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允祺
　　【本文提要】群众观念，是《大众日报》自创刊起就用以指导新闻实践的核心理念。老一辈大众报人抱着“永远与老百姓在一起”的态度，坚信“只要群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新闻人若想在历史进程中有所作为，仍需抱有这样的态度和信念。
　　【关键词】党报 群众观念 党性《大众日报》　
　　【中图分类号】G210
　　
“群众性就是党性的主要表现”
　　创刊于1939年1月1日的《大众日报》，是我国连续出版历史最长的党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先后作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群众观念，是《大众日报》自创刊起就用以指导新闻实践的核心理念。《大众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匡亚明根据山东分局决定创办报纸前，正是出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想法将报纸命名为《大众日报》。①他在《大众日报》发刊辞中写道：《大众日报》要“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党在抗日根据地白手起家办的党报，《大众日报》创刊初期群众观念的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主观主义、党八股等问题比较明显。转折点在1942年4月。
　　针对“党性群众性不够健强”的问题，根据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1942年4月《大众日报》先后三次召开编辑部座谈会和全社大会，检查“三风（学风、党风、文风）”上存在的问题，动员部署报纸的改造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回延安途中，受中央委托正在山东视察帮助工作。他专门要来《大众日报》阅读、研究，对办好党报提出要求，直接推动了《大众日报》的改造工作。
　　《大众日报》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改造中，对报纸宣传和业务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进。其中包括：
　　（一）进一步明确报纸的性质和读者对象：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全省性的报纸，是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山东人民的喉舌；它代表着共产党的主张，也代表着人民的意志。②（二）加强政治领导，建立党报委员会，由分局书记朱瑞（后来由罗荣桓）亲自领导报纸工作。（三）健全编辑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对党报委员会负责。（四）革新报纸内容，努力克服党八股。（五）编辑记者驻村蹲点，扎根到群众中去，同时大力开展通讯员工作，“全党办报”、“大家办报”。（六）为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调整和改革报社机构设置、部门分工、人员调配和规章制度。
　　可贵的是，《大众日报》的改造工作，不是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开门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开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对报纸的意见，及时在报纸上发表报社编辑记者和读者对改造报纸的建议。
　　二是在报纸上介绍改造工作的阶段性成绩，公开检讨办报中存在的问题。
　　1942年9月1日，《大众日报》发表编委会文章《我们怎样改进了〈大众日报〉》，向读者介绍几个月来的报纸改造情况：“改变过去的新闻作风，面向群众，面向实际，实为首要的前提。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已经开始改变了新闻的观点，打破过去新闻的囚笼——审查稿件注意抵制党八股，采访新闻力戒跑机关主义，登载消息不要单纯地登载政府的公文、命令，干枯的统计数字，而是着重反映其布置，检查其执行程度，并介绍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废止大吹大擂的描写会议的消息、纪念节日，而是多多注意实际工作、群众生活和具体生动的战斗，把过去老一套的新闻八股，改为趋向通俗、活泼，有创造性的新鲜文字，除了报道、表扬，又注意了批评教育……这样便使报纸生动起来，和实际工作、广大读者发生了联系。……报纸一定要和群众生活、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才能发展、进步。”
　　同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九一记者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用不到三分之一版面的篇幅讲了报纸改造的成绩：“使人兴奋的是，我们的报纸四年以来没有像最近三个月来这样得到许多群众和党员的爱戴和拥护，他们都时刻盼望着我们报纸的早些送到，有好些人就经常到处找报纸。”社论更用大部分篇幅剖析了党性与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不够健强”的问题，指出报纸“反映群众生活还不够普遍，还不够深刻，还不够具体，周密详尽的调查研究更是不够”等问题，并毫不避讳地指出有些方面“是远远不如敌人的”。社论指出，健强党报的党性与群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就必须“真正代表群众说话，喊出他们迫切的要求和痛苦”。
　　1942年12月15日，《大众日报》刊登编委会给本报记者和通讯员的公开信，根据反主观主义的精神，对党报工作做了深刻检讨，并倡议每一个记者、通讯员以同样的精神检讨总结自己的工作。
　　1943年1月1日，在创刊纪念日，《大众日报》刊发社长陈沂文章《我们怎样改造了〈大众日报〉》，向读者全面介绍了《大众日报》改造工作的经过、经验与不足。其中讲到，“报纸本身内容的革新”是改造的重点之一：“强调接触实际，反映实际，指导实际，代表群众说话，反映群众生活，给群众谋利益、想办法，最终做到代表党指导各种工作。”文章提醒：“需要时时刻刻征求读者作者的意见，在他们的监督和帮助之下，才能把报纸提高，才能把报纸办好。”
　　综观战时《大众日报》的历史，可以说，1942年的改造，是《大众日报》赢得读者赢得群众的关键。经过改造，“群众懂得了《大众日报》是谁的报纸，为谁说话，为谁服务，所以群众称《大众日报》是‘咱们的大报’”。③
　　抗战胜利后，《大众日报》从理论指导和业务建设的角度，对群众观念的实践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46年12月，《大众日报》副总编辑吴建在《编辑业务谈》一文中指出，“群众性也就是党性的主要表现”。他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怎样增强和检验党报的群众性：
　　1.“是不是以较大篇幅登载群众的活动，群众的斗争，反映群众的呼声疾苦与要求，解答群众疑问。”
　　2.“是否一切从群众与实际的需要出发”，群众需要什么就多报道什么，而不是单纯“从上级的政治任务出发”。
　　3.“一切消息与文章是否能站稳群众立场：多登于群众有利的事，不登于群众不利的事”。
　　4.“一切稿件是否走群众路线，是否是采取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是否很好地表扬了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英雄”。“我们的东西要是群众中来的，才是可靠的，行得通的，是为群众所接受的。”
　　5.“稿件的语言文字是否为群众喜闻乐道，是否为群众所能看得懂。”“在报纸上必须去掉艰涩深奥的老八股，语言无味的洋八股，公式化了的新闻八股。我们应该从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出发，力求内容通俗、语言文字简明生动活泼。”
　　6.“党报的群众性还应表现在报纸出版以后，要组织群众阅读，帮助群众解决疑难，并随时设法搜集听取群众的反映，根据这一反映，不断改进报纸的内容与形式。”
　　7.“党报群众性的再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广大读者投稿，组织广大的通讯网，培养工农通讯员，多作社会服务。”④
　　以上这些阐述，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只要群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党报的宣传报道，尤其是党的政策和决策的宣传，能否赢得群众欢迎，关键看报纸群众观念强不强，能不能处理好党的政策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在这方面，《大众日报》着力改进的是社论工作。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的社论充分发挥宣讲、中介作用，引导人民大众明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为民众谋利益，是为民众而作战而牺牲。社论用力更甚的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党员干部牢牢树立群众观念，让他们明白，只有扎根群众依靠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才能生存发展夺取胜利。例如1942年9月13日社论《我们一定要战胜敌寇的秋季扫荡》中说：“要永远与老百姓在一起，一切交通、情报、侦察、掩藏等等工作，全要依靠群众；一切武装斗争，以及其他各种斗争，全要时时联系到群众的利益。要坚决相信：只要群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一切斗争只要为广大群众所支持，就必然会胜利。”1943年7月1日社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坚持山东抗战保卫山东人民》中说：“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执行政策时一定要照顾到群众，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山东，不要想在山东现实环境之外去做什么。否则我们就会犯主观主义，而且主观主义大家都知道是会害死人的。”
　　《大众日报》在坚持反复宣传群众观念的同时，很注意把群众观念融入社论的立场、态度和策略之中。例如1946年1月1日社论《元旦献词》。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军队正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面临全新的形势，党政军民该“怎么看”、“怎么办”？《元旦献词》的目的就是统一认识，宣传华东局的工作部署。这篇社论，妙在从群众角度讲工作，并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工作与实现群众利益结合起来，与赢得群众支持结合起来：开篇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胜利的酒我们还没有干杯，国民党反动派就到处响起了内战的炮火，勾结敌伪来抢夺人民抗战的果实”，“我们八年来流血为的是翻身过好日子，他们却要压迫人民，叫人民当牛做马，永远受穷受气，不得翻身；我们为的要活命，他们却想叫我们死。”怎么办？“全体动员起来”，“把进犯的国民党打内战的军队打出去”，“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这是一个决定人民命运和人民将来地位的斗争。”然后，围绕人民如何翻身解放，逐一讲解“继续支援前线的战争”、“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等1946年要干的七项主要工作。这样有的放矢、生动有力的宣传、部署，对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自然会产生很好的引导效果。
　　　　　　
不仅要做群众的“老师“和”指导者“，还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和“知音”
　　党报践行群众观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读者的需要，并善于从读者便于接受的角度去想去写。
　　1943年起，《大众日报》提出了“群众写、写群众”的口号，要求报道内容上多反映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报道形式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多使用群众的语言。同时，倡导通讯员“做什么，写什么”、“怎么做，就怎么写”。1943年1月5日社论《致读者》中就专门讲到：要“多刊载社会新闻，如商情、民刑法等案件”，这与报纸“进一步大众化更多照顾读者问题有密切关系”。“字句的通俗还不是绝对主要的，反映和登载和群众切肤相关的事这才是主要的。”
　　在反映群众的生活时，《大众日报》特别注意发现新变化、新观念，倡导新风尚，用新闻打破封建旧礼教，推进根据地农村的文化改良。这样的新闻，有时在版面上处理得很突出，不少报道上了一版。例如，1945年3月7日四版的报道《莒南县筵边区小山前村鳏寡自由结婚成立新家庭》、3月17日一版的报道《赣榆县吴山区河西村农民李广艾新式丧礼》、4月25日一版的报道《莒南县路镇区杜家岭村新式订婚仪式》等。这类报道，用发生在群众中的鲜活事例，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根据地的民主自由、文明进步。
　　1946年，从延安调回山东的匡亚明社长在报社大会上提出，“把党报工作更加提高一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要善于把我们的指导作用扩充到解放区人民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中去，加以适当的表扬和批评。报纸的指导意义不仅在工作范围内，不仅要做群众的‘老师’和‘指导者’（指导他们如何翻身），还要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和‘知音’（关心他们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中的平凡的微小的细节），这也是很重要的。群众尊敬他们严谨的‘老师’和‘指导者’，同样也需要知心的、亲切的，可以‘比较随便’的‘朋友’和‘知音’。另一方面，为了使新解放区了解老解放区的风俗、习惯，使城市了解乡村的风俗、习惯，使乡村了解城市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使非解放区了解解放区的风俗、习惯，这在宣传上、指导作用上，也是不应忽视的，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尽的职责。”⑤
　　“群众写、写群众”的业务改革，强化了编辑记者的群众观念、读者意识，推动了采编观念和报纸文风的转变，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大为改观，报纸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这对于报纸扩大影响面、巩固群众基础，产生了积极作用：“不管哪一个阶层，不管对它抱着怎样的态度，都把它当成自己生活斗争中的必需品。”⑥
　　　　　　
积极与读者互动，公开向读者检讨
　　从创刊起，《大众日报》就十分注意与读者互动。
　　这一方面体现在尊重读者意见，为读者解疑释惑，为读者提供园地上。1939年2月3日，创刊刚满月，四版发表编辑部向读者的公开检讨，综合创刊以来读者来信的意见，分别予以答复，并表示努力解决报纸传送不及时的问题，克服报纸上消息太琐碎，副刊内容欠充实、活泼等现象，决定增设专栏，增加短论，文字上力求通俗化。2月9日起，在四版增加了“大众知识”及“信箱”专栏。《大众知识》先后讲解了“二七”、“五一”等节日常识，以及“参议会”、“民主集中制”等政治制度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自我批评”等政治常识。“信箱”专栏则登载读者来信，1940年7月1日起此专栏改为《读者园地》。
　　再如1948年1月11日开始，每星期天在四版开辟《读者服务》栏目，解答各地读者所询问题，内容涉及工作、学习、时局、科学知识等。1948年3月，为适应一般区村干部和广大群众需求，《大众日报》增出“通俗版”，3天1期，每期两版，鼓励读者、通讯员投稿，以反映区村干部的思想、活动及群众生产生活等通俗活泼的内容为主。
　　《大众日报》注意与读者互动，还体现在敢于自我批评、向读者公开道歉上。翻阅战争年代的《大众日报》，可以发现，每年1月1日创刊纪念日和九一记者节前后，报纸都会发表“致读者”、“为九一记者节而作”等社论和纪念特刊，向读者汇报成绩、检讨问题。对报道中的某些错误和不妥之处，编辑部一经发现，就采用“编者按”形式及时加以批注，以引起读者注意。对于较为严重的问题，《大众日报》更是敢于“用脱裤子的精神”在报纸上公开检讨。如针对土改报道中的“左”倾错误，1947年12月10日发表社论《检查我们的立场和作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针对报道中违背农贷政策原则的问题，1948年3月23日在二版发表华东局财委会书记曾山的批评、读者的批评和本报编委会的检讨书。
　　既然办报是为了群众，新闻报道中出现差错就应及时向群众公开并加以纠正，这不是丢脸面的事，恰恰体现着实事求是、对群众负责的大报风范。这不会损害报纸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相反，读者会更加信赖报纸。
　　　　
结语
　　本文所及，只是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群众观念的几个方面。
　　群众是新闻媒体的服务对象，也是新闻媒体最大的依靠和最宝贵的资源。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大众报人能够成为“一支强大无比的战斗部队”，⑦在历史洪流中肩负起新闻人应尽的责任，是因为他们抱着“永远与老百姓在一起”的态度，真心地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坚信“只要群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新闻人若想在历史进程中有所作为、尽到责任，仍需抱有这样的态度和信念。这不应因媒体发展环境和传播技术的改变而改变。
　　问题是，今天的新闻人，无枪林弹雨之危，无忍饥挨饿之忧，无交通艰难之阻，是不是就离群众更近了？面对“谁的媒体，为谁说话，为谁服务”的考验，是不是足够清醒和坚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当今新闻人真正的“危、忧、阻”又是什么呢？
　　这恰是需要我们警醒和反思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本文为“齐鲁文化英才工程”专项资金资助课题项目“新舆论格局下的记者职业素养”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匡亚明：《山东报业的新纪元——回忆〈大众日报〉的创刊》，《齐鲁报业百年史料汇编》（1894~1993）第178页，《大众日报》社报史编纂委员会2009年6月编印
②朱瑞：《关心党报爱护党报阅读党报推广党报运用党报》，《大 众日报》1942年6月1日
③陈沂：《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回忆录（1939~1999）第一集第6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吴建：《编辑业务谈》，《新闻业务》1946年12月第1期，《大众日报》社编辑出版
⑤匡亚明：《把党报工作更加提高一步》，《新闻业务》1946年12月第1期，《大众日报》社编辑出版
⑥吕若骥：《党报在各个角落——几个镜头下的〈大众日报〉》，《大众日报》1946年1月1日
⑦朱瑞：《〈大众日报〉四年来的奋斗》，《大众日报》194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