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力丹　毛湛文
　　【本文提要】 本文关注新媒体渗透日常生活后所带来的一种负面后果——时空紧张感现象，认为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载体、功能设计，影响并加剧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同时指出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变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文章认为，新媒体使用者应当警惕技术的异化，并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的驾驭能力。
　　【关键词】 新媒体　时空紧张感　日常生活　异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我们常说的环境，是周围的自然界或社会，其实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也在构成一种环境，生存在其中的人会受到媒介潜移默化的影响，即“我们是鱼，生活在媒介的环境”。现在无处不在的新媒体更是如此，它渗透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创造了新的信息环境，也塑造着新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变化着的新媒介技术的特性，思考新媒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何种影响。
　　网络出现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近两年中，时刻在线已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常态，继而影响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一方面，借助网络，我们可以迅捷地获取资讯、找到朋友，大大节约了工作和交往的时间成本；同时，新技术塑造的“地球村”满足了我们对遥远地方的想象并建立联系，创造了“远距离的亲密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明显体会到时间的加速流动，时间越来越觉得不够用，而上网的时间却总是过得飞快；频繁地穿梭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之间，则会感到错乱和迷茫；新媒体很容易打断原先的计划，迫使我们调整既定安排；工作成了一直在做却永远做不完的事情，进而衍生出种种压力和困扰。新媒体在改变时空经验中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心理紧张状态，就是本文要关注的“时空紧张感”现象。
　　新媒体对日常生活带来种种方便、学理上讨论其传播优势，是现在比较集中的话题，然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时常被忽略。时空紧张感正是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另一种现实后果，值得当下的新媒体使用者关注并警醒。那么，时空紧张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先从新媒体技术的四个特性展开分析。
　　
一、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与时空紧张感的形成
　　1.新媒体“瞬息即变的文化”造成传播的分散化和时空的断裂
　　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追求，加快了整体的社会节奏，重视效率和节省时间成为普遍追求的目标。这反映到人们的日常交往，就是期待即时的回应、保持联络的时刻连通、减少等待时间。但对速度的追求也相应带来一种“瞬息即变的文化（bhip culture）”。
　　“瞬息即变的文化”是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描述信息时代时所用的概念。bhip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中文词，它指的是跳跃的、分散的、中断性的、变化很快的各种文化信息。托夫勒认为信息时代的大众媒介向非群体化发展，完整的、一致的、时效相对缓慢的拷贝信息，被急速的、刺激性更大的、支离破碎的、短暂的拷贝信息所替代，一些人“对这种连珠炮式的瞬息即变的文化的袭击，非常恼火，并感到无所适从”。①
　　这种无所适从就是紧张感的表现，“瞬息即变的文化”下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碎片化反过来重新定义了“黄金时间”的概念，以往一些空隙的、等待中的“垃圾时间”也被利用起来。这虽然提高了传播的容量和效率，但由于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的碎片，传播也由此更为分散。分散的典型特征就是琐碎和微小，当下以“微”著称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信息，都是以短小精简的段落呈现的。受制于时间紧张的焦虑状态，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阅读碎片化的内容，而日渐缺少阅读深度长文字的耐心。
　　与自然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时间结构相比，新媒体时代的时间结构呈现出“分子云”形态，变得更加离散、碎片（图1 图1见本期第67页 ）。②这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就是特别关注当下的即时性，不愿等待成为时空紧张感的典型心理。
　　网络即便可以跨越国界与时差，却无法缩减“等待”的时间。网络内涵的丰富与传递的实时，都可能与等待期间的无所事事形成强烈对比，等待的不确定感让人更加难受。这样的结果则是：“在理性规划时间的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乃至组织之间的时间越来越零碎、也更难协调，等待是协调所必须付出的成本”。③同样是因为零碎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整合，新媒体更加渗透、嵌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也最大限度地侵袭着生活与工作的时空场景，社会交往时刻处于紧迫感中。
　　在追求时效和速度的社会中，新媒体使用中出现时空紧张是无可避免的。就像麦克卢汉曾指出：“在电子媒介对现存社会形式的冲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速度与断裂。如今，加速变成全面的，以至于空间作为社会安排的主要因素也被终结了。此一原则亦适用于所有的媒介研究。一切交换与人类连结的工具都倾向于为加速所改善。” ④
　　2.移动互联情境下的“在场的缺席”进一步打破日常的时空序列
　　手机是与个体绑定在一起的媒体，它“开启了人们弹性组织其日常生活的可能，而这样的弹性更清楚的反映便是人们对于时间、空间认知的转变……传统序列、固定性的时空框架的液化，人们不再受限于某种共享的时间，也不再被‘在场’所束缚”。⑤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我们会经常看到“在场的缺席”，手机使用者在现实的地理空间相聚，但却各自埋头经营着手机连接的另一端虚拟空间。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最大优势就是方便人们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连入互联网，并且可以与现实生活的事情同步进行。移动媒体的“伴随性”优势显示出来，为人们由现实空间“进入”虚拟空间提供了便利，可以实现频繁地在两种空间内穿梭，但也容易使两个空间的自我混淆在一起、无法明确区分开。当人们越来越沉迷于数字自我时，就会忽视了现实自我的存在。长此以往的后果，便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编发各类网络表情符号、借助社交媒体跟别人交流，反而对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感到不适应；我们习惯于在微信朋友圈拍照上传，不断更新和展示自己的情绪，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依赖和倾诉的对象。当生活与手机“绑定”变成了“绑架”，带来的是“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⑥，即我们迷失在现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的交融中，虚拟时空不断侵占、挤压现实时空，令我们感到压抑和茫然。这无疑也是紧张感的表现。
　　除了现实与虚拟的交错外，工作时空和闲暇时空边界的模糊化，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影响的结果。移动媒介的灵活性使得原本不可逆的时间序列被打破，变得可移动、可逆转，也变得无规律可循。随着工作时间的弹性化，人们的各个时段的时间使用变得不再严格，公私交错的情形就此产生。空间与时间的“边界重置（boundary rearrangement）变得可能，进一步造成公共活动与责任变得镶嵌在家庭的时间节奏之中，以及私人的关系变得被整合进公共领域中”。⑦
　　比如，老板、上司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随时征召员工，哪怕在下班时间也可以布置新的工作任务，这又加剧了时刻待命的工作心理。同样，工作时间中随时被打断的情形也开始增多，即娱乐和聊天信息和各种杂事可能会随时经由移动媒体不断推送到眼前，成为一种干扰源，而因为受干扰没有在工作时空内完成的任务则要拖延到闲暇时空内完成，这对媒介使用者来说是一种无奈和苦闷。
　　手机出现前，就有研究者这样描写：“电子邮件是一种冲击我们工作与思考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改变了工作和游戏的韵律。朝九晚五、五天工作周末两天休息的周期变了，工作和私人的讯息混杂，周日也变得跟周一没什么两样。” ⑧而移动互联网开创的随时随地在线模式，更是加剧了这种节奏的混乱。
　　3.终端载体所依赖的“接口”和“界面”限制了信息接收的时空习惯
　　电脑是充满“界面”的媒介，超文本链接的发明，使得我们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网页，实现在不同“界面”空间之间的同时浏览和自由切换。移动媒体则是充满“接口”的媒介，通过各类APP（应用客户端）也会轻松地被带入新的空间。
　　但如果我们把“界面”和“接口”看作是一种信息空间的话，就会带来信息超载和选择的难题。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当我们启动每一个界面空间的时候，会非常方便，但是继续阅读、消化、处理界面上的信息时，则要花费比启动时间成倍增多的时间。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我们轻松实现了在不同界面空间的自由转换，但却在无形中被繁多的界面空间消耗了更多的使用时间。看似每一个界面或接口上的信息并不多，但因为很容易被开启，使得我们不会考虑开启后处理信息的时间成本。结果“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空间厚度的增加，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消耗，这也正是很多人在上网时会感到时间流逝得特别快的原因。
　　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有时候一打开网页，看几条新闻，看几个视频，回几封邮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两个小时。但我们对此的感知却是“滞后”的，在每天24小时不变的前提下，我们通过新媒体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时间一旦增加，其余留给现实生活的时间便会相应地减少，时间紧张感便这样出现了。
　　处理信息的时间成本增加，只是新媒体使用中一个无形的影响。与此相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影响就是，多个零散空间的并行，会让我们同时转换我们的思维。以往我们对空间的定义尺度至多有长宽高三重，也就是常说的三维空间，但新媒体却带来了“万维”的空间感。不计其数的界面和客户端连接的正是虚拟世界的“万维”空间。
　　因此，当人们同时面对开启的网页时，就很容易碰到注意力被分散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从海量信息中搜寻有用的信息时，就不得不频繁地跳转页面，来筛选、判断，从而找到想要的信息。然而网页空间的布局、填充方式，却是布满了相关信息的超链接文本，只要稍加停留、点击一下超链接，注意力就会很容易被分散掉。打开的网络应用和网页越多，就意味着我们要埋头于处理“召唤”我们去处理的信息，将此时有限的注意力分给不同的网络空间，而专注于某个特定空间完成单一的信息任务就显得非常困难。这就是很多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不能打开QQ、MSN、微博的原因了。开启“空间”省力但未必会提升工作效率，反而有时会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
　　4.各类应用软件的“收藏/标记”功能制造了缓解时空紧张的假象
　　新媒体技术同样创造出缓解因时空紧张而无法处理信息的方法，那就是先做收藏，日后再说。所谓收藏就是，我们此刻遇到了有用的信息但无暇仔细阅读，为了不让信息就此流动走，于是可以点击收藏，存放在自己网络后台中。
　　几乎所有品牌的浏览器，都设置有网页书签的“收藏夹”；各类社交媒体上也遍布了“收藏”的按键。“收藏”提供了一种缓解当下时空紧张的方法，就是此时此地无法完成的事情，可以留给未来的某时某地再去完成。还有很多人会用“mark”、“repost”的方式做标记，常常留言“先mark一下，回头再细看”。但大多数时候却是，新媒介使用者虽做了标记和收藏，却并没有真正地回头再细看，并渐渐遗忘。即使幻想还有未来的弥补，而真正到了可以实现的时候，却发现依然渺茫。
　　收藏的信息日积月累起来，又会形成新的信息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依然会挤压使用者其他的信息空间，造成“一直惦记却又没空处理”的状态。所以，“使用者依旧是忙碌的，这个空间同样不能赢得使用者更多的注意力，反而有可能分配得更少，因为这个空间是留待未来使用的。这给追赶信息提供了一些心理上的安全感，‘留着以后慢慢看’正是自我安慰的体现”。⑨时间久了，我们甚至会以为“收藏了就等于占有了，占有的就等于真正拥有了”的错觉，产生虚假的信息满足感。
　　无论是标记还是收藏，都折射出人们面对时空紧张的无奈。一方面，我们对信息的追求和获取有很强烈的渴望，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把美好的渴望变成现实，转化为自身所有的。这种两难境地只能借助“标记/收藏”的功能，来填补无暇处理信息的愧疚感，但却并不能真正解决时空紧张的问题。
　　
二、流动的社会环境对时空紧张感的影响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这段话，后来多次被社会学者引用分析液态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液态社会描述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转型，强调整个社会流动的状态，许多原本明确牢固的界限被打破，而成为变动不居和充满不确定的液态。“人们、信息、物质、金钱、影像、风险都在流动，这些流动是异质、不均、不可预期的，而且是以惊人的速度且意外的形式跨区域混乱地移动”。[11]英籍波兰思想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写过一本书《液态之爱：人际纽带的脆弱》，讨论液态（流动）社会中人们爱情关系中“渴望与人相系，却更恐惧被就此绑死”的一面。不止爱情关系，这种若即若离的矛盾状态反映到液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人们“在不同的时空来去自如，却又感到时空紧张”的问题。时空紧张感现象的出现，并非只有新媒介技术的塑造，跳出“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主义”的近视缺陷，就会发现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环境变迁，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信息社会的知识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印刷媒介时代，当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无形中增加了人们信息处理的负担，在知识海洋中的媒介使用者固然有强烈的求知欲，但在信息超载状况下也会感到压力和盲从。新的网络应用软件被不断研发出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速度却赶不上渠道的更新速度。
　　以社交软件为例，从早期的QQ、MSN，到Facebook、人人网、开心网，后来又有了Twitter、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再到基于地理定位的街旁，以及最新的以微信、易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大部分年轻人都会拥有这些软件中的至少三种，而能否轻松简捷地处理社交软件上的信息，以及平衡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和学习工作时间的关系，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此外，当代社会所显示出的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描述现代性时所说的“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特质，也是形成时空紧张感的社会基础。时间和空间的延展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和裂变的方式，时空转型则会带来“现实倒置”（reality inversion）的感觉，人们感到的精神紧张和压力也源于此。而哈维在后现代论述中，进一步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感觉，使文化从永恒和经典中跳脱出来，转而更关注当下的流行和变化的未来，加快了整个社会运转的脚步。这些论述都为解释时空紧张感这种现象提供了注脚。
　　回过头看，无论是液态社会增加的不确定感，还是信息爆炸带来的资讯焦虑感，抑或是现代性经验和后现代社会的转型烙印，都是与新媒体技术共同影响我们时空经验的因素。因此，可以说，时空紧张感现象是新传播技术和整体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后果。
　　
三、做媒介环境的主人
　　现在的人生活在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如果说时空紧张感只是精神层面的冲击的话，那么长期处于时空紧张压力下的一些人，还有可能在身体层面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拖延症”令许多白领和学生有切身的体会，长期拖延的人会变得易怒与焦躁不安。又如，集体孤独也是时空紧张感的后果。因为真实与虚拟界限的打破，使得更多人沉迷于数字化的空间而忽视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交流，将自己封闭起来养成孤独的性格，一旦从网络回到现实交往中，反而会出现性格的孤僻和冷漠。
　　这些情况都不得不让人反思：这些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一旦成为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那么一种新的异化或统治便产生了。我们可能成为新的传播科技的奴隶，而新媒体使用中的时空紧张感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现。科技的合理性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人们创造了新的传播科技，会不会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异化？
　　进一步而言，传播速度的本质不在于它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来传播信息，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12]技术统治的权力秘密在于它表现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力量，实则却同时是对内部人们的控制力量……它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工具，实则却同时将社会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技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思考与行为。[13]我们对技术背后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已有较多的警惕，而对技术内化到我们生活和身体的控制力量，还缺少足够的认识。
　　这样一来，加强媒介素养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与每个新媒体使用者都息息相关。我们要习惯于了解媒介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可能开创的生存环境（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提高媒介素养应当从两个方面开始：一是批判思维，一是驾驭能力。批判思维的获得需要保持自身的反思和质疑。驾驭能力则需要不把新媒体看作生活的全部，自觉地抵制过度依赖媒介的情况，当一些媒介使用习惯有可能带来结构性的制约时，就要特别警醒了。缓解时空紧张感，做媒介技术的主人而非奴隶，应该从提高批判思维和驾驭媒介的能力开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主编雷恩尼（Lee Rainie）和加拿大社会学家威尔曼（Barry Wellman）在他们2012年的新著《网络化：新的社会操作系统》（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中提出了新媒介素养（Networking literacy）的要求，内容具体包括：图像处理能力、导航能力、信息的组织和联通能力、专注能力、多任务处理的能力、怀疑精神以及道德素养。其中提到的“怀疑精神”，在这里尤其要强调。
　　传播科技无限地更新换代，造成社会趋向于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幸事，它的动力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而是拥有资本的网络开发商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其实，各种更为先进的传播设备的功能，绝大多数未被使用就被淘汰了，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却被极度扩张的先进技术所奴役。认识到这种趋势对人类精神可能的泯灭，就需要揭示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认清不断升级换代后面的资本利益，共同抵制资本通过新技术的开发而对人的剥夺。■
　　
注释：
①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42页，中信出版社2000年版
②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
③王淑美：《网络作为时光机: 日常网络使用与时间意义之初探》，中华传播学会年会论文2011年7月4日，台北新竹
④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p94-95.
⑤曹家荣、黄厚铭：《流动的手机：液态现代性脉络下的速度、时空与公私领域》，E世代重要议题──人文社会面向研讨会论文2011年9月15日，台北新竹。
⑥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Green, N. 2002. On the move: Technology, mobility, 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time and space.The Information Society18:281-292.
⑧NegroponteN. 1995. Being digitalAlfred A. Knopf.New York: Routledge195.
⑨肖若昕：《论互联网环境下使用者的信息批判》第41页，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UrryJ. 2000. Mobile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1(1)185-203.
[12]梅琼林、袁光锋：《用时间消灭空间：电子媒介时代的速度文化》，《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13]林崇熙：《技术的权力秘密》，载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科技渴望社会》第123~125页，群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陈力丹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教授；毛湛文系该校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论新媒体使用中的时空紧张感”成果，项目编号:13XNH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