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
　　2014年5月29日零点左右，看完了一篇即将要参加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之后，我在新浪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百余个字——
　　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于1960年代，做过厂矿广播员、放映员，后因企业破产，经过抗争之后最终选择了买断工龄，再就业的过程一波三折，现在一所中学做保洁员的“母亲”的故事。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出乎我的预料，这样一条普通的微博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此后，《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我和学生本人进行了采访、报道，在2014年6月的答辩季，那篇题为《母亲的故事》的论文引出的话题也成了新媒体平台上的一个热点。①
　　虽然后来还不断有媒体来联系要采访这个学生，或是请这个学生给媒体写稿，但是由于学生当时正忙于自己就业的事情，我们拒绝了媒体的“好意”。后来《新闻记者》编辑通过微博私信联系我，希望我结合此事件谈谈如何写好研究生论文。时值假期，已经安排了田野调查的计划，完成这样一篇文章在时间上很难保证。但因此前媒体已经对此事进行了较多的报道，新闻报道对于这样一个“学术事件”的报道，很难说较好地呈现了这个事件本身，甚至还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出于澄清这样一个“学术事件”的“真相”考虑，并且此“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学生（主要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做研究时通常会面临的问题，我答应了《新闻记者》杂志。当然，因为新闻已经做过很多的报道，我也无须再次重复那些新闻中已经讲过的话，但是，因为还是有读者看新闻时并未看得很仔细，误认为我是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在此再度说明：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是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张静红和曹云雯两位年轻教师（因张静红老师去年去澳洲访学，该学生转给了曹云雯老师）。在学生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并未提供任何指导。
　　在和《新闻记者》编辑沟通过程中，我也讲到了目前所写的这篇文章的一些想法，之所以答应写这篇文章，首先，还是要回答论文本身，即便是“就事论理”，但也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更多的还要基于论文；其次，虽然从这篇论文中所引出的某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篇“特殊”的论文，它不能代表所有的论文，更不能成为一种做论文的“模式”；第三，我建议不仅仅是刊发我的文章，由于版面有限，无法刊登《母亲的故事》一文的全文，但希望摘登部分内容。编辑认可了我想法，我才着手写这篇文章，并征得学生同意之后摘取了其论文的绪论部分。
　　
一、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论文？
　　这篇硕士论文共有4.3万多字，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后一部分是附录。在第一部分中，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理解为理论综述，作者主要介绍了“讲故事”的理论和方法。在这部分里，作者把论文主要涉及的两方面理论问题做了简要交代：一是关于“生命历程”的理论，二是关于“自我”的理论。对于这样两个方面的理论，涉及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作者并未对这两方面的理论做太多的介绍、评析。关于这一点，或许会有读者有疑问，认为该论文的理论部分较为单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偏离了论文的主题。因为就这篇文章来说，它并非一篇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章，“讲故事”仅仅是文章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方式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一点，的确是蒋易澄的论文存在的问题，也是作为一篇硕士论文的明显的不足之处。
　　就所谓理论“单薄”的质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责难可能是出于某种偏见。由于过于强调论文的理论性，现在不少学位论文的理论综述部分写得十分冗长，并且，一旦涉及某个理论，通常的做法就是把这个理论相关的东西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且，这样的介绍，通常只是描述性的，仅仅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次。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因为在短时间内难以很好地消化这些理论，摊子越铺越大，越写越迷茫，甚至丧失了对文献的辨别能力，仅仅是做一种简单的罗列、堆砌。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我通常的说法是“陷入了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在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中，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通常说，写一篇论文，最重要的不在于你告诉读者相关的问题别人说了什么，而是要告诉读者经过你的研究之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并非是说文献综述不重要，而是想说比文献综述更为重要的是论文作者你的发现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四个部分里，作者结合她母亲的“生命历程”，讲述了她母亲在四个不同阶段的“自我呈现”，分别是：快乐的自我、自我的苏醒、自我的重塑、迷茫的自我。以上五个部分构成了文章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内容虽然只有2.5万字，故事讲得较为简单，但是在我看来，作者已经抓住最为重要的内容，正如作者所引用的芝加哥社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托马斯的话：“研究必须关注不同类型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生活时间的长短。并且跟踪这个群体的未来生活，获得关于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的连续记录。” ②作者除了关注她的母亲，还对和母亲共事过的人也做了访问，作者的确是获得了母亲以及同一代人的生活中各种经历的连续记录。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作者的访谈记录，虽然作者把这部分内容当作附录来处理，但是在我看来，这部分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讲述“母亲的故事”。这部分一共有1.4万多字，据作者说，这只是部分节选的资料，还不是全部。或许也有读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堆砌资料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就质化研究来说，在得到了较为丰富的调查资料之后如何把资料较为充分地融入到“理论故事”的讲述中，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如果有人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站不住脚，可以看一看李培林教授的《村落的终结》一书，③在该书中，作者的分析和访谈资料，也是分为了两个部分。在更为有名的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④一书中，也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民族志，即描述性内容，后一部分是分析。
　　以上只是对这篇论文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因为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未对这篇论文做如此介绍，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讲，没有这样的必要。但因很多人未能看到该文的全文，我想这样的介绍似乎也有必要。
　　
二、为什么说这篇论文“接地气”？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判断一篇论文的好坏，通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是研究问题，第二是研究资料，第三是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缝合”。这样一种评判标准，是基于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理解。《母亲的故事》一文引起的讨论，也可以从上述这样一个评判框架中得到解释。但是，我所说的“接地气”，主要和研究问题相关。因此，先来讲这个方面。
　　潘忠党教授曾经说过：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⑤在几年前的一次讲座中，李良荣教授把“不好”的研究问题归为五类，即“伪问题”、“旧问题”、“空问题”、“大问题”、“泛问题”。⑥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凝练出好的研究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伤神”的难题。
　　在《母亲的故事》一文中，作者在正文部分的确没有对该文的研究问题进行单独的表述，但是作者在论文的摘要中，其实是包含了研究问题的。该论文的摘要只有300多字，在这里全文转引如下：
　　本文主要以笔者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从母亲参加工作到企业破产，买断工龄，为利益抗争，后长时间失业在家并再次尝试就业等一系列的生命历程和相关事件，来追述和展现一个国营矿业的发展历史，描摹与其相关人群的命运，折射近三十年来中国国有厂矿及社会历史的转折变迁。同时依据笔者对母亲近两年的日常生活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进行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加上母亲自己的回忆和讲述，通过母亲在自我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将母亲的自我划分为快乐的“自我”、“自我”的苏醒、“自我”的重塑、迷茫的“自我”这样几个阶段，试图讲述一个下岗女工在国家-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转折和突变，探讨人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自我认知以及“角色扮演”的不断摸索和调整，也即一个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生存、抗争与发展的故事。⑦
　　这样一个摘要，也是按前面说到过的该篇论文的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分别来讲的。虽然这样的写法从论文摘要写作的方面来讲，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可以做进一步的商榷和修改，但是在作者的表述中，我认为是包含着研究问题的。这里的研究问题，笼统地说，可以表述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追溯“生命历程”的轨迹，“自我”是如何随着国家——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表述，当然是作为读者的我帮她提炼出来的。至于她自己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或者说这样的问题表述是否符合她的本意？我暂时不在此过多纠缠。如果说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表述是说得过去的，那么，按照一般写论文的思路，需要交代这样的研究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关于这一点，作者同样未在文章中专门说明。这一点，同样是这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在这里，我不想再越俎代庖去为作者做相应的“完善”或“修补”，而是想说一说初次阅读这篇论文时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又和另外的一些“故事”有关。“故事”比较复杂，我尽量说得简单一点。
　　云南大学新闻专业的创始人之一高宁远老师，1956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分配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代末摘了帽子。1984年调入云南大学创建新闻专业，1996年退休。我毕业留校之后和高宁远老师接触较多，时常听他讲起一些过去的事情，有几次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若写一部自传，从一个侧面可以呈现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某个方面。这虽然是玩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学术上的意义。套用一种更学术化的说法，这也可以归入“口述史”研究范畴。
　　我父母的年纪和高宁远老师差不多，虽然没有高老师这般的磨难，但是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在于个人的命运，几乎完全是任由“国家”摆布的。记得父亲时常说起：1958年他去参军时，胸前戴着大红花，当1969年因“站错队”被“清退”回乡时，几乎无人理你。每次讲到这些，不易动感情的父亲眼里隐约闪烁一点泪光。
　　我始终认为这样的一些“故事”是，探讨中国社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很好的研究问题，虽然“故事”各有不同，但是却可以有共同的问题指向。因此，最初看到蒋易澄的论文时，她所关注的问题和我思考的问题之间不谋而合，顿时“爱”上了这样的文章，并认为这样的文章很“接地气”。这里所说的“接地气”，指的是研究问题与我们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性。
　　如前所述，在做研究、写论文的过程中，如何提炼并表述研究问题，这是一个难题。对于学新闻传播的学生来说，由于媒体现象的普遍性，学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找到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现象包括新的媒体形态以及新的媒体内容等等。祝建华老师曾经对大众传播研究谨防“陷阱”进行过多次说明，他把所谓的“陷阱”归纳为九个方面，即：追逐重大事件、追逐独特现象、追逐突发事件、追逐新名词、追逐新媒体、研究单一原因、研究常数（constant）、为比较而比较、为方法而方法。⑧虽然祝建华老师所谈的有些情况是针对量化研究而言的（如研究单一原因，研究常数），但其他的几个方面，对于一般的研究来说，具有普适性意义。由于现代社会传播现象的日新月异，相对于中文、历史等传统学科来说，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确定论文选题时通常比较容易。在这一点上，对于刚开始学习做研究的学生来说，可能存在一个对于“选题”的理解上的误区。因为对不少学生来说，所谓“选题”，他/她的理解仅仅是选择一个研究对象，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选题”，其实应该包括对象和问题两个方面，很多学生，看到了第一个方面，忽略了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选择到了一个研究对象之后，要回答什么问题，作者并不十分清楚。无论是在论文开题，还是在论文答辩时，这也通常是很多学生最怕被问到的问题。
　　
三、关于这篇论文的资料
　　在我发出那条微博之后，有网友认为一篇讲母亲的故事的文章更像是一篇文学作品，而不像硕士论文。因为网友没有看到这篇论文的全文，仅仅从微博提供的信息来看，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但是就这篇论文而言，作者的确有较为扎实的研究资料，而不仅是凭着想象在讲述母亲的故事。正如前面我说过的，这篇文章的正文的第二至第五部分，主要是结合母亲不同阶段的经历来讲述的，这些讲述所依据的，完全是作者的访谈资料，或者是在研究期间与母亲等人的交谈的记录。例如，作者在讲到母亲刚参加工作时在厂里做广播员，使用了这样一段资料：
　　那个时候哪有学啊，连师父都没有，自己听听中央新闻上面人家播音员是这样说嘛，我自己就跟起这样简单的说，我们也只能这样，当时做播音员也不是说要去考，要培训啊，普通话要达标多少，我当时那种还算是可以。因为当时我们来到七矿，五湖四海来的嘛，以普通话交流，那个普通话和地方上比起来已经算是够标准的了。（2013年8月20日）⑨
　　类似的访谈资料，在论文的主体部分中的第二至第五部分里大量存在。若网友看到这样一些资料，从形式上来判断，就不会把这样的文章归为文学作品的范畴。
　　前面我也说到，作者在正文之后，提供了1.4万多字的附录，这些附录只是作者对访谈资料的节选。在这些访谈资料中，涉及的访谈对象有作者的母亲、作者的父亲、作者的奶奶、原矿支部书记杨某、原矿子弟学校教师代某、原矿会计李某、原矿职工魏某、原矿职工吴叔叔、原矿生产采掘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刘爷爷和老伴何某、原矿医务室医生潘爷爷、原矿水冶车间职工翟奶奶、作者的姨父、李叔叔等，共涉及14人。在作者对李叔叔访谈时，作者甚至问到了别人对自己母亲的评价：
　　作者：我想听听你对我母亲的评价，呵呵，客观一些。
　　李叔叔：呵呵，怎么评价，过多的接触倒也没有，嗯，她给我的印象还是正面的，她跟我交往呢又总是把我看作一个领导，总是会用这种心态来跟我相处，所以我更多的也说不上来。呵呵。一个呢是觉得她勤劳，很能干，这个我是感觉出来的，包括她在七矿的时候肯定是个很勤奋的员工，还有一定的才艺，给我的印象是这些。也是听她讲、听你爸爸讲一些，在家里面呢也是一个贤妻良母，对人呢很真诚，其他方面也想不起那么多，呵呵。⑩
　　当我在蒋易澄的论文中看到这段资料时，有些吃惊。从这样的一种访谈提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并未完全轻信自己对母亲的判断，或是母亲自己的言说，而是试图再听听旁人的评价。虽然对处于这样一种特殊语境中的旁人的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尚存疑问，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这样的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也尝试着从一种“母女关系”中跳出来，尽可能地把“母亲”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这也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常说的“转熟为生”，这同样是质化研究中通常所说的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感的具体体现。
　　因此，这样一篇写“母亲的故事”的论文，并不是完全基于母亲个人的讲述，还对母亲身边的一些人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访谈。除了访谈资料之外，作者还选用了一些厂矿志中的资料，以及和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背景资料。从资料的角度来考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这篇论文的。
　　
四、关于资料和理论之间的“缝合”
　　这同样是做研究中一个十分难以把握的问题。记得十多年前，潘忠党教授在讲座中专门讲过这方面问题，他把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缝合”形象地比喻为“搭桥”。[11]我们的研究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没有处理好这方面问题，“桥”未搭好，只能说是“断桥”。“断桥残雪”的景致虽然受到不少文人的青睐，但是在研究论文中，这却是一种失误，不仅没有美感，通常还会受到批评。
　　就《母亲的故事》一文来说，作者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文所涉及的理论之间的关联，是较为明显的，虽然作者对相关理论的解析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就硕士论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不错了。对于博士论文来说，不揣浅陋，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其中有一个部分用到了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电视机还不普及，种种田野资料都彰显出电视机在当时的那个地方具有较为浓郁的“象征资本”的意涵。[12]这样的“缝合”，虽然未能在理论上有新的创造，但是起码对特定的现象做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对于更高层次的研究来说，这样的“缝合”，则体现在理论或概念上的创造。如王笛在对1870至1930年间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进行研究时所提出的“街头文化”，[13]在理论上就是一种新的表达。这方面问题过于复杂，并且我也曾尝试着做过一些讨论，[14]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这篇论文的理论贡献在哪里？
　　我在前面讲到，《母亲的故事》一文是有理论的，即便如此，或许还会有人再问这样的问题：这篇论文的理论贡献在哪里？说实话，在这样一篇硕士论文中，如果一定要问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说是没有的。在论文答辩时，我说过这样的话：这篇论文没有简单地去套用一些现有的理论，而是沿着某些理论的指向来讲述“故事”，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的呈现与变化做出了一种具体的回答。在这篇论文中，对于作者所涉及的两方面的理论问题，作者均未提出新的观点，也没有新的理论上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同样是这篇论文的又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在“故事”讲完之后并未进行必要的理论上的总结。如果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或许会形成一些有一定新意的理论上的认识或表达？就这篇文章来说，这或许和作者在前面的理论综述部分做得不够深入有直接的关联。对理论综述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联再进行打磨，这或许是这篇论文做进一步修改需要着力的地方？篇幅所限，在这里也不多讲了。
　　因为是研究论文，因此对于理论上的强调，无论怎么说也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对论文中的理论的强调似乎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某些人看来，所谓有理论的论文，是那种论文中充斥着很多理论或理论术语的论文。其实，从经验层面来判断，这样的论文通常是一种理论的“拼贴”，貌似有理论，其实不然。因此，在近些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先把现象描述清楚！这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生论文甚至对他/她所研究的对象具体是什么都还说不清楚，就忙着去借用、套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此风不止，对学术研究来说，也是一种灾难。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还会讲这样的一句话：论文中的所谓理论，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即沿着某个（些）理论所提供的方向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的论证或阐释。《母亲的故事》这篇论文，虽然有上述种种不足，但在我看来，与我这里所说的这样一种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如同前面说到的，作者对现象的描述是较为清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应该再用所谓的“理论贡献”来苛求学生。
　　
六、关于这篇论文的学科（或专业）归属
　　关于这方面的话，其实我非常不愿意说，但是因为在我的那条微博发出来之后，也有网友询问这是一篇什么专业的论文，甚至有网友在获知这是一篇新闻传播学的硕士论文之后，有些不解，所以顺便说几句。对于学术研究论文，我个人始终不太愿意首先确定一种专业的界限，而更为看重作者到底要讨论或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因此，我指导的有些学生论文，也时常被人批评专业性不强，甚至被说成是与新闻传播学科几乎没有联系。2002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为写作博士论文而绞尽脑汁时，有好心人这样提醒我：你做的东西在方法上已经让不少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接受不了，若所要讨论的问题再和传播（或是传媒）没太大的联系，估计论文很难通过。情急之下，我才最终放弃了原初从广义的社区传播来着手进行讨论的念头，直接从电视入手来讨论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讲电视，没有人再有理由质疑我的论文和传播没有关系了吧！就《母亲的故事》一文而言，作者似乎也有这样的担心，所以她在文章的标题中写了“社会互动”几个字。在我看来，这样几个字，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这篇硕士论文的学科身份，因此在答辩时，我建议可以去掉这四个字。因为“自我建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互动”的结果，这是一种理论的常识。
　　吴飞在其新著《重建巴比塔》一书的第一篇开篇部分讲了这样一段话：
　　传播学家们不停地借用、挪用，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他们吸收、消化、利用、拓展这些知识，来建构宏大的传播学理论大厦，但从传播学创立至今，传播学者从未在“传播是什么？何所为？”诸如此类的原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而这也许正是传播学的迷人之处吧。[15]传播学在中国虽然已经具有了学科的地位，但是“传播是什么？”或者说“传播研究，研究什么？”等这样一些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同前些年我在讲到民族志传播研究时所讲过的，暂时搁置名称的争论，贴近社会现实做具体的研究，等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之后，再来讨论概念或名称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学科边界尚不清晰的情况下，与其去争论这样的研究到底是属于什么学科，不如回到研究的一般层面上来，来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意义。
　　
注释：
①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母亲的故事》一文的作者一直在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从我所知道的她在此期间的某些经历，似乎和她母亲“再就业”过程中的某些经历有类似之处。在对这篇文章进行最后的修改时，9月10日，我再次打电话询问作者的工作情况，她告诉我暂时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打工，同时还在等待她以前所联系的一所学校的第二次招考。希望她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②⑦⑨⑩蒋易澄：《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与自我建构》，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③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⑤此处引自王永亮对潘忠党的访谈，来源：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5/22072/2330295.html。
⑥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0cbaf0100f7jd.html。
⑧祝建华：《大众传播研究谨防“陷阱”》，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5/22072/2330281.html
[11]潘忠党还有另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在理论和资料之间“上蹿下跳”。
[12]郭建斌：《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实践：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中国传播学评论》2005年第1辑
[13]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郭建斌：《权力的媒介网络：一个传播社会学的概念——兼论传媒与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传播论坛，广西/南宁，2005年7月；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吴飞：《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系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