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鹏程　石永东
　　【本文提要】新闻工作的性质和方式决定记者接触心理创伤事件的频率和强度远高于普通人群，因此更容易罹患心理创伤疾病。本文根据国外相关研究，从接触心理创伤事件的状况、典型症状及患病率、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及效果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并分析了现有研究模式以及未来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记者心理　职业性心理创伤　灾难报道　
　　【中图分类号】G206
　　从波士顿爆炸案到芦山地震，近期国内外灾难事件频频。“坏消息意味着好新闻”，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记者必然经常接触犯罪、灾难、战争等触目惊心的心理创伤事件。①为了争取第一时间报道新闻，记者往往最早到达事件现场，甚至有时比军警部队、消防队员、医护人员等紧急事件反应工作者到得还要早，这在心理创伤事件状态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记者人身安全又未能得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下，极大地增加了记者遭遇心理创伤事件冲击的强度。②
　　职业性心理创伤（work-related trauma，以下简称“心理创伤”），是指个体由于工作需要经常接触应激事件或处境，从而导致其认知、情感、行为，以及躯体出现急性或慢性障碍性疾病。通常，研究者把能够引发个体即时产生害怕、恐惧、无助等心理反应的紧张、危险事件，称为心理创伤事件。③记者亲历灾难、战争等某些心理创伤事件时，必然身处险境，与其他受害者遭遇相同的心理压力；即使记者在安全的位置目击心理创伤事件，甚或事后采访心理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即间接心理创伤暴露，也可能会产生心理痛苦。④记者工作在高度职业性心理创伤风险的环境之中，这里没有幸存者，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心理痛苦和伤害。⑤
　　对于记者的职业性心理创伤研究是1990年代中期发轫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⑥由于全球社会风险日益加剧，记者遭受心理创伤威胁和伤害的情况越来越严峻，⑦因此，近年来记者心理创伤研究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迅速。本文力图对国外近二十年来记者心理创伤研究做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考察与评述，依据心理创伤的病理机制和致病过程，本文首先概述记者心理创伤事件暴露、心理创伤典型症状及其患病率等方面的情况。其次，探讨在记者心理创伤暴露与其罹患心理创伤疾病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的风险因素，以及这些风险因素如何发生作用，有何作用后果。再次，简述记者在遭遇心理创伤事件之后所采取的心理创伤应对方式及其效果。最后，归纳总结现有记者心理创伤研究的主要模式，并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可能。
　　　　
一、记者接触心理创伤事件的状况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记者接触心理创伤事件的强度远高于普通人群，这是导致其罹患心理创伤疾病的根本原因。⑧为此，厘清记者目睹和经历心理创伤事件的频率、类型和强度成为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Simpson和Boggs对美国131名日报记者进行的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在现场报道过一起或多起暴力事件，74%报道过火灾，66%报道过车祸，56%报道过谋杀，32%报道过飞机失事，29%报道过暴力攻击，4%报道过地震。甚至38%的受访者还曾经成为一起或多起创伤性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其中几乎有一半遭遇过交通事故，16%遭到过人身攻击，还有16%是火灾的受害者。⑨在Simpson和Boggs进行了这项具有开拓性的调查之后，后续研究者不仅相继证实了他们的发现，而且还在调查中逐步拓展了记者心理创伤事件暴露测量的维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心理创伤暴露测量模式。如Pyevich 等对906名美国报刊记者心理创伤暴露的4个维度进行调查，全面勾勒出记者心理创伤暴露的总体状态。他发现，就暴露规模而言，96%的记者至少报道过一起有人伤亡的心理创伤事件；就暴露频率和类型而言，记者报道的心理创伤事件类型平均为8种；就暴露强度而言，94%的记者直接暴露于生命受到威胁的心理创伤事件之中，而非仅是旁观或间接接触心理创伤事件；就心理创伤事件的作用后果而言，儿童伤亡、交通事故、大量人员伤亡是让记者感到最痛苦的心理创伤事件。⑩这些研究表明，多数记者在日常工作中都会接触到大量心理创伤事件，处于高度职业性心理创伤风险的环境之中。
　　与一般记者相比，战地记者遭遇的心理创伤事件和处境更为危险。有研究发现，战地记者在刚到达伊拉克战场的一周之内，就平均遭遇过至少三起威胁生命的危险事件。[11] Feinstein等对28名战地记者进行结构访谈显示，几乎所有人都遭到过多次枪击并且其中有三人受伤；有三人目睹其亲密同事在共同执行报道任务时死亡；两人遭到敌对势力实施的模拟行刑；两人经历过因飞行员被击毙而导致的飞机失事，随后还遭到袭击者的抢劫；还有两人的亲密同事在战地自杀，等等。[12]
　　记者除了接触心理创伤事件的频率高和强度大之外，由于新闻采写工作的需要，以及新闻条线分工的设置，致使他们长期地、经常地、反复地暴露于心理创伤事件之中，这极大地强化了记者罹患心理创伤疾病的风险。具体而言，Newman等发现摄影记者拍摄的心理创伤事件越多，则其罹患心理创伤疾病的比率越高。[13] Pyevich等的研究亦显示，报刊记者经历的心理创伤事件越多，其自我报告的心理创伤症状则越多。[14]在这些研究中即使控制了其他风险因素之后，结果依然如此。尤其是欧美主流媒体的战地记者经年累月奔波在各战场之间，他们的平均战地新闻工作时间为15年，几乎经历了这些年来全球所有重大战争和冲突，刚走出旧的心理创伤阴影又陷入新的心理创伤处境，这导致他们终身罹患心理创伤疾病的比率非常高。[15]
　　　　
二、记者心理创伤的典型症状及患病率
　　记者在遭遇心理创伤事件后会产生焦虑、害怕、内疚、失眠、同情疲劳等不良心理反应，这些不良心理反应大多会很快消失，但有的则转化成心理疾病，如抑郁、分离性障碍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物质滥用等等，而其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病症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简称PTSD）。[16]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个人在经历心理创伤事件后引发的心理伤害和痛苦，其表现症状非常广泛，可主要概括为三类：（a）侵入性症状，即心理创伤事件不由自主地经常反复出现在个体的意识和睡梦中；（b）逃避症状，即个体总是极力回避那些可能会促发他回想起心理创伤事件的行为和场景，同时还包括情绪分离和麻木；（c）过度激起症状，即高度焦虑和极度警觉。并且这些症状通常会持续一个月以上，引起身体的功能性损伤，或显著的虚拟病痛，从而严重影响一个人的社会、情感和职业活动。[17]如果当个体罹患PTSD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和疏解，可能会导致其产生终身残疾，增大致病风险，丧失工作能力，甚至自杀。[18]
　　Teegen和Grotwinkel在美国和欧洲对61名记者进行心理创伤研究显示，13%的样本达到PTSD标准，另有15%达到部分PTSD标准，即在侵入、逃避和麻木，以及过度激起等症候群中至少存在一种症状。[19] Pyevich 等调查发现，有4.3%的日报记者可能达到PTSD的标准。与文字记者主要通过写作来再现心理创伤事件的工作方式不同，摄影记者为拍摄现场画面需要更加贴近那些极其危险的灾难与死亡，这导致他们在拍摄时更容易受到伤害。[20]为此，Newman等针对875名美国摄影记者展开心理创伤调查，她发现5.9~6.7%的记者（基于测量量表的差异）达到PTSD标准。[21]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记者的PTSD患病率似乎远高于发达国家。如Marais和Stuar在南非对50名日报记者的研究显示，20%的记者报告有轻度PTSD反应，48%为中度PTSD反应，32%有重度PTSD反应。[22]当然，由于目前记者心理创伤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相关研究仅为个案，因此尚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以确定这种结果究竟是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形成的，还是调查研究方法误差造成的。
　　近年来世界重大自然灾害频频爆发，这些自然灾害在当前这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得到空前迅速和全面的报道，甚至有些媒体有时会不惜代价地“直播”整个灾害惊心动魄的发生过程，自然灾害成为记者报道和接触最多的心理创伤事件。[23] Sin等对12名新加坡记者在报道东南亚海啸后的心理状况进行检测发现，有3名记者表现出精神病症状，7名记者显现出中度乃至高度的PTSD症状。[24] Weidmann等对61名参与报道东南亚海啸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记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 4名记者符合PTSD诊断标准，1名记者的抑郁症达到临界值。[25]
　　记者经历的心理创伤事件越危险，其罹患PTSD的风险越大，症状越深。[26]多项研究表明，与报道其他心理创伤事件相比，报道极度危险的战争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心理痛苦。Feinstein和Nicolson从英美两大主流媒体中随机抽选出85名伊拉克战地记者，对他们的心理状况进行测量发现，42%的记者不同程度地出现某种PTSD症状，21%的记者罹患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38%的记者达到心理疾病全球索引的阈值。[27]而另一项针对战地记者的定性研究表明，12%的记者罹患PTSD，54%的记者自我报告有情感困扰。[28]直观比较各项研究数据即可发现，战地记者心理创伤的患病率高于一般记者，而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Feinstein及其同事对BBC、CNN等6家世界著名媒体140名多次报道过战争的战地记者和107名从未报道过战争的一般记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中20.2%的战地记者达到PTSD标准，10.1%达到抑郁主要标准，19.8%患有其他心理疾病，比率均高于从未报道过战争的记者（其各类心理疾病患病率分别为9.1%，6.4%，16.6%），并且这些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该研究结果还显示，与一般记者相比，战地记者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29]
　　综上所述，尽管在不同研究中记者罹患各类心理疾病的比例差异较大，但不容置疑的是，部分记者处于罹患PTSD的高度风险之中，尤其是战地记者，他们在一生中罹患PTSD的比例高于警察，等同或略低于（基于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参加过战斗的士兵。须注意的是，警察和士兵长期接受应对心理创伤事件的专门训练，并且在执行完任务后通常也会接受心理创伤干预治疗，[30]而绝大多数战地记者不仅事先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培训，而且事后也得不到心理干预援助，[31]这无疑增大了他们罹患心理创伤的可能，以及心理创伤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三、记者心理创伤的风险因素及其影响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暴露于心理创伤事件之中是导致记者罹患PTSD以及其他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多数记者（96~98.4%）都报道过心理创伤事件，而仅有小部分人（4.3~28%）会罹患PTSD以及其他心理疾病。[32]这表明，记者在经历心理创伤事件后是否会呈现出PTSD症状，及其症状水平的高低，则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记者心理创伤事件暴露与罹患心理创伤症状之间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极为复杂的联系。为此，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在遭遇心理创伤暴露后还有哪些风险因素会导致记者罹患PTSD，在记者遭遇心理创伤事件与其罹患PTSD之间有何种中介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如何发生作用及其有何作用后果。
　　第一，人口统计学特征因素对记者心理创伤患病率的影响
　　首先，研究者们发现，记者的年龄、工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其心理创伤事件暴露与心理创伤患病率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两者相关的程度与方向。
　　在记者生理年龄与新闻工龄方面，Simpson和Boggs研究发现，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越长，其罹患PTSD侵入和逃避症状的可能性越高。[33] McMahon也发现，与年轻同事相比，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记者在报道心理创伤事件时呈现出更多的PTSD侵入症状。[34]记者的新闻工龄与心理创伤患病率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和报道心理创伤事件的次数成正比；也可能是由于记者长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压力所造成的累积效果。但对记者年龄、工龄与心理创伤是否呈正相关，学界尚存争论。如Teegen和Grotwinkel的研究显示，年纪轻、经验少的记者罹患焦虑、失眠，以及PTSD症状的比例高于年纪大、经验足的记者。[35] Sin等发现，年长而富有经验的记者更有能力应对东南亚海啸灾区的危险环境，更有能力恢复心理平衡，因而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优于那些年轻而缺乏经验的记者。[36]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表明，记者的生理年龄、新闻工龄、心理创伤暴露及其PTSD的患病率之间不是直线线性相关，而存在某种曲线线性相关关系。少不更事的记者初始经历心理创伤事件一般会产生极其强烈的情绪反应，但这种情绪反应的强度会随着其接触心理创伤事件次数的增多而逐步降低。然而，当他们遭遇到的心理创伤事件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以至于无力有效应对时，则会再次爆发出强烈的心理创伤反应，其罹患PTSD的概率又会陡然增高。[37]这个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在一些紧急事件反应工作者的群体中得到证实，但在记者群体中还缺乏实证检验，有待于未来研究加以验证。
　　其次，在性别与婚姻方面。McMahon发现，女性记者罹患焦虑和失眠的比例高于男性。[38] Feinstein等针对战地记者的研究显示，女性罹患终身抑郁的比例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女性饮酒过度的比例也高于男性。[39]上述研究印证了在一般社会人群中的发现，即女性罹患PTSD的风险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工作，特别是在动荡的战地采访中，遭受人身侵犯和生命威胁等心理创伤事件的比例高于男性。所以，当有研究者控制了心理创伤暴露的频度和强度后，不同性别的记者在PTSD患病率上就无显著差异。[40]此外，McMahon发现在报道心理创伤事件时，单身记者产生抑郁、社会化功能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比例高于已婚记者。[41]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社会人群相比，记者作为专业化的职业群体，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专业教育，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些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可能有助于降低记者罹患PTSD的风险。因为根据一般社会人群的调查显示，教育程度、智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与PTSD的患病率成负相关。[42]当然，这还有待于研究者进行精确的元分析或比较研究来检验。
　　第二，人格特质、认知模式与个人心理创伤暴露等因素对记者心理创伤患病率的影响
　　首先，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暴露在心理创伤环境之中，个体的某些持久人格特质可能与其罹患PTSD之间存在着联系。[43] Marais和Stuart发现，记者的愤怒、敌意、攻击性等负面情绪可能会削弱其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导致其更易罹患PTSD。他们还指出，与呈轻度PTSD 反应的记者相比，患有严重PTSD反应的记者倾向于在神经质测量中得分较高。而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吸引人们投身新闻业的人格特质可能有助于他们成功地管理所遇到的心理创伤压力和风险。[44]例如，Maddi和Hightower指出性格坚强的人更有能力应对各种生活压力，从而降低其罹患PTSD的风险。这个论断在Smith所进行的记者心理创伤研究中得到实证支持。[45]
　　其次，记者的认知模式与其罹患和维持PTSD症状存在显著相关。心理学者指出，人们经历心理创伤事件后所导致的积极信念的崩溃，或许是与随之而来的PTSD症状的关键连接点。Pyevich等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记者所拥有的个人安全、普世仁心、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和谐等积极信念的破灭是预测其罹患PTSD症状的重要因素，它在与个人心理创伤暴露、职业心理创伤暴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记者呈现出PTSD症状。换言之，记者认知模式越负面、越消极，其罹患的PTSD症状则越多。[46]
　　再次，记者的生活压力，特别是发生在工作之外的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史可能会将其置于罹患PTSD的风险之中。自然灾害和亲人意外死亡是记者在工作之外遭遇最多的个人心理创伤事件。[47]多项研究表明，个人心理创伤暴露与其PTSD 症状呈显著正相关，如果记者曾有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历史，则在调查中会呈现出更多的PTSD症状。甚至Teegen 和Grotwinkel发现，在职业性心理创伤暴露类型和频率方面没有差异的记者，如果有人早先经历过家庭暴力或儿童性侵犯等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则更有可能达到PTSD标准。[48] Smith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当把年龄、性别、工龄作为控制变量后，个人心理创伤暴露是唯一具有统计显著性的PTSD解释变量。[49] Backholm 和 Bj.rkqvist对503名芬兰记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史是最重要的PTSD预测因素，不仅如此，记者如果有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史，则会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同情倦怠、工作倦怠等心理问题。[50]他们在随后的研究中还发现，即使在针对芬兰纽凯拉校园枪击案这一特定的心理创伤事件中，如果记者过去经历过许多个人心理创伤事件，则在报道中会表现出更为严重的心理痛苦。[51]他们认为个人心理创伤暴露和职业心理创伤暴露对PTSD存在着交互作用效果，即记者高强度的个人心理创伤暴露连同高频率的职业心理创伤暴露，共同导致其呈现出的严重PTSD症状。
　　第三，组织压力与社会支持因素对记者心理创伤患病率的影响
　　记者在遭遇心理创伤暴露后，除了其人格特质、认知图式，以及个人心理创伤暴露等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心理疾病患病率以外，一项心理学元分析显示，中观层面的组织因素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在个体心理创伤暴露与其PTSD患病率之间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52]
　　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遭遇的组织压力比其所接触的心理创伤事件，更能有力地预测PTSD患病率。Smith对167名美国报纸和电视记者的研究显示，他们感到最大的组织压力是各级领导风格相互矛盾（58%）、与上司的冲突（55%）、组织政策的变化（67%）。Smith随后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将人口统计特征、个人心理创伤暴露、职业心理创伤暴露以及组织压力源暴露作为解释变量来预测PTSD患病率时，前两者失去统计显著性，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后两者中，职业心理创伤暴露解释了PTSD患病率9%的方差，而组织压力源暴露则解释了PTSD患病率19%的方差，组织压力是导致记者罹患PTSD最重要的风险因素。Smith解释道，这可能是因为媒体日常组织压力的长期累积效果对人们的一般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削弱了个体在遭遇心理创伤暴露后的应对能力，从而增大其罹患PTSD的风险。[53]
　　组织既能施加给个体无形的压力，也能寄予个体有力的支持。个体在日常工作中承受组织压力会增大其罹患PTSD的风险，但当个体在遭遇心理创伤暴露后能够获得组织支持则可增强其抵御罹患PTSD的能力。Newman等发现，同事之间的相互支持和上司给予的关怀鼓励是有效应对PTSD的重要资源，记者获得的这种组织性支持越多，其报告的PTSD症状越少，反之则反是，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54] Maercker 和Müller在社会支持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与其结构相似，但与心理创伤联系更紧密的概念——“社会承认”，即除亲朋好友等亲密性社会网络之外，个体在工作场所、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舆论中所获得的积极认可和积极反应。Weidmann等针对记者群体的研究显示，社会承认与PTSD患病率显著相关，并且他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家庭社会支持、创伤性群体社会支持、社会承认等三个变量对预测抑郁患病率都产生了显著贡献。记者获得的社会承认度越高，其罹患抑郁症状的可能则越小。上述研究意味着，当记者遭受心理创伤后特别需要社会支持和社会承认，既包括来自家庭亲友、职场同事的情感性、工具性支持，也包括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各种精神性关照和物质性帮助。[55]
　　　　
四、记者心理创伤的应对方式及其效果
　　心理创伤应对方式，是指用来管理压力状态所产生的内外部需求的观念和行为。记者如果具备有效管理压力的策略和能力，将会降低其罹患PTSD的风险，反之则反是。其实，记者采用的心理创伤应对方式也是预测其PTSD患病率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但正如加拿大研究者Feinstein和Nicolson所说，心理创伤研究不仅是要发现哪些记者处于心理创伤的风险之中，而且要给那些身患心理创伤的记者提供帮助和治疗。[56]为此，深入分析记者心理创伤应对方式，将会为媒体和社会进行记者心理创伤干预，帮助记者治愈心理创伤疾病提供有效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法。
　　McMahon对32名记者进行调查显示，在报道完心理创伤性事件后，有14人寻找过个人支持，12人求助过专业治疗，7人寻求过组织支持。[57]战地记者罹患PTSD的风险最大、程度最深，但与一般记者相比，战地记者似乎没有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心理帮助和治疗。如有研究者发现，25%的战地记者曾服用过精神药物，接受过精神治疗，或两者联合治疗，而在作为对照组的一般记者中，有16%的记者接受过上述治疗。[58]在Greenberg等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只有5名战地记者曾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而其中3人罹患PTSD。[59]记者之所以很少主动去寻求心理治疗可能是因为，一，尽管他们深受PTSD等心理疾病的折磨，但其中大多数人却不清楚自己究竟罹患何种心理疾病，甚至还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PTSD；二，在充满专业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的记者群体，特别是战地记者群体中，公开承认自己的心理痛苦会被贴上脆弱的标签，或被视为职业的缺陷。因此，在虚荣心和进取心的交相驱动下，记者一般不愿坦承自己的恐惧和担忧。[60]
　　研究者们认为，记者罹患PTSD的总体比率不高是因为他们自发地使用和发展出一些有效的心理创伤应对策略，有力地减缓了其接触心理创伤事件后所造成的压力。第一，在认知上，记者把报道心理创伤事件看作是挑战而非障碍，并且感到能够获得应对这种挑战的必备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罹患PTSD的风险。[61]如Dworznik发现，记者在报道完心理创伤事件之后并不关心自己的心理痛苦，而是更关注如何在报道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促进其专业能力的发展。[62]第二，从理论上来讲，逃避心理创伤刺激会延续、加剧焦虑症状和主观心理痛苦，因此采用积极主动、问题聚焦式的心理创伤应对方式能有效地减缓PTSD的患病率，而采用消极回避、情绪化式的应对方式则会加重PTSD的患病率。[63] Smith的研究发现，在预测PTSD时，积极主动、问题聚焦式的应对方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消极回避、情绪化式的应对方式则具有统计显著性。换言之，在实践中，积极主动、问题聚焦式的应对方式可能不具备理论上的心理保护作用，但消极回避、情绪化式的应对方式确实是导致PTSD的风险因素。此外该研究还指出，应对方式是否有效取决于记者面对的具体心理创伤问题和身处的具体心理创伤情景，前述两种应对方式应该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64]第三，一些研究者还提出，新闻报道工作自身亦为一种有效舒缓心理创伤的方式，即记者通过采访、写作、报道反复地表达和传播心理创伤事件会减少其主观心理痛苦，因为与那些从未写作过情感话题的人相比，将生活压力写出来的经历会明显改善身心健康[65]。尽管有多位研究者用这个观点来解释记者有效应对心理创伤的原因，[66]但至今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最后，有研究表明，心理援助对于记者克服心理创伤具有重要价值。12名执行东南亚海啸报道任务的新加坡记者，事后参加了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小组（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Group）的心理干预活动。他们表示，在具有共同心理创伤经历的群体中，通过讲述和分享自己的心理苦痛并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使其感到心理创伤痛苦是正常的，并且在大家的相互帮助下是可以克服的，这对他们恢复心理健康非常有价值。[67]
　　目前有关记者应对心理创伤的研究还为数不多，特别是关于心理创伤应对方式的内在机制、作用过程以及实际效果的实证研究屈指可数，这致使我们对记者究竟如何应对心理创伤事件及其产生的确切效果还知之甚少。
　　
五、总结与展望
　　近二十年来，研究者们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各种媒体，从事各类新闻工作的记者进行了数十项心理创伤研究，证实了记者心理创伤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国外记者心理创伤研究，问题集中，对象明确，方法规范，形成了高度的研究共识，同时研究者们总是以相互研究为基础，并不断提炼彼此的成果，因此在记者心理创伤典型症状、影响因素、评估标准等方面取得了坚实可靠的累积性知识。
　　从理论机制上看，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两种研究模式，一是行为因果关系模式，它认为是心理创伤暴露与其他刺激因素协同互动，导致记者罹患心理创伤疾病。二是认知行为因果关系模式，它指出记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在其心理创伤事件暴露与其心理创伤疾病患病率之间发挥关键作用。记者先前秉持的基本信念，以及遭遇心理创伤事件时抱持的认知方式，将会影响其罹患心理创伤疾病的症状多寡和病情轻重。在这两种理论机制模式下，因研究对象的差异又可各分为三种情况，（1）广义模式，探讨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活动中可能接触的各类心理创伤事件，及其可能导致的各种心理创伤疾病。早期研究者多采用这种模式来调查记者是否接触心理创伤事件，有无心理创伤疾病及其患病率的总体情况和平均水平。（2）专一模式，专门分析某种类别的记者群体，或特定类型的心理创伤事件暴露，与心理创伤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系。专一模式比广义模式的观察视点更集中，分析视角更细致，有助于研究者更为准确地测量特定采访任务对记者心理创伤患病率的具体影响，从而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记者心理创伤的病理机制和病变过程。（3）比较模式，致力于比较不同类别的记者群体，在接触不同类型的心理创伤事件之后，所呈现出的心理创伤疾病状况。比较模式不仅具有专一模式专精深入的优点，而且比较模式一方面通过把多个专一模式整合起来进行横向比较，可使研究者能够发现专一模式中有时忽略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比较模式通过把多个专一模式贯穿起来进行纵向比较，使得专一模式中有时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在相互参照印证中变得更为明确。
　　基于对现有研究模式矩阵的分析，今后研究有三个重要发展方向：一是，继续扩展和丰富记者心理创伤风险因素研究。尽管近来的论文检验了相当数量的PTSD风险因素，深化了我们对记者PTSD致病风险因素的认识，但其对预测PTSD的方差贡献率仍然有限（仅解释了20%左右的方差）。而且，在其他心理创伤高风险职业群体和一般社会人群中发现的大量心理创伤风险因素，尚未在记者群体研究中进行过检验。因此，研究者们今后所面临的挑战是，更加全面地检验相关风险因素，更加深入地探讨相关病理机制，以解释这些风险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记者罹患PTSD以及其他心理疾病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
　　二是，进一步明确心理创伤疾病对记者工作能力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后果。临床研究证明，PTSD的侵入症状会极大地耗费个体意识从而降低其工作的准确性和创造性，[68] PTSD的逃避症状也可能会逐渐削弱个体执著追求和实现职业目标的勇气和毅力。[69]但这些PTSD症状究竟对记者新闻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造成哪些后果，相关研究目前在学界尚付阙如。此外，罹患心理创伤的记者对其同事、特别是对其配偶、子女等家人可能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心理影响和后果，亦有待进行实证探索。[70]
　　三是，目前绝大多记者心理创伤研究聚焦于侵害个人健康的消极因素，忽略了使人在面对压力时振作起来，奋力应对的积极因素。强调风险和疾病直接导致这个研究领域的探索偏离了人类成长、适应的积极概念，以及旨在增强这些品质的心理活动。[71]近年来，在心理学界逐渐开创出一个强调心理健康的研究新动向，其致力于探索培育积极情绪、发展积极性格、建设积极团体，以及能够提高个体康复能力和适应性的积极心理因素。[72]伴随着心理健康研究取向的转型，今后，记者心理创伤研究需要在深化对心理创伤消极风险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加强探索如何减缓记者心理压力，培育记者心理适用等积极健康因素，以推动记者激发其潜能，完善其人格，实现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路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讲师、石永东系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本文为2010年度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新闻从业人员心理危机干预理论与实践研究”前期成果，项目编号：10YJC860028）
　　　　
注释:
①参见注释中Simpson和Boggs（1999）、Dworznik和Grubb（2007）、Backholm 和 Bj.rkqvist（2010）等的研究。
②[50]参见注释中Newman等（2003）、Weidmann等（2008）的研究。
③[55]First, M.B., & Tasman, A. (2004). DSM-IV-TR: Diagnosis, etiology, and treatment. West Sussex,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④[16]Dworznik, G. J. and M. Grubb (2007)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Making a Case for Trauma Training in the Journalism Classroo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2(2): 190–210.
⑤[22][44][61]Marais, A., Stuart A.D.(2005). The role of tempera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st journalist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1), 89–105.
⑥Freinkel,A.,Koopman,C.,&Spiegel,D.(1994).Dissociative symptoms in media eyewitnesses of an execu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51,1335-1339.
⑦[70]Osofsky, H, J.,Holloway, H.,and Pickett,A,.(2005).War Correspondents as Responders: Considerations for Training and Clinical Services.Psychiatry 68(3),283-293.
⑧[33][38][41][52][57]参见注释中Simpson和Boggs（1999）、Dworznik和Grubb（2007）、Backholm 和 Bj.rkqvist（2010）等的研究。
⑨[14][20][46]Simpson,R.,& Boggs,J.(1999).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raumatic stress among newspaper journalis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Spring,1-24.
⑩[27][31][56][59]Pyevich, C.M., Newman, E., & Daleiden, E. (200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gnitive schemas, job-related traumatic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journalist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4), 325–328.。相关研究还可参见Newman等，2003；Marais和Stuart，2005；Dworznik ，2008；Smith，2008；Backholm 和 Bj.rkqvist，2010等。
[11][15][39][58]Feinstein, A., & Nicolson, D. (2005). Embedded journalists in the Iraq war: Are they at greater psychological risk?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2), 129–132. DOI: 10.1002/jts.20020.
[12][21][54][65]Feinstein, A., Owen, J., & Blair, N. (2002). A hazardous profession: War, journalists, and psychopat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9(9), 1570–1575.
[13]Newman, E., Simpson, R., & Handschuh, D. (2003). Trauma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photojournalists.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1), 4–13.
[17][45][47][49][64]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 edition.Washington D.C:Author.
[18]Smith,R.J(2008).Trauma and journalism : Exploring a model of risk and resilien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ulsa.
[19]转引自Smith,R.J(2008).Trauma and journalism : Exploring a model of risk and resilien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ulsa.
[23][36][67][68]参见注释中Simpson和Boggs（1999）、Pyevich等（2003）、Weidmann等（2008）等的研究。
[24]Sin,S.,Huak,C.,&Chan,A.(2005).A pilo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tsunami on a group of Asian media work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ental Health,7,299-306.
[25]Weidmann, A.,Fehm,F.,&Fydrich,T.(2008).Covering the tsunami disaster : subsequent post-traumatic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socialfactors .Stress and Health,24,129-135.
[26]Backholm,K. & Bj.rkqvist,K.(2010).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crisis on well-being of journalists: a study of crisis-related factors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a sample of Finnish journalists. Media, War & Conflict . 3 (2 ),138-151.
[28]Greenberg,N.,Thomas,S.,Murphy,D.,&Dandeker,C.(2007).Occupational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media personnel assigned to the Iraq war.Journalism Practice,1(3),376-371.
[29]同11，相关研究还可参见注释中Dworznik（2008）的研究。
[30]Castle,P.C.(2001).Who cares for the wounded journalist? A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journalists suffering from exposure to traum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eensland.http://eprints.qut.edu.au/36436/
[32]Smith,R.,& Newman E.(2009) Covering trauma: impact on journalists. Available at: http://
dartcenter.org/content/covering-trauma-impact-on-journalists.
[34]McMahon,C.(2001).Covering disaster:a pilot study into secondary trauma for print media journalists reporting on disaster.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winter,52-56.
[35]转引自Smith,R.J(2008).Trauma and journalism : Exploring a model of risk and resilien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ulsa.
[37]Dworznik, G. J. (2008). The Psychology of Local News:Compassion Fatigu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Broadcast Reporters,Photographers,and Live Truck Engineer.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Kent State University.
[40]参见注释中Newman等（2003）、Marais和Stuart（2005），等研究。
[42]Brewin,C.R.,Andrews, B., & Valentine, J.D. (2000).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rauma-exposed adul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5), 748–766.
[43]Reber,A.S. and Reber,E.(2001).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3rd ed.).
London: Penguin.Seligman,M.,&Steen,T.,Park,N.,&Peterson,
S.(2005).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60,410-421.
[48]转引自Smith,R.J(2008).Trauma and journalism : Exploring a model of risk and resilien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ulsa.
[51]Backholm,K. & Bj?rkqvist,K.(2012). Journalists’ emotional reactions after working with the Jokela school shooting incident. Media, War & Conflict . 5(2 ),175-190.
[60]参见注释中McMahon（2001）、Feinstein等（2002）、Osofsky等（2005），等研究。
[62]Dworznik, G. J. (2006).Journalism and Trauma:How Reorters and Photographers Make Sense of What They See,Jouranlism Studies, 7(4):534-553.
[63]Keane,T.,Zimering,R.,&Caldwell,J.(1985).A behavioral formul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Vietnam veterans.Behavior Therapist,8,9-12.
[66]参见注释中Newman等（2003）、Smith（2008），等研究。
[69]参见注释中Simpson和Boggs（1999）、Smith（2008），等研究
[71]Seligman,M.,&Steen,T.,Park,N.,&Peterson,S.(2005).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60,410-421.
[72]Bonanno,G.(2004).Loss,trauma,and human resilience:Have we underestimated the human capacity to thrive after extremely aversive events?American Psychologist,59,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