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连根
　　【本文提要】 本文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深圳特区报》和《晶报》为样本，探讨我国报纸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的情况。结果显示，各类别个人微博在作为消息源的使用上会因报纸性质、报道种类和新闻发生地等变量而存在严重不平衡；尽管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在绝对比例上来说的确对所谓精英消息源的学界共识构成一定的挑战，但进一步的类目细化分析显示，大众微博消息源并未改变精英消息源的状况，而更多表现为精英消息源的补充。
　　【关键词】 微博　个人微博　消息源　信源　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消息源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由于时空的约束和资源的有限，新闻工作必须要借助于消息源和进行消息源的选择。现有研究发现，记者在消息源的选择上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偏好。有的偏向于选择男性消息源，①有的偏向于专家消息源（expert sources），②有的偏向于选择与自己专业规范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性相近的消息源。③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消息源背后的现实权力关系。比如，总统什么时候想见记者就可以立马实现，而没有权力的人们往往需要通过骚乱一类的事件才有可能被媒体关注而成为其消息源。④Gans认为消息源折射的是“国家社会的（权力）等级”（hierarchies of nation and society）。⑤Hall等人则认为，“媒介对于强势者意见的结构性偏好，其结果是（政府）‘发言人’变成了我们称呼的‘话题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⑥政府等权威机构消息源对于新闻事件或新闻话题的优先解释，限制甚至排除了他者的解释，从而成为相关事件或话题的后续报道和讨论的参考性框架。从这个角度讲，消息源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对于相关消息源解释现实能力和权力的确认与再确认。
　　绝大多数现有研究较为普遍地认为，政府官员是媒体最为常规的信息源之一，甚至内化为这些媒体的日常实践。⑦例如：Seow Ting Lee和Crispin C. Maslog在一项四家亚洲报纸有关地区战争冲突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些报纸都只是“聚焦于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官员等精英以作为（它们的）信息源，而忽视那些打仗的基层士兵和承受战争后果的平民们”，表现出强烈的精英导向。⑧
　　对精英消息源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偏好，除了因为政府部门设置齐全、正常办公、方便获取信息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的官方、可信、权威、消息灵通等长期被社会所赋予地位有关。⑨而另一方面，官方消息源的自然化，也吻合于新闻专业主义对于“客观”、“公正”和“平衡”的追求。不过在建构论者看来，政府消息源的这种被赋予地位本质上是媒介与政府等权力机构互相建构对方的产物，从而达到维持和强化现状的目的。Mike Fishman在他的著作《生产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中详细解释了记者如何将官僚机构变成自己的消息源，将官僚机构对于新闻事件的陈述与看法当成直接的事实（fact）传递给公众，从而将官僚机构的社会设置常态化（normalize activities in bureaucratic settings），⑩变成既定社会事实。通过这种方式，记者在正当化自身的同时，正当化现存社会的权力结构。Fishman称之为新闻报道的正当化功能（legitimating function）。[11]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被运用于传统媒体，不单单是新闻专业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它同时昭示了传统媒体对个人微博的接纳与认同，以及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地位的正当化。[12]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兴趣出发点所在。为此，本文拟通过传统媒体对个人微博信息源使用情况的考察，来审视个人微博是如何在传统媒体上逐步取得了自身作为信息源的正当化地位的。具体地说，个人微博消息源是如何被使用于传统媒体之上的？不同属性的报纸在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是否会因为报道种类的不同而存在不同？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是否因为新闻发生地而存在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在传统媒体的运用是否对既有研究文献中较为一致的精英消息源的定论构成理论层面的挑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关注四家报纸的微博消息源的采用情况，它们分别是《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深圳特区报》和《晶报》。鉴于中国疆域巨大，南北文化差异明显，本研究特地抽取南北党报和 都市报纸各一份。不过，为了结论的普适性计，本研究不拟抽取特色过于鲜明的报纸，如浓厚党报色彩的《人民日报》，过于新锐和锋芒毕露的《南方都市报》，抑或过于市场化的城市党报《广州日报》。相反地，我们只抽取南北报业中相对温和从而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的《北京日报》等四家报纸。《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具有较为典型的党报特征；《京华时报》是北京报业市场上一份十分成功的市场导向的报纸。《深圳特区报》是中共深圳市委机关报，以“窗口”色彩和改革精神而闻名；《晶报》是一张秉承“阳光媒体，非常新闻”的办报理念、走亲民路线的都市报。通过对于这南北四家报纸的考察，我们应该大体能够把握微博作为消息源在我国媒体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和走向。
　　抽样上，我们以“慧科搜索”为依托，将抽样周期确定为以“星期”为单元。同时，为了回避代表性不强的周末，我们确定抽样日期为每星期三。起始日期为新浪开通微博之日即2009年9月2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三即2009年9月30日，终结日期为201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即2012年12月26日。时间跨度为三年零三个月。剔除评论、随笔、广告，“微博说客”、“网言网语”、“明星微博每日播报”等微博汇集栏目以及如“微观健康”、“旅游专刊”等非新闻类栏目，最后所得有效新闻报道样本总量为1628篇。经过对所有这些样本中的微博信息源进行统计，共获得 2751个微博信息源。然后，由作者和另一位研究生同学分别对其中的每一个微博信息源进行编码。编码前的预测试显示我们的编码信度为0.87。
　　我们要进行测量的变量主要有：报纸的性质、报纸所在区域、报道主题、新闻发生地、个体微博的性质。
　　报纸的性质区分为党报、都市报；报纸所在区域区分为南方、北方；报道主题则根据报道区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科教文卫新闻、娱乐体育新闻五类；新闻发生地分为国际、国内、本地三类；个体微博门类则区分为知名政治人物、经济人物、知识分子、媒体人士、娱乐体育人物和日常大众等；对日常大众的个人微博，再细分为具名、不具名和原创、非原创（转发或跟帖）。
　　
三、研究结果
　　就样本总量而言， 2751个总微博消息源中，个人微博高达2375个，占总量的86.3%。不难看出，个人微博在传统媒体的微博消息源的使用方面占绝对强势。不过，各类别的个人微博在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用比例最高的是日常大众和娱乐体育人士的个人微博，分别占53.6%和30.3%。其次是经济界人士、媒体人员和政治界人士的微博，分别占6.1%、4.1%和3.3%。知识分子（含高校教师、律师）的个人微博消息源最少，仅占2.3%。换言之，各类别人士的个人微博在作为消息源的使用上存在严重不平衡（见表1，见本期第53页）。为此，我们下文试图从不同侧面来具体审视这种不平衡的状况。
　　（一）个人微博消息源与报纸属性
　　就不同属性的报纸来说，个人微博的使用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表现在报纸性质上也表现在报纸所在地域中。
　　通过表2（见本期第53页）可见，党报和都市报、南方报纸和北方报纸在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地，都市报相较于党报、南方报纸相对于北方报纸更频繁地使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
　　不过，就各类别主体的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比例来看，总体来说，无论是党报和都市报还是南方报纸和北方报纸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显著。但一些表现特征还是显而易见，党报在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方面的使用比例高于都市报16个百分点，而娱乐体育人士比例则比都市报低近15个百分点；南方报纸在日常大众、娱乐体育人士微博消息源方面的使用比例高于北方报纸，而在其他类别微博消息源方面则均低于北方报纸，尤其是经济界人士的微博消息源比例只及北方报纸的一半左右（见表3，见本期第54页）。对此，较为合理的推论是，都市报和南方报纸在个人微博消息源的运用上表现出相对浓郁的娱乐化倾向。
　　（二）个人微博消息源与报道主题
　　个人微博消息源在不同主题报道类别中的使用具有明显不同。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最多的是社会新闻和娱乐体育新闻，分别占个人微博消息源总量的50.1%和30.1%；经济新闻和科教文卫新闻居中，分别为8.9%和8.8%；而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最少的是政治新闻，仅2.0%（见表4，见本期第54页）。这说明，个人微博消息源的运用与新闻的软硬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越硬的新闻，比如，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越倾向于少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而越软的新闻，如娱乐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则越倾向于多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
　　进一步分析显示，相应类别的微博主体与相应类别的报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55.6%的政治新闻使用政治界人士的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45.9%的经济新闻使用经济界人士微博作为消息源，而社会新闻则主要使用日常大众微博作为消息源，高达77.9%。同时，74.4%的娱乐体育新闻使用的是娱乐体育人士的个人微博消息源（见表5，见本期第54页）。所以，总体来说，传统媒体对微博消息源的运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类别的报道。或者说，不同类别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类别微博消息源的选择与使用。不过，在本研究样本中，科教文卫新闻是个例外，这种微博主体与报道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未体现于该类别新闻中。
　　（三）个人微博消息源与新闻发生地
　　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频率与新闻发生地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相对而言，国际新闻最少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本地新闻次之，而国内新闻则是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最多的门类（见表6，见本期第55页）。
　　但是，如同报纸属性、报道类别一样，各主体的微博消息源在不同发生地的新闻上的使用迥异。政治界人士和娱乐体育人士微博消息源在国际新闻中的使用比例并列最高，达32.0%；而在本地新闻和国内新闻中，政治界人士消息源都是使用比例最低的主体类别，尽管娱乐体育人士的比例仍然相对较高，分别为12.6%和39.8%，均居相应类别新闻报道个人微博消息源的第二位。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在本地新闻和国内新闻中的使用比例均最高，分别为75.1%和43.9%，在国际新闻类别中稍逊于娱乐体育人士的比例。总体可以看出，就各类别主体个人微博使用比例的落差而言，本地新闻最大（75.1%～2.1%），国内新闻次之（43.9%～1.9%），而国际新闻（32.0%～1.9%）最小（见表7，见本期第55页）。较为合理的推断是，新闻发生地越远，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的自由度和灵活度越大，这尤其表现在政治界人士微博消息源的运用上。
　　（四）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的分析
　　本研究最令人注目的结果之一就是日常大众个人微博在抽样媒体上所占据的高比例，达53.6%。不过，如前所述，日常大众个人微博消息源主要运用于软硬程度远不及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之高的社会新闻，72.9%的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被社会新闻所使用。
　　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类别主体微博消息源都是具名的情形不同，日常大众具名的微博消息源比例为59.6%，不具名的高达40.4%；类似地，与其他类别主体微博消息源以原创居多的情形也不同，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原创比例仅49.0%，而非原创的则有50.7%之多（表8 表8见本期第56页）。这实际上反映了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与其他类别微博消息源在使用上的差异。当其他类别微博消息源本身成为新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更多是一种其他主体类别微博消息源的陪衬或者气氛的烘托。或者说，就一条新闻报道而言，如果说其他主体类别微博消息源具有存在上的必然性的话，那么相反地，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却具有很大的或然性。
　　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的运用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本身就是微博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如《微博高考誓师大会人气爆棚》一文（见《深圳特区报》2011年3月2日）采用15个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来渲染微博盛况：“网友‘湖珀琥泊’称：‘高考剩下98天！我都长黑眼圈了，妈妈还嫌我太懒’”、“网友‘七孔猪蹄’告诉大家，…‘今晚儿子一回到家，商量报班补课的事，想利用周六全天时间，高密度补各门功课’”、“网友‘舞动奇迹HU’…深情回忆道：‘高考倒计时100日，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百日誓师大会的情景。……如今大家已各奔东西，只剩下回忆，不过奋斗的日子总是难忘的！’”……
　　第二类是就现实世界所发生热点事件截取微博评论，以替代现实中对日常大众反应的采集，如《贵阳“美式校车”只接老师上下班引质疑》（见《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3日）就贵阳某区购买5辆“美式校车”只接老师上下班却不接学生上下学一事汇聚网友评论：“网友‘一夜繁华’说：‘如果只是购买一般客车，作为教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车，还会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吗？’”“网友提出，校车运营应由政府主导”……
　　
四、讨论与结论
　　本论文在北京、深圳各选一家党报和都市报，通过对1628条新闻报道、2751个微博消息源进行编码分析，力图管窥我国传统媒体对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状况，尤其是报纸性质、新闻报道种类和新闻发生地等变量与个人微博消息源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探究微博消息源是否对精英消息源的学界共识构成一定的挑战。
　　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个人微博在传统媒体的微博消息源中占绝对强势，但各主体类别的个人微博在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用比例最高的是日常大众和娱乐体育人士的个人微博，其次是经济界人士、媒体人员和政治界人士的，知识分子（含高校教师、律师）的个人微博消息源最少。不难看出，各类别人士的个人微博在作为消息源的使用上存在严重不平衡。而且，这种使用上的不平衡还跟报纸性质、报道种类和新闻发生地等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显示，都市报相较于党报、南方报纸相对于北方报纸更频繁地使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而且表现出相对浓厚的娱乐化倾向；不同主题的报道也直接影响到微博消息源的使用，一般地，新闻软硬程度跟个人微博消息源的使用具有相关性，越软的新闻越倾向于使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越硬的新闻则越倾向于不使用个人微博作为消息源；不同类别的报道都具有对相应主体类别消息源的偏好，如，政治新闻更偏好运用政治界人士的个体微博，经济新闻更偏好运用经济界人士的个体微博作为消息源；新闻发生地也与个体微博的使用情况密切相关，本地新闻各类别主体个人微博使用比例的落差最大，国内新闻次之，而国际新闻最小，换言之，新闻发生地越远，使用个人微博消息源的自由度和灵活度越大，这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于政治界人士微博消息源的运用。
　　在所抽样报纸的个人微博消息源中，高达53.6%比例的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至少从数量上看，是对过往所谓精英消息源的学界共识构成一定的挑战。这样高比例的大众消息源的运用是微博之前的新闻时代所没有也不具备的。但是，进一步的分析也显示，对单一比例数字的乐观也许既盲目也失之于简单化。首先，这些大众微博消息源主要运用于社会新闻领域，而非更严肃和主流的政治新闻或者经济新闻；其次，与其他主体类别的个人微博消息源不同，这些大众微博消息源或不具名、或非原创，呈现出很强的或然性，体现为渲染或烘托的辅助性新闻效果。从这些角度看，更稳妥的推论应该是，尽管日常大众微博消息源在总量上占有垄断性比例，但进一步的细化类目分析显示，它们并没有改变精英消息源的状况，而更多表现为精英消息源的点缀。■
　　（作者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微博空间商议民主表征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批准号：12YJA860025〉、深圳市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网络文化与民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5A083〉的资助）
　　
注释：
①Ross, K. (2007). The journalist, the housewife, the citizen and the press. Journalism, 8(4): 449-473; Freedman, E., Fico, F. & Love, B. (2007). Male and female sources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male and female candidates in US Senate races in 2004.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 Policy, 29 (1): 57-76.
②Steele, J. (1995). Experts and the operational bias of television news: The case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2(4): 799-812; Kruvand, M. (2012). “Dr. Soundbite”: The making of an expert source in science and medical stor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4(5): 566-591.
③Kim, S. & Weaver, D. (2003). Reporting on global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rcing patterns in five countries’ newspapers. Gazet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2): 121-144.
④Goldenberg, E. (1975). Making the Papers.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Gans, H.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⑤Gans, H.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p119.
⑥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Hampshire & London: MacMillan, p 58.
⑦Sigal, L.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Co.; Gans, H.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Sumpter, R. & Garner, J. (2007). Telling the Columbia story: Source selection in news accounts of a shuttle accident. Science Communication, 28(4): 455-7.
⑧Lee, S. & Maslog, C. (2005). War or peace journalism? As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fli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311-329, p 320.
⑨Gans, H.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Lee, S. & Maslog, C. (2005). War or peace journalism? As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onfli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311-329.
⑩[11]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 135.
[12]Murthy, D. (2011). Twitter: Microphone for the mass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5): 779-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