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磊 傅翠晓 程丹
　　【本文提要】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引发了社区概念的变化，社区不再是空间上被界定的地点，而是具有社会关系意义的网络。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大量的网络社区，微信朋友圈便是其典型代表。作为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社区，微信朋友圈呈现出强连带与弱连带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关键词】微信 社会网络 虚拟社区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209
　　
　　微信是腾讯公司为手机终端用户打造的一款免费即时网络通讯产品。随着网络覆盖率的提升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自2011 年底问世至今，用户已突破3亿，成为炙手可热的社交网络工具。朋友圈是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在这里，记录和分享成为首要的用户体验，通过分享，用户的关系网络从线下拓展至线上，加固并丰富了用户之间的联系。
　　　　
一、朋友圈性质：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社区
　　在社会学领域，社区一词本意指“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将社区定义为生活共同体，以地域、意识、行为以及利益为特征，是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团体。社会网络是经由友情关系、亲情关系或认识的关系而形成的，网络分析的视角引发了社区概念的变化，社区不再是空间上被界定的地点，而是由网络成员们自己根据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来划定边界并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在特定的领域实现聚合、分离、排斥或包容。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彼此间沟通的方式。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在网络这一便捷且低成本的渠道上与他人交流，在线沟通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线人数的迅猛增加和网络交互行为的深入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互联网是如何影响和重塑社会连结的。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大量的网络社区，微信朋友圈便是其典型的代表。微信朋友圈集QQ好友、手机通讯录和“附近的人”三种渠道为一体，拓宽了交友层面，以强连接为主、弱连接为辅，使虚拟社交圈与现实社交圈相融合。可见，微信本身不仅是网络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全方位社交平台。与微博相比，微信具有更强的用户粘性和沟通感觉，是一个较为私密的纽带。虽然在终端的呈现上，微信是一个交流的工具，但实质上，它提供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人们更喜欢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微信朋友圈，体现了一种新型的虚拟社区。
　　基于虚拟社区的在线沟通同样可以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支持。以微信朋友圈为例，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在线沟通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人们之间，或是亲友，或是同事，或是新近认识的朋友。朋友圈的在线沟通无疑加强了这些关系，对面对面沟通起到了有力的补充。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不仅能使人们维持原有关系，而且能使人们扩展关系网络，从而使人们拥有了更广泛的信息来源、支持资源、兴趣和利益。它是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源的源泉，使人们在时空或其他制约条件下能够彼此交流。而且，在线沟通是一种永不枯竭的信息资源，使那些在心理或生理上面临困难的人们获得帮助、建议和情感上的支持。通过网络，人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广泛的话题讨论中，或加入到一项社会运动中。简言之，基于相同兴趣或利益的人们形成虚拟社区，并从中获取情感支持、友谊和归属感。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各种大量的线上联系以及人们在电脑上消磨的大量孤独时光，割断了亲友和邻居间真实的联系，限制了家庭圈子的交流。而且，必须承认的是，在线沟通中的信息泛滥常常成为谣言和有害广告的发源地。在虚拟社区的背景下，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正在出现，它很大程度上基于缺少物理联系和相互认识的交互行为。脱域机制正在使人们在所有情境下可以独立地交流、学习和行动。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地脱域并在逐渐丧失直接交互的可能性。一个新的二元风险随即产生在嵌入和脱域之间。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没有单一的社会交互模式，事实是各种各样的交互模式共存或相互合并。在线沟通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结合并适应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它也只是人们之间众多交互方式中的一种。当虚拟的关系继续发展，进入到“线下”关系时，面对面的互动又产生了。事实上，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人们找到彼此、聚集起来并相互合作的代价和成本显著降低，虚拟社区已成为现实社区的一个有效补充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社区并没有抛弃原有传统社区的特征，而是丰富了传统社区的内涵。
　　
二、朋友圈结构：关系维度与功能维度
　　作为虚拟社区的微信朋友圈，其成员身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在这样一个紧密连接的圈子里，成员间共享的信息、观点和其他特征的相似程度很高，共同的朋友可互见，这种高度的共享性和互惠性使得“圈子”成为一个较为私密的组织，若非征得同意，陌生人很难进入这个“圈子”，从而保证了这一群体的组织严密性和感情牢固性。谷歌在推出 Google+之初也有一个“圈子”功能，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在分享前区分圈子，而微信朋友圈则可以在分享后区分圈子。换言之，微信朋友圈丰富了群体行为的法则，从“先集中再分享”拓展为“先分享再集中”。人们可以通过照片或内容的分享来发现彼此，之后联结起来。微信朋友圈的这一设计符合熟人社区形成和运转的特点和规律，这正是圈子的概念。
　　圈子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它使得属于某个“圈子”的社会成员找到身份定位，有助于形成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体的角色价值很容易在“圈子”里得到确认和实现。但是另一方面，“圈子”联系的相对稳固也使之带有保守的特征，不愿和外部的群体或个人发生过多联系，“圈子”内的信息不会为外部的人员所探知，而一些新的信息也很难进入这个“圈子”并被其成员所接纳，这样不利于信息的流通和观念的更新。但正如前文所述，微信是一个以强关系为主、弱关系为辅的虚拟社区。弱关系的存在，防止了“圈子”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他用“强连带”和“弱连带”两个概念来指称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四个指标来衡量关系的强弱。所谓“弱连带”，就是上述四个指标都偏低的关系，而强连带正好与此相反。“弱连带”虽然联系力量不紧密，但是信息的差异性比较大，同时这种联系是可以流动的，因而就能成为不同社会团体的桥梁，将不同的社会网络连接起来。一个开明而且开放的社会网络需要大力发展这种弱连带关系，增进信息自由而广泛的流动。可以说，微信既有成员间的高度信任、忠诚、团结、互惠和自利为纽带的“圈子”关系，也有联系松散因而获得更多的信息流动和交换的社群。
　　除了以上关系维度，微信朋友圏的结构还可从功能维度进行分析。综合Hersberger等人提出虚拟社区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从功能结构来看，朋友圈可分为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形（见图1，见本期第73页）。从金字塔的底部向顶端，研究的关注点从虚拟社区移向个体，连接越发具体。
　　第一层可称为基础层，位于金字塔底部。成员身份是关键要素，它决定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归属感及其为之投入的愿意程度，具体表现为安全感（情绪和生理上的）、归属和身份感（对群体身份的感知强度）和个人投入（参与程度）。基础层的个人参与、安全感等因素有助于个体归属感和群体身份。归属感，不论线上社区或是线下社区，都与留任虚拟社区的意愿相关，对于朋友圈的维系至关重要。由于个体处于各种不同的基础连接活动中，他们能发展出日益增强的归属感。
　　第二层是信息交换与分享，基于第一层扩展而来，个体间形成的不同强度的关系，依赖于可交换的信息，绝大多数沟通则基于文本和图片。在朋友圈里，思想的分享使彼此的知识增长，微笑的分享使彼此快乐，爱心的分享使彼此温暖。朋友圈里的各种分享，无疑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人们分享得越多，文化就越开放，对于他人的生活和观点的理解也就越深。分享能够创造更多、更强的人际关系，并帮助人们接触到更多不同观点。不管基于何种社交图谱，分享都能重塑信息的传播和消费方式，从而改变原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如电视），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网络。分享还能改善我们与商业以及政府的联系。我们分享得越多，就越能够通过自己信赖的人获得更多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更加轻松地找到最佳产品，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和效率。我们在获得分享能力后，分享声音和观点越来越清晰，也会促进政府机构更加积极地应对。朋友圈正是这样一个分享所思、所感和所为的基本工具和虚拟社区。
　　第三层是基于合作的集体行动。合作比单纯的分享更为复杂，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在改变自身行为与你同步。一个简单的合作形式就是对话，对话比分享更能够营造出一份社区的感觉。社会学家西巴·帕克特把新社会化工具的核心优势称之为“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微信朋友圈正是形成群体的平台，并视群体构建为理所当然，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分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新群体的形成至少从技术手段上已如此简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微信朋友圈这一虚拟社区中将涌现出更多基于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行为。
　　　　
三、朋友圈价值：社会资本的培育
　　人们出于特定的目的进入虚拟社区，比如加强社会联系、传播信息、收获经验、交流观点等。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转换成在线关系，并形成新的规范，这些规范使人们更易于知晓如何在线表现以及如何获得一种社区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朋友圈为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社会资本的概念因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没落与复兴》一书而得以广泛流行。在该书中，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作产生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个体之间的连结。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价值观、准则和非正式规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认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社会资本来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且只有在个人与他们分享时才存在。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强调的是社会网络和人际互动，它们促成了责任分担的规范以及人们之间的互惠。
　　许多研究对媒体在维系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媒体对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认为互联网的大量使用减少了社会化。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应用增进了个体间关系，加强了社会网络。他们认为，互联网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突破了时空限制，为人们之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场所。互联网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扩展到虚拟空间，使那些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互动。事实上，作为虚拟社区的微信朋友圈不仅促进了在线关系，而且增强了线下关系，比如面对面地交流和电话沟通。人们进入虚拟社区的众多目的之一就是与他人交流，而微信能够提供便捷、实时交流的工具和渠道。人们借助虚拟社区来建立、扩展和维持他们的社会网络。然而，有关社会资本和虚拟社区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Kavanaugh关于在线网络对现实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的调查，然而，这一研究是基于现实中业已存在的社区而非在线形成的虚拟社区。与此同时，Norris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的网络方面，调查了虚拟社区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当前的研究则围绕社会资本的各个方面譬如信任、互惠、网络等，试图探究社会资本对虚拟社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与规范对虚拟社区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原先基于现实社区的社会网络，也可以从线下进入到线上，并重塑个体间的社会关系。Patulny的研究发现，虚拟社区用户更倾向于认为人们是可信任的、乐于助人的和公平的。这意味着虚拟社区用户共享着合作规范，共担着社区责任，他们彼此间相互理解，通过各种方式从社区成员中获得实际的收益，比如信息的或情感的支持。但这一研究同样发现，尽管虚拟社区用户更倾向于同他人相处，但人际间信任或生活满意度与使用虚拟社区无关。可见，用户可从虚拟社区的娱乐和信息功能中获益或得到情感支持，然而，匿名社交引起的信任问题仍然是此类人际关系中的一个缺陷。
　　概括而言，完全脱离线下关系的虚拟社区既不会减弱也不会增加社会资本，但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微信朋友圈可以促进线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换言之，虽然人际关系随着互联网而发生着演变，但微信朋友圈本身并不能取代现实社区的作用，人们若想充分地从虚拟社区中获益，面对面的沟通依然十分必要。此外，已有的许多研究在关注虚拟社区如何促进社会资本时，并没有考虑用户使用虚拟社区的各种各样的目的。事实上，在深究虚拟社区与社会资本二者的关系时，必须密切关注人们进入虚拟社区和从事线上活动的具体目的，并要考虑到虚拟社区用户之间的差异性，从线上和线下同时探寻有效培育社会资本的行动框架。■
　　（作者聂磊系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傅翠晓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丹系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注释：
①黄佩：《网络社区：我们在一起》，中国宇航出版社2010年版
②[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美]克里斯塔斯基、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以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Hersberger JA, Murray AL and Rioux KS. Examin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virtual communities: An emergent framework[J].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007(31)
⑤Kavanaugh, A., J.M. Carroll, M.B. Rosson, T.T. Zin and D.D. Reese. Community Networks: 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9(10)
⑥Norris, P. Social Capital and ICTs: Widening or Reinforcing Social Net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Social Capital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abinet Office, Tokyo, 24～25 March, 2003
⑦Patulny, R. Social Capital and Welfare:
Dependency or Division? Examining Bridging Trends by Welfare Regime, 1981 to 2000,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 UNSW: Sydney, URL (consulted March 2009):
http://arrow.unsw.edu.au/vital/access/services/Download/unsworks:1960/SOURCE01?view=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