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本文提要】 本文所讨论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指新闻界所熟悉的伦理范畴，即不是指真实、客观、平衡、全面等天然正确的理念。本文是将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要求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来分析，将它放回19世纪晚期美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社会条件变化如何促成了新闻界“以专业促独立”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些历史性的分析，本文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动因和实际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篡夺了作为职业化身的新闻记者要求专业独立的口号，将其作为媒体机构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以获利的道德合法性来源。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美国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 G210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界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完成的一个任务，是为新闻操作设立一套逃离本土历史实践之上的“范式”。这一时期，一个广泛的共识快速地建立：新闻实践只有排除“政治干扰”和“人的因素”，并在新的科学规律普照下才能“走上正轨”。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新闻界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并以新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实践。改革早期的学者们虽然还披着“马克思的外衣”，操弄着他们熟悉的马列文本，然而却设立了一套最具形而上学色彩的新闻学认识论。
　　随着新闻业市场规模的扩张和沿海都市新一代职业群体的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开始被引介和提出，并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理解新闻实践的基本准则和新闻业发展无可置疑的“正轨”。这套强调职业独立性的规范体系究竟有哪些内涵？它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中外新闻学者和中国的新闻记者如何借用这套话语来诠释中国新闻业的状况？本文将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回到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境，探究这套理念出现的动因，从而对其进行重新解释。
　　
一、专业主义的伦理诉求与本土政治意涵
　　参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 S. Larson）对专业主义的概括，这种新闻业操作的规范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自我评价层面，从业者将新闻专业与一般职业进行对比，强调专业的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其次是规范层面，这表现为一种服务导向，它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最后是知识层面，它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的特殊门槛由这三个层面综合构成。新闻业者由此共享一个相对稳定的联盟关系，确认一种身份，维持特定的志趣和对职业团体的忠诚。①
　　拉尔森以上的总结是在全面考察了美国19世纪晚期各个行业新兴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完成的。从她的结论来看，专业主义的核心并不是伦理问题，而是要求独立的政治问题。概括起来，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在社会与新闻业之间进行一种二元划分：一方面，专业主义强调新闻业应该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土壤，并对各种权力进行监督。由此，新闻业不再是内生于社会文化，而成为社会的外在观察者和监督者；另一方面，专业主义要求在新闻从业者与一般公众之间进行二元划分，强调新闻从业者有着较高的技术门槛，因此他们有资格在信息上服务公众，在民意上代表和引领公众。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行业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
　　在中国新闻改革的特定时期，新闻理论家和新闻记者们在讨论专业主义时，更多地暗含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评价。因此，此时的新闻专业主义阐述又多了一层重构社会政治文化的激进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个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重新开掘的过程，伴随的是国家向媒体机构下放经营权利的过程，以及新闻业商品化的过程。新闻业双轨制的运行让媒体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也希求国家在更大程度上的放权，并促成其“独立”融入市场体制。离开了这个历史动力，我们也不容易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朱迪·波伦鲍姆（J.Polumbaum）在《十年改革后中国记者的苦恼》一文中调查并探讨了1980年代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进入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动因。②这可算是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最早讨论。文章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话语环境下，中国新闻记者所表达的，在“威权”与“社会责任”、“宣传”与“服务大众”等方面的两难处境。从这篇文章的结论来看，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新一代新闻人的观念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立的“威权力量”。而新闻界则被预设为社会公众的天然代表，所谓“人民性”的提出就是明显的例证。由此，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不仅被看做行业发展的桎梏，甚至也被视为民主发展的障碍。这种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二元论分析视角既构成了新闻从业者理解自身职业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构成了多数关于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记者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
　　类似的分析思路被很多传媒研究者认同和采纳，并广泛地运用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研究当中。例如，潘忠党和陆晔（Pan & Lu）的研究，“专业主义的本地化：中国媒介改革中的多种实践”，③讨论了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所演变出的独特形式。作者借用德赛图（M. de Certeau）在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时所提出的“策略”和“战术”这样一对概念，④分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如何在国家威权的体系内临场发挥地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这其中既有合作和规训，也有抵制、规避和拒绝。在这里，国家威权与专业主义之间妥协与对立的二元分析视角仍然非常明显，作者显然在用“专业主义”的理想范型这面“照妖镜”来审视中国新闻记者的“困境”。这种思路实质上暗示了中国新闻实践是专业主义在特殊政治结构中的畸变，由于面临外部力量的限制，而无法完善和伸展行业的伦理规范。
　　以上两个研究案例颇有特点和代表性，因为它们一方面展现了新闻记者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新闻学者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新闻实践的思路，并且成为中国国内新闻学者广泛引证和参照的范本。类似的分析有一个总的关照，即将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独立原则看作是中国新闻业发展进步的方向，将无法实施专业主义的实践范式看作是中国新闻业发展落后局面的印证。为了证明“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是中国新闻业的唯一归宿，新闻理论家们就必须对西方现代新闻业的历史建立一套肯定性的叙事，并确认其基本范型的普遍性和先进性。这种理论逻辑上的需求立刻转化为对外国新闻史，特别是美国新闻史的肯定性叙事上。19世纪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市场新闻业的发展由此被讲述为新闻记者不断独立、不断进取和新闻业逐渐走向自由和繁荣的过程。由此，美国主流新闻史教科书中那种简单粗糙的进步主义观念终于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倾销市场。
　　在这些历史文本中，市场新闻业的发展史成为一个“迷思”。迷思与假象不同，为确立“专业主义迷思”而建立的历史叙事不必然与事实相悖，但是却将复杂而多样的历史事实按照特定政治判断选择、组合成一整套英雄主义的故事。以最为典型的美国新闻史叙事为例，其鲜明的特点有三个方面：
　　首先，这些叙述基本局限在新闻业发展内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新闻业自律意识提高、专业水准提升等表象显然是“进步”的最好例证。这种媒介中心的视角完全忽视了美国“变革年代”的经济、政治变动对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新闻业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无法在社会史的意义上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根源。
　　其次，这些叙述完全以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为出发点。因而他们的分析只看重记者的具体采编工作和进步职业理念，而完全忽视了新闻记者抽象劳动过程的巨变，例如新闻业分工的细化、新闻采集网的形成、新闻产品的标准化、新闻的产业化与科学管理体制的引入等。脱离了中产阶级职业群体的经济处境和劳动状况，当然就无法全面把握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
　　最后，肯定性的叙事也忽视了文化保守力量对市场新闻业的口诛笔伐。因此难以理解新闻专业伦理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闻业者塑造自我认同，被动回应批评压力的结果。
　　本文将回到美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补足这些新闻史叙事框架之外的内容，赋予新闻专业主义新的内涵。
　　
二、专业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境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持续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状态与大众新闻业初创时期有了质的变化。正如舒德森（M. Schudson）所言，“新闻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30年代的‘发明’，而记者则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发明’”。⑤与此同时，按照内罗内（J. Nerone）的观察，“一种支配性的新闻业范型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职业记者所确立”，⑥此时的新闻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加入了遍及美国的专业主义运动。⑦由此，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团体意识的都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才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一新闻记者群体产生和“独立意识”的形成过程刚好对应着美国社会的一场巨变。美国内战结束后，东部的大型工商企业和银行家开始成为美国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通过土地的国有化和重新拍卖，巨额资本迅速地攫取了西部土地资源，并依靠铁路、能源、林业、矿产等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了“资本落地”。这一过程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资本的集中和产业的垄断。美国内战前后的历史不是承接性的和进步性的，而是一种彻底的结构颠覆，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 “美国式民主”和“天然的平民社会”此时已经难觅踪迹。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工商业大都市的迅速膨胀、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科层制管理和工资劳动的兴起……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发生在美国的剧烈社会变动，使建立在经济自主性和劳动过程自主性基础上的“小业主共同体”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多个层面受到这种宏观社会变革的影响。由土地、资本集中和经济转型催生的产业集团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广告与公共关系业的繁荣、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劳动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晚期美国新闻业的面貌。我们可以用“新闻的产业化”来形容这一过程。它表现在发行量和广告额的激增、新闻业资金门槛的提高、报业经营形成集团化管理和行业细分等等。随着一座座报业大厦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拔地而起，此时的新闻业已经与19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便士报”不可同日而语，而新闻记者的构成和劳动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在总体上从自由劳动转向了工资劳动，这一变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心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把握能力和自我支配能力相应地下降，对体制的依附性则相应地增强。在美国传统的共和主义者看来，经济独立对于公民身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靠雇主付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很可能缺少道德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因此很难被认定是自由公民。⑧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晚期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式民主基础的丧失，以及政治权力向大资产拥有者集中的趋势。
　　在新闻界，这样的趋势同样明显。在劳动过程中，具体的表现就是分工越发细化、科层制管理越发精致，塔奇曼（G. Tuchman）讲的新闻网络开始形成，即新闻生产出现了地理边界化、组织专门化和部门分工化。⑨新闻记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被分派到新闻网络中的各个网格上，进行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的行事规范不是对事件社会意义的整体观察和判断，而是按照“新闻价值”和“标准化的新闻采写规范”来确定自己选择和加工的信息能否顺利地刊登和售卖。这种产业分工和科学管理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新闻记者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综合判断意识，也丧失了对新闻生产的总体性把握和对自身地位的结构性认知。这使得他们无法从新闻商品生产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工作，却转而提出一套伦理规范和“专业独立意识”。
　　这一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新闻编辑部的雇员认为他们从事着比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更为重要，且高人一等的工作。⑩对专业技术门槛和行业荣誉感的强调首先来自经济利益的考量，记者们在行业杂志上抱怨他们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拉开距离，没有体现出他们高人一等的职业地位。[11]他们显然没有将从事新闻生产的印刷工和发行工当做同样被资本雇佣的兄弟来看待，而是不断放大新闻生产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差距。
　　这种劳动过程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促成了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专业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则由“进步主义”时代的特殊思想氛围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是众所公认的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由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促成了新闻记者的所谓“客观”和“独立”意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一重内涵是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它鼓吹淘汰弱者，但是却假定整体竞争环境的公平。在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社会分层越发固化的时代，这种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如此不合时宜，却恰好起到了稳定社会、麻痹公众的作用。用杜威的话说，“个体自我选择的理论恰恰是个人无足轻重时产生的”。[12]在实际的社会运动中，这种进化法则导致任何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法则的集体性抗争变得不再可能。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而无论是保守的信息导向报纸，还是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纸，都竭力渲染这些变革力量的暴力性和非理性。[13]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媒体带有专业色彩的客观性恰好成为塔奇曼所说的“合法化工具”。[1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观念并不把社会看成是个体构成的松散结构，而是将社会看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整体。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的进程应该被有计划地干预，建立一套规范的制度，让社会的各个组织协调运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不适应城市生活规则的移民涌入美国，而高层政治和资本家之间又广泛存在贪腐现象，他们常被中产阶级描绘成只贪图私利的权贵阶层。对中产阶级来说，真正能够承担起控制社会、干预历史进程和塑造规范制度的当然就是这群脑力劳动者自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新闻界著名的“扒粪运动”，其中的记者多在没有形成科层分工的杂志社工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然而，他们揭发政治和商业腐败，却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形态和进程，而是希望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其实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例如，当最著名的扒粪记者塔贝尔认识到她的揭露性报道让公众开始将剥削、冷漠、欺凌、压制劳工看做是工业公司管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将唯一希望指向摧毁这个工商业体系时，竟然转而开始写一些商业成就和商业发展的报道，摇身一变成为商业社会的赞颂者。[15]同样，1906年离开Mclure杂志的一群扒粪记者也转而创办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刊物。[16]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 Hofstadter）这样概括扒粪记者的思想特质：首先，他们秉持一种特殊的“事实观”。在扒粪记者的眼里，那些把生活描绘成美好的作品被讽刺和耻笑。对他们来说，“事实”就是粗糙、肮脏、卑鄙和艰辛的，“事实”是隐藏着的、被忽视的、存在于后台的，“事实”是贿赂、回扣、特权和食品掺假。总之，“事实”是彻底无望的与理想世界脱钩的世界；其次，扒粪记者把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对法律制度的广泛破坏，只要法规没问题，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切都会好转；最后，扒粪记者承袭了从新教衍生出的广泛的社会责任论和对个人罪责的归咎。[17]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劳动状况和文化思潮的因素，新闻记者建构“专业主义”的职业认同和荣誉感还有一层作用就是应对社会精英的口诛笔伐。在黄色新闻业时期，对报纸的批评声音铺天盖地。大量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攻击市场新闻业，指责媒体将文化当做生意、迎合低俗品位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文化秩序，而且侵蚀了民主和公共利益。面对这种指责，新闻记者当然很沮丧，也急于为自己的职业正名。然而比记者们更着急的是媒体机构的所有者，他们不仅与记者一样迫切需要为行业正名，而且期望能够凭借记者提出的专业主义这块招牌获得社会的授权，垄断信息舆论的控制权，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
　　这里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区分市场新闻业的两种参与者，一是作为职业群体化身的新闻记者等劳动力，二是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在美国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记者行业内对于职业荣誉感和专业性的诉求，迅速地、近乎毫无保留地被媒体机构的所有者们所支持、吸纳、宣扬。普利策这位媒体大亨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不仅不断发言抬高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而且不遗余力地投资兴办新闻学院和新闻奖项。
　　如果没有媒体机构的鼓劲和宣传，专业独立不可能确立为一种广为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闻记者不断呼吁的专业主义这个金字招牌，媒体机构也不可能从社会中获得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独立授权，从而变成生产各种公共信息和舆论的庞大加工厂。一言以蔽之，凭借着在行业地位上的共识，媒体机构实际上篡夺了职业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诉求，变为媒体资本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的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屏障。然而，在前文所分析的美国“新闻产业化”环境中，即在大规模、标准化、成体系的新闻生产网络中，记者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理想和被资本力量随意调用的意识形态。
　　
小　结
　　从以上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构成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因素统统被主流的新闻史叙事排除在框架之外，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专业主义所要求的行业独立性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唯一归宿和改造中国新闻实践的范本。然而，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史和新闻史告诉我们，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甚至是美国式民主凋敝、传统共和主义精神衰落和新闻生产性质转变的产物。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也并不是真实、客观、平衡等天然正确的伦理标准，而是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涵。
　　回到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在“中国媒体属性和管理制度特殊而落后”这一认知前提下，职业新闻人群体很容易更片面地理解专业主义的内涵，构造一种政党控制和媒体独立的二元论。这种思维构成了一套诡辩术：一旦摆脱了国家，媒体就将获得独立，而且会更真实、更客观、更平衡。更有甚者，在巨大的利润刺激下，很多传媒业者和学者直接将融入市场和资本化看做媒体独立的前提。这种观念为媒体拥抱商品逻辑，融入市场机制，迎合资本力量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
　　在中国媒体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几十年的高潮过后，我们发现，媒体机构在表面上确实越发“独立”了，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舆论领域一个观念趋同、势力强大的权力场。媒体能够制造话题、炒作事件、左右舆论、设置议程，塑造众多关切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方向。任何知识和思想要在公众中传播，必须通过大众媒体这个中介，按照媒体市场特定的形式和观念来完成。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获得这种表面“独立性”的是媒体机构和传媒网络这些作为资本力量的存在，而不是记者和记者群体这个作为职业力量的存在。相比1980年代的状况，在如今媒体社会影响力越发强大的同时，记者们却越来越像是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很难再体现出有活力的多样化思维，他们只能按照媒体市场的需求和媒体机构内部的管理流程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体制的依附性越来越强。
　　人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热炒了几十年的专业主义，最后获得独立成就的，并不是记者这个职业群体，而是被资本力量附身的媒体机构。这种情况倒是与美国的历史情况颇有几分相似，也是在专业主义这个问题上，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混淆职业属性和资本属性是如今理解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障碍，认清这一点，才是新闻记者最终获得“思想解放”，追求专业、独立和自由的出路。■
　　
注释：
①LarsonMagali Sarfatti.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p.Ⅹ.
②Polumbaum, Judy.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in Chin-Chuan Lee (eds.)Voices of China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1990pp. 33-68.
③Pan, Z. & Lu, Y.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in C. C. Lee (Ed.)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London: Routledge2003pp. 215-236.
④这里的“策略”指的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一套思维和行动框架，个体符合“策略”的行动是他们在社会建制（establishment）中合法位置的体现。“战术”是指缺乏权力的个体通过自创的、即兴的行为对社会建制进行偷袭，从而在建制的空隙中找到其自由行动的机会。这样，“战术”就成了用来抵抗和躲避既有规则的“弱者的艺术”。参见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F. Rendall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⑤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55~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NeroneJoh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ormative model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2012. 0 (0)p.2.
⑦⑩[11]Cronin, Mary M. “Trade Press Roles in Promo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1884-1917”Jou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93. 8 (4)p. 227.
⑧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第1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48~52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12]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第2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3]Rondinone, Troy. Great Industrial War : Framing Class Conflict in the Media1865-1950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p.61.
[14]Tuchman, Gaye. “Professionalism as an Agent of Legitim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8. 28(2)pp. 106~113193203~204
[15] [16] [17]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NY: Vintage. 1960p.194.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