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艳红
　　【本文提要】本研究借助职业/专业社会学的相关概念，通过回顾和考察欧美英文学术界针对网络新闻业所做的经验研究，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做出解析。本文通过对专业的认知维度的考察，发现传统新闻专业的核心采编能力在网络新闻实践中被边缘化。不过，在此“远离专业”的过程中，也交织着结合技术优势，重回新闻本质的努力。
　　【关键词】网络新闻业　“复制/改编”模式　认知维度　专业性　【中图分类号】 G210
　　互联网的兴起激发了媒体和研究者的无限热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网络新闻业（online journalism）一度被寄予厚望。有人甚至将其称为一场革命，宣称将带来一种全新的新闻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进，由于网络新闻的商业模式并不明朗，这种热情曾部分消退，但互联网仍然构成了今天新闻业实践的活跃平台。
　　那么，在今天互联网平台上活跃着的新闻业，或者说，在“在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闻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事业？其践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模式？如果说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作为一个专门提供信息的职业，新闻业的专业（profession）地位已基本确立的话，作为新闻职业的一个新兴分支，网络新闻业是否正在延续并践行这种专业模式，进而获取专业地位？还是相反，它并未能延续传统新闻专业的职业模式，正在经历一个去专业化或者“远离专业”的过程，难以建立其专业地位？
　　本文尝试借助职业/专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的概念，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做出解析。这一解析并非趋势分析，而是基于学术界的经验研究，尝试通过回顾有关网络新闻业的经验考察来勾勒其在过去这些年间的发展轨迹，并回应上述关于专业化的问题。
　　
专业的三个维度
　　关于什么是专业（profession），一个职业（occupation）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被称为专业，构成了职业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社会学家曾尝试界定那些能够描述和区分作为“专业”的职业的特点，甚至创造了一些评价标准，使得各个职业可以用于评价自身。按照这些标准，有的职业可以被评价为完全专业、部分专业，或者根本不专业。而专业化被视为一个过程，是很多职业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职业社会学家认为，所谓专业，是指职业社区的成员自身以及社会公众都达成一种共识，认为这个职业的人群被独一无二地赋予资格，来填充某个拥有声望的职业空间。而这种资格赋予主要来自这个职业所拥有的特殊的技能、训练、行为规则、对公共服务的承诺以及工作的自主性等。这种资格赋予的标准与社会学家用以测量职业的指标基本一致，即主要都涉及三个维度：
　　一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成员往往拥有独特的经过专门训练才达成的知识和技能，可称为专业的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
　　二是这个职业往往具有服务取向，因此往往能够以公众利益为诉求建立起一套自身的伦理规范，可称为专业的规范维度（normative dimension）；
　　三是指与一般职业相比，作为专业的职业往往还应该拥有充分的自主性，也就是自我管制特权，这也是保证其实现公共利益，服务公众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职业才能形成特定的声誉。这一维度被称为专业的评价维度（evaluative dimension）。①
　　按照上述标准，长久以来，新闻业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类型的专业，或者被认为在专业化的阶梯上的位级并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新闻业所需的技能之专门化程度还有欠缺。但是，新闻业对于公共服务的承诺以及这个职业对于自主性的需求则大大提升了新闻业的专业化声誉，使得在新闻人自身以及在公众的心目中，基本被认为是一个专业。
　　本研究即借助上述概念维度来解析在网络环境下，新闻业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可能如何影响到这个职业的专业化地位？本篇将集中于第一个维度的讨论，即从认知维度考察网络新闻业的专业性。
　　
认知维度的挑战：知识、技能与训练
　　在前互联网时代，新闻专业的核心能力往往被界定为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如何通过访问消息来源，目击和记录事件，将所知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被界定为新闻专业的基本技巧。那么，这一核心成分在互联网时代是得到了维系还是被边缘化？抑或被重新界定？
　　1.远离专业——“改编/复制”模式与对信息采集能力的边缘化
　　学者们发现，尽管技术专家和学者们热心于阐述互联网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种种潜能，但现实却是，网络新闻业并没能充分体现和挖掘这些潜能。②相反，网络新闻业的主流则是一种缺乏原创的“改编”、“复制”或“聚合”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新闻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将其所附属的传统媒体或其他媒体的内容根据目的重新编辑和组合。尽管越来越多媒体的网络部门逐渐从其母公司脱离而独立运营发展，但这一状况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上述主流模式，这些网络部门往往不再重视传统媒体的职能。③
　　在这种以改编、复制和聚合为主的模式下，传统新闻专业的核心能力总体而言是被边缘化的。这首先表现在，在“改编”式的新闻网站下，传统的报道技巧不被重视。一些采用民族志或统计调查方法试图理解网络新闻人工作内容的研究者发现，网络新闻人并不以传统新闻人的方式工作。Deuze在一项关于荷兰的研究中发现，网络新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已经大大不同于原创新闻，其主要工作不再是采访和写作，而是浏览网络、改写报道和处理邮件往来等，这使得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介质驱动”，而非内容或现实驱动。④在一项关于美国和德国网络新闻工作者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同样发现，网络新闻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线上研究”，即在网上搜集资料和做分析，而占据传统新闻工作核心的“线下研究”，如电话或面访等则不再占主要地位。⑤绝大部分网络编辑对他们的记者的主要要求其实是“能够更新并维持材料的及时性，能够编辑和改写报道”，而并不会对他们提出采访和写作的要求。⑥
　　上述研究表明，复制改编模式主导下的网络新闻业，其工作所需的知识不再是采编技巧。一些学者因此认为网络新闻人并不是收集和处理信息这个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相应的，在对比研究网络新闻人与传统新闻人对新闻的认知时，学者们也发现了较大差异：网络新闻人倾向于忽视传统的报道技能，他们认为新闻判断和如何挖掘新闻等不重要，而更关心的是新闻如何呈现的问题。他们也不像传统新闻人那样认可新闻媒体的服务公众、分析复杂问题和监督调查政府的职能。⑦
　　2.再造专业？——互联网的技术潜能与技术取向的专业能力
　　在采编技能被边缘化的同时，学者们也发现，技术知识开始成为网络新闻人必备的工作技能。例如，编程这一类与技术高度关联的工作占据了部分网络新闻人的重要工作内容。在网络新闻发展的早期，一些新闻网站甚至并不为网站雇佣真正的新闻工作者，而仅仅是雇佣了为数不多的网络技术人员来进行维护。⑧网络新闻业也主要被视为一个技术职业，通常由一些只拥有初级新闻能力但同时拥有较丰富网络技术实际经验的人来操作，这大大区别于传统新闻业。网络新闻人的职业也因此与其他的数字媒体职业，如从事网络出版、数字电影、游戏工业等的数字职业人群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⑨
　　然而，在互联网新闻业中被实践着的技术知识，远远未能达到将网络新闻的工作转变为一门技术专业工作的程度。事实上，在网络新闻业中实践着的是一种混合工作模式，它可能集编辑、改写、网上搜索、更新、编程和技术于一体。
　　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兴的媒体技术诞生都曾促使研究者和实践者跃跃欲试于探索这种新兴技术之种种预言当中。互联网的诞生也不例外，甚至使得这一游戏更加兴味盎然。在网络新闻领域，从事网络新闻的研究者们也一直被“技术取向”的话语和范式所主导。这一取向的研究者们将主要兴趣投入到探讨互联网的技术潜能当中，他们关心这种技术潜能究竟能给新闻业带来什么，并经验地考察网络新闻业是否真正实现了这一新兴技术的承诺。
　　在这一取向的研究中，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潜能通常被界定为三个，分别是：超链接、互动性和多媒体。网络新闻的研究者们关心的是，从业者的日常工作究竟应该如何体现这些技术优势？以及他们是否充分挖掘了这些技术优势？例如，网络新闻的从业人员是否考虑了将一个报道与其他报道、档案资源等关联和链接起来？是否留出了空间给公众，让他们回应，让他们参与新闻生产或者甚至给读者定制特定的报道？是否充分考虑了一个特定的新闻故事最适合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来表述等等。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上述技术潜质和优势使得网络新闻业区别于传统新闻业，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新闻类型，只有充分实现了这些技术优势的新闻，才是网络新闻的“理想类型”。有些学者干脆将其称为第四种新闻业，认为从媒体逻辑来说，互联网创造了它自己的新闻业类型。⑩
　　笔者认为，这一“技术取向”研究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种对网络新闻职业模式的新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互联网的技术潜能是网络新闻业的核心特征，是其区别于传统新闻业的主要维度。这种“技术取向”的研究因而也可视为试图从技术角度重塑网络新闻业之专业属性的一种努力：区别于传统新闻业将信息的采集视为核心专业能力，网络新闻职业的核心能力应该是对技术能力的掌握，是对上述技术优势的充分发挥。
　　不过，即使按照这一技术取向的标准，网络新闻业在过去二十年间也并未能充分实践这一核心专业能力。网络新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技术的承诺。例如，大部分网站仍然应用的是线性文本，而非非线性的超文本或多媒体形态。大部分网络媒体也未能充分使用互联网媒体的互动潜能，实现互动性能仅仅是一个神话而已。[11]部分网站一开始曾承诺要探索新的讲故事的形式，使用多种媒体形态来生产多层级的特写报道，但实际上并未实践这一承诺。[12]网络新闻在技术潜能的拓展上主要表现为对速度和“海量”的追求。
　　上述研究表明，网络新闻实践并不像乐观主义的技术论者所期许的那样。技术取向的专业核心能力并未能得到充分实现，互联网新闻业的主流是一种非原创的混合着组织、技术、编辑和网上搜索等的混合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使得互联网新闻业在边缘化了传统新闻业之核心专业能力的同时，并未能重建新的专业能力模式。
　　3.消解专业？——Web2.0时代公民新闻的挑战
　　如果说技术取向的研究还只是催生了一种从技术角度重新定义网络新闻之专业能力的努力的话，这一取向衍生出的一个分支——关于公民新闻的讨论则直接构成了对新闻业作为专业存在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后来构成这一讨论基础的一系列概念即来自上述技术导向的研究浪潮，这包括“用户产制的内容（UGC）”、参与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维基新闻、众包新闻（crowd sourcing）等。这些概念所体现的由用户直接参与新闻生产，可视为互联网“互动性”的最高发挥。
　　关于新闻业的专业性是否将消失，公民新闻的兴起是否终将取代专业新闻，是web2.0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一种观点是，在web2.0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和发布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发布新闻，社会的信息量将极大丰富；当普通公民可以参与新闻报道，公众可以进行自我信息服务时，整个社会对专门的新闻机构的需求将大大减少，或者不再需要；因此，数字化时代将是一个去专业化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由分散的公民网络状连接的新秩序将取代集团化和机构化的传统新闻生产秩序。依靠自媒体的传播，仍然可以服务于一个理性社会秩序的建设。
　　这种观点也得到研究草根另类媒体的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一直将媒介参与视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霸权的机会。因此，当新兴的媒体技术让媒介参与变得更加普遍和方便之时，他们也为此欢呼新闻业将进入一个公民参与的民主新时代，草根的用户产制的媒体获得赋权，取代旧的等级式的垄断媒体制度，具备民主的潜力。[13]
　　另一种观点则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尽管公民开始参与信息的提供，也开始自我信息服务，但是，与公众利益关联的信息仍然需要由付费的专门的新闻生产机构来提供，尤其是深度的和隐蔽的信息。在今天公民参与的新闻生产场域中，信息可能不再稀缺，但是费时费力的报道却并未增加，而正是这些建立在劳动和专业能力基础上的报道才使得有质量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新闻报道是一种费时，需花费金钱且需要持续努力才能有所收获的工作，那种在危机时刻通过参与传播了一些片段信息的模式不可能取代制度化的新闻网。[14]认为公民新闻创造了真正多元和自主的新闻，因此也只是一个神话而已。
　　但是，这种未来指向的趋势分析式的论辩似乎并不能解答问题。关于现在的网络新闻业究竟在多大程度受到公民新闻的冲击，其实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从现有的初步考察来看，公民新闻似乎并未对依托专门机构依照专业社区守则来从事信息采集活动的专业新闻模式构成实质意义的消解。研究者发现：
　　公民传播中常常混杂着各种各样未经确认的谣言，因而并非高质量信息；[15]
　　公民新闻也并非就意味着真正意义公民参与，真正活跃的信息传播者并非普通公民，而是社会精英或者媒体从业者；[16]
　　尽管互联网确实是降低了准入门槛，新闻生产的场域也确实在经历巨大的变迁，但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公民参与更多的是体现在观点的表达和传播上，而非信息的采集，公民博客常常依赖和引用的还是专业媒体所采集的信息；
　　在信息采集的层面来看，公民新闻目前活跃的主要领域是突发新闻领域，而在其他领域，或在非危机的常态时刻，专业新闻机构仍然按照传统的新闻常规运作；
　　大部分新闻媒体及其网站仍然牢牢把握着对信息的选择和过滤的资格，并维护和践行着传统的信息守门人的角色；[17]
　　尽管现在的网站比从前更加重视对互动性的挖掘，但这些网站并不尝试改写新闻业的规则，而是仅仅想要让用户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更加能动，以及让这种互动性的关系可以激活网站上的内容。[18]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公民新闻的出现对专业新闻毫无影响。在公民参与信息传播的潮流冲击下，传统新闻业也做出了不少重塑的努力，这包括增加设计与受众的互动环节，如增加评论功能，更加重视从论坛中获得消息来源；更加重视进行深度挖掘，大大拓宽了原有的报道和言论的范围与空间；将公民新闻如博客等纳入到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将其常规化等。这些都说明，专业新闻生产的模式在接受和容纳了公民新闻之后，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他们将与所谓草根和另类的新闻生产模式并肩作战。[19]
　　甚至，在公民新闻的冲击下，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思考重新定位新闻业的问题。例如，一些学者提出，新闻业的核心角色不应再是信息的采集，而应该是可信任的指导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新闻业的信度(credibility)不应像在传统媒体环境中那样能够来源于制度权威和自主，而应重新寻找公信力的来源。在数字环境下，媒体的公信力将有机会从其开放的平台中获得，媒体将可以通过建立信息透明度，即通过告诉读者他们的信息从哪里来，提供关于消息源的背景，鼓励读者提供进一步的素材和反馈等来建立公信力。但同样，这些观点在现实中仍然只是作为对原有观点的补充，并未能撼动“新闻的‘信息守门人’角色”，在绝大部分新闻网站，媒体仍然履行的是这一角色。[20]
　　4.重塑专业——回到新闻的本质，与技术完美结合
　　与上述从技术和公民参与角度重新定义新闻业之核心能力的观点相伴随，另一种致力于在网络时代重新回到新闻业之本质的观点也一直如影随形。这一观点认为，网络新闻业所需的基本能力绝不应该仅仅是为互联网这种媒体准备，而应该是整个新闻职业所需要的核心能力。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技术变迁与教育策略委员会的表述：“在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不管技术如何变迁，有些东西应该是不变的。”这包括“定义什么是好报道、核实事实、询问重要的问题、行为上符合伦理、在报道事实时遵循平衡公正”等。[21]不少学者支持和呼应这一观点，认为技术决定论不可取，互联网新闻业也决不仅仅是新闻在工具意义和呈现方式上创新的问题，而应该回归新闻业的本质。学者们重新强调，网络新闻业的主要角色，应该是在互联网上充满着真假并举的信息环境中，做负责任的信息提供者。
　　这一理念在一些新闻网站得到实践。一些对新闻网站编辑的访问调查表明，编辑们大都认可这种传统新闻观，认为传统新闻报道的核心特征——新闻的准确和可靠仍然是建立用户忠诚和满足用户需要的最强因素，网络新闻提供中的编辑角色被重新确认。[22]
　　原创新闻在近年间得到增长，这也使得上述观点在更大范围上得到实践。部分媒体开始回归和重视在网络平台上原创内容的建设，备受业界关注的政治新闻网站Propublica就被视为代表。这家网站在受经济危机影响、诸多传统媒体都削减调查性报道的情形下，依然强调专注于服务公众利益的调查性报道。另外，即使是一些以聚合新闻和博客为主要模式的网站也投入了较多精力于原创新闻，如2012年获得普利策“国内报道”奖的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就是如此。
　　这一趋势也与媒介融合的态势有关。在过去几年间，更多的融合新闻生产室在各个层级的新闻组织中开始涌现。真正融合的、多媒体的新闻组织开始出现。网站也不再只是改编和复制，而是与其他媒体一样，开始承载原创的媒体内容，为多个媒体供稿的新闻记者开始出现。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也使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体实现价值和操作上的融合。这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信息采集能力重新被强调。
　　当然，重新回到新闻之本质并非完全不理会新的技术环境，今天的融合新闻生产追求的是原创新闻采集能力与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潜能完美结合。美国网络新闻协会（ONA）的成立及其所为即体现了这一基本立场。ONA成立于1999年，将自己的任务定义为“采集和生产数字化形态的新闻”，它于2000年开始颁发网络新闻奖，奖项的内容既沿用了传统新闻业的理念，也加入了新的内涵，奖励那些在多媒体报道中的创新性的工作，将重点放在那些体现了对数字新闻技术特点充分掌握的作品。它所设立的奖项中，大部分都是强调传统新闻采集能力与技术创新结合的奖项，如它的调查新闻创新奖（Gannett Foundation Award for Innovativ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网络新闻的总体优异奖（General Excellence in Online Journalism）都属此类。
　　近年来，网络新闻界越来越普遍地主动挖掘互联网技术优势。学者们发现，不管是在互动性功能的设置和开发，还是在发展最为滞后的“多媒体”这一技术属性上，网络新闻业都有了新进展也涌现了一批融合新闻报道的典型范例，这些都为探索网络新闻业重塑专业之路提供了可能。■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新闻人员的职业生涯策略与发展模式研究：一种职业社会学视角”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17000-3191001）
　　
注释：
　　①参见LARSON MS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第x页。另，其他很多职业社会学文献也都有涉及。传播学者Singer（2003）将其进行了清晰梳理，并用于讨论网络新闻业。本文即受此启发，沿用了这一概念框架，但是在文献的梳理上进行了大大扩充。参见：SINGER JANE B. (2003), “Who are these guys: the online challenge to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Volume 4, number 2, pp.139-163.
　　②STEENSEN STEEN (2011), “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12, Numbe3, pp. 311-327.
　　③SINGER JANE B. (2004), “More Than Ink-Stained Wretches: The Resocialization of Print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ume81, Numbe4, pp.838-856.BARNHURST K.G. (2002), “News Geography & Monopoly: the Form of Reports on US Newspaper Internet Sites”，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3, Number 4, pp. 477-489.
　　④DEUZE MARK (1999a) “Journalism and the Web: An Analysis of Skills and Standard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ume61, ?Numbe5, pp.573-390.
　　⑤QUANDT THORSTEN, LOFFELHOLZ MARTIN, WEAVER H. DAVID and ALTMEPPEN KLAUS-DIETER (2007), “American and German Online Journalis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7, ?Numbe2, pp. 171-286.
　　⑥QUANDT THORSTEN, LOFFELHOLZ MARTIN, WEAVER H. DAVID and ALTMEPPEN KLAUS-DIETER (2007), “American and German Online Journalis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7, ?Numbe2, pp. 171-286.
　　⑦BRILL ANN M. (2001) “Online Journalists Embrace New Marketing Function”，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Volume 22, ?Number 2, pp. 28-40.
　　⑧转引自DEUZE MARK (1999a) “Journalism and the Web: An Analysis of Skills and Standard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ume61, ?Numbe5, pp.573-390.
　　⑨WEISS A.S. and V MH JOYCE (2009), "Compressed dimensions in digital media occupations : Journalists in Transformation”, Journalism, Volume 10, Number 5, pp:587-603.
　　⑩DEUZE MARK and DIMOUDI CHRISTINA (2002) “Online Journalists in the Netherlands: Towards a profile of a new profession”， Journalism, Volume3, ?Numbe1, pp.85-100. DEUZE MARK (1999a) “Journalism and the Web: An Analysis of Skills and Standard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ume61, ?Numbe5, pp.573-390.
　　[11]DOMINGO DAVID (2008) “Interactivity in the daily routines of online newsrooms: dealing with an uncomfortable my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ume13, ?Numbe3, pp. 680-704. PAULUSSEN STEVE (2006) “Online News Production in Flanders: How Flemish Online Journalists Perceive and Explore the Internet's Potential”，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ume98, ?Numbe4, pp. 00.TRENCH B and QUINN G(2003), “Online News and Changing Models of Journalism”, Irish Communication Review. http://doras.dcu.ie/3631/1/online_news_changing_models.pdf
　　[12]技术潜能之所以未能充分被挖掘，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新闻网站的营利模式、社会文化背景不明朗有关。由于新闻网站的营利并不明朗，在经济的限制下，绝大多数新闻网站都并未能投入于拓展新闻的呈现形态和方式当中。
　　[13]GOODE L(2009), “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Media & Society, Volume 11, Number 8, pp.1287-1305. GILLMOR DAN (2006)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CA: O’Reilly Media.
　　[14]COMPTO R. JAMES and BENEDETTI PAUL(2010) “Labor, New Media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11, ?Number4, pp.487-499.
　　[15]T SILVIA (2001) Global News: Perspectives on the Information Age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6]REBILARD FRANCK and TOUBOUL ANNELISE (2010), “Promises unfulfilled? ‘Journalism 2.0’, User Participation and Editorial Policy On Newspaper Websites”， Media Culture Society, Volume32, Numbe2, pp. 323-334.
　　[17]STEENSEN STEEN (2010), “Online Featur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Volume3, Numbe1, pp. 13-29.
　　[18]HERMIDA A. and N THURMAN (2008), “A Clash of Cul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within professional journalistic frameworks at British newspaper websites”， Journalism
　　[19]HEINONENA ARI (2012), “News 2.0.Can Journalism Survive the Internet?”, Journalism Practice, DOI:10.1080/17512786.2012.718205. COMPTO R. JAMES and BENEDETTI PAUL(2010) “Labor, New Media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11, ?Number4, pp.487-499.
　　[20]DOMINGO DAVID (2008) “Interactivity in the daily routines of online newsrooms: dealing with an uncomfortable my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ume13, ?Numbe3, pp. 680-704. HAYES ARTHUR S., SINGER JANE B.and CEPPOS JERRY (2007), "Shifting RolesEnduring Values: The Credible Journalist in a Digital Ag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Volume 22, Number 4, pp: 262-279.
　　[21]PAVLIK J, MORGAN G and HENDERSON B（2001),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2001 and Beyond. Columbia, S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22]TRENCH B and QUINN G(2003), “Online News and Changing Models of Journalism”， Irish Communication Review. http://doras.dcu.ie/3631/1/online_news_changing_model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