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丽华
　　【本文提要】 本文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中呈现的传者的“自我言说”，探究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状况的“当下”。研究发现：《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表现出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其中，“国家-媒体”边界关系的突破与重建、来自公众（读者）的正向反馈、以及群体内互动在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其背后的建构逻辑。但同时，一种普遍的“思想和行为的分裂”不容忽视。这种分裂导致媒体和记者“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身份尴尬，影响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给记者群体的职业身份认同带来挑战。
　　【关键词】 记者　职业身份认同　职业规范　内化　中国青年报　
　　【中图分类号】 G212
　　任何一种身份认同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记者职业身份认同也不例外。
　　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将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看做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这一立场给了人希望，证明个体是可为的、现状是可改变的。同时，职业身份认同正因为是建构的，和具体的个体、群体、环境、社会结构有关，才会呈现出中国记者职业意识、职业身份发展的独特经验，对这种独特经验的“同情的理解”而非生硬对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究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状况的“当下”：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处于何种状态？其职业身份认同建构的背后逻辑是什么？他们接受并内化了哪些职业规范？这些规范是如何形成，如何传承的？面临了哪些挑战和问题？
　　虽然手头带有一份访谈提纲，但这些平常就在叙述他人故事的记者编辑是很好的“讲故事者”，本访谈实际遵循了让访谈者“自我言说”的规则，因而这些访谈记录成为展现“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可供研究的“叙事文本”。
　　
一、认同的力量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认同的社会建构总是发生在标有权力关系的语境里。他将认同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目的在于扩展和合理化其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的认同；“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①的认同；以及“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社会行动者基于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由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②记者职业身份认同也遵循着类似的发展轨迹。
　　（一）合法性认同：新闻记者是一种职业
　　对于“新闻记者是否是一种职业”的问题，受访者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引用“新闻的专业性”、“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记者”等话语表达了一种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
　　受访者C这样表述：“我觉得新闻应该要强调它的专业性，以前我们不强调，认为新闻无学。但是，现在来看，新闻要求的专业性非常强，有自己的原则、规则，必须要遵守。”
　　受访者B说：“我觉得（新闻）是一个专业，我一直坚定一个理念：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办。关于新闻，关于传播，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受访者已经感受到了自媒体时代带来的挑战，但他们依然强调专业记者的不可替代性。受访者A表示：“现在是全民记者，很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角度把观察的东西发到博客上，或其他自媒体上，记者这行看起来门槛比较低。但写作的人越多，世界上的信息越多，有价值的写作和信息反而更珍贵。所以，你如果要做记者，就应该做这样的记者——同样的信息，你和别人写得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职业记者和业余者的区别。”
　　上述表述中出现“专业”、“客观”、“独立”等词汇，表明西方新闻从业者的理念和实践在中国记者群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影响，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但这样的表述并未超出官方表述的范围，属于合法性认同的范畴。
　　与此同时，受访者还体现了内群体偏好——较强的组织认同，并将其上升至“文化认同”的高度。如己在《中国青年报》工作30年的受访者D认为：“‘青年报人’的职业身份认同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合作做新闻时，同事间的确定性肯定胜于其他新闻同行。”
　　受访者F则在自称“小记者”的调侃中保护着内心的职业身份认同：“跟别人介绍时，我经常会说‘我就是一小记者，就挣个菜钱’，虽然经常这样调侃，其实心里的认同是非常强的。如果我老了，墓志铭上要有一个词的话，可能还是写‘记者’。”
　　（二）抗拒性认同：“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卡斯特认为，不同认同建构的过程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抗拒性认同导致了共同体的形成”。③《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在部分接受支配性制度导入的合法性认同的同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产生着“抗拒性认同”，加速了“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30年的受访者G，1971年进入某省级人民广播台广播组工作，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是一个“宣传的时代”。他回忆，作为播音员，在播报重要的社论时，音调必须越来越高，等到最后一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往往录不好。
　　一段时间后，G不愿再当“肉喇叭”，而是选择报考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至《中国青年报》，继续新闻工作，其职业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我离开播音岗位，本身就是不愿意做纯粹的传声筒。我寻求一种理想的职业模式，就是报道新闻事实，新闻就是传播大众迫切需要知道的事实。”
　　有人曾感叹：“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他的文化成就再辉煌，若无权力和财富加持，就会被视为‘不得志’。”④在当下的中国新闻界，部分从业人员更是寻找各种获得“权力和财富加持”的机会，以显示自己的成功和“得志”。而身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受访者在“自我的言说中”表现出了一种主动拒绝的姿态和心理。
　　受访者H已在该报社工作19年，他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爱人在金融系统工作，工资和条件都很好，她经常特别困惑地问，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样一家报社，这样低的收入，这么辛苦，夜班，还要跑山里，到底是为什么？我回答‘为理想而战’。”
　　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使得他们拒绝了其他的工作机会，继续留在新闻行业。如上述被访者H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其他的选择。一次某商业银行找到H，请他到银行工作，当办公室主任，H还是选择了拒绝。
　　而记者F从毕业实习时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当时她得到了进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总部工作的机会，她没有去，而是选择到报社工作，代替她去这家保险公司的同学目前已经年薪上百万，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她表述自己选择进入报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实习的时候就受到感染：“当时，我们实习生都住在一个房间，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有个××日报的实习生，参加了一个全国的大型采访活动，他的柜子关都关不拢，塞满了礼物、土特产，但中青报的实习生没有这样过，起码没有这么丰厚。跑会的时候，大家骑着自行车赶场子，但是中青报的记者在做相对深度的报道，而不是会场报道。这是我最初的职业启蒙。”
　　受访者对自身的历史和传统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也促进了“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如D对《中国青年报》高峰时期的“深度报道”做出了反思。他认为，当时的深度报道现在看不完全是调查报道，更像是思想性报道：“它发现这个社会当下存在的一些非常重大的命题，然后再做大范围的采访。现在来看，那种报道最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它的主观判断，不管是写作，还是结构，都有强烈的主观判断。当时可能恰恰是它的主观判断导致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客观的报道，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如今，那种文本可能不被接受：“但是，它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思想的穿透性。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技术来表达思想的穿透力，这是整个中国媒体界的进步。”
　　受访者H则将其总结为“表述危机”：“我们的报纸当时青春激昂、突破边界，但理性不足，就是价值判断多、事实判断少……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本身需要鼓劲、全民情绪激昂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但随着激情的消退，社会进入了更理性的状态，报纸所形成的这种话语模式、表述方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
　　（三）规划性认同：新闻实践的转型
　　卡斯特提出，规划性认同产生了主体。主体是集体的行动者，通过主体，个体才在自身的经验中达到了完整的意义。⑤
　　在新闻实践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发展出了一种规划性的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带来了新闻实践的转型。
　　受访者F讲述了自己的变化:“在之前，我也是拿过红包的。但是，等到你职业生涯经过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很厌恶当拿红包的记者。你会反思你要不要当这样的一个记者，这样的记者会不会当一辈子？我觉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需要自我价值认同的阶段。”
　　这里F用到了“自我价值认同”的表述，进入了拷问自我的深度职业身份认同状态。职业不再是饭碗、谋生的工具，而是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
　　受访者A尽管对目前国内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状态并不乐观，认为很多记者虽然名义上在做记者，但其实在想做官或者别的事情；由于新闻行业的低门槛，很多不适合这个行业的人进来，而且也冠以记者的名义，影响了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评价，但是他依然相信：“有些人会一直坚定地做记者，比如在西方，有人一直到退休都在做记者。我相信中国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受访者A将这种认同形容为“内心的安宁”和“价值认同”：“我的职业认同度还可以……我从来没有把拿什么奖作为自己的职业奋斗目标。我的认同感来源于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产生的内心的安宁。对于时代进程中一些问题能找寻到自己的答案，而且有些答案越发清晰，让我对这个社会还存有希望，因为有些报道确实能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这种情感让我觉得是价值认同。”
　　按照卡斯特的观点，始于抗拒性的认同会发展为规划性认同，沿着历史的发展脉络在社会制度中拥有支配性地位，并且经由合理化过程成为合法性认同。而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也可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道路，产生为行动者所内化的职业认同，带来整个新闻行业的转型。
　　
二、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建构的逻辑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所有受访者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描述都指向媒体的公共性，当被要求用一个或多个词语形容记者时，受访者使用较多的是“观察家”、“公共利益的看门狗”、“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等话语。
　　如从业4年的A表示：“我会想到看门狗、扒粪者、社会瞭望者。我觉得记者还是要为了公共利益，可以说是公共利益的看门狗。”
　　受访者B表示：“我更倾向于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不要对这个职业过分地拔高，记者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像‘社会活动家’是一种比较好的评价。基于公共传播，我觉得记者还承担一定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比较符合定义，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而受访者C的表述：“第一，他应该是社会的守望者；第二，应该成为社会的‘啄木鸟’。”
　　这一发现背后有着丰富的涵义，对于探究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逻辑展现了一种方向的指引。
　　（一）“国家-媒体”边界关系的突破与职业意识表述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新闻实践中，总是存在对“国家-媒体”边界关系的突破。在受访者G看来，中青报人职业意识的觉醒与职业规范的确立，是从实践中“熬出来的”，源自于有意识地对旧有的“国家-媒体”边界关系的突破：“中青报的领导把握擦边球，中下层的就是部门一级的青年主任和青年编辑记者，能突到哪就到哪，被拦住了再说。”每一个这样的突破会形成新的惯例，累积成报社内部乃至整个新闻行业遵循的职业规范。
　　《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是一个极好的佐证。这一组报道打破了过去对自然灾害报道“一场灾害，一批英雄”的固有模式，开创了灾害报道的新局面。
　　其次，记者们的“亲历”心理变得非常强烈，通过亲临现场建立自己的职业权威。
　　最后，他们征用了“人民”的知情权作为记者的职业良心。类似所有老百姓的房子被烧成灰烬，而县长的房子却被数台消防车保住的事实，强烈敲击着这些记者的职业良心：“作为舆论的代表，我们要对人民负起传播事实真相的责任”。⑥“报道抗灾的成就，颂扬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无疑应当是我们宣传的主调，但同时也应当去触动那些光明背后的阴暗。如不这样做，对记者来说是一种失职。”⑦
　　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自我意识得以发展。反过来，这种意识对于自我的形象形成另外一种导向——不断地做有影响的报道。报道形式变得深刻，同时报道领域变大，视野变宽，过去没有纳入新闻报道的领域，都被选作报道题材，最终“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
　　《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中，不仅存在对旧有边界关系的突破，还有着建立新的边界关系的努力。如负责应对各种诉讼的《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曾总结的八条报道原则，内部简称为“周八条”。其中包括事实原则、法定证据原则、平衡原则、正负效应原则、保密原则等。⑧
　　姑且不论这八条原则在现实中是否被很好地遵守，它至少表明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在重新界定“国家-媒体”关系边界方面所做的努力。
　　（二）“媒体-公众”边界关系的建构与职业意识表述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了30年的受访者D回忆:“我记得当时到《中国青年报》工作，一说你是《中国青年报》的，在很多地方马上就会赢得信任。”
　　和公众（读者）边界关系的建构还体现在面对各种针对记者的污名化评价的反映上。面对不同的负面社会评价，受访者保持了强烈的职业自尊，采取主动“区隔“的策略，将自己与其他新闻从业人员群体区分开来。受访者I说：“现在经常有人会说是你们媒体人怎么怎么，我说‘是，我承认这里面有你说的情况，但我们中青报不在这个行列’，他们基本也会认同。”
　　受访者B表现出同样的“区隔”策略：“我觉得整个行业并不乐观，职业门槛很低，而从业人员又很庞大，我遇到的一些同行更多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匠人，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会降低一些。”
　　受访者F说：“我也不想把自己拔得多高，我也不想把自己的道德高化，或者矮化。有些人拿到红包后，他会想拿到更大的红包，会觉得那是另外一条路。但有些人会想，我要脱离‘红包记者’，做一个更职业的记者。”
　　（三）记者群体内互动：职业身份认同的内化
　　群体内互动在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在基于新闻实践的集体讨论中进行协商，内化职业规范。
　　《中国青年报》的成文规范并不多，更多的是“不成文规范”。那这种规范从何而来呢？
　　受访者F表示，规范是通过不断地讨论来形成的：“我觉得是编辑的把关、同事之间的业务讨论，不停地反思，不停地设防，这条线会越拉越高。”
　　她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篇稿子，稿件中的当事人已经死了，但稿子中出现‘他站在桥头的时候，认为自己像僵尸一样’。在编辑时，这个细节就淹没在里面了，没有被挑出来。等到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指出来了：‘他像僵尸一样’，这句话从何而来？本人已经死了，这句话是不可求证的。×××说是来自多位老乡，坐船的很多人都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说，你这个处理有问题，应该说‘据船上的人回忆’，加上一点信源，保证这句话是真实的。在每次的业务讨论会上，这样的问题都会作为硬伤，被毫不留情地提出来。”
　　通过讨论、批评、处罚，大家形成了哪些做法是“不允许”的共识。
　　群体内互动还包括对国际同行的借鉴与接近。多位被访者提到他们的职业偶像是国际优秀的同行。如受访者F介绍：“我们每个编辑、记者都会大量分享获普利策奖的范文，也去模仿他们的东西。普利策的范文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一直在感觉它的主观性在哪里，哪些是一定不可以突破的真实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就是在按普利策的标准在做，严格地执行。”
　　这些经过群体内讨论、借鉴国际同行的职业实践协商形成的规范通过“言传身教”，实现内化。
　　受访者D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进报社以后，新闻前辈的言传和身教，这两点缺一不可。”同时他认为：“现阶段，报社在推行一个成文的规范，不一定能成功，它的约束力不一定比言传身教的强。”
　　受访者H表示自己的职业规范来自作坊式的“口口相传”：“即使制定一个规范，也没有人会按照规范执行，依照惯性，口口相传，师傅带徒弟。”
　　就《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实践来看，存在两个方面的启示：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建立在对职业规范内化的基础上。从规范产生的历史看，一般先有不成文规范，后有成文规范。⑨
　　现代社会不成文规范作用减少，成文规范的比重日益增大。不成文规范具有巨大的约束力，但在传承时会有扭曲，甚至可能随着人员的变化而削减，甚至彻底消失，新闻职业共同体需要加大成文规范的建设。
　　
三、分裂感的负面意义与正面价值
　　上述两部分讨论了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的力量及其形成的背后逻辑，但受访者同时提出，“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体现是要打折扣的”，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和行为的分裂”不容忽视。
　　（一）“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尴尬
　　受访者G认为：“职业身份认同，在一部分思想比较敏感的新闻单位已经形成了，有一部分人认同，但是思想和行为分裂。”
　　当然《中国青年报》也不得不这样，“所有好的报道都是有限的实现”。
　　受访者H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分裂”：“作为个体的从业人员，我刚开始有十年的困惑，在新闻宣传领域难以拿捏把握。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客观、公正、理性，去调查、去研究，然后形成报道，但是在很多实际工作中却是宣传特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比如说，一个指定的先进人物报道，这实际上是宣传。你的身份，包括在《中国青年报》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你又不甘于仅仅根据材料写东西，这时就可能形成内心的挣扎、冲突。”
　　这种挣扎和冲突，体现在一些稿件中，比如采访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主抓的“2211工程”。当时虽然是宣传任务，但H在采访中被“感动”了，觉得确实不错。虽然采访车队遭到大量下岗工人的阻拦，但H觉得那是插曲，是细枝末节，自然过滤了，并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激情地赞美2211工程”的报道。
　　但几年后，H在去采访三峡移民的路上，住在巫山的一个农家小宾馆里，自己带着收音机，听到慕绥新因为腐败、形象工程等问题被抓起来了，“心里很难受，想到自己发表的头条还在那里”。
　　受访者C说：“想当记者的人大部分都有理想主义，但是现实中大部分头破血流，变成了犬儒，或者变成了拜金，或者碌碌无为地打一份工而已。我觉得（媒体的）人格分裂特别明显，一张报纸同时出现两种声音，说明这张报纸是人格分裂的。记者有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去写宣传部的稿子，你必须写，怎么写都写不出好东西，但是调查性的报道，你会拿出所有的精力去做。”
　　H进一步将媒体和记者的这种分裂总结为“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尴尬状态，身份的多元带来身份的混乱：“你说它‘不官’吧，它有行政级别；所谓的‘半商’，本来应该在商言商，但批评报道肯定跟发行、各方利益形成冲突；‘半文’是指中国媒体有专业上的追求，但有时候显然是政治化、商业化和情绪化的；而‘半武’，有时候记者采访时会动用各种力量。‘官’、‘商’、‘文’、‘武’的混杂身份，成为从业者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分裂影响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普遍的分裂感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职业身份认同带来了挑战，对于他们的职业承诺产生消极影响，导致职业倦怠甚至离职。
　　（二）收入多元化对职业身份认同的消解
　　薪酬一向与职业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薪酬越高，职业身份认同度也越高。在新闻这个职业也体现这一特征，但表现得更为复杂。
　　被访者A说自己比较苦恼的就是这个行业的整体待遇比较低，相比其他工种，非常落后，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而这有可能造成他离开新闻这个职业。
　　被访者H认为，现代化的考核制度，把利益明确化后，分工更细，合作减少了，科层化管理，消减了原来不计成本的“理想主义工作方式”。“媒体的科层化、精细化、岗位化，使这一职业与理想冲突，这是两难问题。一方面，现代商业社会不能不计成本，岗位不能不进行考核，但是作为媒体的性质来说，又伤害了一些理想化的东西。因为在工资、稿费体制下，工资低，稿费低。如果三个月做一篇有影响的大稿子，能有三万的奖励，我就可以为下一篇大稿子做准备，但是现在可能就只有八百元的稿费。所以，这种精细化、科层化的管理，对原来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有所消减，制约了一些年轻人的发展。”H说。
　　在报社稿酬、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出现了“记者收入多元化”的补偿机制。
　　工作长达30年的D感受到了一种“收入多元化”对于记者职业忠诚度的影响：“在收入多元化的情况下，普遍出现了不敬业，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根的问题。医生不是靠医术和看病获得收入，而是靠开药、吃医药代表的回扣，为个人谋得好处：老师，不是从职业得到该有的收入，而是靠补课、向学生兜售书等，通过权利，从家长那里得到隐性收入。记者也出现同样趋势。”
　　受访者F也感受到了薪酬、收入多元化给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带来的影响，在谈到一些记者将红包收入作为一种新闻工作薪酬低的补偿时说：“我觉得这种分化和侵蚀越来越严重。这和整个大环境有关系，整个报业、纸媒在下滑，可能你收入没有降，但是相比别的行业的增长来讲，相对是在降的。记者就通过代偿机制来完成自我补偿，这是必然的。当然，除非有严格的法律去规范、控制它，或者说有严格的版权去保护它。当法律约束你的时候，做有偿新闻时，你会避开那些雷区，当版权保护加强的时候，拿到的稿费会更多。如今报业的利润在下滑，外面多元收入的渠道越来越多，所以，记者很难独善其身。”
　　但这种“普遍的分裂”同时具有其正面价值，证明了这个记者群体并没有“舒服地”把自己纳入到令人不太满意的现状中，有“分裂感”才有回归职业共同体的可能，留下了建构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的希望和缝隙。■
　　
注释：
①②③⑤ 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十年砍柴”：《十年一觉盛世梦（序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b0bcc30100xiaj.html。
⑥⑦魏亚南、李伟中、隋明梅：《时代呼唤着新闻改革——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报道的启示》，《新闻战线》1987年第11期
⑧ 转引自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第118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周八条”具体内容包括：1.事实原则，甚至叫纯事实原则，非评论。2.脊梁原则，讲主要事实、最有把握的事实，对其他事实留有余地，去掉那些难以证实的事实。3.法定证据原则，面对诉讼的时候能拿出文字资料，白纸黑字的，让当事人在资料上按红手印。4.平衡原则，它是保护记者最有力的砝码，就是给所有冲突当事方说话的机会。5.回避原则，如果消息来源是熟人、亲属，可能会有点先入为主的东西，应该回避和保持距离。6.无欲原则，做新闻的时候别向往太多，别想去实现太多个人的东西。7.正负效应原则，判断这个报道跟整个社会、国家的利益有多大关系，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利害有多大。8.保密原则，国家机密、军事机密等要保密。
⑨ 丁水木、张绪山：《社会角色论》第18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