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助
　　
一、现状：社区报的几种模式
　　这几年，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强烈挤压，不管是舆论空间，还是发行和广告空间越来越小，许多报纸尝试新的运作模式，社区报就是其中一种，其生存和发展的依据就是细分读者市场，以小博大。可是，从整体上看，社区报基本维持在利润的平衡点上，尚未有什么大作为。
　　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厦门《海西晨报》创办了9份社区报，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
　　1.与政府街道办合作。其中《厦港晨报》是最早创办的，由街道办出资，半月一期16版。全区4万多户人家，免费派送2万户。此外，《创业新城晨报》《大同晨报》等也可归入这一模式。
　　2.纯商业模式。比如《龙岩社区报》，就是与代理公司签订包版制，每周一期8版，4个新闻版面，另4个版由代理公司包干，用于刊登广告，出版费由代理公司负责，发行主要面向沿街商铺，免费派送。
　　3.行业报模式。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发行，而是针对商家的目标客户群定点派送，出版费由冠名商支付，比如《美岁晨报》。将这种模式归为社区报有点勉强，其实更像是行业报。
　　观察全国各地社区报，第一种模式最多，基本奔着政府的宣传经费而去。第二种模式，实在一点，不受街道或社区制约，对报纸来说，可支配空间更大一些，但又受出资人的牵制。这样的社区报，我们常常自嘲为“小党报”，或者DM刊物。大家都想挣脱这两种运作模式，寻找新的盈利点，可是都力不从心。
　　　　　
二、概念：社区、社区报和社区记者
　　既然是社区报，“报”只是一张皮，一个壳，关键在于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这里的“社区”不同于网络的虚拟社区。当然，我们不会把“社区”混同于“网络社区”，毕竟我们是冲着虚拟社区的反向而去的，我们选择了一个网络做不到的方向，就是充满温情的实体社区。
　　社区既是一种空间的限制，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小，许多问题可以面对面地解决。按柏拉图的说法，雅典之所以存在民主，就是因为小社区，一天可以步行来回，规模5000人左右。
　　提起社区报，自然就想到关注社区里的人和事，以社区新闻为主体。而落实在操作层面，往往出现偏离。过去大多数报社有群工部，是“走群众路线”的体现。都市报风行后，社会新闻、街区新闻、社区新闻先后成为各报张扬的旗号。不管名头如何变化，记者都应立足于街区。可是，从记者与所报道事件的关系看，我们会发现，记者一直起着主导性作用，扮演的是一个全能、全知的角色。比如，不少报纸都开设过“读者来信”、“编读往来”栏目，意在加强群众路线，但是，又预设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解决问题要仰仗“记者调查”，因为记者手头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也许是因为记者的“优势地位”，即便进入社区报，也会不自觉地沿用“自上而下”的思维，眼睛当然看不到社区里鲜活的人与事，遑论事件背后的复杂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说“社区记者”本来不应该这样的，只是受制于街道的财政支持，无法施展手脚，只好以街道的官方意志为上。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社区记者，所应具备的眼光和锐气。
　　　　　　
三、路径：从社区记者到公共记者
　　反转思维，走“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路径还是在“社区”，即从社区记者转型为公共记者。
　　让社区公众充当记者角色，他们不只是写作者，还是行动者。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讯员，作为公共记者，他们要参与社区共同事务，参与民主协商。我们暂且称为“公共记者”，①也就是说，公共记者必须生活在社区、熟悉社区特点、参与社区建设。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公共生活的衰落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害怕参与公共生活，别看虚拟社区热闹非凡，其实都是孤独的人群，而且不少是偏执狂，他们并不热心于公共生活。按照理查德·桑内特的观点，“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所以，现代人必须改变公共交往空间“只供通过，不供活动”的特点，②而公共记者既是社区空间的参与者，也是公共意见的传播者，他们不但创造“流动”、“通过”的渠道，同时也创造“活动”的空间。有了公共记者，社区报所关心和报道的内容才会出现“自下而上”的逆向传播，换句话说，从宣传和报告社区政绩转向告知社区公众所关心的事件。美国社区报总结成功的经验，就是版面出现许多具体的名字和普通人面孔。③这其实就是我们倡导的“三贴近”和“走转改”，也是社区报的归依：当地、当地、再当地。
　　社区报以公共记者为主体，社区记者就“退居二线”（报社掌握终审权）。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有效解放社区记者。毕竟按传统媒体的操作方式，记者人力太有限了，随着社区报的扩张，再多的社区记者也无济于事。这不是偷懒，而是赋权于所在社区的公共记者。
　　那么，所谓的公共记者从何而来呢？
　　从社区中去发现、培训和组织，可以来自社区志愿者或者退休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传统媒体机构如何训练他们运用媒介特点，参与公共事务，维护个人权益，推进社区建设，进而与社区管理者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有些成熟的社区，可以借助NGO的模式，还有其他民间力量，比如老人读书会等等。
　　从创建文明社区的角度看，报社可选择若干比较成熟的社区作为试点，可以通过共建文明社区等方式，这有助于引导社区公众介入媒介内容，参与新闻生产，通过自我表达，促成健康文明社区。
　　这个环节是难点，也是重点。如果解决了公共记者这个难题，那么，社区报就不愁没有社区读者关心了。有了这个层面的突破，经营模式的转型才可能出现转机。
　　　　　　
四、经营模式的转变：可能性与合理性
　　所有社区报最头痛的问题是发行。虽然《海西晨报》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社区联络员与网格化管理，但仍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免费报纸的宿命，毕竟是模糊投递。
　　如果实现从社区记者向公共记者的转型，社区人士参与社区事务和新闻生产，社区报报道实现逆转，那么读者读报习惯就可能改变，即从被动阅读变为主动阅读，发行就有了内驱力。
　　我们可以推行定点自助取阅的发行模式。选择销售能力强劲的便利店，比如在厦门遍布主流社区的“向阳坊”、“倍顺”、“悦士”等便利店，定时定量投放。有了这些便利店的支撑，我们还可以顺便做社会调查，一举多得。台湾彰化县《员林乡亲报》发轫于“9·21”大地震，这是典型的自助型社区报，新闻生产流程均由志愿者完成，主要依托便利店取阅。④另一种投送模式是学生携带回家，《海西晨报》社区报已尝试这种模式，但是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还在于，读者是被动阅读。如果阅读问题解决了，有效发行也就有了可能。
　　至于广告，《海西晨报》社区报受到最大的制约是报社与街道办的合约，街道办提供财务支持，“出钱的人出主意”，他们限定很多。比如我们《大同晨报》，就不允许刊登区域外的地产广告。假如改变了被动阅读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不像现在这样依赖于街道办。
　　离开了街道办，出版经费从何而来？
　　第一，宣传经费。政府每年都有相当的宣传经费，用于创建文明社区宣传，一份社区报扶持经费为10万元，数字不算太大。当然，关键是要向更高一级的主管部门要求、争取这笔费用支持。
　　第二，商业赞助。我们新近创办的《海虹晨报》，是一种出资模式的创新，由区域内一家医疗机构出资，我们保证给予相应的广告版面，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以后有条件，我们希望寻找更高端的商业合作机构，比如，品牌地产商或大型综合卖场。
　　政府和商业两种资助渠道，看似简单，难题出在实际运作上，要想改变现有的报道模式，必须让社区公众主动阅读，所以社区记者向公共记者的转型，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做到这一点，社区报的生存和拓展才存在可能性和合理性。
　　　　　
五、结语：是构想也是坚守
　　从社区记者到公共记者的转变，说远一点，就是实验公共新闻的可行性，在当下，这只能是一种构想。难点一清二楚，不止在于我们报社如何努力，还在于社区如何配合我们的行动，这需要开明和成熟社区，需要社区的一些理性公众为基本行动者。
　　虽然是构想，但不是幻想。正如上文分析，我们看到从社区记者到公共记者的转变，存在着可能性和合理性。既然这样，在结构的缝隙中最需要的是行动者。当然，行动者会受到规则的制约，但也会得到资源的支持，这就有可能慢慢松动结构的坚冰。而结构的松动，又为行动者提供了实现的前提，从而达到双重建构的可能。⑤
　　从理论层面回到现实层面。社区记者向公共记者的转型，其实也是报人面对网络冲击的一种坚守。社区报就是以小博大，以面对面的温情消解虚拟世界的冷漠。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所阐述的观念：心与心交流，终究是对空而谈；手与手相牵，才是交流的起点。⑥这，也是社区报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吧。■
　　（作者系厦门《海西晨报》副社长、副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注释：
①论者不赞成运用“公民记者”的概念，毕竟我们还不具备公民社会的条件。这里运用的“公共记者”概念，可以追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所开启的公共新闻业运动，有人称为社区新闻业运动。公共新闻业要求记者：1.把公众当成社区事件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牺牲者和观望者；2.帮助社区解决问题而不是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氛围，而不是看着它恶化。虽然概念的语用背景大不一样，但是公共记者的功能和职责与我们的指向大同小异。具体阐述详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版
②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156~1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美国《桑福德先驱报》出版人比尔·布纳在2013上海大学中美社区报论坛的发言。
④孙曼蘋：《在地发声、媒介素养与社区行动——彰化县员林镇“员林乡亲报”之个案研究》，《新闻学研究》2011年夏
⑤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一章“结构二重性”的理论要点，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第256~258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