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教授批评现在学位论文模式化太严重，越来越多的所谓论文，选题本身可能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就是一项具体的量化分析。他直言，有些文章写出来形式上是规范的：前面有选题论证（其实说半天都是套话）、理论依据（全部是学科内常识）、方法交代（多数方法本科生都会），随后是一堆统计数据（大数据时代，网上搜索材料不是难事）和极为简单的百分比柱图、饼图，最后的结论就几句话（不做也知道），有时加上几句“建议”或“措施”之类的行政套话。这类论文太多。如果形成此风，新闻传播这个学科就完了，一点学术都没有。①陈教授的批评主要针对学位论文的形式主义。这些论文，形式上似乎像模像样，看上去比较规范，有的甚至做得很精致，但其内核是空洞的。“研究”了半天，是在表演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学术“体操”，不解决实际问题。陈力丹教授这里批评的虽是新闻传播学位论文的问题，其生产主体多是专业学艺阶段的研究生，其存在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问题，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在整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也是突出存在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从专业社群的体量以及专业知识生产的产量来看，都是惊人的。打开“中国知网”，近十年关于新闻传播学主题的论文就高达1.3万篇，如此海量的知识生产规模，乍一看似乎成绩喜人，但这种知识生产是粗放型的，成色不高，多是低端层面的重复劳动，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学科的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多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在做“增量”研究，“圈地”太多，致使广田自荒，没能深耕下去，没有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构性转型对接起来，造成理论知识的繁殖与实践期待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如今，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愈加突出，进而成为制约这个年轻学科持续发展的路障。
　　
鲜有对实践重大问题的有力回应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首先表现为：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革命性的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迎面破解重大难题。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因于我们新闻传播学界自身的不努力，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打补丁”，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未能建构一个相对自足、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空前挑战。
　　来自实践层面的困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并没有在这个理论期待甚为峻切的时刻展示出理论的光芒和锋芒。来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去探讨。比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下的媒介与权力、媒介与市场、媒介与技术、媒介与意识形态、新闻生产、传媒转型、新闻专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决，未能实现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新闻传播理论多数在“内河”中兜圈子，没有产生出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劳而无功，生产出大量浅表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启发和引领。
　　失去对实践回应的能力，新闻传播研究会出现两种趋向：一是停留于对实践问题的表面化解读。伊斯顿曾在60年前，批评美国的政治学研究时指出，“所有成熟的科学知识皆是理论性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编排，以便我们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而编排这些事实的概括性层次越高，说明和理解的范围就越广”。“而今的美国政治研究的视野下看不到此类理论”。②理论从来不是经验的简单加工，而是超越表象的抽象活动。理论在推动政治学中的所谓“行为革命”的诸多动机之中，有两大强烈的焦虑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个焦虑是“极端事实主义”（hyperfactualism）。所指是：政治科学家经常成为只是关于政治系统的事实的编纂者，特别是有关宪政体制之细枝末节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事实的重要性；其实，这只是坦承一门成熟的政治学需要的事实证据远比我们现有的更多。……执着于事实本身，不足以产生可享有任何政治“科学”之名的东西。一套整合理论的创建才是治疗“极端事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只有理论才能使我们分类并评估由实验和观察所得的事实数据的意义。③对于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二是造成理论的“内卷化”。新闻传播研究停留于内部的知识循环，从概念到概念，为理论而理论，理论处于空转状态，与实践问题脱节，问题意识薄弱，多停留于浅表层进行重复劳动和表面化开采，没有把理论钻头触及实践深处。这种理论研究不能解决系统性问题和轴心问题，与实践之间貌合神离，远离实践焦点，生产出来的专业知识对实践的影响不大。
　　
理论自主性缺席　　
　　3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理论资源上做“增量”，努力将源自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理论的跨语境旅行，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这种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联接，理论缺乏“在场”感。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缺少理论，别人有的，我们这里也会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不是内生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缺乏结结实实的关联，致使一些在西方颇具理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到了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这种游离实践的理论生产，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言语的学说”，是一种“炫耀性的理论工作”。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尚年轻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理论自主性不足，因而有理论“无学”之讥。
　　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自主性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自主生产的新闻传播理论资源较少，大多依靠外援，很多理论框架是靠其他学科以及国外接济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是一个理论自足的专业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自身缺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地盘并不牢固。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资源很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由中国自己原创的理论资源更为稀少。二是受到意识形态力量的挤压和困扰。由于特殊原因，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语境下，受到专业之外力量的影响较大。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一样，顶上有一个天花板。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伸展空间，难以摆脱如影随形的意识形态控制。
　　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转型，但这种外来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在地化”、“本土化”问题，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大焦虑。毕竟，根生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是一种“他者”知识，其内生于西方问题语境，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成就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以及约束变量均发生了变化，若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反而会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更何况，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自身也存在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李金铨教授曾指出，这些年来，传播学研究积累了不少，可新的洞见并不多。比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在我入行时就在讨论这些理论，很多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我的师辈，现在我即将退休了，还在讲这些东西”。“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自1968年诞生后至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论文，但四十多年新的认识真正增加了多少呢？” ⑤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同时面临内生和外援的双重不足，致使理论自主性面临空前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主体性难有保障。表面上的繁荣背后，是虚弱的理论内核。如果没有内生“语法”的支撑，仅仅靠语词的繁殖，这种理论增量简便规模再大，也是没有“硬度”的。拥有理论话语语法，是判断一种理论有没有自主性的标志。一旦拥有理论“语法”，它就具备理论生成能力，进行理论造血。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的结构性贫困，究其根本是：缺乏理论的内生“语法”。
　　
理论范式缺失　　
　　布尔迪厄说过：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求一种对于自身的“反思的回归”。⑥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要求不同程度的反思和修正。这取决于这些研究领域的“硬度”或“软度”，还取决于学科所处的社会的、技术的和知识的环境变化速度。一个学科应对外部变化时，基本范式所做的改变越少，这种学科越有“硬度”；一个学科的理论结构越容易受出其不意的外部变化的影响，这种学科就越有“软度”，因而，越有必要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讨论和重新构架。⑦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学科“硬度“较小的研究领域，因为其学科范式尚不牢固。
　　有研究者将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提炼出三种类型理论范式：
　　一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这种范式来源于自然科学。核心研究方法是实证的（科学）定量研究，目标是解释和预测。其核心假设是（1）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存在规律；（2）可以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确定什么是可靠的知识；（3）重视研究个体，发现客观的结构；（4）价值中立。
　　二是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其核心研究方法是诠释的定性研究。研究目标是：理解。核心假设：（1）自然和社会不具有统一性，社会所具有的是规则；（2）参与的意义诠释；（3）注重意义与文化的建构过程；（4）研究中的价值不可避免。
　　三是批判理论范式，核心研究方法：辩证的、历史的批判。研究目标是：改变与解放。核心假设：（1）自然和社会不具有统一性；（2）意识形态影响着研究与理论建构过程；（3）提倡整体地、历史地研究；（4）提倡价值介入，研究是实现解放的政治实践。⑧
　　虽然说，这三种理论范式支撑了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初步轮廓。但整体而言，还是摆脱不了“弱者联合会”的批评。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认为，传播学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目的，方法的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弱点而不是它的强项。传播学领域经常有众多的量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历史学者、法学和政策专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倾向于保持自我特点，因此整体性小于各个部分之和。因此，传播学被划为弱者联合会的范畴之中。⑨前ICA主席多思巴士认为，学科壁垒的蔓延导致“越是通过个人努力去制造专业差别，研究的问题就越发细小，越发远离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学科范式，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学科范式中努力寻找研究的一席之地”。⑩
　　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硬度”更显得不足。李金铨教授认为，中国内地一些传播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方法、没有理论视野、没有问题意识，只是靠聪明和灵感。灵感是不可持续的，有时灵光一现会写下一句好想法，但因为缺乏逻辑、纪律和证据，下一句往往就自相矛盾了。我们向西方学习，就应该学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只学些研究技术，所知道的研究技术就只有那几种而已。学会了做问卷调查，就只会做问卷调查，而且认为世界上唯一的方法就是问卷调查。[11]此言可谓一语中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目前新闻传播研究遭遇的困境，“根源在于研究范式”。
　　20世纪初期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开始时主要采用了政治学范式关注政策、媒体、公众意见、民主之间的关系。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否定政治学范式的新闻学在延安提出了新闻（传播）研究的哲学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关注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这一范式以科学主义的话语转换了问题域并成为1949年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唯一范式。
　　今天要突破新闻研究的困境，需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12]范式是理论研究的“铆钉”和“卡槽”，理论研究缺乏范式，就会缺乏逻辑，容易被概念和感觉带向岔道。理论范式代表由某一科学社群成员共同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所构成的整体，能够为这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提供问题解答，或作为常态科学研究中解答谜题的基础。范式将科学探讨的问题定向在一个范围内，具有世界观及方法论的作用，是科学社群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13]理论范式之所以重要，概在于它是理论话语的“语法”，是理论知识的骨骼。对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而言，经由这几十年的发展，其话语资源已甚丰富，问题是这些散乱的话语资源，缺乏内在的逻辑秩序，即便我们用几个理论框子将一些概念、理论话语分为几种门类，但多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分殊，不是理论内在逻辑上的区隔。
　　
结语
　　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要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问题，尚需要有一个较长周期的理论爬坡过程。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着力：
　　一是须有清醒的理论自觉。有了理论的自觉，才有实践的自觉。这里所说的理论自觉，主要体现为对理论的结构性贫困这个现状的深刻洞察。面对来自实践的全方位挑战，新闻传播理论的自觉。如果仅仅满足于“片面的深刻性”，对全面开放语境下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目标、核心问题、理论范式以及现有理论研究的局限性缺乏清醒、到位的把握，那么，理论上的努力就会走偏，造成智力投入的浪费。只有这种理论自觉足够清醒、专注，才能形成强劲的理论动力和定力，凝聚理论共同体的力量，将集体的智慧投注到当前的理论目标上来，推动理论进步。
　　二是直面实践挑战。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最大的挑战是：现实实践中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亟需破解。比如，新媒体对中国传播生态的深刻影响，仅靠我们此前新闻传播理论的存量资源，以及外来新闻传播理论的增量资源，不足以有效解释独具中国特征的新媒体难题。再如，中国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其复杂性远超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生产实践。如果直接移植西方的新闻生产理论，难以妥帖地借解析问题的复杂性。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不断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生产的极限。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多拘泥于对实践经验的表面化和局部性的认知，对重大问题缺少系统化、富有穿透力的理论洞察，更缺少对实践的引领，当然，主要是因为缺乏过硬的引领能力。
　　三是打造学科硬度。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真相，逼近真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离不开对经验和事实的提炼和洞察。在这个过程中，试炼理论的锋芒。穿越表象，揭示表象背后的规律性，方可彰显出新闻传播理论的硬度。鉴于现有的理论范畴和框架，尚缺乏理论硬度。因此，要以提炼理论范式和语法为理论目标，将新闻传播理论变为有穿透力和解释力度的理论工具。
　　四是强化理论自主性。此前，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过度依附于西方以及其他强势学科，造成我们的理论研究面临的双重不足，导致我们理论自主性的严重“内虚”。要改变这一现状，练好中国自身理论功夫是绕不过去的坎。锻炼内功，不应在理论的真空实验室里，而应在生生不息的实践旋流中探索具有中国语法逻辑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社会科学理论乃是语境化的产物。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一定是中国语境的产物。近30年来，中国语境的深刻变化，构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最大的外部性变量。在中国社会大语境之内，又会有各种复杂的场域。“一个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14]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大大小小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换的‘机制’” [15]。在我看来，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亦当如此。■
　　
注释：
①新闻记者官方微信shxwjz2014年7月14日
②EastonDavid .The Political Syster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Knopf,1967p4.
③转引自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第4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④[14][1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33、134、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⑤[11]李金铨、刘兢：《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⑥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⑦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第146页，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⑧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第80~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⑩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第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12]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3]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博导。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当代中国民意与公共政策的互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众传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危机预警和沟通机制研究”11YJA86003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