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铁桥 周珊珊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对纸媒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媒体从业者一直在喊“狼来了”，而自去年开始，纸媒，尤其是报纸似乎真正进入了“全面衰退的临界点”，形势不容乐观。
　　在生存危机下，纸媒从业者忐忑不安，他们深知以纸媒为载体的新闻生产方式，在时效、流程甚至阅读体验上都已渐落下风。纸媒怎样通过转型获得新生，目前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真正成功的模板。如果要转型，纸媒在思维观念、运作模式、产品呈现上何去何从，从业者也深感迷茫。
　　深度报道是新闻报道的高端产品，一向以纸媒为主要载体。在纸媒衰退的背景下，目前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有的媒体紧缩开支，削减从事深度报道部门的人手和经费；但也有媒体认为，在新媒体冲击下，纸媒的优势在于深度报道，出路也在于深度报道，所以加强了对深度报道的资源配置。
　　为深入研讨“纸媒困境下的深度报道”这一主题，2014年5月25日、26日，中国青年报社与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五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全国40多家具有影响力的纸媒深度报道部门负责人、分管社领导，以及来自16所高校30多名从事深度报道教学科研的骨干教师。
　　与会者的交流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1.对纸媒、深度报道发展趋势的研判；2.拥抱新媒体的困惑与领悟；3.分享过去一年深度报道佳作的采写经验。以下是对部分与会者主要观点的整理。
　　
以全媒体转型迎接挑战
● 张继伟　
财新网执行总编辑
　　这是最糟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糟的是我们遇到了来自互联网的冲击，连腾讯、阿里、京东这样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媒体性质，传统媒体的体量和他们没有办法比。但是好的一面是，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了，报道题材越来越多。我曾经在微博上说，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真正过去做报道的不超过5家，剩下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你稍微做一点努力，你的成果就会显得非常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主要是由于现在内容生产和发布渠道的分离。原来传播渠道和传统媒体是合二为一的，现在却被互联网公司占据了。因此，传统媒体生产内容，特别是高质量新闻内容的动力机制越来越小，转而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渠道，而腾讯、新浪等却在积极发展他们的原创队伍。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
　　对比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劣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新媒体主要在运营、UGC内容、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社交化、IT技术驱动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在内容方面很大程度还是建立在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知识产权、公信力问题都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传统媒体的劣势是成本高、运营比较弱、对于IT技术的运用相对比较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优势。原创性的、高质量的内容，目前仍然主要出自传统媒体。因此，我的结论是：传统媒体要实现全媒体转型，以因应互联网的挑战，不但要发展适合新的传播渠道的新的内容形式，同时也要发展适合我们自己内容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
　　1.内外部资源的整合
　　2006年我去《华盛顿邮报》考察，当时它的编辑部和网络编辑部是完全分离的，甚至不在一个州，两个团队的文化也非常不一样。但2009年我再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当年我们在《财经》杂志，也是先成立一个编辑部，专门负责互联网方面的编辑，但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既没有凸显我们传统媒体的采编优势，也没有在网络端实现良好的传播。2010年财新开始下定决心要做网刊融合时，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方针：以塑造影响力为核心，整合内外部资源，发展特色产品。
　　互联网不单纯提供一个新的渠道，而且这个渠道在改变你的内容生产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发展出适合互联网技术的一些新的内容产品。
　　财新内部的资源整合，确立了以网为先的战略。我们有一个杂志编辑部、一个网络编辑部、还有一个视频编辑部和一个英文编辑部，新闻中心的所有记者同时要面对这4个编辑部，也就是说记者要为杂志、网络、视频部等同时供稿。这样的好处是把记者的资源全方位地呈现出来，但对记者来说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转型过程，意味着写稿节奏、思维方式，甚至生活都会被打乱。庆幸的是，经过4年的努力，现在大家慢慢适应了这样一种“变态”的生活。
　　去年以来，财新的深度报道确实做到了以网为先，大量重要报道首发在网上，甚至有些报道只发在网络上。但这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过来了，如果一个报道只在纸质杂志上发，没有网络推广，它的影响力则会大大受限。
　　我们还实现了采编运营一体化。我们经常说“新闻是一连串事件”，如科斯定理所说“企业是一连串事件”。我们以前做报道，从采到编是一个完整的环节，但是在网刊一体化的时代，采编工作完成后，记者还要承担推广、互动、组织专题、联系其他外部作者的评论等一系列工作，把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资源都整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内部资源整合的重要方面。
　　外部资源整合方面，我们也在发展UGC。每个传统媒体的记者身边其实都有大量的外部作者资源、采访对象资源，怎样能够把他们从沉默的看客转变为积极融入到媒体的阅读者、评论者、互动对象和进一步的作者，我们也在试图通过微信等线上渠道以及线下组织会议等方式，积极拓展和外部的合作。
　　2.内容生产方式因渠道而改变
　　很多人认为，长篇累牍的深度报道在网上不适合阅读，但通过我们过去一年的实践来看不是这样。从纸质媒体来看，想突出一个报道，连篇累牍，写得体量非常大，给它足够的版面，编辑语言丰富就可以了，但是在互联网上其实更多是一种时间的感觉，对于深度报道，最好是把它分开，拆成一节一节的，今天发一节，明天发一节，一周都在推一个东西，人们会形成一种阅读习惯，而且不断反复传播，加重感觉。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优势仍然是提供高质量的有影响力的内容，而不是说我们去发展一个像谷歌、微信、阿里一样的技术平台，我们有影响力的内容也许现在还没有形成像传统媒体一样的商业价值，但只要它的稀缺性在，最终会在市场上找到它的变现形式。
　　
纸媒没有困境
● 郭光东　
《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出版人
　　我不认为纸媒有困境，也不认为深度报道需要转型，更不认为需要深度转型。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1.如果说纸媒有困境的话，新媒体、自媒体的困境到来得更快
　　当我们谈论“纸媒困境”的时候，有没有再往深一层想想：是全部纸媒都陷入困境了吗？杂志和报纸都一起遭遇困境了吗？纸媒里面有没有不处于困境的？如果纸媒困境成立的话，新媒体、自媒体就无困境了吗？
　　事实上，新媒体、自媒体的困境到来得更快。门户网站已经沦为传统媒体了，博客死了，微博热闹了两年消停了，微信朋友圈很多朋友也有点厌倦了，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自媒体，一般都在热闹两三个月之后迅速进入瓶颈期，用户增长缓慢甚至在下降，因为很多人取消关注，而且从后台数据看，打开率越来越低。
　　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一个新媒体在迅速干掉别的媒体之后，又被更新的媒体迅速干掉。用户太喜新厌旧，经常在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同时立即抛弃一个老的习惯，这对新媒体创业者是个天大的麻烦。
　　做新媒体的人常说传统媒体依靠广告、发行的商业模式过时了，但新媒体还没来得及摸索出新的模式就不见了，破坏性创新的红利他们自己也没捞着。
　　宣扬新媒体、自媒体新闻的人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高估了个体或者小团队的报道能力；二是低估了长久保持人们参与感的挑战。而这两样，恰恰是传统媒体独具的优势。
　　传统媒体依靠公司化的运作，依靠多人分工协作，能够定期并且长年提供丰富而专业的新闻。我猜想，“传统媒体”这个老气横秋的词汇，肯定是新媒体人给我们起的，为什么不叫我们“正统媒体”呢？为什么不叫我们“严肃媒体”、“主流媒体”呢？其实与新媒体相比，纸媒境况总体还不错，如果都陷困境的话，谁比谁惨还说不准。
　　2.纸媒正经历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优质的内容仍然是最有价值的
　　回到纸媒内部，报纸和杂志这两个类别又有不同的境遇。美国有一个最近10年的广告额数据，2004年全美国的杂志广告额只有报纸广告额的一半，但杂志广告额逐年递增，报纸广告额却在逐年递减，到2011年的时候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全美杂志广告额首次超越了报纸广告额，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2013年。美国杂志业甚至称，他们现在正进入第二个黄金期。
　　我没看到中国类似的统计数据，但直观感觉趋势也差不多。比如听说今年上半年《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的广告营收不减反增，而报纸界则不断传来下滑甚至急速下滑的消息。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生这样的逆转？这两种纸媒相比，报纸实力应该远远雄厚于杂志才对。也许现在人们习惯了便携式设备，报纸体积比较大，不便于携带；看完要洗手，手感、视觉愉悦感没有杂志好。另外，报纸特别是日报往往文章短小，但是这个以前的优势反而最容易被新媒体的碎片化替代，时效上又拼不过新媒体，新媒体以秒为单位。像文章事件，人家半夜一点钟发微博，报纸第二天印出来已经成了旧闻。
　　纸媒内部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好的纸媒与差的纸媒“两重天”。
　　去年以来，国内纸媒关门倒闭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兔死狐悲，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开始真真切切看到“狼来了”。但细心甄别你会发现，关门的这些报纸和杂志没有一个是一线品牌，可能二线、三线品牌都算不上。
　　从本质上看，我认为当前中国传媒业正在经历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所有的经济行业里面最不市场经济的就是媒体行业，这就导致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负责任地说，就我目力所及，凡是广告、发行下滑最厉害的媒体，都是内容最差的媒体。这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尽管不能反过来说内容最好的媒体营收就一定最好，这里面有一个滞后期的问题，也和广告、发行同事的努力有关。
　　我建议纸媒的同行万万不可自怨自艾，更不该自轻自贱。新媒体目前正在抱团“黑”我们，我们就别“自黑”了。况且我一直认为，笼统地谈纸媒困境没有太大意义，在可预见的将来，纸媒的商业模式无论再怎么传统，仍然是可以持续的。
　　优质内容依然是大众渴求的，严肃的新闻媒体也是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广告客户依然需要依托纸媒的权威感和公信力投放品牌广告，增加它的曝光度和美誉度。内容这东西终归会值钱，虽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动荡年代，但一旦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坐拥优质内容的媒体就会翻身。这世界上能保值和增值的产业并不太多，科技业其实是贬值最快的产业，而文化业的保值能力却非常强。
　　3.需要转变的不是深度报道，而是媒体人的心浮气躁
　　深度报道需要转型吗？我觉得不需要。
　　我们很多媒体、很多编辑记者压根儿就没学会做深度报道。你还没学会呢就转，不是转到坑里去了？并不是写得长、写得深的报道就是深度报道。我们很多人跟一个采访对象聊一个小时，就敢洋洋洒洒写个几千上万字；一个访民在你面前扑通一跪，你就敢称自己写出来的是调查报道。
　　目前整个中国的深度报道方面虽然佳作不断，但整体状况还是不尽如人意。现在是真正应该回到深度报道原教旨主义的时代了。我在比较我们的深度报道和国外深度报道的时候，经常会沮丧地发现，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理解真正的深度报道应该是这样的：一是问题足够重要；二是选题要有想象力；三是结论有颠覆性；四是要展示复杂性；五是要建立与时代的关联，要在坐标系里表达，而不是描述孤立的一个人、一件事；六是要有好故事，不要搞材料堆砌；七是要有靠谱的价值观。
　　所有以上提到的深度报道的特性，哪一条受互联网冲击了？没有一条。但是我们往往会借口纸媒遭遇困境，深度报道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这是把财务问题跟业务问题混为一谈，甚至借口财务问题给自己的无所事事、不思进取找借口。
　　如果中国媒体的深度报道不景气，或者说有一点点困境的话，归根到底是从业者不认真、不职业。我在媒体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心浮气躁，人人都在做着扎克伯格一夜暴富的梦，每个人都想挣大钱，到纳斯达克上市，不再安心于兢兢业业做某一件事。
　　我当然也非常羡慕扎克伯格，但是我们从事的行业挣大钱的可能性不大，这个行业在能挣钱能养家糊口的同时，还肩负着一个有媒体以来就有的特殊使命，就是公共服务的使命。想挣大钱别进这行，但是目前这个形势也确实影响到我们，影响到深度报道的品质。
　　新闻行业门槛并不是很高，只要你有想法，有追求，这个行业肯定不会埋没你，我甚至认为市场化媒体是中国最公正的一个行业，你所有的努力都白纸黑字地摆着，没有任何人侵占你的劳动成果。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放下骄傲的姿态和心态，在所谓的纸媒困境下要镇静，不慌张，而且更专注地去做好我们的事，真正回到原教旨主义的新闻专业上来。
　　
传媒业需要一批“鼠目寸光”的人
●刘万永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
　　有人认为纸媒不存在困境，有人认为纸媒会有更光明的前途，但我们在工作中确实感受到了新媒体对纸媒的冲击，甚至是一种压力。
　　从采访到发表，互联网技术对深度报道的每个环节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做的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与真正的目标和标准差距很大。很多报道是伪深度，经常是在接到线索之后，被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非常快的节奏，把一个复杂的事件用文字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事件越是复杂，它背后的影响因素就越多，一个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要从对这个事一无所知到完全了解，而且还要向读者解释清楚，能做到吗？我觉得非常难。我经常说，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所有严肃的报道都要用娱乐化表达的方式，很多内容除了撒娇就是卖萌才能够吸引读者，这是我本人不能接受的。现在阅读深度报道的人在大量流失，包括我自己，习惯刷微博，看140字以内的信息，大家对严肃新闻的需求量确实下降了。
　　面对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传媒行业需要有一批高瞻远瞩的人，比如媒体领导，他们应该洞察纸媒将来发展的前景和路径，在前面举着大旗。除此之外，还需要一部分“鼠目寸光”的人，比如在一线做采编的我们，专注于把眼前的事做好，本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每个字写好。
　　做新闻这一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有新闻理想。当你的付出跟回报可能不成正比时，还是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总有一些东西是会超越现实的庸俗的利益关系。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虽然很难，但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才能把路走得更远一点。
　　
深度报道需要直面的问题
●王莹
《南方都市报》深度部主任
　　传统媒体确实面临尴尬的境地。大众媒体生存的要义就是影响力，而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有一定解构。一个媒体的影响力大致包括议题设置力（一篇报道出来，立刻成为受众讨论的话题）、思想传播力、价值构建力（推动社会进程、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以及公众的参与）。但现在传统媒体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被弱化和解构的危险。
　　1.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价值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深度报道被传统媒体赋予更大的期望，就在于在互联网冲击下，传统内容方面深度报道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高，可替代性比较差。最近《南方都市报》将启动新一轮改版，除了资讯的提供更快速之外，我们会在深度的新闻、深度的策划、视角和版面方面做一些新的尝试。
　　新媒体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全取代我们现在所谓的严肃报道？首先，自媒体是一个弱组织性的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抗风险能力偏弱，同时也存在自我约束能力偏弱的问题。而机构媒体则会按时按规定给受众提供经过严格流程审核的负责任的报道。新媒体会带来信息的快速消费，但同时因为不断有碎片化的信息出现，反而会给我们对一个事件完整真相的获取和判断造成障碍。这就带来了一个媒体公信力的问题。除了以上两点，新媒体更值得怀疑的是对于社会公共价值和社会进程的推动意义有多大。我们无论是玩微信还是微博，可能慢慢会形成一种社交的闭环，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在自己价值认同的圈子里面观察这个世界。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可能缺失的是一种共识。
　　我认为上述弱点恰恰都是以机构为代表的严肃媒体，尤其是在深度报道这个领域，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
　　2.深度报道操作中的尴尬
　　时效性和报道价值的悖论：以最近浙江奉化塌楼事件为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首先要判断要不要派记者，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突发事件，没有延展性，你怎么从深度的角度去做。我们经过初步判断，派记者去了，记者发回了系列稿件，但实际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因为他在两天里获取到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有了。后来记者也写了深度报道，但这篇延展性的报道出来之后塌楼事件的热度已经过去了。
　　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们的深度报道和普通消息不同，但是从社会影响力和反响上来说，确实面临着新的困惑。本来深度报道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传播、报道，呈现让社会关注的东西，而当下我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热点的追随者。
　　深度报道流程受到的冲击：我们目前还有电话爆料热线，但深度新闻部的新闻线索中来自电话爆料的屈指可数。还有就是大量的投诉材料，一般是给各个媒体都投了，这类题材大家可以想见，所反映的问题都很雷同。有些线索我们商量后希望记者去扎实地做出来，但是非常可惜，可能过了两三天就有其他媒体报道了，不管它做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够不够扎实。这种无力感和题材的重复度都会增强记者的职业疲惫感。
　　3.深度报道诉求领域在扩张
　　如果我们承认新变化的发生，除了所谓的悲观以外，有没有在变化中自我提升的空间？我认为这种提升的前提应该建立在对传统深度报道的重新审视之上。包括重新审视读者（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愿意为怎样的优质内容买单。
　　由此就需要对深度报道领域的重新审视。社交媒体时代，大家关注的话题领域与“传统”时代相比在扩张，而扩张的许多新领域，恰恰是深度报道匮乏或者说此前并不习惯关注的领域。
　　传统深度报道的视角，大部分以调查类报道为主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开始遭遇题材的重复性问题。我们有一个年轻的记者，前不久做了一篇事业单位编制被人冒用两年的稿子，报道出来后官方快速反应，事情得到解决。他后来写了一个手记，讲述自己进南都之后做过三篇类似题材的稿件，做到这一篇的时候，甚至连对方会怎么回应，接下来会去做什么，闭着眼睛都能够想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在现有的成熟的，甚至模式化的操作手法、视角、表现手法之外，有更具创新的、发散性的、有想象力的视角和表达方式。
　　去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小新闻，是一个有关哈佛大学惯用语的网上调查，这篇报道在2014年初成为该报点击率非常高、传播效果非常好的话题，公众也参与进来，去探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惯用语，惯用语背后反映了什么。这其实就是发散与想象力选题的胜出。类似选题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启发，比如在深度意见与观点领域，除了呈现当下之外，能不能有一些预见性的趋势报道？
　　除了内容，在深度报道表达方式上，社交媒体时代也提出了新的可能性。传统的报纸深度报道常用的手法，是厚重的文字加大气的图片构成的报纸版面。但移动互联、社交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呈现方式是怎样的？交互媒体的产品呈现方式，同样值得深度类题材学习。这次南都的改版也会做一些调整，我们会在可视化和数据化的表现方式上做一些新的尝试。
　　4.传统媒体从业者心态
　　当下的媒体人，既非“无冕之王”，亦未必需要把自己降为“屌丝”、“新闻民工”这类很低的社会群体层面而自嘲。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觉得深度新报道是你希望要的人生平台，你必须从一篇报道一篇报道、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去采访、去写，在这样的坚守当中寻找人生的乐趣。
　　确实存在一个现象，那些离开传统媒体去了新媒体的同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告诉你传统媒体危在旦夕。尽管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困惑，我并不认为去了新媒体的人能力就比仍在坚守传统媒体阵地的人强，也同样不认为新媒体表达平台的出现，就意味着传统媒体是需要终结的“落后产能”。
　　作为记录者、传播者，不同平台的媒体人在新闻报道的核心理念上应该是一致的，我希望看到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可以守望相助，共同拓展话语空间，推动时代前进。
　　
深度报道如何适应新的需要
●王辰瑶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我们在讨论深度报道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今天深度报道的很多问题是受纸媒形态所限，是纸媒在与新媒体竞争中的颓势，连累了深度报道。但如果跳出这个媒体介质框架，深度报道这种新闻类型自身在网络时代有没有危机，要如何面对挑战？这就是我今天想讨论的主题：网络时代深度报道如何适应我们的需要。
　　深度报道在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深度阅读者的结构性减少。
　　跟浅阅读相比，深读者永远是人群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单独一家媒体来说，由于受众基数庞大，深读者的比例在人群中再小，养活一家媒体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从宏观来看，深读者的少不仅仅只是2/8法则下常态的少，而是与过去相比结构性地变少了。为什么会这样？
　　1.深度阅读者结构性减少的原因
　　第一个假设是因为仪式化阅读的缺失。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闪闪发光，在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中像钻石一样引人瞩目，但到了今天社会化媒体时代，整个传播格局变成每一个“我”都是一个小小的中心。早上起来看看朋友圈，看看谁给我点赞，每个朋友对“我”来说都构成了关系。关系，就是社会化媒体的本质，而新闻媒体不过是在所有这些连接关系当中的一个。这对于新闻来讲，这就会造成仪式化阅读的缺失。
　　大众传播时代，我们其实是把看新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就跟现在早上起来刷微博、刷微信一样。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报纸，晚上回家的时候全家人等着看晚间新闻节目。仪式化的新闻阅读带来的效果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马上要看到的新闻是什么，但还是会在固定的时间，沿着固定的习惯去看。有了这种仪式化的阅读，媒体其实就可以给人们推送很多东西。过去深读的人多，但是那种深读不一定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而是媒体推给他们的。没有仪式化阅读，推送新闻给读者的主动权就不在媒体的手中了。
　　第二个假设是信息茧房。这是哈佛的法学院教授，也是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桑斯坦提出的。每一个个体的信息需求并不一定是公共性的，并不一定是关注社会福祉的，个人可能只关注自己选择的东西，久而久之就可能把自己放到一个蚕茧当中。比如现在调查一下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很普遍的情况是一打开手机或电脑，就看看微博微信，刷刷人人，看看视频，关心一下娱乐和八卦，一晚上的时间就过去了。
　　第三个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汀森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设，叫破坏性技术。我们都说创新肯定是好的，但是要看从什么角度评价好与不好。有时候某一些产品创新出了某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备受欢迎，但是这种创新不一定会带来使这个产品品质本身变得更好的特性。克里斯汀森说对这一点缺乏了解正是许多领军企业失败的原因。比如说地铁报，每天上班都看到人们争着拿免费的地铁报，打开一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可能大半篇幅都是广告和混同着广告的新闻。肯定不能说这个新闻品质是最好的，但是人们愿意接受，因为它是免费的，也方便。再比如微博提供的默认搜索服务，告诉你大家都在搜什么热词，只要点一下，就会自动搜索。还有弹跳出来的新闻窗口服务，它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但是很方便。所以，这些技术创新其实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它对新闻生产的意义和影响到底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仪式化阅读减少了，私人兴趣增加了，追求方便免费的原因成为压倒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带来的结果是深读者跟过去相比肯定会减少。而既然这种减少是结构性的减少，恐怕不能用道德去评说。指责现在网民的素质不高，好像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意义，我们很难从道德上和伦理上去批评和指责，它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情况的时候，深度报道有没有可能通过重新定位来面对这一局面？我也在这里提出几个不成熟的观点。
　　2.深度报道如何重新定位
　　观点一，要避免内爆。内爆是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信息生产的观点，我曾借用这个观点分析过马航报道，发表在《新闻记者》今年第5期。我们今天的新闻生产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新的生产逻辑。比如很多新闻是新闻的新闻，不是针对这个事实本身，而是对已经爆出来的新闻进行再加工和整理。我把这种针对新闻的新闻，称之为内生产。还有一种我称之为衍生生产，报道跟核心事实关系不是很大，可能是属于情感类的，比如点蜡烛之类，这是从外围事实衍生的新闻生产。还有一种是转引式的生产，比如新华社根据人民网的，人民网又根据国外某媒体的报道。猛一看很多媒体都在报，但核心的消息来源只有几个。鲍德里亚说信息时代的内爆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过去我们对事情不确定是因为信息太少，而今天的信息过载时代，我们新的不确定问题，是因为信息太多。我们生产出很多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堆积出来之后增加了受众接近真相的难度，这就是内爆。我们现在做深度报道恐怕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给出安全岛，给出一些更加有意义和更加核心的东西。
　　观点二，未来深度报道可能是多元化的。我们对于深度报道的理解也许也要有一个重新的想象。在我想象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重深度报道，它的特点是关注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关联的选题，难度很高，制作成本很大，而且呈现方式很精美。重深度报道是一个媒体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或者说是在未来新闻生产格局当中获得一种受人尊敬地位的重要建构路径。但是也许未来新闻生产当中只有少数媒体，或者媒体中的少数产品才会这么做，因为它几乎不可能盈利。
　　除了重磅深度报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有多元的轻深度报道。我们有可能在垂直领域里面持续关注，提供不同于碎片化的深度报道，这类报道不见得每个人都关心，但是这个领域的人会关心；我们也可能提供侧重写作层面的、精心的非虚构写作，把新闻故事讲好，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心思去做的；我们也可能提供对事件的观点性解读，从有意思的观点解读事实。这一类的深度报道和前面所说的重深度报道相比，操作难度和所需要的资源要少很多，但竞争门槛会相对比较低，竞争会很激烈。现在很多微信公众号都是这一领域的深度报道的提供者。
　　未来媒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重深度肯定不挣钱，但是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养活？现在盛行的新闻盈利模式，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免费的新闻加广告，这两者的结合是很偶然的。当这种模式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别的模式，寻求别的联系？可能是免费的新闻加收费的信息服务，或者用文化产业，甚至用其他产业来反哺深度报道。让深度报道在不盈利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还有可能是一份杂志会花80%的钱做一个重深度的报道，20%的钱做80%的轻深度的文章，实际上是在用轻深度赚来的钱养活前面的重深度。这里面会有很多多元化的组合方式，不能一概说深度报道会怎么样。
　　观点三，在未来，深度报道应该是向前倾的。在过去的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的文化姿态是向后靠。一个深度报道做出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像电影导演一样可以往椅子上一靠，等着看结果，因为它已经跟报道者没什么关系了。今天我们的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新闻文化也可能会跟着改变。对于新闻生产者来说，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我们得由向后靠变成向前倾，要主动地倾向受众，或者说用户。
　　我们怎么样向前倾呢？过去我们一直在讲新闻价值理论，所谓新闻价值判断就是要去挖掘事实本身蕴含的价值，就像采矿一样，把钻石采出来给大家看就行了。但在今天传播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有价值的事实采出来，拿给读者看，同时还要用一个钩子，把一个读者和一个公共议题勾连在一起，这样他才能觉得自己确实是“需要”新闻，需要去看一个深度报道的。未来新闻选择和采写环节也许都需要考虑如何采用这个“新闻钩”的技术。
　　在变化的传播形式之下，我们可以对未来有很多想象，只要我们能找出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都可能去解决。只要真正把症结想明白，深度报道的未来总是办法比问题多。
　　
好记者要具备三种能力
●王和岩
财新传媒首席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如何去深入采访，我比较认同胡舒立的观点，一个好的记者必须要有三种能力：突破能力、分析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1.突破能力
　　找人的能力。记者去突破实际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每做一个选题就会给所有的朋友、同学、家人、前同事、现同事，凡是我能找到的人都会给他们打一遍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去一个地方采访，问他们有没有认识的人、熟悉的关系等等。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采访时，我会向当地同行求助。因为其实他们对当地很多事件有所了解甚至很清楚，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报道，这个时候去请教本地同行是一个捷径，至少会给你提供一些采访的路径和方向，缩短你的采访时间，减少采访成本。
　　现场零距离。调查记者要做到现场的零距离，尽可能到实地采访，找最接近事发地的人。只要到了现场，或多或少都会有收获。我去找一个采访对象，如果能够见面，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电话采访，尤其是比较重要的采访对象，当我知道了他的住所或者是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会直接去找他，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要是在电话里跟他说采访的事，被拒绝后就不好再去了。但是如果提前不讲，直接见到采访对象后，人总是情面比较软，不好意思拒绝的。能见到采访对象就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一直以来信奉的一个观点。
　　韧性的坚持。在你不断找人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候，但再坚持一下或许就是柳暗花明了。
　　我在做采访时，有时候会为找一个人翻100多个网页，用百度和谷歌的高级搜索找，不断变换搜索词。记得找谷俊山的战友时，我不认识部队的人，而且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现在去找这些人，他当年的战友早就不在了。就这么不断浏览网页，大概持续了两三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了谷俊山的战友在网上活动的痕迹，他们对谷俊山的事情有一些议论。我就进入了他们的论坛和群，给他们的微博留言，给他们的博客留言，发私信。我记不确切写过多少邮件、发过多少私信和留言，结果是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干脆不回复，但有一个战友表示了解得并不多，这成了我的重要线索。
　　说服采访对象。做调查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暗访，我寻找采访机会的时候可能不会披露我的身份，但当面对采访对象时，肯定会披露身份。我跟采访对象接触，会尽可能说服他们。也许一开始对方不愿意跟你讲太多，尤其觉得你一无所知，会更不愿意说。这时，我就会把从上一个采访对象了解来的东西向他说，一方面跟采访对象有了交流的基础，一方面也可以对了解的信息进行证伪或证实。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和采访对象的距离。
　　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做调查记者需要有不怕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要让他知道你对他没有恶意，我通常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需求，如果对方拒绝我，我会尽量拉长跟他交流的时间，时间越长他对你的防范心理就越少，你们之间交流的信息就越多，就越可能突破。我把这叫做以时间换空间、换内容。
　　迅速的行动力。采访这种事情是瞬息万变的，采访对象一会儿一个主意，完全有可能变卦。所以，有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时，绝不要拖拉，更不要拖延，要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来不及反悔。
　　2.分析研究能力
　　我从业15年，做调查记者大概12年。我感觉对于一个老记者而言，资源可能并不十分重要，当你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分析判断能力可能会更重要。我现在甚至把分析研究能力放在了突破能力之前。我认为，它为我的突破和采访提供了路径和方向，也能让我迅速对一个选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做一个大的调查性报道，会尽量占有相关材料，通过大量阅读，以求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框架和价值判断，包括逻辑推理。然后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互联网时代这种研判能力尤为重要。财新传媒做独家报道和持续性报道时，会对选题做一个判断，看看这个选题被同行获知或被网友爆料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概率较大，我们会选择短平快的方式在财新网上呈现。如果这个爆料是我们独家的，或是别的媒体难以做到的，我们则会做足做透，尽量做到极致。这也就是为什么谷俊山的报道会搁置了将近一年才发表的原因，其实在2013年2月底稿子就已经定了。
　　在中国做调查记者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我刚到《财经》杂志时，编辑部给我布置了两个选题，最后都没能发表。其实，当初编辑部派我去采访之前就知道不能发，但还是派我去了。因为胡舒立曾说，新闻人有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记录历史，一个是干预现实，即便我们不能干预现实，还是要记录历史。哪怕当下我们不能说，我们也要在时机来临时，以适当的方式去呈现。
　　我一直很认同一个观点，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的真相。全部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整体，对问题全局的把握；二是深刻，进入本质，不流于表面。从真相到全部真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极高的代价，我们任何一个报道既要做到不屈从于权力的施压，另外也要注意不迎合民意，我们要尊重事实，秉持良知。
　　3.写作能力
　　一个好的故事还要有好的呈现。但怎样才能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读性，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表现方式。比如我做谷俊山系列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是讲述谷俊山的弟弟在当地建立的家族企业的情况。这个系列五篇文章中这一篇读者留言最少，但恰恰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大量关于他们家族贪腐的东西，其中涉及到公司之间的腾挪转移，还有一些工商资料的解读。可能这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读者反应不怎么强烈。在今后的报道中怎样将比较专业、比较枯燥的数据和材料解读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为受众所喜欢、所接受，也是我们探索的目标。■
　　
作者叶铁桥系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周珊珊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