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勇 王正芬
　　【本文提要】 互联网在中国近20年的发展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巨大。本文详细分析了互联网对集体行动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集体行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互联网　集体行动　去组织化　网络抗议行动　
　　【中图分类号】 G209
　　自1994年9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开始算起，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快20个年头。这20年间，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之快、影响之深远已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单从网民规模来看，网民人数在2013年底已经达到6.18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为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①网民数量的增长也意味着与政治、社会领域相关的网络行动在数量上的攀升。例如，新浪公司（（NASDAQ:SINA）在2013年财务报告中宣称其微博注册用户数已超过５亿，而这一中国版本的twitter被公认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主要发布渠道与各类抗议性集体行动的风向标。与此同时，微信等新兴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人数急剧增长，2013年底使用人数规模已达5.32亿。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有利于各种集体性行动的动员、组织和沟通，使得集体性行动的组织更为方便且隐蔽。那么，究竟互联网给中国的集体行动带来哪些影响？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的机制是什么？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信息传播平台的演进具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就以上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一、互联网给集体行动带来的影响
　　互联网的出现给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影响，它加速了信息传播，也给人们的利益表达、情绪表达乃至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空间。有人认为互联网扩大了政治参与空间，促成了更多的集体行动；也有人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互联网的角色和功能，其政治影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②。互联网究竟会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产生怎样的改变，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必定会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单单就集体行动而言，互联网的发展也确实带来了多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线上线下联动，促成了更多集体行动的出现。近年来，有影响的网络抗议行动的数量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248个，2010年上升为274个，2011年进一步上升到349个，中国社会呈现危机常态化的特征。③大多数网络热点事件都具有一定的抗议色彩，同时，网络热点事件往往与网下的集体行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如2012年日本政府试图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措，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众多网民群情激愤，很快各种关于举行涉日游行的帖子出现在各大论坛、微博、QQ群中，最终，在同一日若干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同一主题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线上发展，线下爆发”的特点——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和倡议，公布集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并在网络上召集、动员，最终将散布在各地零散的、自发的、互不认识的个体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起来，完成大规模、跨地域的统一行动。
　　第二，网络信息时代，集体行动呈现出新面貌。有学者将近30年来的集体行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集体行动参与者是以传统精英为代表的社会类别群体或身份共同体；二是1990年代中后期，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以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三是21世纪以来，集体行动参与者主要是为保卫居住环境、土地房屋产权和各类经济收益权的地方居民。④
　　从近期的集体行动来看，除了参与行动的主体发生变化外，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多，新时期的集体行动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首先，对特定问题具有共同意见的人被互联网聚集在一起，由以利益聚合为中心的集体行动逐步转向以议题聚合的集体行动。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使红十字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导致多地红十字会的捐款总额在1元以下。
　　其次，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到更为广泛的范围，地方性的情绪更容易扩散成为超越地理界限的集体行动，如前所述多地同时举行的涉日游行。
　　最后，以意见领袖为中心、跨议题和跨特定情境的集体行动可能性在提高。网络意见的表达同样存在一个等级制的话语体系，⑤甚至由于网络的特性，更加放大了话语权的等级性。因此，在各种议题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十分明显，如一个在微博上拥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粉丝的大V，他们的话语可以直接传达给如此众多的受众，可能会导致某个集体行动的发生。2011年初，学者于建嵘在新浪设立“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专题微博，号召全国网民凡是见到街头行乞儿童即拍下来发到网上。该微博迅速吸引了20多万网友关注，在随后一个月时间里，各地网友集体行动，拍摄并发布乞讨儿童的照片7000多幅，且吸引了公安部门开通官方微博参与打拐，各类媒体及义工团体也不断加入。这场由意见领袖发起的活动不仅促成了网民们的集体行动，且引发了政府部门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行动。
　　第三，低成本而快速的信息传播、全国性的动员规模提高了特定集体行动的力量与社会影响力，也由此带来了复杂性与治理难度，有时甚至直接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后果。近期一些跟环境保护有关的抗议行动，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具体走向。如四川的什邡钼铜事件、江苏启东排污入海事件以及浙江的宁波PX项目事件最后都迫于各种压力以相关工程停工而结束，集体行动的诉求得到了满足。
　　
二、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的机制
　　尽管有很多研究注意到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互联网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对集体行动产生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笔者认为，互联网对中国集体行动机制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社会运动的传统动员机制；另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网民的观念基础，从而为新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传统上，有效的动员机制与反抗性意识形态是触发抗议性集体运动的两个条件，而互联网上信息快速流动、信息获取与发送低成本等特征部分改变了这两个条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第一，“去组织化”行动模式的形成。互联网可能替代传统的动员与组织方式，组织网络与领袖人物不再是集体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一种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低成本动员模式开始出现。在几年前就有研究者注意到集体行动的“去组织化”趋势，而这与互联网产生的“虚拟串联”机制有关：在集体行动中BBS、QQ群、微博等成为集体行动参与者联系的主要渠道，以信息的传播、评价以及共识凝聚为基础的个体虚拟串联不断发生，且因为不需要真实地理空间的在场与集合而减少了联络的时间和其他成本。⑥一项多案例比较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人们可能因为互联网的动员而参与到抗议行动中，而集体行动本身也不需要传统的控制/指挥中心，行动的具体协调可以由互联网的多个节点来承担。⑦
　　第二，行动者反抗意识的增强。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中，一个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事实是，互联网对反抗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增强效应。一方面是关于社会现实的大量信息不受控制地在互联网上流动，另一方面是对这些信息的各类解读框架在相互碰撞与快速传播，这两方面的同时作用使得具有抗议色彩的观念框架与思维模式逐渐为人们所吸收，最终人们可能形成一套（或几套）观念性的深层解释框架，这（些）解释框架将被人们视为可以用来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进行“科学”、“理性”分析的理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人们将在此类框架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定义、归因，乃至提供解决方案。无疑，这将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酝酿普遍性的心理基础。2011年10月16日至31日，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工人进行了为期15天的罢工，共涉及1200多名工人，罢工伊始就有两名参与罢工的工人用微博进行实时报道。尽管严格来说冠星工厂并没有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但工人们在微博中看到的各种动员信息，使他们对自己处境的解读发生了变化，提出比法定劳动标准更高的诉求，要求设立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参与企业管理等。⑧
　　当然，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的上述两项机制的作用也不应被过于夸大，集体行动爆发的基本机理并未被互联网根本改变，仍需要其他社会条件的同时作用，才有可能爆发集体行动。
　　
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可能影响
　　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信息传播平台的演进在商业与技术领域引起了较多关注，但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这种影响并不像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那么引人入目，但也确实使集体行动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移动互联网以及微博、微信等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需要我们仔细思考。
　　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影响的人群规模在急剧扩大，手机网民数量到2013年底达到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PC用户在加速向智能移动终端+APP的移动互联网转移。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适合于更多情境，移动互联网的覆盖人群也在下移，这都可能对未来的集体行动产生特定效应。具体来说，一些变化趋势已经可以清晰看到：
　　第一，从硬件性能、功能与信息传输带宽的角度来看，智能移动硬件平台的性能提高很快，功能非常多样化，而传输带宽也在扩大，这使得信息传递的生动性、即时性、煽情性有了质的飞跃。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广义上的自媒体所需要的硬件、信息传输带宽以及信息传播平台等三方面的要素都已成熟。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每一位智能手机用户都可以借助微博、微信等平台，把自己看到的图景、自己所拍摄的录像以及自己的文字评论随时随地上传到网络，并得到迅速传播。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电视台”，这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终端价格下降导致互联网覆盖人群下移。近几年来中国移动智能平台设计与制造行业的进步非常快，目前已经出现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四核智能手机。未来1~2年内智能手机的价格可能还会急速下降，价格低至300元的智能手机可能被大批量地生产与销售。这一技术与商业方面的成就，将带来移动互联网覆盖人群的下移，更多的低端人群将被纳入到互联网世界中。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低端人群是中国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这个群体进入互联网后必然会使集体行动产生一些新的变化。
　　上文所述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事件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互联网的这两个发展趋势给工人的集体行动带来的变化。在此次事件中，一些工人把动员性文字与照片结合起来放在微博上，很快这些图文并茂的微博在工人圈子中广为传播，强化了工人们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意识，导致了罢工的发生。罢工发生后，参与罢工的工人不断在微博上发布各种消息、照片和视频信息，迅速在周边工厂造成了连锁反应，很多处于不同行业的工厂连接罢工。⑨在这起事件中可以看出，工人们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动员，并在行动过程中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和联系。而在几年前，工人们只能通过手机群发短信相互传递消息，如2010年夏季发生的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中，手机短信是参与者们最重要的信息传递途径，相比于微博、微信，其弊端相当明显。首先，短信的信息承载量十分有限，无法生动、直观地表达意图。短信中难以包含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工人们难以辨别信息的真伪，直接影响到动员效果；其次，群发短信的成本对于工人来说并不算低且效果也未必理想。将有关内容发布到微博等网络平台，其方便快捷的转发功能也能使信息得到迅速传播和扩散，同时还能够让更多感兴趣的人看到，使其受众面更加广泛且不局限于参与者之间。如上述深圳冠星表链厂的罢工即在微博上受到了很多劳动关系学者、积极分子和专业学生的关注。⑩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正不可逆转地改变着社会，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仅从集体行动来看，互联网可以将人们的观点、情绪迅速集中起来同时传播出去，这种通过网络动员的方式既便捷又高效，使得集体行动更为频繁，也使得新时期的集体行动具有了跨地区、跨情景的特点。同时，信息传播的扁平化也使得行动者的反抗意识愈加增强，并弱化了“组织”的作用。此外，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多媒体信息的传播，并使互联网的覆盖人群下移，使其在底层群体的集体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之，互联网的使用给新时期的集体行动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我们继续对其关注和研究。■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1月
②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喻国明（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④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刘能：《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学海》2009年第4期
⑤张加春：《网络运动：社会运动的网络转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⑥陈晓运：《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⑦Huang, Ronggui and Ngai-ming Yip. 2012. “Internet and Activism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Protests in Xiamen and Panyu”.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 Development 11(2).
⑧⑨⑩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4209326.htm
　　
参考文献：
①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网络的视角》，《求实》2009年第2期
②李婷玉：《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朱力、朱志玲：《我国集体行动的重大转折——2005年、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之比较》，《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作者桂勇系复旦大学社会系教授、博导，王正芬系复旦大学社会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