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鹏程
　　【本文提要】民国时期，报人跳槽既有报人自身肇因，亦有报馆组织动因，还有报业宏观发展环境方面的原因。正是这三者交相互动、协同作用，导致报人发生跳槽行为。报人跳槽无论对个人、报馆，还是对报业均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但恶意的、过度频繁的跳槽则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报人　人才流动　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 G214
　　民国老报人李健青在回忆当时报界情形时谈到：“《民国日报》人员之进退，视《申报》、《新闻报》等迥异，往往有进进退退至五六次的。有高就则走，无饭碗则来，在上者以感情请来帮忙，在位者完全是借以度日，以遂其躲避风雨之意，故视进退如极平常之事。”①其实在民国时期，类似申、新两报人事稳定，人才流动率低的报纸屈指可数，而尽管像《民国日报》这样因常常欠薪和零支而报人倏来倏去亦为数不多，但报人频繁跳槽却是民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据1935年申时电讯社进行的全国新闻工作人员调查显示，在1437名报人中，平均工作年资为3年半，近七成报人工作年限为3年以下。②
　　尽管报业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原本就属于高流动率行业，但民国报人跳槽现象既受知识型人才流动一般规律的制约，亦与新闻行业特征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中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呈现出独特的多重面相。遗憾的是，在以往新闻史论著中相关研究却付诸阙如。为此，本文拟针对民国时期报人跳槽现象，钩沉史料，析其动因，明其影响。
　　须指出的是，广义的跳槽是指转换行业或变换工作，狭义的跳槽仅指个体在本行业内变换工作单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民国建立以来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这段时期内狭义上的报人跳槽行为。
　　
一、跳槽宏观背景：高流动率的报业人才市场
　　报人直面的社会宏观环境是报业人才市场，一般来讲，报业人才市场的流动率则取决于其宽裕度、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等三个因素。③
　　第一，民国报业人才市场宽裕度高，报人流动率高。宽裕度是指工作空缺率与非就业率的比值。民国时期，新创办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日增月长，1912年我国报纸总数约为五百多家，此后除个别年份受政局影响而略有起伏外，就总体趋势而言，新创报纸数量持续增长，及至1937年达到一千多家。与此同时老报馆体量进一步扩大，一些知名报纸或是兼并其他报纸的产权，或是别设子报多地出版，或是几家报纸联合经营。此外，民国初年各地零星出现的私营通讯社，及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也增至七百五十余家。④新闻业的迅猛发展直接带动对报人需求的增长，为报业人才市场创造了相对较高的工作空缺率。由于相关统计资料不足，准确蠡测民国报业人才市场的非就业率是极为困难的，但从当时报馆对新闻专业人才的热切渴求和激烈争夺来看，亦可管窥其非就业率的大致状况。1923年《新闻报》董事长福开森在纪念该报创刊三十周年时指出，“本报自办理以来，最大难处即为缺乏熟为新闻事业之人才。”⑤其实，这不仅是《新闻报》一家之虞，而是整个报界普遍焦虑的问题。正如时人钱鹤所观察到的状况，“中国专门办报的人才很少，求过于供”。⑥新闻专业人才，特别是优秀报人成为各家报馆竞相争夺的对象。因此，综合当时报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以及对新闻专业人才的激烈竞争情况来判断，民国报业人才市场的宽裕度较大，流动率较高。
　　第二，民国报业人才市场不稳定性强，报人流动率高。人才市场的不稳定性是指人才市场不可预测的变化率。民国政治不良，报刊言论缺乏法制保障，或徒具法律实为空文。政府和官员可随意迫害报纸，“虎颔残喘下之报纸，容易遭劫，如封禁报馆，残害记者案，层出不穷”。⑦诚如著名报人成舍我在1945年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中痛心地说：“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⑧揆诸历史，这确实不仅是成氏报业生涯命运多舛，而且是民国“这一时代的报人”的共同遭遇。其次，从经济方面来看，民初之时除少数大报外，“各报之经济，仍未脱离津贴与机关新闻之苦境，且皆朝不保暮情势岌岌”。⑨及至二三十年代，这种现象并没有多大改变，如知名报人何西亚观察到，只是“新闻企业资金愈来愈集中”，而“大中小户报业间荣枯悬殊现象日甚一日，十分突出”。如在上海，仅“申、新二家大报营业日增月盛，其他二三流报纸都有亏损，有的且已无法图存”。⑩在全国报业最发达的上海尚且如此，余处概况可以想见。正是在政治高压和经济匮乏的双重挟制下，民国时期仅少数几家资金雄厚、声誉卓著的大报发展稳定，其余各报不仅业务起落不定，而且命运亦兴灭无常。报业经营的高度风险性致使其人才需求不稳易变，报人流动频繁。
　　第三，民国报业人才市场复杂性大，报人流动率高。复杂性是指人才市场的结构异质性强，个体差异性大。当时中国新闻业专业化发展水平比较低，其典型特征之一即职业准入门槛低，如当时大多数新闻记者都只是中学文化程度，大学毕业生为数极少。[11]一方面新闻业体量发展迅猛急需人才，就业空间大；另一方面新闻业专业化发展水平低准入门槛低。这导致的结果是，二三十年代的报界既“人才缺乏”，又“品类不齐。”[12]正如当时聂世琦所说：“现在中国的新闻记者群体中，正是复杂的集团，有遗留下来的老牌的记者，有以报业为副业的中年人，有入报馆工作无新闻学识的青年，有锐意求进受过新闻学教育的学生。”[13]大批社会背景各异、职业志趣殊同的各类人士涌入报业，报人构成极为复杂，致使当时整个报界人才市场的流动空前活跃。
　　宽裕度高、变动性强、复杂性大的民国报业人才市场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为报人跳槽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宏观环境。
　　
二、跳槽个体动机：炽热的新闻梦想与浪漫不羁的个性
　　宏观层面上的报业人才市场环境只为报人能否顺利跳槽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报人是否愿意跳槽则取决于自己的主观选择。报人跳槽的主观选择虽然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千差万别，但其中稳定地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个人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第一，报人为追求新闻理想而跳槽。驱动和激励人们工作的力量，一则是薪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客观因素，另则是职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等使人们获得某种心理满足的内在需求。[14]不乏报人为追求物质需求从小报、穷报跳槽到大报、富报，但亦有很多报人跳槽是为获取内在需求的满足。
　　抗战全面爆发前夜，在上海新闻界已颇有名气的记者陆诒从《新闻报》跳槽至《大公报》即是典型。当时，报馆老板连续扣发了陆诒几篇战地通讯，并找陆诒谈话试图以市场逻辑来规制陆诒的新闻追求。其实，面对老板唯利是图的规训，记者在报馆内回旋的余地不大，基本上只能完全驯服、退让妥协，若要坚守新闻理想其出路只有跳槽。毕竟脱离《新闻报》是个艰难的选择。因为，《新闻报》不仅销数多影响大，且薪酬高待遇厚，是民国报界屈指可数的“金饭碗”。但在陆诒心目中，新闻理想高于薪酬待遇，他毅然从《新闻报》辞职，跳槽进入《大公报》沪馆工作。而在《大公报》，正如陆诒自己所说：“……物质条件远不如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申、新两报，但编辑部内部对抗日救亡的认识比较一致，大家对抗战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撰述都全力以赴。”[15]
　　陆诒是因坚守新闻理想而被迫跳槽，还有许多人则是为追求新闻梦想主动跳槽。如1933年，在南京《新民报》工作的张友鸾，他不仅是新闻科班出身，而且在报界久经历练，因此，当他报业思想日趋成熟和办报经验渐积丰厚之后，便感到：“伙计做久了，总想自己办一张报。”于是从《新民报》跳槽出来创办了《南京早报》。[16]当时，只要租一间房屋，邀二三个同人，集四五百元，觅一处印刷所代印报刊即可出版报纸。正是因为创办报刊的成本较低，所以那些梦想远大钱囊羞涩的文人才都有机会自创报刊一展身手。这也是民国时期报人跳槽自主办报个案极多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来张友鸾的报纸使他赔累不堪，但他的新闻梦想并没有因此破灭，最终在锲而不舍几经曲折的追求中，开创出一片不凡的新闻天地。
　　第二，报人因个性鲜明任情率性而跳槽。许多报人是凭借其鲜明个性，踔厉奋发而扬名立万，但亦有报人因其锋芒毕露，与报馆同人扞格不入，频频跳槽。1929年，金雄白甫任南京《京报》采访部主任，即被社方派赴北京采访蒋张阎和谈会议。《京报》原本有驻京记者秦墨哂负责采集北京新闻，且秦墨哂比金雄白在新闻界出道早，资格老，因此金的到来引起秦的不满。但秦墨哂可能不太清楚面前这位年轻人后生可畏，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报界新秀，且与参加此次和谈会议的南京政府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秦墨哂可能更不了解的是这位年轻人的火爆性格，因与报馆同事口角竟要街头角斗，为和竞争对手抢夺新闻拳脚相向。秦墨哂一见金雄白就质问道：“《京报》有我在，为什么还要派你来，报社方面是不是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金雄白立刻针锋相对道：“既然你有信心，好像我来了倒成为多事。那么，我可以不发一电，不写一字，一切就由你偏劳了。”金雄白对新闻不闻不问，秦墨哂又无特出的表现，遂使南京两大报的竞争中，《京报》较之《中央日报》对于这次重要会议的报道相形见绌。金雄白自知“此行既因负气，复贪逸乐，以至一事未做，有亏职责”，毅然辞职。[17]值得注意的是，金雄白频繁跳槽，一年半内三易其职，从《京报》（1929年春），到《中央日报》（1930年春），再到《时事新报》（1930年夏），其原因虽不一而足，但多与其遇事急躁冲动，做事任情率性的个性有关。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的性格每每流于冲动任性，前半生中所做过的事，很多未经考虑，不计后果，就率意为之。”[18]
　　像金雄白这样或因性格锋芒毕露，或因秉性耿介而跳槽者，在民国不乏其人，如龚柏德、冯英子等皆因性格使然而有相同的遭际。
　　
三、跳槽组织动因：规章制度、组织文化与人际关系的纠葛
　　如果个人自身肇因是报人跳槽在微观层面上的主观原因，报业人才市场环境是报人跳槽在宏观层面上的客观原因，那么当我们从新闻组织层面来探索报人跳槽的动因时，千差万别具体而微的主观原因在新闻组织结构的规范下汇聚出共性。概而括之抽象宏大的客观原因在新闻组织功能的作用下裂变出差异，报人跳槽的微观和宏观、主观与客观原因在新闻组织中观层面上有效地整合了起来。借用美国传播学者罗胥克的观点来说，[19]分析新闻媒体的组织行为模式，要比研究个人行为与社会背景的差异，更能正确地解释报人跳槽的动因及其表现。
　　第一，报人与报馆制度摩擦而跳槽。民国时期一些大报的组织结构日渐完善，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这些报馆不仅安排报人专职定岗各司其职，而且还要求报人遵照章程规行矩步。民初，余大雄在《新闻报》担任编辑，当时，上海各家中文报馆的国际新闻都依赖外国通讯社供稿，当日新闻总是隔日才能见报。《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苦心孤诣，耗费巨资，自设电报收报房来截获编译国际新闻电码，使《新闻报》的国际新闻及时迅速，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脱颖而出雄视上海报界。但却时常被余大雄暗地抄录下来，交给《神州日报》，第二天和《新闻报》同时见报。当时汪汉溪很纳闷《神州日报》的电讯何以如此迅速，后来探得竟是本馆员工余大雄所为，立刻借端把余开除，余亦遂跳槽至《神州日报》工作。[20]不仅《新闻报》这样的商业大报，规章严明，管理严格，其实，即使三五同好，白手起家的同人报纸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规章制度亦必然会对报人形成常规性约束力。因为无论是商业报纸还是同人报纸，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报馆来说，都是由专业人士构成，通过环环相扣的采编环节进行新闻生产的科层制机构，[21]而科层制机构必须依靠严格等级结构和严密规章制度方能保证其平流稳进正常运转。当北京世界报系营业兴旺发达后，成舍我开始设立总管理处推行“科学管理”。新管理制度规定，其一，除年节休刊外，员工终年工作，星期日照常工作，也无轮流休息办法。这使得“职工因为全年难得休息，至感痛苦”。其二，全社员工一律写工作日记汇报工作。一般员工的日记由经理签阅批答，重要员工的日记须转送成舍我亲阅批答，报馆通过批答对员工工作做出奖惩。这使得“工作人员在每日上班时多惴惴不安，等到看见发回的日记上没有不好的批注才能安心”。由于管理制度严苛，兼之薪金待遇低廉，《世界日报》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编辑中，“第一次录取的4人，不到两年，就有3人离去”，资深职员张友鸾、张恨水、张友渔等也几进几出，报馆“编辑部的人员变动频繁”。[22]
　　报纸是具有公益性和盈利性双重目的的组织，主要由生产新闻文本的记者编辑和销售新闻产品的老板经理两大职业群体构成。记者编辑拥有知识资本，以“社会公人”自命，[23]强调专业自主性和新闻公益性，忠诚新闻事业高于报馆组织。而老板经理手握资金资本，注重在报馆建立严密的制度和施行严格的管理，致力于追求报纸的经济效益。如有报馆老板指出：“新闻工作，虽被称为自由职业，一报馆的组织和纪律，却绝对不能松懈”。甚至，强调“要把办报看作指挥一支作战的军队。”[24]双重的组织目标和职业群体原本即存潜在冲突，兼之当时中国新闻职业化尚处起步阶段，报纸同人与报馆老板的责任范围和权力界限均又不甚明晰，处在不断移动和调整的过程之中，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
　　第二，报人与组织文化冲突而跳槽。报馆组织文化，一则是报纸对外展现出的办报宗旨，另则为报馆内部所形成的职业志趣和日常惯习。它是报馆藉以处理外部适应和实现内部整合的方式。[25]民国时期，与报馆组织文化不相协调，是很多报人跳槽的重要原因。1921年，张静庐加入国闻通讯社不久后，即遇到浙江督军卢永祥谋划废督裁兵，自制省宪，他立刻发表新闻言论揭穿卢氏变相独立的阴谋。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兵赴沪拘捕张静庐，经人全力担保，方幸免被捕。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本是记者之天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微忱”亦是国闻社揭橥之宗旨。张静庐所作所为，上符新闻人之天职，下合通讯社之宗旨，本应嘉勉褒扬，但他却发现，“因为这场风波，社中似乎对于我不很满意，怕我还会发生与通信社关系方面有所不利的勾当”。尽管这时张静庐已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但当时这个23岁的年轻人对报界情形毕竟不知根底。在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惯用威逼利诱之手段钳制报界，顺我者重金扶植，逆我者暴力迫害。许多报馆通讯社虽然对外标举为民请命大声疾呼的主张，然而对内实则奉行退避三舍韬光养晦的路线。更何况国闻社与军阀卢永祥在人事与资金上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张静庐发现国闻社的这些潜规则之后，立刻跳槽自主创办《西湖晚报》去了。[26]
　　1927年，从《申报》跳槽出来的张竹平接办《时事新报》之后，这位志向远大的新老板不仅带来老东家《申报》商业化的经营模式，而且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报馆内部创造出高度商业化的组织文化。他为筹集巨额运营资金，要求很多报馆员工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去募股款、筹津贴、拉广告。当时，邹韬奋在报馆担任秘书主任，尽职恪守，胜任愉快，但并不令张竹平满意。邹氏说，“这倒不是因为我拆了他的烂污，也不是我对于秘书主任没有尽职，却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希望没有达到。他似乎很有意把我造成一个英文广告员。”对于拉广告，邹韬奋开始亦勉强为之，但终究与他性格、志趣不合，引起他“一万分精神上的痛苦”。[27]邹韬奋无奈只得跳槽出来，转至《生活》周刊工作。邹韬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个具有新闻理想的职业报人无法认同和适应《时事新报》过度商业化的文化氛围。
　　除了社会局势的严峻变化和报馆老板的管理风格会深刻影响报馆组织文化形态之外，报馆多数同人的社会文化取向有时也会形成某种宗派氛围的组织文化。如上海《时报》同人多来自上海周边的松江和青浦，因此“馆中充满着相当浓厚的松江、青浦人的宗派气氛，……所有编辑方面的重要职务都由他们掌握”。该报知名记者顾执中是上海周浦人，因而报馆中浓郁的松江、青浦地缘组织文化就使他感到十分不快，工作氛围压抑，发展空间狭隘。尽管顾执中自己说，他后来跳槽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则是他采访重心转移，社会活动频繁，申新两报又暗中挖他，报馆对他不满；但“……一二青浦同乡在其间推波助澜，赤舌烧城，我忧谗畏忌，情绪上深为不安，彼此貌合神离，再也难以相处下去”，显然也是重要因素。[28]1926年底，顾执中脱离工作了3年的《时报》，转至《新闻报》。
　　民国时期小报因陋就简可能没有详明的规章制度，但无论大报小报都有或强或弱的组织文化，而其有时又隐晦不明、变动不居，让人琢磨不定，这导致报人极易与报馆组织文化发生冲突。报人与报馆组织文化发生冲突跳槽的案例不胜枚举。
　　第三，报人与同人关系破裂而跳槽。在以“关系本位”的民国社会里，[29]当时报馆“用人还大半注重情面”，[30]很多报人都是依靠私谊关系网络得以进入报馆工作，因此报人与报馆同人人际关系融洽与否，特别是和其顶头上司的关系是否和睦，往往成为决定其去留的关键。
　　1930年春，金雄白担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就感到和社长鲁荡平之间在“情感上却总是格格不入”。其重要原因就是金雄白和鲁荡平不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鲁荡平是晋系阎锡山在南京的代理人，金雄白是CC系陈立夫介绍进报馆的，尽管金雄白其实并不隶属CC系，但鲁荡平却目之为CC系中人。金雄白说：“他时常要我到他的社长室中，查根究地，颇以为我的来路为疑，而我则时常用讥讽顶撞的话来与他周旋，彼此之间就弄得愈来愈坏。”最后，性格飞扬的金雄白愤而他去，转任“四社”驻京办事处主任。[31]
　　多数报人是原本关系和睦，因工作而产生矛盾，又未能及时挽回，终至不欢而散。如龚柏德担任中美通信社中文总编辑工作之初，社内关系亦相融洽。1923年9月1日，通信社星期日例不办公，龚柏德一早就上戏园看戏。不料是日东京发生大地震，举世震惊。社长宋发祥得了特别消息，急忙去找龚柏德编辑发稿，但他不知龚去看戏，遍寻未见，延误报道。次日龚柏德一到通信社，宋便怨言质难，龚则反唇相讥，结果“终因这件事闹翻脸”，龚柏德跳槽他去。[32]
　　
四、跳槽的影响：利与弊的多重交响
　　报人跳槽是报业人力资源配置和流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合理的报业人才流动对提高报人整体专业水平，推动报业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频繁和恶意跳槽也常伴随着严重的消极后果。[33]
　　第一，报人跳槽有助于推动报业管理经验与新闻产制技术扩散。在二三十年代，我国新闻专业教育“还远处于幼稚的时代”，[34]当时“考我国各地报纸所用人员，来自新闻学校者，不足百分之一”。[35]因此，在民国早期，新闻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传播扩散，不是通过新闻专业教育而主要是依靠报人在报馆间流动所实现的。1932年，潘公展创立《晨报》后立刻请金雄白来主持采访工作。对于新建的报馆来说，招聘若干人等组建采访部门毫不费力，但要建成一个耳目灵通、消息灵确的新闻采集网络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像金雄白这样在新闻界浸染有年，在社会上交游广阔的行家里手，方能驾轻就熟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四通八达、消息灵确的新闻网。由此可见，优秀报人不仅掌握着丰富的显性知识——新闻采访知识，而且掌握着极有价值的隐性知识——新闻采访经验，因而由报人流动所驱动的新闻产制技术传播扩散，是一种全方位的知识流动。
　　不仅知名报人跳槽，众报争相礼聘，即使某些著名报馆跳槽出来的普通报人，也深受各报欢迎。如《世界日报》既有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又有良好的传帮带传统，因此“造就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那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其他报社都乐于接纳”。[36]当新闻院校一时尚无力有效承担起培养新闻专业人才以满足报界需求的任务时，著名报馆便是最出色的职业报人训练场所，它在为报界培养和输入新闻专业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跳槽有助于报人获得历练实现职业抱负。从小报到大报在跳槽中逐步实现职业抱负，似乎构成了民国记者职业上升性流动的一般规律。在当时，一则，大报数量少，工作岗位有限，竞争特别激烈。如《世界日报》1925夏季招聘4名编辑，投函应聘的有800多人。[37]因此，除非硬后台撑腰，藉藉无名的青年初出茅庐即想进入大报工作殊非易事。二则，小报虽多如牛毛，工作易找，但其影响也微如牛毛，言论空间逼仄动则得咎，发展空间狭窄前途渺茫。民国时期的知名报人陶菊隐、王芸生、冯英子等都是从地方小报踏入报界，因直言犯禁而撞得头破血流，但亦因直言疾呼而崭露头角，引起京津沪汉等地著名大报的关注和青睐，礼为上宾，登堂入室，此后方才得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展生平抱负。
　　再则，跳槽者在不同报馆辗转蝉联，积累了经验，历练了才能。特别是对于从事管理工作的跳槽者来说，正是他们在各家报馆中善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才开创出别具生面的报业天地。如1921年，邹韬奋尽管在《申报》仅临时帮忙做了三个星期的英文秘书，但“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邹韬奋后来1927年在《时事新报》担任秘书主任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工作几乎包括全报馆的内容”，使得他对报业经营和管理获得了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锻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38]这些都成为他后来把《生活》周刊经营得风生水起的深厚经验和宝贵财富。
　　张季鸾、胡政之、张竹平、成舍我、张友鸾等民国著名报人都是在报业沉浮多年，沉潜聚积，最后才创立出那些炫烁一世、彪炳千秋的报业天地。[39]
　　第三，核心报人跳槽削弱报馆新闻产制效能和持续发展潜能。尽管适度跳槽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但对于被跳槽的报馆来说，核心报人的跳槽离去不仅会直接削弱报馆新闻言论生产力和影响力，亦会冲击报馆组织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这不仅严重地制约着报纸的发展，甚至有时会威胁到报馆的生死存亡。狄楚青在1904年创办的《时报》备受知识分子的青睐，是近代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日报。但狄氏却在1921年将《时报》出盘给黄伯惠，其中有种种原因，但他的心腹骨干陈景韩跳槽“给他以太大的刺激”。[40]据熟知此事原委的《时报》老人包天笑说，陈景韩不仅是《时报》的著名主笔，而且也是狄楚青最信任的人，报纸的内外大计，悉与相商，依为股肱。史量才接手《申报》后，突然将陈景韩从《时报》挖走，并且“事前一切不给他（狄楚青——引者注）知道，把他瞒在鼓里，及至披露，则已无可挽回”。此外，史量才还挖走了专为《时报》撰写北京特约通信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以及《时报》在各学校、各书局的广告客户。[41]核心报人跳槽而去，《时报》命脉尽失，狄楚青是在绝望中将报纸出盘。
　　虽然这里谈的是两家大报之间的人才争夺，但放宽眼界来看，在民国报业人才争夺战中，知名大报凭借其资金、技术和影响力的优势占据主动地位，而多数荜路蓝缕的小报则处于被动位置。大报挖走小报精英，小报骨干跳槽大报，对小报馆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极大地妨碍了其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新闻业形成弱报更弱，强报更强的“马太效应”。
　　第四，频繁跳槽助长报业恶性人才竞争，妨碍报人队伍培养建设。民国时期，一般报馆老板都“喜欢用熟手”，因为这可以“省却麻烦，不必从头到尾，重新训练”，而报人频繁跳槽则能有效地满足报馆老板喜用熟手的需求。民国报人詹文浒发现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糟糕的结果，即初出茅庐的新闻学院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无法施展学能，“这是中国报业的重大损失”。[42]
　　当时一般报馆老板除“喜欢用熟手”外，另则喜欢挖高手，特别热衷去挖竞争对手的高手。如龚德柏退出《世界晚报》，另办《大同晚报》之后，为了和《世界晚报》竞争，拉了其骨干张友渔和胡春冰，去编辑《大同晚报》文艺版。[43]《时报》的新闻记者顾执中、金雄白在上海新闻界声名鹊起后，上海各大报纸都跃跃欲试前来挖人。《时事新报》开出数倍于《时报》的薪水诱掖金雄白跳槽，《新闻报》《申报》则多次派人跟顾执中接洽要他前去工作。
　　报人跳槽频繁导致当时大多数报馆挖人能力强，育人能力弱；爱用熟手因循保守，拒斥新人创新乏力。由于报馆不注重自身队伍的长期培养和长远规划，不重视从新闻院校引进新生力量激活人力资本新陈代谢，致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当时许多报馆旋兴旋灭，其原因固然繁复纷杂，但缺乏人力资源培养和规划是关键之所在。
　　
五、结　语
　　民国时期，在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下，报人总是从地方报纸跳槽至京津沪汉穗等中心城市报纸；从工资福利待遇低的报纸跳槽至工资福利待遇高的报纸；从鲜为人知的无名小报跳槽至声誉卓著的知名大报。并且只有或资金雄厚、或声誉卓著的大报才有实力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报人跳槽，留住优秀报人。如1935年在《申报》的485名报人中，工龄未满5年的108人，5年到10年的220人，10年以上的157人，[44]流动率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而那些或地处偏僻、或资金有限、或声誉不著的小报馆在留住报人上就有心无力了。这使民国报业原本就存在的发展水平和人才分布失衡问题急遽恶化。因此，市场制导和驱动下的人才流动客观上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保证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使人才流动处于有序状态，并且在有序的流动中使社会整体人力资源质量稳步增长。如果说政策是积极地引导人才有序流动，法规是消极制约人才无序竞争，那么民国政府不仅未能在积极层面上建立健全人才流动管理机制，而且也未能在消极层面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面对人才流动的无作为，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报人跳槽的积极影响，又在无形中放大了报人跳槽的消极后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讲师）
　　
注释：
　　①李健青：《〈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时报〉》，《上海地方史资料》第6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参见李开军：《中国记者历史专题研究》第266~35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③武博：《当代中国人才流动》第57~58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6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第289~2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福开森：《〈新闻报〉之回顾与前途》，《〈新闻报〉三十年纪念》，新闻报馆1922年版
　　⑥钱鹤：《教育与报纸关系》，载黄天鹏：《新闻学演讲录》，上海现代书店1931年版，引自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王小隐：《新闻事业浅论》，载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全集》第61页，光新书局1930年版
　　⑧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世界日报》1945年11月20日
　　⑨[12][23]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第1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11]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第258~261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13]聂世琦：《新闻记者》第47页，光华书局1933年版
　　[14]［美］阿尔瓦兰主编：《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第113页，崔保国等译，清华大学出版出版社2010年版
　　[15]陆诒：《我与大公报》，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22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6][22][36][37][43]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第14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17][18]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第7、12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19][31]［美］伯纳·罗胥克：《制作新闻》第11页，姜学影译，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
　　[20]郑逸梅：《书报话旧》第21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1]［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第103页，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第8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25]［美］阿尔瓦兰主编：《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第123页，崔保国等译，清华大学出版出版社2010年版
　　[26]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71~7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7][38]邹韬奋：《经历》，载三联书店编：《韬奋》第184~185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28]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第238~2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94页，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63年版
　　[30]郭步陶：《造就新闻人才和办理新闻事业有彻底合作的必要》，《新闻学期刊》第1期，1935年2月，载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龚德柏：《龚德柏回忆录》（上）第104页，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33]曾湘泉：《劳动经济学》（第二版）第2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4]张君良：《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载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5]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第200页，上海申报馆1938年版
　　[39]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36~46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40]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第112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4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424页，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42]詹文浒：《培养报业人才管见》，《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1944年，载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1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第240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