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
　　季鸾先生六日在渝逝世的消息，使我非常震动。因为他无疑的是一代的论宗，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我在大公报做过几年工作，和他接触的时间不少。在西安事变前后，他也是对我热心教育者之一，后来因为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二十七年武汉会战时代我离开大公报，和各位朋友创办我们新的新闻事业。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等问题，我近来总想找一个比较充分的机会，向他老先生就教。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他确乎是天资卓越的老人，我相信假如上述的讨论能够成为事实，一定有丰富的内容，可资参考。三年来我有时在重庆，有时也和季鸾先生见面，不过，始终没有长谈的机缘。一年来，中国政治上一再发生骇浪，大公报自然在这些巨浪中起着重大的影响，季鸾先生在这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上鲜明的站在一端。因此我想向季鸾先生就教的心理，也更加迫切。然而谁知此志已永无实现之日！一代报杰，已与世长辞了！
　　季鸾先生对新闻事业有特殊的兴趣，而且有非常可宝贵的丰富经验。二十七年武汉会战初期，青年记者总会出版之新闻记者月刊在武汉创刊，我请他写些教育我们后进记者的文章，他对于提拔后进的问题，非常感觉兴趣，因此就谈到把他毕生作报经验写成专书的问题，他那时很高兴，希望有较空闲的时间，自己动笔，把他三十年心血，传诸后代，我鼓励他先把片断在新闻记者月刊上发表，他也有允意。以后武汉撤退，就没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交游之广，季鸾先生恐怕也要算中国稀有的人物。他性情豪爽，对人热情，故在与他政治观点基本上相同之社会范围内，有极广泛的友谊。他对朋友，诚挚而宽恕，很少看见他疾言厉色。朋友们的好处，他极力赞扬；朋友们的缺点，他总是隐盖。他常说：“我们作新闻，应当总报喜不报丧！”所以在许多问题上，他不赞同发表内容有暴露性的新闻报导。他说：“我们是在作宣传，不是写历史！”这种态度在对事问题上，似尚有商量的余地，但在对私人问题上当无疑的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修养。
　　中国杰出的报人，本来太少，而他正是报人中的老将，我们正盼望他以老将资格，领导全中国抗战新闻事业，团结全国新闻记者，更有效的为中国之抗战事业而努力。乃天不假年，早殒巨星。这实在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事，也是中国最近政治上一件大事。我希望大公报同人于悲痛之余，能将季鸾先生生平言行，辑成专书，公诸社会，这不特是纪念季鸾先生本身，也是对中国近代新闻史和中国政治发展史提供一种重要的参考。■
　　（《华商报》1941年9月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