”[24]。
　　1976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提出了对审视科学报道有参考意义的几组紧张关系：科学新闻是为了知晓还是为了教育；是支持科学还是批判科学；是为了告知还是为了宣传；报道的是事实还是意见；报道是精确还是简化；报道主题有新闻价值还是有待验证[25]。因此高品质科学报道的严肃、专业、深度，往往意味着如何把握这些处于两极的概念。就像《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Marcus Brauchli所言：“我们避免只报道事实，有分析、有语境的报道才能帮助公众理解关键的议题。我们需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需要告诉一般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科学事实和科学发现意味着什么……最大的挑战是避免偏见。是的，我们鼓励作者具备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不，我们不想让我们的阐释技巧和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我们承诺的思想开放和公平。” [26]在科学报道实践原则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虚假中立”。尽管对等/平衡原则在一般意义上是新闻报道“客观性法则”的重要操作要领，但由于科学议题的高度专业化和高门槛，是谓隔行隔山，平衡报道往往变成“虚假中立”——媒体在报道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时，将正反两方观点对等呈现，这往往赋予那些在主流科学界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的观点，在大众当中获得超出其原本应有的重要性的不恰当关注[27]。袁越认为，近年来中国媒体的转基因报道“是不及格的，产生了大量的错误报道” [28]。他归纳了科学记者在报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专门讲到科学报道不能平衡报道：“有99个人说1+1=2，然后一个人说1+1=4，你肯定不能说1+1=3，显然是不对的……记者能做的就是报道主流观点，否则必然被骗。因为你没有这个知识” [29]。2013年10月1日，英国《卫报》刊发一篇题为“BBC coverage of IPCC climate report criticised for sceptics'airtime”的稿件，针对BBC有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气候评估报告的报道，指出科学家对于BBC报道的批评，主要在于BBC在报道中过多援引了反对者的观点，以至于一些并不为主流科学界认可的观点被放大了[30]，便是一例。这类情形被认为是新闻业对于科学报道缺乏有效监管的后果，其表现之一就是科学新闻并未通过对材料的反复验证就呈现了相反观点——这种反复验证的报道方式明显是一种奢侈行为，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其他新闻类别早已变得不仅采编成本低廉而且在受众和广告商当中反而更受欢迎[31]。然而要保持科学报道的准确性和高品质，必然需要记者付出更多。
　　那么，记者如何判定一个科学观点是否属于科学界的主流意见？一方面，记者可依赖于自身的知识背景、积累和严谨的操作路径——例如，科学专栏作家、物理学家万维钢（网名“GK同人于野”）认为，掌握前沿科学动态、判定科学信息真伪有三个可靠途径：阅读学术论文、直接阅读原始数据、主动采集分析数据[32]；另一方面则依赖于科学共同体。英国一家非盈利科普机构Sense about Science在2006年编撰过一本小手册《我不知道该相信谁》[33]，向公众解释科学家如何报告并评价研究成果，其中的核心就是基于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制度：“同行评议可以帮助你理解科学事，告诉你哪项研究通过了其他科学家的严格考验，被认为是真实的、重要的，并具备原创性的。同行评议使得科学家们在科学期刊上所作的结论和其他那些由政客、报纸专栏作家或游说团体所做出的结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科学绝不只是‘另一个结论’而已”。
　　
新技术时代：科学新闻实践原则的变与不变
　　新技术和互联网的深远影响正迫使传统新闻采编模式不断调整和转型，科学新闻也不例外。在研究者看来，如今科学新闻的媒体版图正在经历强烈的重塑过程，特别是“新”与“旧”的媒体形式的快速切换。科学记者被寄望成为能够跨媒介平台工作并熟练掌握多种媒介载体的人，同时，他们还要遭受来自普通市民，包括博客主、You Tube播客及所谓的“iPod一代”的威胁，这些都打破了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边界[34]。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ristine Russell认为：从波士顿到北京，极速变化的传播技术世界以创新的方式，通过接触最新科技、访问专家、挖掘研究成果、抵达公众，为科学记者提供了跨越边界的无数的多媒体选择[35]。2009年，《自然》杂志针对493位就职于不同国家主流媒体的科学记者开展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63%的受访者从科学家的博客上发现选题及报道相关科学内容，其中33%的人经常这样做；而这一数据在五年前仅为18%，其中经常这样做的科学记者只有4% [36]。
　　这一现象表明，即便科学新闻仍是当今科学传播的重要领域，新技术时代的科学传播已不止仅以科学新闻为中心。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信息的广泛扩散，其传播形态的去中心化和互动性也突出了一些以往科学传播难以达成的效果，如公开、透明、多主体参与的讨论，以及快速的纠错能力。万维钢曾提及他转发过美国经济学家Tyler Cowen发布在其博客的一篇有关韩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文章，该文称韩国2002年空气质量在122个国家中排第120位，经过政府主导的积极治理，收效显著，现在排第43位。微博发出五分钟，网友“炼金术士gewesen”就查到了韩国煤炭消费的数据“比2002年增加了46%”，指出如果烧煤是空气污染的最重要来源，韩国在没有减少烧煤的情况下大幅减少空气污染就不太可能；又过了不到一小时，网友“卢昌海”找到了有关空气质量排名的原始文件，发现韩国在2002年的排名根本就不是第120位，而是第54位，Cowen博客文章中的数据是错的[37]。
　　然而，必须注意到Russell在看到新媒介之于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强调：“尽管这些新的传播工具——博客、播客、Skype、Twitter、YouTube提供了创造性的产出，但无聊的闲扯也会吞噬宝贵的时间。无数新网站呈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信息、错误资讯、评论，重要性无从判断；这些网站也充斥着向特定细分受众说教、窄化科学基础和强化无知观点的风险。……至关重要的是，优秀新闻业的传统美德——准确的信息、多个消息来源，多种观点的语境，编辑的独立性——不会迷失在以新颖方式传播内容的热情当中” [38]。尽管独立的、精准的、批判的报道变得日益“昂贵”：好的科学报道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及人脉，每一项如今都是紧缺资源[39]，然而恰恰只有“昂贵”的付出，才能确保科学报道的高品质。Marcus Brauchli提供了《华盛顿邮报》一个契合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报道典型特征的案例：“猪流感的新闻，几小时之内我们的博客上就满是引人入胜的报道，这些报道由整个编辑部不同记者提供……但在报道过程中也要谨防煽情，防止将每一步的进展都看得比实际的重要性来得高。同时还有一个缓慢、渐进的采集信息过程，关注病毒是什么、它有可能变得多危险。这个采编节奏并不适合网站，但两方面都是需要报道的。” [40]其实，只要读一读优质的科学报道，比如以深入报道流行病、生物恐怖主义等主题而知名的美国作家Richard Preston为《纽约客》2014年10月27日刊撰写的上万字长篇报道《埃博拉战争》[41]，就会明白这个领域的高标准是怎样的。
　　事实上，早在大众媒介设立专门的科学版面、系统刊载科学报道之前，与科学议题相关的媒介内容就始终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美国的资源与环境保护运动就是一例。自1840年代纽约《Evening Post》有关公共绿地与城市健康生活关系的评论最终促成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建立[42]；到1890年代媒体反对猎杀野生动物的报道推动黄石公园保护法出台[43]；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中，记者Samuel Hopkins Adams揭露医药市场贩卖假药的报道（1907年以《美国大骗局》集结出版）[44]，Harvey Wiley揭露食品当中加入化学添加剂和人工染料的报道[45]，这些科学议题的相关报道无一例外都担负着监督权力、促进公共决策公开透明、推动公民参与的重要角色，并且迄今仍未改变。科学传播与当代政治、社会生活密不可分[46]，无论如何，今天科学记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提供更为严谨、更具批判性的新闻报道，使得公众更为清醒，更加知情，更愿意投身到关于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进程和科学技术伦理的公共辩论中” [47]。面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科学传播任重道远。■
　　
陆晔 周睿鸣/陆晔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睿鸣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感谢胡吉同学、胡特同学协助梳理部分文献。
　　
注释：
①[18][19][22] EliasJ. (1996). Book Review: 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 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17(4): 501-504.
②⑧[12][27][39] MurcottT. H. L. &WilliamsA. (2012). The Challenges for science journalism in the UK.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37(2): 152-160.
③[11][23][25][47] Metcalfe, J. & GascoigneT. (1995). Science journalism in Australi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4: 411-428.
④PitrelliN.(2010).Science Journalism to Facea Demand for Renewal.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9(4): 1-2.
⑤Kennedy, D. (2010). The future of science news. Daedalus. 139(2): 57-67.
⑥MooneyC. (2008). The science writer’s lament: The missing section in your daily paper. In: Science Progress Blog. Available at: http://www.scienceprogress.org/2008/10/the-science-writers-lament.Russell, C. (2006). Covering controversial science: Improving reporting 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vailable at: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18442/covering_controversial_science.html?breadcrumb=%2Fexperts%2F944%2Fcristine_russell%3Fpage%3D2.
⑦WilliamsA. & Clifford. S. (2010). Mapping the field: A political economic account of specialist science news journalism in the UK national media. Available at: http://www.cardiff.ac.uk/jomec/research/researchgroups/riskscienceandhealth/fundedprojects/mappingscience.html.
⑨[34] AllanS. (2009). The future of science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3): 280-282.
⑩张志安、刘虹芩：《袁越：写作上确实有一种孤独感，真正能跟我讨论的人很少》。2015年1月28日取自《新闻界》官方网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10&id=115.
[13][15][29] 张志安、刘虹芩：《袁越：积累的知识越多，对世界的偏见就越小》。2015年1月26日取自《新闻界》官方网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13.
[14]《人民日报》：使用人民网“人民日报数字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15）”，以及中国知网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给定区间的科学新闻版面。《东方早报》：使用东方早报网“东方早报数字报”、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给定区间的科学新闻版面，无检索结果（在该报官网人工翻阅2015年全部内容，发现无科学新闻相关版面。在CNKI使用“科学”、“科技”、“技术”为主题和关键词，均无结果。澎湃新闻也没有与科学相关的订阅专题）。《卫报》：由于《卫报》官方网站无法检索其纸质版本，因此，我们以同样的时间区间检索卫报官方网站的“科学”专区。《纽约时报》：检索科学专版《科学时代》。
[16]Patairiya, M. (2007). Science Journalism in India. Available at: http://www.pantaneto.co.uk/issue25/patairiya.htm. Shanahan, M. (2006). Fighting a reporting battle. Nature. 443: 392-393.
[17][20][21][46] BauerM. W. & Bucchi, M. (2007). Journ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ws and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4][31] AllanS. (2011). Introduction: Science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Journalism. 12(7): 771-777.
[26][40] Eilperin, J. & Brauchli, M.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From the newsroom. Nature. 495: 1061.
[28]张志安、刘虹芩：《袁越：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是不及格的》。2015年1月23日取自《新闻界》官方网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12.
[30]取自：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3/oct/01/bbc-coverage-climate-report-ipcc-sceptics.
[32][37]万维钢：《信息极客的三个功夫》。2015年4月8日取自：http://weibo.com/p/1001603829250892413194.
[33]. 在该机构官方网站上可免费下载：http://www.senseaboutscience.org/resources.php/16/i-dont-know-what-to-believe。中文版由袁越翻译，见果壳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436902/。
[35][38] RussellC.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Goes Global. Science. 324(5934): 1491.
[36]BrumfielG.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Supplanting the old media? Nature. 458: 274-278.
[41]The Ebola Wars：How genomics research can help contain the outbrea。取自：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10/27/ebola-wars。中文译文见《人物》微信公共号（renwumag1980）2014年11月10日，李宏宇译。
[42]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43]HainesA. L. (1996). The Yellowstone Story-A History of Our First National Park. II (Second Revised ed.). NiwotC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44]Adams, S. H. (1907). The great American fraud: Articles on the nostrum evil and quacks, in two series, reprinted from Collier’s Weekl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45]Ibid. (2006). Harvey W. Wiley: Pioneer Consumer Activist.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CentennialofFDA/HarveyW.Wi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