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卫华　张国良
　　辛西娅（Cynthia Stohl）　2012年至2013年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前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她的研究以组织传播学的分析为框架，关注全球化发展，尤其强调组织网络、应急技术和集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参与实践。最新专著《组织中的集体行为：技术变革时代的互动与参与》（合著者Bimber及A. Flanagin，剑桥大学2012年出版）荣获2012年国际传播学会组织传播学区杰出书籍奖。
　　弗朗索瓦（Francois Heinderyckx）　2013至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的主席（现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主讲媒介社会学及政治传播学。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媒介、政治传播、受众研究以及媒体文学。弗朗索瓦是2005年欧洲传播学研究与教育协会（ECREA）的创始人之一，并从该协会创始起到2012年担任主席一职。
　　彼得（Peter Vorderer）　2014至2015年国际传播学会主席（候任），曼海姆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他主要致力于用户对娱乐、新媒体的兴趣及影响的研究。目前，彼得对人们（几乎）永久在线并互相联系的习惯尤为感兴趣。
　　2013年11月，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64年来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召开区域大会。会议期间，笔者与国际传播学会连续三任主席:辛西娅（Cynthia Stohl 2012-2013）、弗朗索瓦（Francois Heinderyckx 2013-2014）、彼得（Peter Vorderer 2014-2015），进行了学术对谈，研讨了传播学趋势、理论、方法的变革，三位主席也对当前的一些热点以及中国传播学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近三十年传播学理论为何无大突破？
　　问：当前，传播学科处在转型阶段，如何理解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辛西娅：一般意义上来说，传播研究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分野因为新技术的使用而变得模糊，三者之间的边界相互渗入。比如当下的人际传播并非面对面的传播，今早我就通过SKYPE与远在华盛顿的孙子聊天。在新技术条件下，这三个领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了。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理论的最大趋势是元理论（Metatheory），这些理论将更多地覆盖传播过程，而非内容。
　　弗朗索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任何一个学者都珍视其所在学科存在的价值，我确信传播学是许多学科的基础，比如营销、社区建设、信息与民主等。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差不多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发展壮大。在学术研究的版图上，传播学不像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它的专业性依然有很多人不认可。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太年轻，学科发展的门槛很低。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传播学将开启很多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我们看一下这次来上海参加区域大会的研究者，就会发现许多会员来自历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在传播学科聚集，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也在传播学领域之内，这就使传播学变得很有吸引力。我希望这种势头保持下去，传播学应该是包含其他学科而不是一个将其他学科排除在外的学科。
　　彼得：传播学有许多趋势，最大的趋势是转型，比如人际传播更加媒介化，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它们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我们解释传播现象时，要充分考虑文化的差异。
　　问：许多众所周知的传播学理论都出现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比如议程设置、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等，但是近些年来，研究者似乎没有对新的传播理论形成共识。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辛西娅：传播学理论涉及的现象其实已经被广泛认识到了，只是没有具体的命名。目前，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有很多，从认知复杂性到组织协调控制，还有很多未被知晓的理论假设。对传播理论发展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学者建立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协调，这样我们将会发现更多的传播学理论。
　　弗朗索瓦：一个理论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广泛认可，我们在ICA大会上讨论的很多理论都是如此，这也是学者在ICA大会发表论文的主要优势。传播学的下一个大理论是什么，我也没有答案，比如在这次大会上的很多论文，有些人说我只是研究了一个小小的领域，没准很多年后他的这个理论就变成了核心的传播理论。
　　其实你和同行研讨成果时就非常有意思，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对待某一研究的态度差异很大——有学者认为，这的确是个新发现，另一批人则说，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方向。学术群体的研究就是如此。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你只要有新发现，你只需要有某个领域的背景知识就能理解和确认了。可对传播学来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你会遇到很多竞争性的理论，一种理论假设世界是这样的，另外一种则完全相反，当然，这两种理论可能都对或者都错。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需要新的理论，但是，在诸多理论构建之外，还有其他的思路，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反观早年已经存在的理论并对它们提出质疑，或者重新发现。目前，我正在与同行写一本有关把关人的书，把关人理论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理论，目前，我在思考在新技术与数字媒体条件下把关人理论有何变化，目前受众更多地参与信息生产这种情形是不是意味着把关人理论完全过时了，是否需要被其他理论代替，或者这个理论依然需要我们不断更新。这就是传播研究的魅力所在。
　　能够被广泛认可的理论一定会在研究者中引发赞同与反对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学者再进一步解释、验证并促使其他学者更多地思考。这就是研究创新的内涵吧。
　　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学科非常年轻，问题中提到的那些理论其实是我们这个学科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我不认为快速形成共识多么重要，我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共识慢慢会自然形成。
　　问：从研究工具来看，传统的抽样调查、内容分析等方法在研究新媒体领域的问题时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如何看待传播学研究的创新？
　　辛西娅：我是一个网络分析研究者，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其实，方法与概念转型的核心与大数据有关。研究者无须再担心样本量了，因为学者可以获取所有人口的大数据。很多极其复杂的统计学不再会有广泛的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得更加强大。研究者不但拥有很多数据，而且数据之间还彼此关联。所以，研究者不再简单地使用单独或者成对检验，而是可以利用网络分析理解各类现象，这种方法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研究信息。举个例子来说，网络分析可以分析为什么人们会超重，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的态度如何，网络分析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物理和社会学。
　　弗朗索瓦：这个问题是我在研究生教育中一直思考的。在新技术条件下，研究者如果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就会面临一些障碍。比如，内容分析法——传播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当前，数字化的媒体为内容分析带来了机会，因为报纸的内容都数字化了，研究者可以从事传统媒体时代不能从事的内容分析，研究者可获取足够多的资料，而且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大量复杂的内容分析。另一方面，数字媒体技术也带来了很多挑战，报纸的数字化内容太多以至于使学者不知如何处理，一些学生说，我希望研究博客或者网络论坛的内容，但问题是我如何搜集这么多信息，如何在分析之后输出结果。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工具来解决研究中的问题，其中的一两个工具方法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这样的环境下，传播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与其他学科合作，寻找解决办法。我的一个博士生最近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在她进行内容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何处理海量数字内容的问题，于是，她与一个计算机学科的学生讨论并且一起工作，最终解决了她的问题。这只是新问题引发新方法以应对新挑战的一个案例，未来会越来越多。
　　彼得：现在，我们使用计算机进行量化研究与数据分析。即使传统的内容分析法也要基于计算机，计算机可以辅助内容分析，也帮助研究者实现了在没有计算的时代我们无法完成的分析。我们早期研究人们读报、看电视。当今，我们处在一个泛媒体的环境中，比如iPhone可以录制我们的对话，我坐在这里使用iPad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交流，这些都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必然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创新。
　　
媒体变革及其产生的问题
　　问：如何理解传统媒体已死这种说法？
　　辛西娅：我不认为传统媒体正在消失，我认为传统媒体正在发生变革。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传播学传统的分野正在变得模糊这个问题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些被称为新媒体的从业人员，其实是从全世界的传统媒体上汇集文章并进行再加工。因此，就这点来讲，我认为传统报纸依然具有其生存下去的意义，它们和新媒体相互协作而不是消失。就像图书，尽管我们在网上阅读书籍，但是我们依然在读书。
　　弗朗索瓦：只要看一看历史就知道，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总是关心新媒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媒体，不过，目前来看，通常不是代替而是对传统技术的再造与融合。很多人说，电视将死，但讲这话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一些迹象表明电视目前过得还不错，改变的是我们看电视的方式。在美国、在欧洲，当然在亚洲肯定也是如此，人们不愿意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观看电视节目，而是根据需求观看视频，当他们想看的时候就看。因此，大量的线性预编安排的电视节目必须改变。但与此同时，电视作为一种媒体，作为拥有影像和声音的屏幕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人们制作电影、真人秀以及电视新闻，还是要在各种屏上播放。我不认为传统媒体会死，我觉得传统媒体将会不断转型并充分利用新技术。我想，那些认为传统媒体将消失或者被其他数字媒体代替的想法是不成立的，传统媒体的转型更像一种新平衡和再造。
　　彼得：只要有新媒体出现，总有声音说传统媒体将会消亡。目前为止，没有某一类媒体完全消失，我们知道传统媒体依然发挥着不同功能。我不认为印刷媒体会消亡，印刷媒体服务的对象会更加细分，这些受众更多的可能是通过iPhone、iPad，或者在家里的大屏幕上看到新闻的各种版本。从我们所闻所见，传统媒体未被新媒体完全代替。
　　问：新媒体帮助中国社会实现转型，但中国社会也遇到了困惑，比如网络谣言等问题，从ICA的角度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辛西娅：美国也遇到这个问题，在人际圈中存在各种谣言，我们也在不断与之斗争。在新媒体时代，除了更加公开并且提供更多的信息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在美国，我们打击谣言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人们提供更多、更及时的信息。
　　弗朗索瓦：应对网络谣言的办法是媒介素养教育。许多政府与国际机构很关注媒介素养，但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年轻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在处理媒体内容上存在问题的人。研究者需要告诫人们对网络内容保持警惕，比如网上的一些信息非常有趣，久而久之你也就认同这些内容，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在愚弄你，甚至可能是诈骗行为，由某些人组织起来故意误导你。很多人并没有受过验证信息的训练，因此很难发现谁在网站后台控制着整个网络运行，所以，媒介素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让受众深刻了解媒体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将媒介素养推动到一定的层次，绝大多数受众就可以避免被欺诈或者被操纵。因为当人们看到那些令人兴奋的消息时，他们会本能地思考：真的假的？是谣言还是误报？还是有人要诈骗。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在网络上变成神经质，我们只是想告诉他们在网上遇到的一切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或者准确的。
　　问题是目前各国的教育系统变化很慢，媒介素养教育跟不上技术更新的速度。我担心媒介素养教育、法律教育有可能被新技术甩在后面。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聚焦于当下的问题，还要帮助受众面对下一波的变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不是告诉他们如何使用搜索引擎，如何使用Photoshop，而应该让他们更有质疑与批判精神，让他们能够适应下一次的媒体变革。
　　彼得：我只能在一般层面上回答你，如果发展新媒体并为公众交流提供的新方式，就可能遇到你喜欢的事情，也会有一些事情让你的生活变得很糟糕，对我们的生活来说，谣言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无论怎样，它都会出现，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新媒体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
　　问：中国学者已意识到新媒体将深刻改变中美两国的传播学教育，比如在美国有些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系改名了，其新名字与市场营销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理解新媒体时代对传播学教育的影响？
　　辛西娅：教授学生新的技能以及训练他们新媒体的应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传播的传统领域。尽管语境在变化，但传播的一些基本要素并没有变化。所以，那些营销专业的确很重要，但这些学科的基础仍然是传播理论，主要涉及人们如何互动，如何解读信息、创造信息以及媒体信息如何更具说服力。传播学应该增加新媒体教育，但是传统的教育内容也不能完全放弃。
　　弗朗索瓦：我们研究的对象在迅速发生变化，因此，研究领域的层次以及教育的层次也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全世界同行中都有共识。传播学作为众多学科中一个不断需要快速更新的学科而引人注目，技术对于传播教育既是一个棘手问题也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来说，困难在于设备投资，因为如果你希望在课堂上、研究中应用一些传播新技术，必然会遇到设备与投资的问题。你需要定期更新你的设备，但是公共财政在很多国家都处在紧缩状况，投在教育方面的资金也在不断压缩。所以，将所有的传播学教育集中于技术教育的风险很大，或许我们会因此而走一些弯路。我所在的大学以及我知道的一些大学的办法是，传播学教育选择一种并不过于聚焦于新技术的方式，即不是更多地培养与技术有关的技能，而是更多地回到或者试图帮助学生理解数字技术转型的情形。我开始工作时，没有网络，没有电邮，有的是信件、有线电话，那些新技术是在其后才逐渐才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经历了这种技术转型。现在电脑手机都随身带，新一代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都被数字技术包围。因此，他们完全不能像我们那个世代的研究者那样去理解这种数字转型。我们也需要从思维方式上教育学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驾驭这种转型，并且充分利用各类技术创新，同时避免各种因为技术而带来的负面问题。
　　彼得：我想谈的是在我们教育中出现的一种倾向。在美国，有人认为那些通过录制并上传向广大受众传播的课程内容将取代教授在课堂上的作用，我认为，网络公开课程对于无法顺利获得教育资源的那部分人群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不认为网络公开课能完全代替现有的教学系统，因为课堂对话依然非常重要。教育不是将知识从一个人的脑袋移到另一个人的脑袋里，进行所谓的知识搬家，教育更是一种学习在对话中探索某一领域的方式。
　　问：请从ICA的角度为中国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辛西娅：我不能轻率地说你们的教育应该如何做，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彼此关注、对话以及相互学习。我能给的建议就是以开放的姿态使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彼此学习。
　　彼得：很难用一两句话讲完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有许多不同的系所，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都不同。从我有限的经验来看，你们的的确确受到美国很大影响，或者你们以美国为学习榜样。尽管美国的学科发展意义重大，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拉丁美洲、西欧等等，传播学也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与特色。国际传播学会（ICA）不是国内传播学会（NCA）它是一个国际间的组织，我们正在努力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多样化研究。■　　
　　作者禹卫华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国良系ICA区域性大会主席团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