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笛
　　【本文提要】 本文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微博对于媒体与新闻源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微博的认证体系塑造了一种“可信度的阶层制”，即位高权重者的发言更加权威可信，他们也更容易成为新闻源，而底层民众则难于当上新闻的主角。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本文提出微博塑造了一个“线上新闻源场域”，新闻工作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一同竞争场域中的主导权，即信息控制权，符号资本的占有量是场域中竞争的主导规则。
　　【关键词】 社交媒体　新闻源　微博　线上新闻源场域　资本　
　　【中图分类号】 G210
　　媒体与新闻源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根本议题，①“对新闻源的探究也是连结媒体与社会的最佳乃至唯一途径”。②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当下媒体严重依赖官方作为新闻源，这伤害了新闻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动摇了维系民主社会的基石——客观公正的信息供给。此外，媒体作为公共话题讨论空间，应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话语权，但对官方的依赖挤占了普通公民的话语空间。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对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冲击，微博是否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获取模式？是否挑战了官方对新闻源的垄断？更进一步，微博是否开放并民主化了新闻源，使得草根的声音更加响亮？这些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研究者在2012年1月至2月间，于北京和上海共组织了6组焦点小组访谈，28名一线记者和编辑参与其中，他们来自党报党刊、市场化报刊、通讯社、电视台、电台和网络。为考察不同职位新闻工作者的观点差异，研究者还对两地16名资深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从2012年1月延续至2013年5月，访谈对象包括媒体主编、副主编或是频道、版组主编。本研究访谈对象的构成，涵盖了主要的媒体类别和职务类别，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代表性与推广性并不是质的研究的主要衡量标准，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特定时空下的一个社会剖面和丰富的个体经验，由此充实我们对社会现实图景的认知，我们将在研究发现中具体报告多样的社会图景。接下来我们先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以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媒体与新闻源研究的三个重要取向
　　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概念，即什么是新闻源（source）。狭义来说，新闻源指的是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广义上，新闻源既可以是知情人，也可以是采访对象，抑或是背景信息提供者，③比如专家、学者等。本文采纳广义上的新闻源定义。
　　有关媒体与新闻源有三个经典研究，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研究取向。
　　对于媒体与新闻源关系最早的系统性研究源自甘斯，在他看来，记者与信息提供者进行着相互选择。④一方面，信息提供者需满足四个条件以变身新闻源：动机、权力、提供有价值信息的能力，以及地理与心理上的接近性。首先，提供者要有成为新闻源的强烈动机。其次，提供者需掌握一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以接近媒体，这一资源与其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例如，总统可以随时聚焦于摄影镜头前，而底层民众则需求助于动乱、冲突等非常规手段以获取媒体关注。再次，提供者需提供有价值且仅需少量核实的信息以获媒体青睐。最后，提供者如与记者有过交往，或与记者同处一地，则大大增加了成为新闻源的可能。另一方面，记者也会依据以往表现，比如适宜性、效率、可靠性、可信度、权威性、表达能力等，从提供者中遴选新闻源。按前述标准，官员是新闻源的不二之选。首先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又掌握一定的权力可以接近记者，而且官方信息通常表述完整，也被认为是权威可靠的，记者无需多做核实。事实上，一些重要的社会统计信息，也只能从官方获得。而且官方可持续地提供媒体所需信息，所以无论中外，官方都是重要的新闻来源，媒体也会相应依据行政结构来分派记者进行报道，即跑口制度（beat journalism），⑤这一制度安排为新闻生产提供了稳定的产品。
　　甘斯还提出，媒体与新闻源的双向选择并不对等，通常有权势的新闻源会牵着媒体的鼻子走。霍尔等⑥进一步聚焦媒体与新闻源的权力架构，并提出了结构化的视角。通常位高权重者会被认为拥有更加准确与专业的信息，他们的观点也相应地被认为更权威与可信，于是他们很容易成为媒体信赖的消息源（accredited sources）。受到新闻生产客观性与时限性的要求，在突发或争议事件中，媒体会优先寻求可信消息源作为采访对象，由此当权者便可优先为公共事件定调，成为“优先定义者”（primary definer）。⑦而媒体复制了当权者的意义建构，充当了次要定义者（secondary definer）的角色。长此以往，当权的统治阶级的观点就会借助媒介传播成为统治的观点，媒体发挥了复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夯实了现有社会的权力结构。
　　霍尔等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以英国社会为背景，提出优先定义者通常是议员或部长等。但优先定义者的群体边界难于确定，此外当权者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充满纷争，面对媒体时，并非总是众口一词地提出一个优先定义。而且在与潜在新闻源周旋时，媒体也并非总处于被动听使唤的次要地位。施莱辛格就提出，在调查新闻中是媒体优先发起进攻，迫使所谓的优先定义者做出应答。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施莱辛格将新闻源看作是“占领中的场域”（occupying field），⑧场域中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需要借助各种资源展开竞争，以期成为新闻源。场域中的资源分配是不平等的，当权者握有更多的资源，但他们想要成为新闻源也需运筹帷幄，比如在合适的时机向对口的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施莱辛格提供了动态地审视新闻源构成的观点，优先定义权并不完全是社会阶层结构预设好的必然结果，而需通过动态的竞争过程获得。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冲击了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社交媒体是一种参与型的网络文化，它允许用户自行生产内容。⑨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生产并发布信息，新闻源得到了极大地开源，信息生产与扩散不再是当权者的特权，甚至也不再局限于拥有生产工具的媒体，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新闻源正在被民主化。由此带来了一个丰富与多样的信息环境，⑩打破了精英对于文化和信息的控制权，英国传媒学者麦克奈尔称之为文化混沌（cultural chaos）。[11]西方学者的这些乐观论断可否应用于中国，微博是否带来了新闻源的开放？接下来，本文通过一线新闻工作者的思考与实践，审视微博时代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
　　
微博已成首要新闻源库
　　访谈研究发现，毋庸置疑，微博已成为首要的新闻来源库。访谈对象普遍认同，当前传统媒体上过半的新闻都源自微博，一位都市报的副总编更提到，该报80％的消息都源自微博。此外，微博便利了记者联络新闻源。前微博时代，记者想联系当事人或采访专家，必须到新闻现场或登门拜访，抑或四处索取电话。微博时代，记者可通过微博地理位置锁定当事人。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和官员都开通了实名认证微博，发封私信便可联络采访，这极大地节省了新闻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微博上潜在新闻源的高度聚集也改变了新闻生产流程。一位党报的跑口记者对此感受深刻，前微博时代，是记者致电编辑报选题，新闻源掌控在记者手中，而媒体与受众基本不直接接触，可以说媒体是依据生活经验猜测受众的喜好。有了微博，编辑守着微博，消息更加灵通，早上8点编辑就会打电话给记者分派选题，许多选题来自普通公众发的微博消息，记者再到相关部门核实求证。她认为微博使得新闻生产流程发生了方向掉转，以前是政府发布-记者刊播-受众阅读，现在是受众发问-记者核实-政府应答。微博时代，人人都有了麦克风，普通公众的发声也能够被媒体听到，由此新闻生产更能回应受众的关切。
　　上述这位记者的思考似乎表明，新闻源正在“开源”，原本被官方垄断的新闻源领域正向普通公众敞开大门。不过，大多数访谈对象对此持反对意见。一位网络媒体编辑在焦点小组中分享了他的思考：“记者们关注的对象基本雷同，微博上转来转去都是几条同样的消息。而且大家都守着微博，一条消息出来，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独家新闻更难出现了，记者也日益成了‘坐班族’，去现场挖独家的记者越来越少了。”按照他的判断，微博时代，新闻源的光谱非但没有拓宽，反倒是更加窄化了。这段思考引起了组内其他参与者的共鸣，他们认为微博出现后，媒体同题报道现象更加严重，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总量正在缩水。由此可见，前述西方学者有关信息环境更加丰富多样的乐观论断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情境。
　　实际上，为了更大限度地挖掘潜在新闻源，很多媒体鼓励记者开设实名认证微博，有的媒体甚至集体为其一线编辑记者申请了认证账户。此举一方面可扩大传统媒体的网络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方便普通公众与记者的联络，以扩大记者的信息来源。但有的记者表示，由于注意力和时间有限，他们通常不会主动关注或寻找微博上的普通人。此外，记者有时会刻意屏蔽来自普通人的信息。一位都市报的编辑苦恼于每日收到大量的求救信和诉苦信，加之其他政策原因，她申请了微博去V,也就是去除账户实名认证，以降低自己在微博上的辨识度。微博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每个个体都有了发言的机会，这毫无疑问是个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享有平等地被倾听到的机会。一位网络媒体编辑以抚州“5·26连环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为例，发现“一个草根在微博上很难出头”。
　　
新闻源的阶层分化
　　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行政中心、检察院等政府办公机构连续发生三起爆炸，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原籍抚州的钱明奇被证实在爆炸中身亡。钱明奇人生中经历了两次拆迁，苦心经营的两间商铺被拆除，因对拆迁补偿不满，他走上了上访路，上访期间其妻因病过世，上访的艰辛又让其身心疲惫。钱明奇在新浪、腾讯等都开通了微博账户，他曾把自己的经历写在微博中，寄望通过微博引起媒体的关注，他在微博上联络名人与记者，但都无果而终。“直至钱明奇把自己引爆，他才终于当上了新闻的主角”，这位网络媒体编辑不无遗憾地说，“实际上，钱明奇早就在微博上透露他将有大动作，如果媒体早点关注他，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最终草根钱明奇以最极端的方式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这段思考引来同一焦点小组内其他参与者的频频点头，有编辑补充：“要想获得媒体关注，草根只能求助于‘大V’，寄望自己的微博被大V转发一经转发其境遇立刻大不同。”V是英文verification的首字母，指的是微博的用户认证体系“大V”指拥有大量关注者的微博认证用户。微博服务商可谓不遗余力地推广其认证体系，作为营销手段，此举可吸引更多用户。以新浪为例，其认证账户主要分两类：个人认证与机构认证。个人认证又与职业身份紧密相连，例如，新浪微博优先向34个门类的542种热门职业的从业者开放认证。认证过程等级分明，不同级别的职位有不同的认证标准。通过认证后，微博名称旁边会加一个字母“V”作为标识，同时显示职业信息及职位序列。认证用户享有诸多特权，譬如设置个性化主页、在微博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热门话题讨论中优先推荐等。
　　微博认证体系原本出于商业考量，但运行中却产生了复制现实社会阶层等级的实际效果。微博的线上认证与用户的线下社会地位息息相通，身居高位的精英人士，如经理人、主管等，专业技术人士，如医生、律师等，以及社会名流是微博首推的认证用户群体。此外，如前所述，个人认证与职业身份和所处职位相关，现实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难于获得认证的机会。认证账户拥有较高的辨识度，会在搜索中优先显示。在争议性话题讨论中，认证账户的发言也会被优先推荐，新浪微博更是旗帜鲜明地宣扬，认证账户的发言更加权威可信。通过认证体系，微博塑造了一种“可信度的阶层制”（hierarchy of credibility），[12]即身居高位的人的发言比底层民众的发言更加可信。
　　微博上的认证用户通常也是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位都市报副主编在微博上主要关注了两类人：一是知名学者、专家，专家们对于热点事件的最新评论，可为报道提供智力支持，拓宽报道的视角；二是同行，尤其是杰出记者，关注同行微博可了解领域内的最新动态，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一位都市报跑口记者的关注原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微博关注分为工作和生活两类，前者包括学者、同行、报道领域内的相关人士等，后者主要是同学、朋友、家人等。学者、专家、行业精英和记者等基本上都开设了认证账户，他们的发言更容易进入媒体的视域，加之认证账户的发言通常被认为更可信，于是他们有更大的几率成为新闻源，而草根的发言则需经大V账户的转发才能引起媒体关注。鉴于此，新闻源领域也呈现出一种阶层分化的特征，拥有较多关注者的“大V”账户，更容易成为新闻源，接下来是普通的认证账户，而数量众多的未被认证的用户则很难跻身新闻源队列。
　　
探讨与结语：“线上新闻源场域”
　　综上所述，在中国情境下，微博对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首先，微博已成为首要的新闻源库，传统媒体日益依赖微博获取新闻源。其次，微博使得人人都有了麦克风，由此降低了普通公众接近媒体的技术门槛，但体制性门槛仍然存在。新闻工作者主要关注微博上的认证用户，这些用户通常是现实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底层民众难以开设认证账户，相应地也难以进入媒体的视域。更为重要的是，微博的认证体系塑造了一种“可信度的阶层制”，社会中的位高权重者通常开设了认证账户，他们的发言与观点也被认为更加权威可信，并被微博优先重点推荐，因此他们的麦克风能制造更大的回音，他们也更容易成为新闻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源是权位的天然馈赠，正如施莱辛格所提出的，想成为新闻源，位高权重者也需施展策略。
　　施莱辛格的研究策略对本议题更具解释潜力，也是本文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样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field），[13]本研究提出微博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线上新闻源场域”，新闻工作者作为微博上的活跃用户，同样也是新闻源场域中的行动者。由此，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源不再是二元架构下的产物，二者也不再是相互选择的关系。这种视角能够摆脱媒介中心主义的桎梏，以更广阔的社会学的维度来审视新闻源。“线上新闻源场域”作为社会诸多场域中的一个，是社会行动者依仗各自的资本，运用策略展开竞争，以夺取信息控制权的场所。布尔迪厄曾列举了四类主要资本：经济资本，比如金钱与资产等；文化资本，比如知识、品位、语言等；社会资本，比如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符号资本，比如信用、可信度等。[14]这里还需加上政治资本，比如各种政策规定等。不同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前文所述，“可信度的阶层制”便是资本转化的结果，现实社会中占有较多政治、经济资本的精英阶层，将这些资本转化成符号资本，即成为微博上更可信赖的认证用户或“大V”。在“线上新闻源场域”中，符号资本占有量是主导规则（doxa），[15]其他资本可以转化为符号资本。不同行动者依据符号资本占有量的多少划分领地，积累较多者可以占据优势地位。
　　新闻工作者依仗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为符号资本，与场域中的其他行动者展开竞争，以争取场域内的主导权。访谈中很多编辑记者都提到，在微博时代，媒体应防止被网络裹挟。微博上“大V”的言论并不一定正确，甚至有可能是谣言，媒体不能仅仅复制这些言论。当“大V”的微博引领网上舆论时，记者更应恪守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判断其是否具备新闻价值，核实事实，公平报道。一位党报记者谈到，记者不是普通的网民，而应该是具备专业素质的网民。这里，新闻专业主义被用作重要的符号资本，以区分记者与普通公众。占据了这一资本，新闻工作者可在场域内争取优势地位。而普通公众，由于缺乏各种资本，很难占据优势地位。但优势地位并不等同于掌握了场域内的主导权，具体来说，“大V”并不一定能当上新闻主角，记者也无法仅凭新闻专业主义主导整个新闻源场域，成为新闻源是不同行动者间动态竞争的结果。■
　　
注释：
①⑧Schlesinger, P. (1989)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in Ferguson M. ed.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London: Sage, pp. 61~84.
②这段话是Herbert Gans在1988年7月22日写给Philip Schlesinger的私人信件。引自Schlesinger, P. & Tumber, H. (1994) Reporting crime: the media politics of criminal justice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③④Gans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ReprintLondon: Constable1980.
⑤跑口记者译自英文beat journalist，“beat”原指警察的固定巡逻区域，应用于新闻业，指的是记者被分派负责特定的领域，并长期报道此领域的新闻。跑口制度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持续和稳定的产品，参见Schudson，M. S. (2000)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again)’in Curran, J. & GurevitchM.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3rd edn.London: Edward Arnold, pp. 175~200.
⑥⑦HallS.Critcher, C.JeffersonT.Clarke, J. & Roberts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 Macmillanpp. 58.
⑨MeikleG. & YoungS. (2011) Media convergence: networked digital media in everyday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⑩TumberH. & WebsterF. (2007) ‘Information war: encountering a chaot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in Maltby, S. and Keeble, R. ed.Communicating War?Suffolk: Abramispp. 62-74.
[11]McNairB. (2006)Cultural chaos: journalism and power in a globalised worldLondon:　Routledge.
[12]BeckerH.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Social Problems, 14 (3)pp. 239~247.
[13][14][15]ThomsonP. (2012) ‘Field’in Grenfell, M. ed.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2nd edn.Durham: Acumen, pp. 65~80.
　　
　　作者系英国格拉斯哥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