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　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郭恩强 编译
　　【本文提要】 过去几十年，新闻学作为一个领域凭借己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如今的学者们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投入了持续的注意力，却忽略了它们外部的联系、影响和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们的规范性等方面。实际上，重要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呈现在文献中，本文将对其中的六种予以界定和例证。但目前为止，这些理念对新闻记者的想法或实践影响力还相对薄弱。本文归纳并建议了一条连通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道路，使得他们能开展更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聚焦于双方都面对的规范性挑战。
　　【关键词】 规范性分析　公共传播　公民参与　新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10
　　
新闻学研究的兴起及被边缘化的影响力
　　提到新闻学研究，我们是指“一种多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既是专业实践的舞台，也是一个理论性的学科和学术追求”。①新闻学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毋庸置疑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它较早的立足地美国之外的地方），它在大众传播、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更广阔的学术研究中巩固了学科自治。②新闻学研究的兴起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佐证：国际会议上开辟专门的小组讨论、同行评议类期刊尤其关注新闻学主题、主要出版商对长稿邀约表现出浓厚意愿、甚至一些教育家也自诩为新闻学者。因此，在一些主要的传播学学术组织内，诸如国际传播学会（ICA）、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会（ECREA），已经设立了新闻学研究的分部，并且吸引了大量会员以及能在会议上宣讲的论文。最近，有关新闻学研究的专门期刊也得到了惊人增长。
　　虽然上述生机勃勃的发展给人鼓舞，但它们也产生了足以令人忧虑的理由。在我们看来，这种忧虑还没得到足够的讨论。危险在于，学者、作者、教育者和学生，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新闻业复杂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影响和意义。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可能正变成内向型（inward-looking），而正在被边缘化的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concerns）才应是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所在。
　　四种因素可能引发了上述失衡：
　　一是专业化冲动。强调自己是专业的新闻学身份的学者们，可能更加自然地在他们的研究、写作、教学中关注机构内部的机理而非它的外部表现。比如，我们注意到很多丛书只关注行业变化（技术的、商业的等等），或者为帮助解决特定媒体出现的问题提供支持。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正在做的一个丛书，就宣称将“为记者、学者及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批评与实践指南，从而为他们指出数字时代当代新闻学实践的关键领域”。这里并非要贬低此类和其他类似出版物，而是要指出它们如何可能将组织、操作及功能的问题进一步推向新闻学研究的中心，而导致对媒介规范性评价的忽视。
　　第二，如今大规模、充满活力而又多变的科技发展，正冲击着身处新闻业的每个人，这伴生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应用，甚至产生了未来学。在最近一期《新闻学研究》特刊上，几乎所有论文都是关于“新闻业的未来”。这里同样不是要贬低这类学术研究的价值及严肃性，而只是指出，最近新闻学研究中被技术驱动的某些领域。
　　第三，如今众多新闻组织面临严峻的短期与长期的生存挑战。随之而来的发展问题，及与之相伴的财政和人员重组，自然引发了很多思考、研究和推测。因此，在变革鼓吹者的攻势与行业背景的转换下，新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于自身内部体制而不是它的外部分支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趋势被第四种因素所强化，即大学院系正不断聘用受到专业训练的记者，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处在很高的职级。③所谓“骇客学者”的兴起，是对实践/学术混合型课程技术性教学要求的部分回应。④在很多案例中，专业记者的引入将丰富院系课程，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扩展教学人员对行业流程的洞见，也有很多前记者已经成为新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⑤但其中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在英国）主要作为教师被雇佣（而非研究人员）。因此，一个更关注实践的新闻院系可能将新闻操作的具体细节进一步强化，而疏远了新闻与整个社会、政治之间更广泛的联系。
　　
规范性视角（normative perspective）的需求
　　包括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在内的公共传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规范性领域。即无论成功与否，公共传播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公民权和民主的集体自决进程中。公民价值观（无论是功利性的、经济上的还是专业性的）在新闻机构如何表现方面正处于关键节点。但如果新闻学研究变得过于与世隔绝，只关注新闻生产的实践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变革、未来的融资模式，或是去比较专业身份，那么，新闻学与公民价值观的根本关系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当然，新闻业不是公共传播唯一的贡献者。包括政治家、利益集团、选举事业、智库、慈善业、社区团体、著名博客写手，甚至是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名流，都为公共传播作出贡献。但新闻业是典型的关键传播渠道，正是通过它，某些观点的拥护者才能获得关注度和可能的影响预期。这对电视新闻来说尤其典型，在大部分发达民主国家，虽然网络媒体成长迅速，但电视媒体仍然是受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国家的历时性研究表明，电视有关政治新闻的报道中，解释性新闻比例不断增长，而政治家们的评论则呈明显下降趋势。⑥事实上，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新闻记者在现场连线解释政治新闻，构成了英国电视政治报道相当大的比重。一次这样的实践可以使媒体从配角提升为主要的决定性的角色。⑦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马泽里尼（Mazzoleni）和舒尔茨（Schulz）提出的“附庸化”（mediatization）概念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⑧它指的是政客们 （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观点诉求者）在主流媒体中将自己欲提供的信息包装成看似有新闻价值、符合编辑室常规、有新闻文化普遍性的信息的过程。可以说，除了对公共传播的直接贡献，新闻业还对其他想要借助其传达信息的社会机构发挥了间接但有影响的作用。
　　由此可见，不仅应当经验地、分析性地，同时也应当规范性地来检视新闻学。但是，一个规范性的视角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其杰出的著作中，克里斯汀斯（Christians）等人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定义，即提供“公共话语如何展开的详尽解释，以便针对社区和国家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⑨类似地，布鲁默（Blumler）将规范性方法描述为：“尝试检视流行的传播制度安排，以及它们与应当捍卫的公民理念是何种关系，以及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的办法。”⑩这将鼓励学者们不仅要经验地考察新闻业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而且也要讨论新闻事业应当承载的价值观，以及其生产出来的新闻的质量。[11]至迟到1920年代，当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2]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13]的追随者就他们对于民主、民主制度中的媒体角色、公民参与民主的能力等不同观点激辩时，新闻学者和有思想的记者的著作就已经透着规范分析的明显气质。自1980年代起，新闻学研究中所包含的规范成分开始大规模发展。这一状况可能也是受到此一时期其他发展的推动：如，由于政党宣传机器的系统化、专业化，马基雅维利式作风进入了竞争性政治传播；包括私营与公营在内的诸多媒体组织的不断商业化；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带来的大量不同的传播通道，激发了许多关于不同民主价值之实现的思考和实验；[14]当然还有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规范性杰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德文被翻译成英文。[15]因此，对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贡献有着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涉及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研究和分析目标，本地的、全国的或国际性不同媒介内容载体的评估与比较，不同的判断与结论，以及对规范分析本身不同程度的反思。
　　
新闻学研究的六种规范化路径
　　在这部分，我们将概括六种出现在英美文献中相对突出的规范化路径，并对每种举例说明。
　　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规范引用类型，本文不打算在此进行讨论，即很多论文的结论部分经常出现基于“经验性的事后想法”（empirical after-thoughts），几乎整篇文章都致力于介绍经验数据，然后提及某些假设的相关值便草草结束。期刊论文中，在“经验—规范”的思考这一层面存在着巨大分歧，比如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弄清其数据的规范性意义。尽管确实有些作者对数据结果的规范性含义提供了更多拓展性讨论，但另一些作者倾向于仅仅通过描述性的和粗略的数据集求和来加以总结。这主要见于某些介绍新闻业崭新形态的细微末节式研究中，由此得出的最终观点则被固化于在线科技的可能性或是数字化的未来，而非更广泛的规范性讨论。在我们看来，一个恰切的规范性路径应当是深思熟虑和内容充实的。
　　第一，长久以来有这样一个多变而丰富的传统：对政治传播系统、选举传播系统以及其他媒介系统，进行规范地全方位评估。这一路径的标志性著作是希伯特（Siebert）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6]该书虽然声称要分析四种不同报刊体制的哲学基础，但却被广泛看作是为自由—民主体制进行规范性的背书。
　　规范性研究起点的一个不同方面，是贝雷尔森（Berelson）等人对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17]他们的结论表明：典型选民的经典形象，如对政治怀有兴趣、能掌握丰富信息、重视不同观点等，并没有被研究中的论据所支持。但卡茨（Katz）以他典型的优雅文风提出了一个多少更有希望的看法：“竞选运动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对民主政体而言可能是主要的可习得经验，因此它们值得被更好地加以设计。” [18]布鲁默等人力图去回应上述观点，这在当时是个挑战。[19]而这种观点也是加汉姆（Garnham）由于其高估了广播电视记者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而后来被广泛批评的。[20]但随着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日益中心化，以及政客们日渐决心经营他们的媒体形象，这种整体评价的焦点日后又发生了转移。因此，在《公共传播的危机》一书中，布鲁默和古瑞维茨（Gurevitch）认为公民权的传播在许多特定领域一直持续性恶化。[21]贝内特（Bennett）和曼海姆（Manheim）与其他一些人采取了类似的偏激看法。[22]但另一些作者持更积极的判断，比如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良性循环：后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传播》。[23]对他们来说，代表了政治公平与参与民主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分析家，一直持续地谴责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力量对新闻表现和标准的影响。[24]第二，为了检验媒介内容的特定载体是否（或多大程度）实现了政治新闻业一些普遍接受的标准，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关于什么构成了上述这些标准，争论一直持续。[25]学者们普遍同意（在不同程度上）的是，新闻业在形成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上，起到了某种规范性作用，这在选举期间表现尤为突出。众多尝试测量新闻报道中的公正或偏颇的研究无疑属于这一类。[26]出于方法论的要求，在考察生成引语、注释、评价及其他类型的观点描述时，它们经常二元对立。诸如共和党-民主党、保守派-工党发言人、以色列-巴勒斯坦立场、或者是支持-反对的商业故事。这些研究可能是由专业学者、智库、媒介组织自身实施或支持的。例如，自成立之日起就负责监管BBC运营的BBC信托（BBC Trust），就委托对其旗下电视和广播新闻业的公正性在五个不同主要领域进行独立研究。
　　第三，一些研究聚焦于哪些因素被视为合理政治传播的障碍或壁垒。这些障碍阻止或遮蔽了公民的咨讯获取，而这些资讯可能会帮助公民去追踪时事议题及判断政府的治理能力。其中的一些历时研究长期追踪趋势发展。比如，新闻故事中的政治被描写为“游戏”而不是某种政策决定的频率，[27]虽然学者们对其中的比例和证据评估还有分歧。[28]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有关政治广告中不断增加的负面性研究。[29]有些研究也描绘了政客们在电视新闻上“发声”的平均长度在缩短，[30]与此同时，在政治事件中记者的评论份额相应在上升。[31]而把政客在媒体上的个人形象以及有关他们家庭私生活的报道（尤其关于他们的“丑闻”），与他们对公共议题所持立场相对比的项目研究，也源于相同的规范性的根基。[32]第四，关于记者角色和身份的研究。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研究取得的大部分数据，源于美国学者每十年进行一次的历时性调查和访谈。[33]尽管是基于经验的研究，此种路径在挖掘记者思考他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意义上，仍可被视为规范性研究。这些调查为比较分析记者在国内新闻环境和跨国新闻环境中的状况，提供了适当的工具。后一种研究中最突出的一条脉络，是由托马斯·海尼兹舍（Thomas Hanitzsch）主导的世界新闻学研究。如今此研究的基地已经超出了原本的21个国家。[34]该研究的规范性偏好体现在项目目标的声明中：
　　……帮助新闻学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在记者职业定位中出现的世界观与变化，他们活动其中的诸多条件与限制，以及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新闻业的社会功能。[35]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是研究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和他们在新闻编辑室日常工作中由于体制要求与压力而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之间可能的断裂情况，尤其是在竞争和财政压力之下。[36]第五，很多研究比较了不同新闻媒介承载和试图有效传达给受众的政治信息。比如，一些早期的研究检验了公众是从电视还是报纸得到了更多的政治信息。[37]观众从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上获得信息与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有什么不同。[38]不过近来，由于会议、期刊与网络的国际化，以及比较媒体分析的日趋成熟，此种研究类型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其关注的内容也更为根本。[39]然而，研究的因变量依然是某些类型的政治资讯。相比之下，自变量是新闻媒介所处的系统环境所带来的跨国性差异。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领导研究者对11个国家的新闻产出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检验不同的媒体体制是否分别提供了不同比例的“软”新闻和“硬”新闻。也有一些代表性调查，比较了人们有关公共事务和政治的知识，以确定公共或商业播出机构是否对一些关键议题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40]埃瑟（Esser）等人最近实施了一个纳入更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类似研究。[41]艾尔伯格（Aalberg）等人也一直历时性地采用这种系统化的研究路径。[42]他们通过分析六个国家的电视台电视节目表，来探寻一段时期内该国媒体系统持续性的商业化，是否使得电视上可获得的政治资讯有所变化。此项工作在规范性研究方面的努力，直接体现在艾尔伯格和卡伦2011年出版的《媒介如何形成民主：一个比较的方法》一书中。
　　第六，在新近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有关规范性媒介理论的哲学探索。比如，在克里斯汀斯等人的《媒介规范理论》中，他们集中考察了在不同民主政治理论传统和组织模式下，记者所持的四种主要角色（监督的、促进的、激进的与合作的），同时也思考了这些角色取向可能得到支持或授权的主要新闻媒体的工作。[43]奥索斯（Althaus）详尽分析了对媒体和公民的表现做出规范性评价时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区别出四个不同等级的精度，同时也解释了如此评估的依据所在。[44]当然，在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对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对评估涉及公共利益的媒介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一系列标准进行详述和讨论。[45]
　　
面向与实践者的对话
　　由上可见，今天的新闻学研究“美食”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规范性“佳肴”，但过去很少有新闻记者、编辑或媒介管理者愿意去品尝它。这个领域早年杰出的学术著作经常痛斥媒体的诸多缺点及其涉嫌维护意识形态的现状，其严厉批评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却易于在从业者工作中引发防御性和否定情绪。[46]最近，这种不和谐的情绪看起来已经少了几分。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学术分析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智和平衡，同时一些媒体有时也对学术成果抱有更为开放的心态。事实上，最近媒介组织和新闻学者已经在大量课题上尝试进行有效合作。例如在英国，为反映“公共服务”在广播体系中的一贯地位，学者们经常被监管机构邀请，以评估和解释它们的法律义务是否正在被履行。从前的商业广播监管机构“独立电视委员会”（ITC）为报告2003年《通信法案》的起草情况，就于2002年委托做了一个关于新闻消费的综合性受众调查。[47]OFCOM在2003年取代了ITC，除了负责监控广播内容，还授权学术研究报告进入从儿童到成人的媒介素养中。[48]与此同时，BBC信托也委托研究者，对其旗下从阿拉伯之春到英国的民族问题与政治权利下放等报道的公正性进行检视。[49]库森（Cushion）等人的研究，介绍了特定社评的变化导致对各民族更加公正的对待以及磨砺了BBC政治报道的准确性。[50]但以上这些进展的关注点一直是分散和特别狭窄的。它们经常集中在一些与特定规范相关的特定部分（大部分是关于公正的），很少对其他的公民价值加以注意。问题是，是否一些更具广泛内容、双方都能接受的讨论交流议题，能够在学者和记者之间形成。当然，大学校园与编辑室的制度化划分是这种发展的“拦路虎”。另一方面，一些独立实体的存在可能克服这些分野，并为双方交换观点提供基础。如BBC的新闻学院以及路透社新闻研究所。
　　但这项事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也许它应该被设定为“表达新闻学学界和业界在公民能力上所面对的规范性挑战”。例如，研究者与其持续记录政治新闻业的不足，他们似乎更应该关注记者们已经意识到的特定挑战，使得学界和业界共同思考如何面对和应对这些挑战。沿着这些路线发展甚至可能产生一个有关新闻业的共识：它是一个有压力、不完美，但可以改正的事业。
　　对以下一些议题的关注，相信对于新闻的民主进步前景的讨论会有帮助。
　　1.新闻选择上的悖论困境。越来越多发生在国内及全球的值得报道的事件，都在吁请编辑的注意。在这些情况下，具有公民意义的选题如何脱颖而出？它们为获得注意而必须跨越什么门槛以及哪些种类的门槛？它们的前景如何得以改善？
　　2.注意科尔曼（Coleman）等人提出的“公民混杂”（civic mix）。[51]这个术语涉及到的事实是，民主政治既是政治辩论之地也是战术谋略的竞技场。尽管这两大方面都值得新闻去报道（特别由于他们在政治冲突过程中经常交织在一起），而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特别是政治被认为是一种“游戏”，其能够比政策议题的本质更戏剧化、更容易加以展现）不能过度边缘化另一方。
　　3.支配性框架的风险。“框架”是最近几年出现在新闻学研究中最具可塑性的概念之一，并且能够有效地应用在政治新闻报道上。此概念的重点是议题几乎不能“赤裸地”展现在新闻中，它们经常在材料中被“打扮”或被“架构”，以此表明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它们为什么成为问题，以及它们可能如何被解决。尽管这样的框架能够方便受众去理解，但它同样也设置了“关于一个议题的话语边界”。[52]这里的挑战就是避免关键议题有一个统一框架，并确保相关的其他框架能够被展现。之所以如此区分，与在敌对观点持有者之间追求公正是不一样的。面对一个狭窄的或受限制的框架议题，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报道，公正可以更好地被实现。
　　4.被噤声的挑战。当报道新闻议题时，记者自然会转向那些善于言辞且接近决策层的精英消息源，以获取观点。挑战是要保证另一些影响力和见识都更少的群体，他们的处境、经历和诉求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足够呈现。否则，他们将会受到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及持续不公的侵害。
　　5.如何看待修辞纠察（rhetorical policing）？尽管在一些民主国家，政治修辞变得越来越尖刻，但新闻记者可能感觉有义务去报道被广泛关注的观点，虽然它们的表达有些刺耳。然而，如果竞争对手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敌人或作为超出了某些宪法范围的人被对待，那么，已达成共识的政府的民主原则就会被否定。尽管新闻记者在政治人物如何自我表达上情有可原地避免做出评判，但至少可以从提出对此问题的讨论中获益。这里的双重挑战是既要避免对极端不宽容的言论给予无条件的支持，还要确保更有启发性的辩论模式和风格更为充分、突出地得以展现。
　　6.新闻记者应该服务于哪种民主？尽管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除了可以相互吸收观点外，不同观点的交换也可以起到对相关各方立场澄清的作用。
　　最后，我们建议考虑为民主而传播（communication-for-democracy）的观点：超越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尽管后者已被前者包含）；超越关于事件的信息发布（尽管也已经被前者所包含）；超越对一般权力的维护义务（凭借质疑性采访和调查性新闻学）；除了采纳有意义可选择的标准，还要采纳那些可能会最终决定我们彼此生活方式的议题与决定。一个与公民相关的新闻业，可能希望将最后一条标准更加准确更加频繁地应用到政治报道上。今天新闻的追逐者们一定经常感到，似乎他们一直暴露在事件、统计数据、宣称与反宣称的往复循环中。但是，什么政策是有意义的？如何评价主要议题的可替代性选择政策？普通的新闻消费者能够从复杂情况的纷繁材料中获得答案吗？有见识的政治记者应该摆正位置，将其作为可能的绝佳机会，以不同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向公众提供帮助。■
　　
注释：
①Franklin BHammer MHann MKinsey M and Richardson JE.(2005).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London:Sage.
②Cushion,S.(2012).Television Journalism.London: Sage.
③艾瑞格（Errigo）和富兰克林（Franklin）使用“骇客学者”（hackademics）这个术语。ErrigoJ. and Franklin,B.(2004).Surviving in the hacademy.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5(2):43~49.
④关于记者进入新闻院系的进一步讨论见：HarcupT.(2011a).Hackademics at the chalkface:To what extent have journalism teachers become journalism researchers? Journalism Practice 5(1):34~50.HarcupT.(2011). Research and reflection:Supporting journalism educators in becoming scholars.Journalism Practice 5(2):161~176.
⑤Zelizer,B.(2004).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London: Sage.
⑥[30]Hallin,DC.(1992).Sound-bite news: Television coverage of elections 1968~198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2): 5~24. Steele,CA.and BarnhurstGK.(1996).The journalism of opinion: Network coverag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1968~1988.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3(3):187~209.
⑦[31]CushionS.and Thomas,R.(2013).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Interpreting the value of live vs. edited journalistic interventions in UK television news bulleti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3):360~380.
⑧Mazzoleni,G.and Schulz,W.(1999)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3):247~262.
⑨Christians CG, Glasser TL, McQuail DNordenstreng K and White RA.(2009). Normative Theories of the Media: Journalism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69.
⑩Blumler JG (2012) A journey to and through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errain.Newsletter of the Media and Politics Group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Availableat:http://psamediaandpoliticsgroup.wordpress.com/2012/11/15/jay-g-blumler-a-journey-to-andthrough-the-political-communication-research-terrain/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11]Cushion,S.(2012).The Democratic Value of News: Why Public Service Media Matter. Basingstoke:Pal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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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此引用来源于“世界新闻学研究”（World of Journalism study）网站。网址：http://www.worldsofjournalism.org (accessed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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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译文为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度校级课题“中国当代新闻观念的历史路径与现实建构”的成果之一。作者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系英国利兹大学公共传播名誉教授、马里兰大学新闻学名誉教授；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 ）系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媒介与文化研究卡迪夫学院高级讲师。本文原题为“Normative perspeetives on journalism studies : Stocktaking and future directions”原载Journalism2014年第15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