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师师　李博璠　李秀玫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中“公共/个体”网络关注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比对了中生代与新生代网络关注的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中生代（60后、70后）的网络关注更多的是公共议题，而新生代（80后、90后）则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活。对中生代来说，网络关注是其事业工作的现实迁移；而对新生代来说，网络关注则是日常生活中的陪伴成长。但另一方面，两个代际对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均弱于个体生活，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网络关注　代际差异　公共议题　个体生活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研究缘起
　　代际差异问题首先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主要是指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各代群（generation cohort）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的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①中国新生代群体因其独特的价值观和群体特征受到广泛关注，②主要就在于其展现出了与其他代群不同的文化气质差异。虽然还存在未定的争议，但目前在国内，新生代与非新生代的代际划分还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一般以1980年作为划分新生代和非新生代的时间隔点。1980年之后出生的群体在成长期更多地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等很多方面与之前的群体存在较大差异。③对于这些差异，之前的研究多数是基于某一个或几个单独案例进行的定性分析，缺乏较为丰富的经验数据支撑，而基于互联网并针对互联网的调查和研究则少之又少。藉此，本文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中反映“公共/个体”网络关注的数据，比对了不同代际的网络关注差异，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丰富了代际差异理论。
　　
二、文献述评
　　代群在社会中拥有共同位置（common location），具有某种相似性经历，因此其思考、体验与行动模式会趋同。美国社会学家卡普·施密特之后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代”的概念：即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的成长阶段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的可识别群体。④这一理论建构的想象力在于通过生命周期与社会变迁的结合，可以把握某一群体的某些趋同的相似特征，同时在时间序列中，不同群体可以构成比较的可能。
　　对于代际以及代际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代际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从时间边界（如以10年为固定间隔来划分的70后、80后等 ）、空间边界（比如美日代际差异比较，⑤台湾地区代际差异分析⑥等）以及以历史事件（如“共和国创立一代”、“改革开放一代”⑦等）为依据进行的划分；第二是代际差异的研究方法。其中以横向设计（Cross-section Design）、时滞设计（time-lag design）以及Schaie理想设计⑧为三大主流方法，其中横向设计成本最低但是结论不宜过分扩大容易引发矛盾质疑，Schaie在操作层面难度较大，而时滞设计居于两者中间；⑨第三是代际差异研究的视角。社会转型变迁带来的价值观差异、⑩工作（职业）价值观差异、[11]生活幸福感差异[12]等是代际差异研究关注的重点。
　　就中国目前对于代际差异的研究来看，比较多地集中在对于代际群体价值观和个体特征的探讨上，但是对于代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尤其是新型社会环境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见；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性为主，定量实证的研究较少；另外，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对新生代代群内部的价值观分化，并且集中在工作价值观方面，对于不同代际之间价值观差异研究得还比较少，而把工作价值观同生活价值观结合起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更是罕见。
　　2009年美国著名研究机构皮尤中心发布了《2009网络代际报告》（Generations Online in 2009），其中将1980年之后的人群统称为“千禧代”（Generation Y）或“网络一代”（Net Generation），他们同父辈“X一代”或者“婴儿潮”一代在互联网使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千禧代”更加倾向于上网娱乐或社交，而他们的父辈则更多把互联网作为工具从事研究、购物或者网络结算。[13]到了2010年，另一份《社交媒体与年轻成人》（Social Media and Young Adult）的报告更是将关注点聚焦在了年轻成人对社交媒体这一新兴媒介的使用倾向上，但同时也涉及了不同代际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比较。[14]这两份报告体现出三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第一是关注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代际差异。代际差异理论认为，剧烈的社会转型会引发代际差异：其中包括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经济结构的更新与重组，中西新旧文化的激烈撞击交替，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等。[15]此外，新技术也引发了工作和生活的重大变化，[16]这既是代际差异理论的背景，也是判断代际划分的标准。[17]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开始出现，到2009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新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对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目前关于这一关键要素对于代际差异的影响，相关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第二是关于代际差异的研究方法。皮尤报告通过对美国18~32岁的“千禧代”以及其他代际的实证调查，得到了美国代际在互联网使用当中的差异性；而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倾向研究从2006年就开始进行。但是在中国，迄今为止仍比较缺乏此类较为严谨的实证研究。
　　第三是关于研究代际差异的视角。皮尤报告中对于美国代际的互联网使用进行了比对，不仅涉及事业、工作、娱乐、社交，另外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视频下载、在线旅游预订、与工作相关的其他研究等等，而这些“亚数字鸿沟”（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18]在之前的代际差异研究中大多被抹去或遮蔽。
　　本研究试图从三个层面对我国的代际差异进行一些探索与尝试：首先，从数据搜集和观察对象的选择方面，本研究采用了“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中的数据。此次调查含有国内目前覆盖互联网上多元职业、多元社会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的最新数据，本文采用了其中反映对“公共/个体”事务关注度的数据，由此可以研究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的代际差异。
　　其次，采用“结论限制性横向设计”的研究方法。考虑到此次调查的数据特质与现实条件，本研究中所采用的仍然是主流的横向设计（cross-section design）方法，即在同一时间点对多个代群进行比较以发现不同代群之间代际差异。但同时，研究力图避免将结论扩大以至于出现问题矛盾扭曲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横向设计所可能会出现的结论相互矛盾的问题。
　　第三，通过分析不同代际的网络关注差异，试图发现代际间对于工作价值与生活价值的认同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代际间价值观差异比较。因为虽然处于同一代群的个体会具有某些共同的思考与行为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价值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本研究更多的是从行为模式即“关注倾向”上来挖掘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是从现实中的可观察到的数据入手，客观性与可靠性较强。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中的数据覆盖了新浪微博平台上多元职业、多元社会群体的1800名网络用户，数据涉及“网络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部分：公共议题与个体生活。其中在公共议题部分，主要有“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对制度与政策问题关注度”、“对伦理道德问题关注度”、“对公共支出关注度”、“对政府信息公开关注度”五个变量，变量选项均为“频繁关注、有时提及、不关注”。在个体生活部分，主要有“是否在微博上记录生活”、“是否在微博上分享心情、宣泄情感”、“是否在微博上打发时间、消遣娱乐”、“是否在微博上结交朋友、维持社交”四个变量，变量选项均为“经常、偶尔、从不”。剔除掉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本研究中公共议题部分的有效样本量为1429个，个体生活部分的有效样本量略有差异，最少为1378个，最多为1410个。
　　本研究以代际作为划分群体的标准，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中生代和新生代两个群体。在本研究中，中生代是指60后和70后群体，新生代是指80后和90后群体。具体是将年龄变量中“60后、70后”两个选项合并为“中生代”，将“80后、90后”两个选项合并为“新生代”。由于“50后及以前”的比例较小，本研究将其剔除。
　　为了比较在网络表达中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与个体生活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我们采用卡方分析的方法，将代际变量和公共议题变量、个体生活变量分别进行列联分析和卡方检验，进而分析两组结果中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差异与一致性。
　　
四、研究发现
　　将代际变量分别与公共议题和个人生活变量进行列联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代际差异1：中生代更加关注公共议题
　　就公共议题关注度而言，新生代与中生代对五大问题的关注度由高到低的排序是一致的，均表现为：民生问题>制度与政策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支出。但是，总体而言，中生代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1.中生代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代际与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5。中生代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为16.76%，新生代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为10.62%，前者比后者高6.14%。新生代选择“有时提及”的比例略高于中生代。中生代选择“不关注”的比例低于新生代（表1　表1见本期第19页）。
　　2.中生代对制度与政策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代际与对制度与政策问题关注度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中生代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为19.62%，新生代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为6.64%，前者比后者高12.98%。中生代选择“有时提及”的比例为31.43%，新生代选择“有时提及”的比例为24.78%，前者比后者高6.65%（表2　表2见本期第19页）。
　　3. 中生代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代际与对伦理道德问题关注度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中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8.19%和25.90%，新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3.76%和22.57%，前者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4.43%和3.33%（表3　表3见本期第19页）。
　　4. 中生代对公共支出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代际与对公共支出关注度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中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4.95%和14.86%，新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1.44%和5.53%，前者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3.51%和9.33%（表4　表4见本期第19页）。
　　5. 中生代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
　　代际与对政府信息公开关注度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中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4.95%和14.86%，新生代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为1.44%和5.53%，前者选择“频繁关注”和“有时提及”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5.54%和7.64%（表5　表5见本期第20页）。
　　（二）代际差异2：新生代更加关注个人生活
　　就网络个体生活而言，新生代与中生代倾向于选择的个体生活方式基本是一致的，选择“经常”和“偶尔”的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均为：记录生活>分享心情、宣泄情感>打发时间、消遣娱乐>结交朋友、维持社交。总体而言，新生代选择在网上进行个体生活的比例均高于中生代。
　　1. 新生代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生代
　　代际与是否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新生代选择经常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比例为66.07%，中生代选择“经常”的比例为45.96%，前者比后者高10.11%。新生代选择偶尔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比例为24.83%，中生代选择“偶尔”的比例为29.62%，后者比前者高4.79%。新生代选择“从不”的比例远低于中生代（表6　表6见本期第20页）。
　　2. 新生代在微博上分享心情、宣泄情感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生代
　　代际与是否在微博上分享心情、宣泄情感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新生代中选择经常在微博上分享心情、宣泄情感的比例为62.08%，中生代选择“经常”的比例为39.11%，前者比后者高22.97%。新生代选择“偶尔”的比例为26.62%，中生代选择“偶尔”的比例为31.71%，后者比前者高5.09%。新生代选择“从不”的比例低于中生代（表7　表7见本期第20页）。
　　3. 新生代在微博上打发时间、消遣娱乐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生代
　　代际与是否在微博上打发时间、消遣娱乐的卡方检验显示二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1。新生代中选择经常在微博上打发时间、消遣娱乐的比例为43.57%，中生代选择“经常”的比例为19.84%，前者比后者高23.73%。新生代选择“偶尔”的比例为41.64%，中生代选择“偶尔”的比例为40.27 %，中生代比新生代高1.37%。新生代选择“从不”的比例远低于中生代（表8　表8见本期第20页）。
　　4. 新生代与中生代在微博上结交朋友、维持社交的差异不显著
　　代际与是否在微博上结交朋友、维持社交的卡方检验显示不显著相关（P=0.053）。新生代中选择“经常”和“偶尔”在微博上结交朋友、维持社交的比例均高于中生代，但二者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中生代和新生代在将微博作为社交手段方面的差异不显著（表9　表9见本期第21页）。
　　（三）代际一致性：对网络公共议题关注均弱于网络个体生活
　　将两个群体对公共议题关注度与网络个体生活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生代和新生代在网络表达方面又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弱于网络个体生活。
　　就中生代而言，在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各变量中，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最高为16.76%，最低为4.95%，而选择“不关注”的比例最低为42.29%，最高为80.19%；在网络个体生活各变量中，选择“经常”的比例最高为45.96%，最低为14.15%，而选择“从不”的比例最高为39.88%，最低为24.42%。就新生代而言，在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各变量中，选择“频繁关注”的比例最高为10.62%，最低为1.44%，而选择“不关注”的比例最低为47.01%，最高为93.03%；在网络个体生活各变量中，选择“经常”的比例最高为66.07%，最低为15.20%，而选择“从不”的比例最高为30.51%，最低为9.10%（图1　图1见本期第21页）。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次调查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关注的代际差异分为两大层次：差异性与一致性。差异性表现为，就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而言，中生代与新生代对五大公共议题网络关注由高到低的排序基本一致，但中生代对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显著高于新生代；就对个体生活的网络关注而言，新生代与中生代的倾向基本一致，但新生代对个体生活的网络关注比例均高于中生代；而一致性表现为，两个代际对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均弱于个体生活。
　　（二）相关讨论
　　1. 网络关注代际差异：中生代的现实迁移与新生代的陪伴成长
　　此次研究的结果显示，中生代对于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度显著高于新生代，而新生代对于个体生活的网络关注度显著高于中生代。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对于60后、70后中生代代群来说，互联网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人生的学习与成长阶段，开始事业与工作，因此，对中生代而言，网络一方面是他们认识社会和表达社会认知的窗口，另一方面是他们讨论事业相关议题的平台。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互联网就是学习与成长的固有环境，他们还被称作为是“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互联网一代”等。对于新生代来说，互联网更像是一个生活空间，可以记日记、写心情、消遣娱乐等。因此，仅从互联网在不同代际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对于中生代来说，互联网的使用更多的是现实工作生活的迁移，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而对于新生代来说，互联网就是生活本身。
　　2. 互联网技术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注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此次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两个代际的表现均低于个体生活。目前，网络作为公共空间开展公共议题讨论的功能仍然很有限。在网络上频繁关注公共事务的网民比例相对来说很低。鉴于中国以往公共参与具有低参与度与高壁垒的属性，相关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使社会结构扁平化，促进公民的公共参与等。[19]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形式，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并没有从代际的视角显著验证出公共议题网络关注的全民高关注度。公共参与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同制度架构、政府作为、社会文化、社会心态等关系密切，而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问题。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时代，公共参与的形式同公共参与的实质之间仍存在差距。
　　3. 学历、收入、职业地位等对于群体的公共事务关注有影响因素在网络关注中依然存在
　　虽然此次研究结果表明，中生代对于公共议题的网络关注显著高于新生代，但年龄因素只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要素。相关研究发现，学历、收入、职业地位等对于群体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具有显著影响。[20]通过此次调查中对中生代与新生代样本的常规变量的统计发现，总的来说样本中中生代的教育水平高于新生代，中生代的职业地位和阶层位置高于新生代。在身份变量中，中生代选择商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新生代中选择社会底层的群体比例明显高于中生代；教育背景中，中生代中研究生及以上的比例为47.63%，本科生比例46.21%，而新生代中研究生及以上的比例为16.04%，本科生比例65.98%； 阶层位置中，中生代中选择中上或上的比例为49.71%，新生代选择中上或上的比例为11.41%，中生代选择中下或下的占16.32%，新生代选择中下或下的占45.18%。因此，如果想要更加明确群体的网络公共议题关注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变量加以支撑。■
　　
注释：
①[德]卡尔·曼海姆：《代问题》，《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廖小平、张长明：《价值观代际变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来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③[16]陈玉明、崔勋：《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3期
④Kupperschmidt, B. R. (2000).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The health care manager19(1)65-hyhen.
⑤Murphy Jr, E. F.Gordon, J. D.& Anderson, T. L. (2004). Cross-culturalcross-cultural age and cross-cultural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valu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ournal of Applied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9(1)21.
⑥Hui-ChunY.& Miller, P. (2003). The generation gap and cultural influence–a Taiw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10(3)23-41.
⑦EgriC. P.& RalstonD. A. (2004). Generation cohor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Organization Science?15(2)210-220.
⑧SchaieK. W. (1965). A gener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problems.?Psychological bulletin,?64(2)92.
⑨TwengeJ. M.Campbell, S. M.HoffmanB. J.& LanceC. E. (2010).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Leisure and extrinsic values increasing, social and intrinsic values decreas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36(5)1117-1142.
⑩廖小平：《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11]TwengeJ. M. (2010).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5(2)201-210.; ParryE.& UrwinP. (2011).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13(1)79-96.; 陈坚、连榕：《代际工作价值观发展的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1期；尤佳、孙遇春、雷辉：《中国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实证研究》，《软科学》2013年第6期
[12]Huntley, R. (2006).The world according to Y: Inside the new adult generation. Allen & Unwin.; 伍如昕：《谁更幸福？——代际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3]Jones, S.& FoxS. (2009). Generations online in 2009 (pp. 1-9). Washington, DC: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14]Lenhart, A.PurcellK.SmithA.& ZickuhrK. (2010). Social media and young adults.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3.
[15]周怡：《代沟与代差:形象比喻和性质界定》，《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7]OblingerD.& Oblinger, J. (2005). Is it age or IT: First steps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net generation.?Educating the net generation,?2(1–2)20.; Bolton, R. N.ParasuramanA.Hoefnagels, A.Migchels, N.Kabadayi, S.Gruber, T.... & Solnet, D. (2013). Understanding Generation Y and their use of social media: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4(3)245-267.
[18]Hargittai, E. (2002).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 Differences in people's online skills.?First monday,?7(4).
[19]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刘建华：《论网络社会的政治权力转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0]王蕴峤、沈明明：《个别群体中存在的政治疏离感及其对策建议》，《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作者方师师系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李博璠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秀玫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为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号：14YJC860005）、国家社科一般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BXW053）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也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