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洁
　　【本文提要】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广播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发生了种群形态、广播结构、传播内容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与调整。本文分析了专业广播与政府、经济、社会环境、受众等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阐述了社会转型期我国专业广播与社会同步异构、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广播专业化　社会转型　互动　【中图分类号】 G211
　　传媒的诞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机制，与其所处时代与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科技进步，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广播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并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公众场域的互动发展中，发生着种群形态、广播结构、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与调整。
　　
与政府的互动：“半自主”共生
　　专业广播发展的20多年正是我国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时期，虽然我国广播电视具有“喉舌”性质，但专业广播与政府的互动更倾向于一种相对独立、“半自主”的共生关系。它的专业化过程和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诸多领域的改革实践相类似，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推动下通过局部的自发式的探索自下而上展开，然后经政府行政力量强势介入并推广。
　　按照一般理论，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的起点应该是广播频率达到相当高的冗余程度。但是，在我国，这一过程却完全不同，中国广播专业化是在频率数量还较少的背景下启动的，在个别电台自发尝试的非典型性的推动之中，带动了电台频率数量、种群类别的增加和广播结构的变化。在个案探索的过程中，政府并未予以过多的管控与干预，而是个别广播电台根据自身规律和逻辑选择了发展模式。不过，新世纪初，政府行政力量开始强势介入，对广播专业化的频率设置、体制框架、机制运营、业务开发、管理体制等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制度跟进，广播专业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
　　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将推广广播专业化改革作为下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广播专业化从电台的自发探索进入到政府推动的改革领域。经过十多年政策调控，目前我国平均每家广播电台拥有超过11套广播频率。一些纯粹的专业频率零星出现在了国内一线城市，比如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等。不过，在种群形态上我国广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尽管在几年时间内，我国广播电台种群数量发展到接近20种，但其种群类别和细分程度还远远跟不上市场细分的脚步，呈现出低密度散点分布的总体格局。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收拢控制了电台数量的增加和竞争的引入，呈现出专业广播发展的“半自主性”。广播电台总数的减少始于1997年，1996年12月“两办”37号文件下发，政府对广播电视报刊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整顿和重新登记，县市电台、电视台实行了撤并，“四级办”广播电视实际上变为了“三级办”，这一举动使我国广播电台在数量上呈现断裂式减少的态势。
　　接收竞争和数量增加是专业化分工的前提，即使在广播专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如北京，中央台、北京台、河北台等加起来也不过20多套广播频率，而美国纽约一座城市就有60多套广播频率，洛杉矶有80多套频率。截至2010年底，中国13亿人口拥有的广播电台频率数是2704套，美国不到3亿人口却拥有着接近15000家广播电台，我国广播数量和分布上的稀少可见一斑。加上从我国广播体制和广播传播本身的特性来说，广播基本不存在区域间的竞争，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广播频率竞争往往也只属于两家或者三家广播电台之间的竞争，这种近乎垄断的市场环境，缺乏竞争，导致目前我国广播专业化程度和节目质量后续提升的动力不足。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小普教授在2011年撰文提出，将一地的频率数量从现有的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是在中国提高广播竞争实力的现实要求。①中国传媒大学邓忻忻教授也指出：“现在的广播电台布局是按照行政区划的管理架构来安排和设立的……这样的独占性整体覆盖，实际上距离细分的专业广播来说相差很远。”②
　　
与经济的互动：同构多元化
　　20多年间，专业广播种群结构、类别数量大致与经济场域发展变化同构互动，在数量上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在结构上呈现多元化。
　　广播专业化来自媒介市场化，广播最初走向市场是为了弥补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为求生存不得不适应和迎合市场需求。1986年珠江经济广播的开播正是如此。“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社会节奏大大加快，空中出现多台竞争的今天，再不对旧的一套广播模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就有被淘汰的危险。”③面对“出路在何方”的巨大疑问时，上世纪80年代经济广播的横空出世为处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中国广播指出了一个专业化发展的、更有活力的前景，开始解答广播如何走向市场，如何适应市场等历史性问题，推动广播向经济领域的移动。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台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的交通台、音乐台崛起，再到世纪初新闻台的王者归来；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沿广东、到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上海浦东，再到本世纪初京津冀、环渤海的开放开发，专业广播的发展脚步几乎踩着国家经济发展热点一路走来。以全国首家交通广播的开播为例，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开发上海浦东，上海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91年，中国第一家交通广播频率——上海交通信息台开播。上海交通信息台创办之时正是上海交通最困难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尚不发达，路况复杂、人口密集，道路交通压力极大。上海交通台通过与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指挥控制中心的合作，开播之初每天播音12小时，全方位地报道上海市的交通状况，“缓解交通、方便市民”。听众最快在10秒钟之内即可得到由上海交通指挥中心随时为电台提供的各类突发交通事故情况，充分发挥了广播快速传播的优势。据上海地方志广播电视志的统计数据，交通广播开播后收听率平均达到27.9%，以司机为对象统计的收听率为80%。④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传媒业市场化始终带着浓厚的政策色彩，其步伐滞后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远远跟不上市场细分程度。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掌握的数据，目前我国广播专业频率主要集中在新闻、音乐、交通三大领域。2010年，全国33个重点城市可接收的403个广播频率中，音乐、交通、新闻类广播频率占总数的45.16%，其中不少频率定位模糊、交叉定位，以新闻频率为例，在名称定位为“新闻”的58个频率中，有17个频率同时在名称中涉及了其他专业领域。⑤
　　
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适地适媒发展
　　广播的传播技术决定了它是一种区域媒体，虽然与网络的融合使得广播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域的限制，但就广播本身来说，在中国，除去各地无线转播的中央台之外，别的电台都没有外地落地方式。本地化、突出广播优势成为广播专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国内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省级电台与城市电台、中央台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省级电台和城市电台凭借本土化，适地适媒发展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据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省级电台和一些城市电台在一线城市中所占的市场份额累计超过了90%，是一线城市广播市场的主导者。⑥从全国收听市场份额来看，国家级台占有12.4%的市场份额，省级台的市场份额为51.6%，市级台占有34. 2%的市场份额，剩下1. 8%的市场份额则由其他电台占据。其中省级、市级等都是地区性电台，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9套节目中只有3套面向全国广播。⑦
　　专业广播在发展过程中大都适应了当地的收听环境，立足本土化，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天津地区的专业广播为例，天津是全国公认的“曲艺之乡”，在天津，看戏听相声成为老百姓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这样的区域文化为天津广播，特别是文艺广播的细分、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在天津所有场所的收听中，文艺频率占据13.94%的市场份额，在车载收听中，文艺频率占据7.12%的市场份额，这一水平高出了全国32个城市文艺广播市场份额的平均值，32个城市在所有场所和车上收听的市场份额分别为9.94%和4.93%。
　　文艺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音乐也属于文艺的范畴，经过细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拥有四套文艺广播频率，包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相声广播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小说广播。其中，后两个频率可以说是真正市场细分的产物，它们的诞生源于天津当地听众对曲艺节目的浓厚兴趣和需求。天津电台相声广播是国内第一个集相声、小品、二人转为一体的广播专业化频道。“相声广播”全天播出18小时，共设10档相声类节目，包括了天津地区受众非常喜爱的传统相声、创编相声、相声精品、茶馆相声、相声名家、小品及二人转等相关内容。
　　“相声广播”实行制播分离，公司运作的市场运行方式。除了在节目设置上安排天津听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外，“相声广播”还通过“天津原创相声大赛”、“欢声笑语校园行”高校巡演系列活动，走到听众中间，提高频率在听众中的认知度和美誉度。经过几年的运行，“相声广播”《满不懂和假行家》等品牌节目稳居天津电台300多个节目的前10位，“相声广播”频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天津媒体市场中较大的份额，收听率和市场占有率在天津电台的系列台排名中由第七位迅速上升到第三位。伴随着收听率的提升，“相声广播”的广告额也明显增长，以每月310多万元的数额稳步上升，标准广告比2008年实现了两年翻一番，短信等增值服务的吸纳量也稳居天津电台各频率前三位⑧，实现了广告市场和节目市场共同发展。
　　
与受众的互动：向强势阶层倾斜
　　在市场化社会，广播与听众的关系逐步演变为信息生产与信息消费的关系，广播自动地向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群体靠近。专业化广播作为媒体市场化推进的产物，其产生、发展、演进更具逐利性，有着向强势群体靠拢的倾向。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趋势深刻改变着社会资源流动方式和媒介使用。在广播专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是音乐、新闻、交通频率占据绝对主流位置，显示出专业广播与社会精英阶层的紧密联系。从受众市场形成的角度来说，正是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崛起，带来了音乐、新闻、交通等主流广播频率的勃兴。由于这三大频率的听众构成以中青年、中高学历、高收入为核心群体，受众价值独特，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广告定价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频率（音乐广播类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105元，交通广播类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102元，新闻类广播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64元⑨），但仍吸引大量广告客户，成为广播广告市场上经营成绩斐然、传播高效的主力军。
　　二是都市生活、教育类广播频率增加，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诉求开始彰显。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正逐步定型化。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党政机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一部分工人、农民等。他们虽然不直接拥有对社会资源和媒介资源的分配、处置权，但他们也是媒介产品的主要购买者，这部分人群在社会中数量巨大，同时对媒介提供的产品内容、样式等有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方面服务信息、娱乐休闲信息等，市民社会的日常交往需要媒介的帮助，这些都是都市生活类、教育类广播频率数量在近几年得到迅速增长的基础。据统计，2008年中国内地308个广播频率中，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为21套，教育类广播频率为5套，2010年，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为29套，教育类广播频率数量为9套，两年时间，分别增加了8套和4套，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增长幅度居所有广播频率类型之首。生活类广播频率的听众群以45~54岁最多，中等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听众为主体，居家收听的听众群体以女性听众居多，车上收听的听众群体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全国生活类广播频率的定位和风格不尽相同，就整体而言，大都面向城市市民，提供都市生活情感、城市服务资讯、时尚生活导向等都市服务类信息产品为主，其市场份额在各专业广播频率中位居第五，高于经济类广播频率。比如，在广播频率竞争激烈的上海地区，以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东方广播电台AM792表现出较强的实力，2010年市场份额占当地广播频率市场份额的8.10%，排名第四。在哈尔滨、沈阳、乌鲁木齐、福州四座城市，都市生活类广播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两位数，分别为25.58%、17.46%、11.47%、10.82%，其中，哈尔滨、沈阳两地的都市生活类广播稳居当地广播频率市场份额之首，并遥遥领先于其他频率。
　　这类广播从无到有，并逐渐在广播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带来了广播收听市场，也是这类广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研究听众需求和收听习惯，立足生活服务类节目，使其风格和服务内容不断与受众需求相契合的结果。从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来看，面向城市中间阶层的专业广播会越来越多。
　　三是农村广播等面向弱势群体的专业广播数量虽有提升，但处境艰难，媒介资源极其有限，反映出媒介资源在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中的分布不均。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2011年的调查结果，农村广播频率仅占广播频率总数的0.03%。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老年广播、儿童广播数量始终很少，对这些边缘性受众群体，电台设立这类频率的动力不强。全国第一家设立老年广播的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健康老年广播2005年开播，2008年停播。目前国内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广播频率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家，市级电台中，只有长春广播电台少儿与老年生活广播、宁波广播电台老少广播两家，省级电台无一家设立老年广播。省级电台开办妇女儿童广播的也屈指可数，全国仅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妇女儿童广播（阳光调频）、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都市女性广播、河北电台少儿音乐频道、甘肃电台儿童频道、黑龙江电台97频道，陕西电台少儿广播，再加上广州、大连、贵阳、长春等几家市级电台。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广播资源的占有上也处于弱势，当越来越多专业广播为了赢得社会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而努力向着“精细化”方向发展时，本来数目不多的农村广播、老年广播、儿童广播却维持着“人种天管”的“粗放式”运作。究其原因，自然由于这类专业广播面对的受众大多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或经济能力弱，虽然人数众多，却无法吸引到可观的广告投放，给广播机构运营带来困难，久而久之，他们所占有的广播媒介资源数量和质量都偏低。
　　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媒体对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着力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媒体还有自身的社会责任。近年来，各省市电台对农村广播的纷纷开播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村受众对大众传媒的需求压力，虽然农村广播依然存在定位不准、缺乏乡土气息和实用性、农民关注度不高等问题，但是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广播媒介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调适和担当。
　　广播媒介在频率专业化过程中正逐步进行着对社会分层的适应，在专业广播种群形态上基本覆盖了社会各层级，但在广播内容分配和精细运作上仍存在着媒介公共性与市场经济利益的冲突与选择。专业广播在分布上向社会精英阶层、中间阶层的过度集中，反映出媒介资源的非均衡状态。而传媒资源和权力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应该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财富。正如麦奎尔所说：“传播即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参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上，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⑩■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
　　
注释：
　　①周小普：《从数字中看差距——对中国广播发展问题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②邓忻忻：《类型化新闻广播模式与传播策略》，《中国广播》2009年第3期
　　③江英：《改革与模式——珠江经济台开办引起的思考》，《广播电视学刊》1988年第1期
　　④吴元栋：《空中红绿灯大有可为——沪交通台建台四周年研讨会侧记》，《新闻记者》1995年第12期
　　⑤⑨王兰柱主编：《中国广播收听年鉴》第4、101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黄学平主编：《中国广播研究报告(2010-2011)》第233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第233页，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出版社2010年版
　　⑧天津文化产业网，
http://www.tjwhcy.gov.cn/system/2011/12/07/010094579.shtml
　　⑩管中祥：《传播权力，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2012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