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本文提要】 本文以为，传播学研究不是要回归某一个唯一和本质的“家园”，相反，是要构建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平台；由此，的确需要进一步的解放，不过解放不是对于美国效果研究之“困厄”的突破，而是要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传播的变革；就目前看，新闻传播理论并不存在什么“结构性贫困”，这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笔者以为，当下的确是重新理解和认识新闻传播领域一个大好时机，但讨论不能离开特定语境，并需要有新的想象，新的思想资源，防止用旧知识解说新交往，从而陷在一个老调子中循环往复。
　　【关键词】 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　反思　
　　【中图分类号】 G206
　　编者按：本刊第9期刊出“名师指津”专题，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谈学习方法、研究路径、学科转型，意在为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年轻学者提供一点经验、启示。其中“学科篇”由杜骏飞、吴飞、张涛甫等学者，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的方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阐述。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因此我们也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本期这组文章，仍然是围绕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题，有对之前文章的回应，也有另外维度的展开。我们认为，无论呼应还是批评，都是共建学术共同体、促进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努力，也希望更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见解的学者，加入到讨论中来。
　　
一
　　上年纪，才恍然发现跳跃性思维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只不过年轻人在思维上的跳跃，总是得到正面鼓励和肯定，表示有想象力，是往前进；一到老年人就变成夹缠不清，是怀旧，代表着糊涂。毫无疑问，我也无法避免地进入糊涂式“跳跃”或跳跃式“糊涂”，用年青学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的大词，是“必然趋势”或者“普遍规律”。可不，在火车上无聊翻阅一本书，翻着翻着某个西哲说的一句话就跳到了眼里，大意是不知道历史的人就永远是没有得到启蒙的孩子。
　　此话不新鲜，也就是培根“读史使人明智”的通俗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更狠，上纲上线到不明晓本国历史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国民。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当时脑子里不知怎么就蹦出这么一句：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显见，这也是一段“历史”，可是除了告诫我们不能这样叙述之外，其故事本身怎么就没有什么“启蒙”呢？
　　于是思维又活蹦乱跳到了华勒斯坦，记得他说过，“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的概念”。①社会科学一直以探究一般和普遍为鹄的，忽略特定时空并不奇怪，但其局限也是昭然，杰弗里·霍奇逊先生的《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批评的就是这个，警告“一般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具有历史特征的特定理论仍应拥有一席之地”。②“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就是因为“删除了时空”，似特殊又像一般，令人摸不着头脑，自然谈不上教益。于是忽又想到《新闻记者》约写的文章，我们今天又该如何叙述及反思传播研究或者传播学呢？
　　
一　　
　　看到吴飞教授《何处是家园？》（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吴文）的题目，我耳朵的神经立马受刺激，不由自主就飘起费翔的声音，“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家”或“家园”的意象非常丰富，从不同门径（比如社会、经济、文化或哲学等）进去会有不同的“家”。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家”或“家园”，是一个封闭的至少也是有界限的“场所”或“空间”，是某一同质关系的聚集之地。就像我以前抄引过的艾略特的话，“我听见钥匙在门里转动一次，就只一次我们想到那把钥匙，每个人都禁锢在他自己的囚室，想着那把钥匙，每个人心里都确认了自己的囚室”。我明白而且理解吴飞之意，关注“如何超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格局”的问题，但以“家园”为比很是不妥，否则谈不上“超越”，不过是要竖起另一个界碑，“建立新的家园”，让走偏了的“游子们迷途知返”。名为“超越”，实是上海人习称的“搬场”，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词语对思维乃至认识的影响，以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看，这并非无稽之谈。至少有一点很明显，由于有了“家园”的影子，吴文才特意在全文前面刻意突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也就是走错了家门，“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一开始就走偏了”，即便千真万确，从其最正面意义来理解，也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既不表明过去的不行，也不代表现今的超群。如今是时髦“顶层设计”，任何完善的“顶层设计”，哪怕再认真再细致，都只能是即时的认识和把握，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结果，不可能一劳永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此之谓。如果“最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有历史现实的根源”，③那么，最粗浅简陋的传播研究，也是有其历史现实的触发。我们应该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去考察为什么是这样选择，什么原因造就，而不是下一个对与错、正确与偏向的结论。选择本不存在对错，好比走哪条路，自有其道理。说到底，人都是生活在博尔赫斯“小径纷叉的花园”之中，一辈子就是在纠偏中度过，压根就说不清也很难知道哪条小径对头。这就好比恋爱婚姻中的“试错”。试错，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而不是为发现一个唯一的“真爱”。以此作为个人梦说说无妨，相信没有人会阻拦，同样也没有人会当真。“知今是而昨非”或者“知昨是而今非”，就是人的一种常态，所以才有俗话说的，一辈子没有后悔药好吃。
　　为此吴文做了一点历史考察，从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到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打算完成这一任务。倘果真如此，这样的考察还是粗疏了些，基本属事件的罗列，把时间、空间和事件随意自然堆放，好比“从前有座山”那样，构不成“逻辑追问”。华勒斯坦说，要“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④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从时空的特殊性，对中国传播研究初生阶段做过一点“追问”：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提出的，“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清楚的表述。此种“推动发展”的现实动因，在“传播学”及其研究上，即刻显现出的结果，就是传播学成为应对社会变化的“应用之学”或者之“技”。在政治上，可以“帮助集团、国家树立形象，使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提供决策依据，使国家的政治制度更趋向于完善和成熟”。对于新闻学的益处，传播学有助于扩大其视野和关注的对象，使之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传播学“说什么和怎么说，即传什么和传播模式”，恰恰属原有新闻学之空缺。具体的实际应用也是从这样的起点和思路上起步。1982年北京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就是从党报群众路线出发，服务于当时的新闻改革。随之进行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调查，同样没有脱离这样的窠臼。⑤
　　我的“追问”同样很粗疏，谈不上全面和准确，但仅此也就足以质疑“一开始就偏了”的“追问”。就我的“追问”看，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因为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逻辑。自然，用吴文的标尺——逻辑来“追问”，或许真是“偏了”，可是有什么理由非得要求他们用这个标尺呢？我不是要站在相对主义立场，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相反，通过反思，发现前人的局限性甚至某些不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好比将来人对我们要做的追问一样，但不能倒过来要求前人像我们一样，否则就是“偏了”。历史反思需要“原点”不是“原罪”，否则可能无意中矮化了前人，不留神会导致“追问”颠倒了“逻辑”：不是在历史现实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然后表明自己的逻辑由来，而是直接用自己的“逻辑”来追问前人。文章起名是“逻辑追问”而不是“追问逻辑”，就已经预伏着这样的可能和危险。
　　传播学是“试图揭示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回答社会是如何运行的问题”，这是吴文通过“逻辑追问”最终得出的结论。由于没有交代其来龙去脉，不清楚其指向，故也无从讨论。就一般意义说，“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可以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可以用社会学、政治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乃至于哲学等等来解读。就其第四个小标题“合作性劳动，才是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来看，隐约感觉来自马克思，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其所引的《科学》杂志例子，似乎又是着眼于生物机体。不管如何，这样的逻辑起点都不是传播学独有，也不是传播学所发现。按照齐美尔的说法，“只要它依仗的是人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是一切历史的载体，那么，它所包含的对象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在现有的科学中被研究的”，所以这是一种方法，不是一门具有自己的内容的科学，是“一切所谓的人文科学里的一种新的观察方式”。⑥我低头一想，好像果然如此。现在不知，就我读大学那会儿，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乃至于音乐舞蹈等，在教材上好像都是与“合作劳动”或者群体生活相连，一打开就是从“嗨哟嗨哟”的劳动号子说起。新闻学则肯定如此，人类的社会性生产和社会性生活是每一本新闻学概论的逻辑起点。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你有我有全都有，不是坏事。可是一按进吴文的“逻辑追问”中就产生了问题。“逻辑追问”半天，传播学的“家园”居然与那么多学科同居，成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兄弟姐妹都很多”。更要命的是，按我的索解，吴文的目的和思路本是要从这样的“家园”出发，证明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两个逻辑，偏巧在中国一开始就是新闻学界引进传播学，于是误导了传播学，在“理论旅行”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这样的因果也不成立，比如引介传播学的先行者之一复旦大学郑北渭先生就很明确，传播学主要是一门研究人际讯息各种交流过程和传播效果的跨学科的行为科学，其研究对象涵盖了新闻学但比新闻学更宽广。⑦此外，施拉姆当初就是舍弃了依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子去了新闻学院，总不能因此也说他犯了“方向性错误”？）害得传播学无“家”可归，可最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一个屋檐下。
　　如果吴文的“逻辑追问”真是因目前传播研究的状况所引发，就不该瞄着何处是家园，而应把问题放到现在情势下需要什么样的传播研究上，这样更合适也更能道出自己的所感所思。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学科建设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华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和《开放社会科学》。华勒斯坦在书中特别点到了传播学，说明是因为“二战之后”对原有学科建制的不满和批判，受到多学科整合影响才脱颖而出的。他是这样说的，“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和行为科学”。⑧由此得到的启发是，为一个本来就不希望被困在某一“家园”的传播学，重新安置进一个“家园”是否合适？“山上”为何一定要有“庙”？究竟是传播学的需要还是我们的惯性思维想当然？即便出之寻找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动机，多层面多维度的展开（比如同在这一期中的杜骏飞文章中所引的Beniger 的4C框架）也比凝固物化为一个点要恰当。
　　顺便提一下，吴文所引的我说过的几句话，可能得之于事后不完整的散布，与原意有些出入。我的意思是说，把英文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然后又用汉语的“传播”去找“传播”的做法需要反思，这不仅是与communication不对等的问题，而是“传播”一词本身的有限性，就束缚了我们研究的想象力，好比何处是“家园”，一开口就被“家园”所困，格局气量反而远不如施拉姆的“公共汽车站”。
　　
二
　　所以，杜骏飞教授和周玉黍的《传播学的解放》（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杜文），就很对我的胃口。解放，自然是要打掉“庙”，冲出“山”，“老和尚”获得自由，“开放学科大门，将传播学研究回归到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场域”。经过对传播和传播学的再定义，“传播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即使人们不再使用电视、不再购买报纸，甚至互联网消失，传播学本身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的互动行为永恒”。因此，要“破除桎梏，激发想象；回到问题，回到传播研究的纯真乐趣”。这都是些很有见地的思想火花。近来一段时间，不断听到有人呼吁划地盘，守住传播学界限，或者担忧传播学被其他学科所侵，我很是不解，不知此种焦虑因何而起。我想进一步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究竟失去了什么，守住、确立传播学边界又能给我们增加什么？放眼全球，哪有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是靠划出地盘标明闲人莫进而生存，同样也没有见到因被侵而灭亡。网络化关系时代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借助交往、分享、杂交、重组来创新，不是依赖知识生产或地盘的“垄断权”。一小块深掖密藏的“馍馍”，即便很香也瞬间就馊，哪能为整个传播研究提供养料。传播是要敞开门户，让天下各路英雄尽入我毂中，方能显出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现在是要培植这样的底气，不是关起门自娱或自虐。
　　如果“解放”是因先前的“困厄”所起，那么，杜文中对于“困厄之源”的梳理，大概用得上本期张涛甫教授文章标题的用语——结构性贫困。你看，先是没有来由地把其他范式排除在外，单挑所谓的“社会科学范式”说事，这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切割完全是人为，而且也偏离了研究的基本状况。且与美国一个学者所勾勒的稍作比照：“近年来，美国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受到英国学术研究的影响，它们被认为是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以及在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成绩卓著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思想传统。的确，这个英国文化研究小组的著作对传播研究领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意味着美国的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最具有决定性的理论突破，而美国这个领域过去一直所受到的关注，是来自一个世代以前占据主导的传统社会学学术刊物。” ⑨依此看，以文中所描画的“社会科学”作为“困厄”的范本，就已经失去了依据。如果山不是那座山，庙也不是那座庙，“解放”就落入了没有方向的狂奔。
　　遗憾的是，即就文中对“社会科学”的重墨浓彩描述看，显示的研究线索和知识图谱，也是窄之又窄，老之又老，甚至还不及一本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效果研究的范式化”、“经典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学科界定的狭隘化”，想法不错，落到具体却处处捉襟见肘。仅举一例，称效果研究传统“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探究”，就不符合实际。同样还是拿麦奎尔的书作例子。在麦氏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关于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模式几乎比比皆是，唾手可得。由于“救赎”的三个之道，对应于上篇的三个“困厄”。“困厄”的单薄，一方面使得“救赎”或者“解放”太大，另一方面又太小。太大，是因为“困厄之源”早已开始自救，“外向性发展”，根本无需外力，“解放”是无处用力。文中提到的Craig文章就是例证。平心而论，Craig这篇文章的想象力以及整合勾连，远胜于以往。当年我看到这篇文章首先被吸引的，是他对目前各种不同研究取向的容纳和并置，一眼望过去，丰富而不凌乱，多样而又有章法。两种元话语犹如两个自动扳道机，把各种取向的研究分上下两层，引入到各自的“轨道”。描画这样一幅“封神榜”式的地图，把大家习以所见但又不知所措的杂乱，有条有理地一一归位，若没有对研究的深入了解，没有对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指向的全面把握，肯定是做不到的。Craig的问题，是把话语和传播实践经验的观念剥离，于是传播似乎不是人们在现实中的亲身实践和体验，只是学者在书斋中的话语编排，类似于棋局的设计或复盘。如此一来，学科或者领域的网是勾连上了，却是一张轻巧稀薄的悬网，只是从线到线，无处可支撑。刘海龙老师的那本《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给我也有类似的印象，不知是否受了Craig的影响。杜文用Craig的文章批评“学科界定狭隘化”的“困厄”，恰恰说明并不“困厄”。既是如此，“解放”自也无从说起，除非是把Craig一类的研究都置于自己视野中。太小，是因为技术上人为地分出“社会科学范式”，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效果研究”而把其他东西全摒除在外，借用这样的一个细小之点，谋撬动整个传播研究之“解放”，显然不现实，毕竟不是阿基米德之基点。
　　近些年来，陈卫星教授为引进法国传播研究的书籍功劳不小，这些研究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套路，为我们打开了另一视野。还有些我们认为是其他学科但实际上是讨论传播的成果，也应收入眼中。比如吴文提到过的《人类之网》，在我看来，该书就是从“交往”的视野来理解和重建全球历史（不知吴飞教授怎么会认为是合作劳动，与我的读解完全不同）。“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这就是作者定型全书——全球历史的一个概念。因此，“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反应”。⑩这完全可以纳入传播研究来讨论，理应是我们讨论“解放”的思想资源。即使是瞄准美国的大众传播，眼界同样需要打开，比如Hardt所提供的：
　　美国思想的一个主要问题仍然是欧洲遗产适用于美国文化特殊需要的问题。美国人与欧洲文化研究的相遇，作为一种文化探索的实践，是重新创造社会理论的思想传统在当前的发展。在这个事例中，传播研究的发展于进步观念而言代表着一种方便的载体，包括某些关于这个根植于实用主义和早期美国社会学的领域的改革观念。另一方面，理论的变化形成了对既存理论的回应，因为正是这些既存理论决定了这样的历史进程，为美国传播研究提供了洞见。由此，既存（大众）传播理论不仅在创造社会和媒介历史现实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它们在界定民主、政治权力的操作和日常生活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继续帮助形塑研究议题。[11]我看重Hardt倒不是说他的描述一定更真实，而是他对于传播学术实践过程的理解和揭示，从“受历史条件决定的理论立场是如何反映在传播、媒介和文化的问题上” [12]入手，这应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三篇文章在这一点上都很不够）。从这样的视野出发，“救赎”之道才可能找到自己的依据——学术的和实践的。撇开了具体的问题和现实（历史的和当前的）境遇，“传播学的解放”云云，就会被误解为从一个既定“学科”向一个虚幻的将来“学科”的封闭式扩展，不过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认识、视野和态度上的一种技术性调整，不能回应任何既存问题，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不免也就沦入“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之类的蹈空叙述。这是杜文容易给人留下的印象，当然肯定不是其本意。
　　
三
　　一读张涛甫教授的文章（《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张文），我的思绪即刻回到了二十年前，因为那时的我也写过一篇类似的东西，称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是“记者式研究”，还颇有点自得。“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即便有重奖，也不敢而且也做不了这样的“勇夫”了。触发旧事，不是说张文只是我当年的水准，而是一方面想表明我也年轻过，现在这个年纪看当年，不免就有了代沟（我这篇东西其实就是两代人，也包括与当年我的对话）；另一方面，张文所涉及的是我熟悉同时曾感同身受的。
　　与其他两篇文章不一样，张文选择了一个理论视野切入，而且是很有难度的“结构”。难度有二，首先这概念本来就是多义，[13]其次是又常常被滥用且又与常识混杂，与目今的“话语”、“建构”之类有着差不多的命运。据多斯先生，structura意义上的“结构”，最初是指“一种建筑式样”。到17和18世纪有了拓展，以“结构”类比活的生灵，后来渐渐开始用来描述具体物体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用的方式，由此延展，也就可以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结构。就社会科学脉络，多斯先生认为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之规则》（中译本书名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确立的。最终，“在1900-1926年期间，结构派生了结构主义” [14]。顺此便想到了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吉登斯就是试图用“意义解释”破解涂尔干的“结构”，遂有“结构的二重性”一说。
　　“结构”和“结构主义”的梳理，是我能力所不逮，更谈不上有什么资格。我只是想用这一鳞半爪的了解，为阅读张文做铺垫，也是一种交代，因为张文没有说明其“结构性”的来历，不过从“结构”概念的使用以及和“结构主义”的关系看，我的想法应该不会太离谱，虽然误读还是难免。
　　《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之标题，颇令人费猜。理论的结构，按照布洛克曼的说法，应该就是理论的构成逻辑和组织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一个神话，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科学理论不仅有一定的内容，而且也为一定的逻辑组织所决定。这一组织表明了这些现象的逻辑前提和共同成分，否则这些现象将永不能具有一个统一的共同前提。于是，像‘系统’和‘结构’这类概念就成为可运用的了”。[15]换用一个社会学家的具体要求，理论作为抽象的一组陈述，“必须观察有一个具有专门主题的论点，以期前后一贯，论证有力”，“它们必须保持逻辑上的一致”，互相之间没有矛盾，可能的话，还“应该能够相互演绎得出”。[16]不知这是否就是张文在标题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从其文中提到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的结构性贫困，究其根本是：缺乏理论的内生‘语法’”来看，好像是如此。语法是一种关系性秩序，自然需要共同前提及其规则。那么，“理论结构性”要说的就是理论组织和构建的规则。
　　由于张文同样也是“删除了时空”，没有任何经验性材料说明其问题的前提和来由，不清楚“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是针对什么，参照标准是什么。就此来看，文章的做法就显得很不够“结构”。因为按照结构主义鼻祖列维-斯特劳斯的要求，“结构能否成立，取决于经验研究的结果”。[17]于是就只好以我自己的经验补上。就一般情况，新闻传播理论组织的规范性和逻辑性，我并没有觉得比之以前更“贫困”，相反，是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传播学引入所产生的作用。因为正是传播学研究的推开，把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和规则带给了新闻学，包括如何运用理论，提出问题，搜集材料进行分析，最后对于理论的验证等等。陈怀林教授做过这方面的经验性研究，通过对比，结论是大陆的新闻传播研究近些年是大有进步。[18]也正是如此，我不赞成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播学进入，尤其是实证定量研究的学习和运用，以今天的眼光随意贬低。即便对于其方法的特长不提，就整个新闻传播的研究看，也有着非凡的重大意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一个可取的做法。自然不能否认，的确还存在不少理论运用不规范的问题，但那与“内生语法”无关。听到日常生活中的疯言疯语，是不能归咎于语言“内生语法”的贫困，否则索绪尔就要取代弗洛伊德，坐上释梦者的位子。
　　然而，就其文章的主要篇幅看，张文所谓的“结构性贫困”，又似乎是针对新闻传播理论不能适应当前新媒介所带来的现实变化，好比“庙”总是罩不住“山”。这就属于如何丰富和创造理论的问题。张文作为其重要论证的三点指认，“鲜有对实践重大问题的有力回应”，“理论自主性缺席”和“理论范式的缺失”，感觉都是对此而发。同样就一般来说，这三个方面自然都很重要并且也是很大的话题。张文中的“理论自主性缺乏”，主要是指新闻传播理论内有意识形态的挤压，外有西方理论的搬用，与时常讨论的“本土化”一脉相承，由于在吴文的“家园”与杜文的“解放”中我已经说了一些，同时这两年先后面市的香港中大出版的《传播的想象》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也已经汇聚了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的一些最新想法，故而此地不再重复。下面主要集中于“理论回应实践重大问题”饶舌几句。
　　这两天正在看一本买来多年的书，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时常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先抄一段：“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细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这样，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只是有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 [19]伊格尔顿借此嘲讽某些文化理论，我引用他是为了说明理论能否回应实践，是所有学科都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常说不衰。新闻传播研究不能说比之更好，但也不见得一定比其他学科差。在我印象里，新闻传播研究倒是一直在努力积极回应现实，至少在态度上是如此。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了现实实践几十年，已经不只是回应。改革开放之后，关于新闻事业的二重性、关于受众和效果，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和舆论监督等等，恐怕也是不能被包含在“鲜有对实践重大问题的有力回应”之列的。“屌丝”们的生存状况调查已经来了，“土豪”们还会远吗？
　　当然，要是把“回应实践重大问题”放到创造理论的层面来讨论，就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理论是否能回应实践，是理论的运用和效应，不等于必须回应实践才能创造理论。能否回应实践不是每一个理论创造的关键环节更不是前提。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至今尚未得到证明，根本就谈不上对实践的回应。本雅明根本就不看现实，“他的脸朝着过去”，被风暴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20]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游手好闲者”到处“游逛”。李欧梵说，本雅明的“全部理论都是从资料里来的，他读了无数的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读完之后，他突然悟出一点东西来，于是他就写那么一两句，这种警句式的随笔就变成了他的理论”。[21]就以“结构”而论，直接触发是对存在主义研究的不满，也谈不上是对实践重大问题的回应。自然，要是说这也是“实践重大问题”也不能说不对，但也就没有什么不是了。
　　俗话说：生活之树常青，理论都是灰色的，述说的是理论来自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丰富性是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可是“生活之树”一贯慷慨，并不要求理论的回馈，理论也不是非得背负着这样的重担。鱼儿在水里嬉戏吮食，就已经显示了水的伟大，无需鱼化身为水图报。于此看来，强调回应现实实践重大问题是很正确的，但同时要防止另一种倾向，以为能否回应实践才是衡量理论乃至研究的唯一标准，这可能会导入庸俗的实用主义，就像足球运动员的明码标价，价码证明了其水平。学术上“有些东西没有价格，却有价值”。有人愿为生活之树松土浇水培根，这很好；有人要在绿树下翩翩起舞，不为别的，就是为绽放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值得大力鼓励。不仅如此，好的理论不是现实的奴仆，“理论可以凭自身能力使人大开眼界”，[22]具有改变现实、创造现实的能量，可以提供观看和体察“生活之树”的新思维、新视角。我们就是有了“结构”才看得见结构的。我多年前在一篇名为《先回到历史去》的文章中就说过，大意是强调，新闻传播研究联系实际是真理但缺乏针对性。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不是与实际不紧密，而是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有一些冷思考。理论的贫困，不排除唯恐与现实贴得不紧所致，“有心栽花花不发”。
　　
四
　　读三篇文章引起我拉拉杂杂胡乱跳跃的思考，当然，我也借此对原有的想法做了澄清和整理。总的感觉文章的话题重要，但见解不新视野太窄且因缺少针对性而显得空洞。我总以为，讨论是为了推进，而且每一次讨论都应该是有所推进，不是重复老调，更不是为说而说。如果放在十年前不新鲜的观点，若干年后又重新掏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失去的正是现实感——“特定时空”，不免就沦入“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的阵发式循环。当前的确是讨论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上好时机，但要有新的基点和思路。我们不是要再爬从前的那座山，修葺从前的那座庙，而是需要新的想象力。最后，还是想引用华勒斯坦的话，这或许能够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提供新的思路：
　　“再思”，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当新的证据瓦解旧的理论，各种预测失灵，我们总是被迫反思我们的假说。所以，学者们经常反思19世纪社会科学的内容，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然而，除了“经常性”的反思之外，对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unthinking）。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否思社会科学，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23]我们需要的恐怕正是这样的“否思”。当然，“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否思我们已有的知识基础、视野和预设前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解放”和突破，推动新闻传播整体转型，从而回应新传播带来的变化。我自己及复旦的一些同事最近一两年也不时在交流类似的想法，准备明年适当时候以“否思传播学”的视角，展开一些公开讨论。这一次来凑这个热闹，也有预先敲锣打鼓聚合同道之意，以能齐声呼应杜骏飞和周玉黍的呐喊：让传播学的解放来得更猛烈些吧！■
　　
注释：
①[23]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刘琦岩、叶萌芽译：《否思社会科学》第二版序第3页、导言第1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杰弗里·M·霍奇逊著，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19][22]特里·伊格尔顿著，商正译、欣展校：《理论之后》第24、4~5、94、8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④⑧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第82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需要说明，由于受本文字数的限制，这一段文字中引用他人的部分在这里没有注出出处。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参拙文：《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载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像》第75-98页，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2年版
⑥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载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第1~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郑北渭：《美国新闻教育的演变和特点》，《新闻大学》1983年第1期
⑨[11][12] HardtHanno(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 p.ix.译文参考过何道宽先生的译本。
⑩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以布鲁克曼的话是具有“多义性”。J·M·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第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7]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序言第7~8、第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5]J·M·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李康、汪洪波、郭金华、毕向阳译，李康、杨善华校：《现代社会学理论》第3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陈怀林：《中国内地和海外华语地区传播学期刊论文写作规范之实证比较（2005~2010）》，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0]本雅明著，张旭东译：《历史哲学论纲》第265~276页，载汉娜·阿伦特编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12年版
[21]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第121~12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