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燕
　　【本文提要】本文对市场化带来新闻业女性化的论断提出质疑。基于对广州、深圳、成都、长沙四地三十多名记者的深度访谈所得材料，本文认为，市场化不但没有带来新闻业的女性化，甚至相反，使得新闻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有趋于严重的危险。这既体现在不公正的劳动合同与薪酬制度、女性和工会组织的“去功能化”等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性别化的新闻工作室环境中。
　　【关键词】女记者　市场化　性别平等　深度访谈　【中图分类号】 G214
　　过去三十年间，全球媒体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女记者数量大增。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女性正以空前的规模进入新闻界，在一些国家女记者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①变化如此显著，以至于业内一些人士断言，“新闻业的未来是女性的”。②相应地，新闻业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journalism)的观点也在国际学术界流行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媒体的市场化不但给媒介的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女性介入媒体的程度，甚至带来了新闻业的女性化。具体来说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媒体运作使得新闻越来越倾向于软化的报道风格，时尚、休闲、娱乐等女性化议题和“软”新闻在媒体呈现中日趋占主导地位。随着这种媒体商业化所带来的新闻发展新趋势，女性从业者也会相应地在新闻行业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代表性学者之一的Van Zoonen早在1998年就指出新闻业面临的性别转型趋势：“在（新闻）向人情味、情感化、娱乐化转变的新背景下，新闻已经变成一个适合女性的职业，并同时吻合女性传统的文化期待”。③
　　而在国内，“美女记者”一词最近几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话语之中。而且，自从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在1998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被朱镕基“钦点”后，“美女记者”甚至越来越与“两会”这样严肃的政治场合联系起来，以致有论者认为，女记者的大量聘用是“媒体市场竞争中的‘美女经济’和‘眼球经济’”的产物。④媒体的市场化似乎为女记者提供了一个生逢其时、长袖善舞的大舞台。
　　不过，这种“新闻业女性化”的论点似乎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媒体发展形势在为女性带来就业和成功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有关性别不平等的议题。这正是本文准备探讨的。具体来说，本文想探讨的是，媒体市场化是不是真的如上所言的，带来了新闻业的女性化？或者说，新闻业真的在随着媒体商业化的发展而走向女性化吗？在新闻编辑部里面，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是随着媒体商业化趋于淡化乃至弱化还是更甚？如何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业的女性化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涵，一个是新闻呈现的角度，即研究媒体产品表达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塑造着什么样的社会和性别秩序；另一个是从业者的角度，即新闻是由什么样的生产者制造和主导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后者，也就是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探讨市场化背景下的新闻业女性化问题。
　　
相关文献及研究数据的梳理
　　国内学术界有不少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新闻工作者的实证研究。如中国社科院“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在1994、1995年所做的全国女记者状况的调查。⑤该调查发现，女记者在硬新闻报道领域（如经济、政法、体育等）人数比例比较低，在职务晋升和收入水平方面则与男性基本平等。不过，女性进入媒体决策层的机会要比男性低得多。此后，有关女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几乎没有再出现。⑥但地区性调查还是有一些。如2001年“上海市女新闻工作者现状抽样调查报告”发现，“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歧视女性现象的居然超过半数以上”；媒体“决策机构( 如党委会、社委会)中男性占89. 6% , 女性只占10. 4%。因此大多数女新闻工作者认为女性难以进入媒体的决策层”。⑦2002年对南京市215位电视台、电台、报纸和杂志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对媒体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64.7%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⑧不过，上述研究均取量化角度。相对而言，这方面的质化研究很少。曾有研究者做过女新闻工作者职业枯竭问题的质化研究，⑨作者认为，对女性成功的歧视、女记者职业机会上的不平等以及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她们职业枯竭的独特来源。但该研究的明显不足是，只对一位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总体看来，现有女新闻从业者方面的相关新闻传播学论文“对在传播界就业的女性以及她们与所在媒介的关系，缺少更深入的经验研究”。⑩而这一缺憾正是本文将尝试努力填补的。
　　在进入本研究之前，笔者先引述部分既有的研究数据和发现来作为展开本文正式讨论的必要铺垫。
　　首先，从女新闻工作者的整体数量来看，“新闻业女性化”一说就难以成立。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数据，截至2012年11月5日，我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新闻采编人员共248101人，其中男性记者140684人，女性记者为107417人，男女比例为57∶43。[11]对比1995年的数据，在广播电视行业和报业，男性新闻工作者的比例分别为62.7%和72.5%，女性则分别为37.3%和27.5%[12]。女性新闻从业者的比例虽然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行业的主导性的从业者仍然是男性。而如果我们来看处于领导岗位的男女新闻从业者的比例的话，这个男性主导的特点更加明显：在1995年的全国性调查和2005年广州地区的调查中，担任主编、副主编、编委、主任等编辑部中高层职务的女性均不足男性的四分之一。[13]
　　其次，“新闻业女性化”是否发生，也可以从不同性别的记者所从事的报道领域来衡量。虽然目前关于男、女记者在所谓的“硬新闻”和“软新闻”报道领域的分布数据相对缺乏，但是当下“调查报道”在我国的发展态势也许可以说明问题。“调查报道”本身可以说是媒介市场化的结果之一，但根据张志安和沈菲2010至2011年对于中国调查记者接近全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记者队伍中，男性占84%，女性占16%”。[14]
　　最后，从新闻评奖的角度看，“新闻业女性化”的观点更难立足。在分析1991~2009年之间无论是颁发给作品的80年代的全国好新闻奖、90年代的中国新闻奖还是颁发给个人的“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之后，研究者发现这四大奖的评委构成都是男性占垄断地位。平均下来，女性在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评委构成中分别只占5.3%和5.5%，在长江韬奋奖中占6.8%。
　　国内如此，国外情况又如何呢？Jill Abramson于2011年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执行编辑（executive editor）引起舆论哗然，因为她是该报160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女执行编辑。[15]英国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英国媒体仅有33%的编辑是女性，女记者的比例是30%。[16]2011年，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Women’sMedia Foundation）发布了《新闻媒体女性地位的全球报告》，这项在全球59个国家500家媒体调查所得的结果是，媒体高层岗位的27%为女性，普通岗位的36%为女性。[17]
　　显而易见，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商业化媒体的今天，新闻业的女性化不但没有发生，反而呈现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态势。
　　
本文的研究方法
　　具体而言，笔者拟从制度、组织和文化三个角度来审视我国女新闻从业者自身如何看待当前新闻工作室的性别问题，而与她们共事共业的男新闻工作者又是怎样的体会。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笔者于2010年5月至2011年11月间，先后在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地访问了19名身处一线或者曾经身处一线的女性编辑记者，以及大约20名与他们共事的男性新闻工作者。广州、深圳位处南方沿海，无论在经济改革方面还是新闻改革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成都是西南重镇，独领我国西南各省份新闻改革之风骚；而长沙是中部枢纽，近年来在都市报类报纸的发展和报业市场化改革方面均闯出新路。
　　受访者的年龄在25~45岁之间，都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展的新一波媒体改革以后进入新闻界的，媒体工龄不超过20年。他们中的三分之二在接受访问时为一线新闻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在非新闻部门任职，比如行政、管理，其中有4名已经离开媒体行业。
　　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媒体从业人员在媒体市场化历程中的经历，以及女性与男性经历的不同之处。访问之前，笔者准备了一份标准的提问提纲，但是在访问过程中的提问，并非严格按照提纲的顺序，碰到访问对象感触较深的话题，笔者往往加入临时的新问题进行追问。
　　在部分使用了这些访谈材料的同时，笔者还采用了文档和资料研究方法，比如媒体的公开报道、记者论坛、记者博客等。笔者的很多访谈对象都是活跃的博客写手，博文话题涉及新闻、政治、旅行、家庭、朋友，以及工作等等，提供了访谈材料之余难得的补充资料；同时，一些不在本研究访谈对象之列的记者的博客和论坛材料也部分被参考。
　　
不公正的劳动合同和薪酬制度
　　在我国媒体界，记者和新闻机构的劳动关系有两种。一种是计划体制，即所谓的“铁饭碗”、国家干部身份、职业终身制，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适用于那些体制内、工作资历长的“老同志”；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即记者和新闻机构每年或者若干年签订一次工作合同，档案进人才市场。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签第二种合同的记者的比例越来越高。实际上，2000年以后进入媒体的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是市场体制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得记者从“国家干部”变成了人们戏称的“新闻民工”，而“新闻民工”的出现是传媒业市场化的产物，具体而言，是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内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果”。[18]
　　对记者来说，从“国家干部”到“新闻民工”的身份转变有着复杂和苦涩的意涵。首先，这隐含着他们社会地位的陡落。他们写文章不过是挣工分，当记者不过是谋生活；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时代的记者使命感，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部身份所带来的政治优越感和职业自豪感似乎都与他们无缘。其次，这还隐含着他们职业生涯的风雨飘摇。既为合同制，理论上总是存在解除合同的可能性；既然在市场里游泳，理论上总有呛水甚至沉下去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一为拼命地赚钱，一为竭力保住饭碗、避免失业。
　　乍一看，市场化媒体的这类工作压力似乎没有性别之分，对男女都一样。但是对于女记者来说，因为她们同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家庭责任，比如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养育后代，她们身上的压力和担心难免会倍增。笔者的许多访谈对象谈到，女记者晚婚是普遍的现象，通常在30岁以后成家，在35岁以后才敢生孩子，因为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孩子都会对女记者的工作和职业生涯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结婚意味着家务，孩子意味着哺育”，尤其是生孩子，“从你怀孕的那一刻起，你就被扔到了这个职业的最底层”，一名女记者说。而现行的就业合同和薪酬制度很少考虑到女性在怀孕和生育方面的特殊性，基本上是按照稿件的数量和质量来计酬，因此，休产假的女记者，薪水往往少得可怜。另外一名女记者回忆她休产假时的情形：
　　我休了几个月的产假，单位就只给我发基本工资。没有写稿就没有奖金，规定是这样，住房公积金和保险还要照扣……结果那个月我就只拿到700块钱。我知道现在当记者都是计件的工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休产假的时候拿700多元的薪水，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都生存不下去，这还不够买奶粉呢……所以没多久，我就停止哺乳回去工作了。我再休下去就不行了。
　　这个情节为薪酬制度对女性的影响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该记者的做法是部分撤出传统的母亲角色，补偿其作为记者的职业角色：“停止哺乳回去工作。”这说明，在现行的劳动合同和薪酬体制下，职业女性和分娩母亲的角色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十月怀胎是女记者在单位被边缘化的开始的话，那么一朝分娩则预示着她们必须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职位可能被他人替补，等生完孩子再回来的时候，举目环顾或许已成“多余人”，没有现成的职位在那里等候着她们。笔者的一名访谈对象在一家都市报纸工作多年，之前是做时事报道的记者，现在已经转到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跟国内很多新闻机构一样，她所在的报纸采用的也是绩效考评制，每个记者的等级和底薪都是一年一定。休完产假回来，她就被降职了。而自那以后，尽管她做了几次努力，但是再也不能回到她之前的职位。因此，她决定离开一线记者的位置，成了后台工作的行政人员。
　　事实上，对于许多女记者来说，生孩子往往会最直接影响甚至毁掉她们的记者生涯。“一个女人决定生孩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是她决定离开这个职业的时候。”另一名受访者说。对于很多女新闻从业者而言，生育往往意味着原有的职业生涯的结束和新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而对凡此种种工作合同和薪酬体系对于女性的影响，她们的男性同事往往认为这跟女性自身的选择有关，与制度无关。一名广州的男性受访者说：
　　我认为，女人想要孩子的话，就不该在事业上有想法。生孩子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当她们回到工作的时候，还需要一年时间来适应。这是生理特征决定的。她们的身体决定了她们就是比别人慢。这没什么好抱怨的。
　　归因于女性的生理因素自然地掩盖乃至合理化了女性在编辑部里相对不利的处境，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男女天生有别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的选择被进一步地收窄，很多时候她们只能是接受这种不利的处境然后去适应它。
　　而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男性新闻工作者之所以难以对他们的女性同事在职业进阶中的困境给予同情，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跟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合同和薪酬体系有关。一个位处部门主任职位的男性编辑如此告诉笔者：
　　老实说，我真不想招女的了，一个团队里有女的是很麻烦，碰上哪个要是怀孕了，她的工作完不成，你就得帮她干，否则大家的年终奖都受影响。但是就奇怪，女的就拼命地往这里钻，市场上都是女的，太多了，除了招她们你又没有别的选择。
　　该被访者称，作为部门主任，他个人的奖金取决于他领导下的部门记者的平均奖金，而他的绩效是由部门记者的总体表现决定的。因此，每名记者的表现不但影响到他个人的收入，更影响到他的职业前途。在这种压力下，他难免对女记者加入他的部门持保留态度，“麻烦”成了女记者的代名词。
　　
女性组织和工会的式微
　　在很多国家，政府会针对女性就业制定一些保障性的措施，也有一些相关的妇女和劳工NGO等组织致力于促进职业场所的性别平等。在我国，也许很多政策制定者和一些学者会说，我们从来就不缺女性权利的立法，妇女和劳工组织的运作更是历史悠久。比如，《中国妇女权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都包括有关女性就业的条款。此外，还有全国总工会和妇联，以及成千上万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且，对于记者来说，有全国性的记协、女记协，以及各级省市的记协组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政府主导和建立的妇联、记协、工会等与真正意义上独立的非政府性质的女性及工会组织之间有着本质不同。自成立之初，这些组织的定位就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其意义在于将每一个社会个体纳入国家统治的框架和主流价值的体系中，而不是鼓励它们发挥独立的主体能动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深入，这些组织被严重边缘化，更不用说能有什么能力去解决新闻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原则上，我国新闻界每位签了合同的记者都同时是记协和工会的成员，女记者也会自动成为女记协或者妇联的成员。但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太小，以至被人们忽视了。
　　一位被访者这样向笔者描述她和当地工会的关系：
　　工会？……说实话，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有这个东西，我从来不知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要说意识它的存在，大概就是我每个月拿工资单的时候，因为总是自动给我扣几块钱的“工会费”。再有就是到了年底，单位总会发一些油啊，米啊之类的生活用品，好像说这是工会发给大家的，算是节日慰问，祝我们新年快乐。
　　正如这位被访者所言，工会很少出现在记者的工作生活中。按照她的说法，工会的作用现在并不是为职工争取权益，而是在缓和可能存在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之间的冲突。
　　至于记协和妇联，功能上与工会大体差不多。尽管这两个机构有各自的关注点，但是都没有把为新闻从业者服务或者为女性争取权益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一名记者在网络论坛上如此讲述一个发生在她所在的新闻机构的妇联的故事：
　　为体现东方女性的贤淑典雅，今年“三八”节，单位举办“三八旗袍日”活动，倡议全集团女员工穿旗袍上班。不过许多女同事都说那天不会穿旗袍上班，感觉傻傻的。也有人对此持赞同意见，认为这种方式很新颖，穿旗袍能让自己高兴。话说今年“三八”节还要从照片中选出20位宝贝作为“美女宝贝”和“魅力女性”……
　　旗袍是中国传统女性服饰，通常由昂贵的丝绸制成并贴身剪裁，意图通过对于女性身体凹凸有致的展示来突出女性的性别特征。这种旨在强化女性特征的服饰与“妇女节”和“妇联”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本应是支持性别平等的组织和一个本应是争取妇女权利的纪念日成为女记者身体秀的组织者和道场。
　　同时不得不提出的是，与前述视女记者为“麻烦”的逻辑相类似的是，记协、工会、妇联等组织的地位衰落甚至功能异化，与媒体商业化盛行的“市场至上”的逻辑多少有关。“赢利”是当下媒体机构的首要考虑，这些对“赢利”无助甚至会打断“赢利”效率的组织自然不太可能在媒体机构内部获得支持，而同时，因为国家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它们也不可能独立于新闻机构之外，因此，它们的影响难免日趋式微。
　　
性别化的编辑部文化
　　媒体商业化难以带来“新闻业女性化”，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是在如今普遍存在的性别化的新闻编辑部文化（sexist newsroom culture）。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19]，虽然性别化的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中广泛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大部分都不为外人所知，其中主要是因为该类话题比较敏感，研究者作为“外人”通常难以打破隔阂让受访者开口谈论这些话题。同样的困难在本研究中也曾出现。
　　许多女性新闻工作者都谈到了她们曾经被以貌取人，这个现象在她们甫一步入这个行业就开始显现。一位受访者如此告诉笔者：
　　招聘广告上，它不敢这么讲，但是我在人力资源的同事在内部就明确地说，他们不想招女员工，尤其是育龄女员工，他们想招的是男性，要么就是气质好的女性，漂亮的，所以你要长得好一点才有机会，他们不会明说对女性的相貌有要求，但在心里还是有把尺子的。
　　而当她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她们也许仍旧难以逃避性别化的工作环境。这种性别化的新闻工作室文化首先体现在公开的办公室环境中。编辑部和办公室经常成为男性对于共事的女性的身体或者性别魅力进行品头论足的所在，比如，随意评价女同事的穿着、发型、化妆甚至身材。一名女记者说：
　　在他们眼中，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女，一种是大妈，他们的目光、言语都是冒犯性的。有时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有男同事就很无聊地说，哎，没有美女啊，真没劲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你不觉得你这样讲很失礼吗？我跟他们关系都比较好，很有战友、兄弟的感觉，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与此同时，讲黄色笑话、晒裸女图也是一些编辑部里较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一些女性访问对象抱怨说，她们的男性同事经常给她们传送裸体或者半裸体的“女优”照片，邀请她们进行评论，有些甚至将此设置在办公室电脑的屏幕上，令来来往往的人无法视而不见。
　　而一些男性受访者也不否认，他们经常拿女同事开与性有关的玩笑，在他们看来，这类玩笑无伤大雅，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位男性受访者说：
　　下班后我们经常都是一块出去吃饭喝酒，顺便评论最近的报道，说一下接下来做什么报道之类的。有一次开会，会开完了，一个同事说大家玩游戏吧。玩什么游戏呢，那就是，假如今天散会之后，大家挑选一个在座的女人回家过夜，大家挑选谁？然后我们掷骰子……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游戏，反正就是玩玩呗。
　　在这位男性受访者看来，此类游戏只是“玩玩”而已，并不代表他们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表示亲切和友谊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类玩笑的发生一方面彰显着男性的权利，另一方面强化了女性以身体存在的传统的性别偏见。同时，也固化了性别化的编辑部文化，使之成为日常，成为自然，成为女新闻从业者必须经历乃至顺应的环境。倘若不参与、不合作，则会有被定型为“不合群”、“无趣”，进而成为排斥女性新闻工作者在这一行业生存的机制。在一位业已离开媒体的女性受访者身上，笔者看到造成她离开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她曾经尝试对这种文化进行反抗：
　　他们跟我讲黄色笑话的时候，我一般都把脸拉下来。我不想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反应，应和啊，笑啊，也来讲几个段子的……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后果了。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我不好玩，不合群吧，我感觉自己慢慢被孤立了。
　　性别化的办公室文化有时还体现在升迁的潜规则之中。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偶尔看到类似的报道，比如凤凰卫视前女主播透露，凤凰台女主持人凡没有能力而出镜的，都被“潜规则”过。[20]而在本研究中，也有几位受访人提到，类似的权色交易在她们经历的办公室文化中同样存在。
　　而与此相照应的是，她们的男性同事并不认为这是女记者在这一行业生存的障碍，恰恰是她们的“优势”所在。其中一位男性受访者说：
　　女性她有这种天然的优势，她们应该利用这些优势才对，和领导建立亲密的关系，让领导感觉到有她们在身边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样，就算她们工作上不是很出色，也会有不错的机会。
　　该受访者表达的这一观点，反映的其实是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普遍期待，反映的是一种流行的性别意识形态。而这，正是造成新闻工作室性别化文化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根基所在。面对这种性别化的编辑部文化，女记者们或顺从或无奈。如一位女记者在论坛上写道：
　　有时候我的确关心升职，但不管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我对自己说，到底怎么才能让上司注意到我？我想写封信给他，告诉我所做的所有努力，让他知道我有多么重要。然后我就对自己笑了。写这种信太丢人了。升职不是取决于你努不努力，而是取决于上司需不需要“花瓶”或者“装饰品”。其次，这也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观和你愿不愿意牺牲。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但没有带来新闻业的女性化，甚至使得女性在新闻业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更加艰难。这既体现在以男性为逻辑的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公正的就业合同与薪酬制度、女性和工会组织的式微等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性别化编辑部文化中。
　　这三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和媒体市场化的改革有关。劳动合同和薪酬制度是媒体改革的直接产物，尽管改革成功地带来了女性在新闻机构的壮大，但是新的制度却形成了对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剥削，女性避免不了传统的家庭责任但是又必须参与商业竞争，甚至产假期间的福利都不能保障。同时，妇联、工会、记协的地位在逐渐减弱，一方面它们无力承担为记者争取适宜的工作条件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们的功能在面临“异化”的危险，一些之前曾经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组织现在甚至成为了男权意识形态的巩固者和促进者，而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非政府组织却因为中国整体欠发达和受压制的民间社会而未能发展。再加上盛行的新闻工作室性别化的文化，女性新闻工作者时时暴露在黄段子、性玩笑中，有时甚至面临直接的性骚扰，而社会文化却不支持她们去反抗，这些都严重限制了女性在新闻行业争取性别平等的能力。■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奋进”项目研究员）
　　
注释：
　　①Frohlich, R. & Lafky, S. A. (2008) Women Journalists in the Western World: What Surveys Tell US, (Eds.) Hampton Press Inc: Cresskill, New Jersey.
　　②Day, E. (2004) “Why Women Love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5(2):21-2.
　　③Van Zoonen, L. (1998) “One of the Girls? The Changing Gender of Journalism”, in Cynthia Carter, Gill Branston & Stuart Allan (Eds). News,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pp. 33-46.
　　④梁波：《从“两会”报道中女记者的凸显看媒体竞争》，《东南传播》2007年第5期
　　⑤[12]“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⑥⑩卜卫：《中国大陆媒介与性别/ 妇女研究回顾与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
　　⑦贾亦凡：《“半边天”名副其实乎？——上海市女新闻工作者现状抽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⑧沈美华：《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⑨侯典牧、刘翔平、徐小燕：《女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枯竭源探究》，《职业与健康》2009年第3期
　　[11]《王国庆：加强行业管理提高队伍素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11月8日
　　[13]同注释5和注释14。
　　[14]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15]Tennant, Ian (2011). New York Times appoints first female executive editor. Available on: http://knightcenter.utexas.edu/blog/new-york-times-appoints-first-female-executive-editor.
　　[16]Marshall, Sarah (2011). Why are there so few women in today's newsrooms? Available on: http://www.journalism.co.uk/news-features/why-are-there-so-few-women-in-today-s-newsrooms-/s5/a543086/.
　　[17]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2011). Global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News Media. Available on: http://iwmf.org/pdfs/IWMF-Global-Report.pdf.
　　[18]白红义：《知识分子抑或新闻民工？商品化新闻实践中的当代中国调查记者》，《2012年“中国记者和传媒的专业主义”研讨会论文集》第36页
　　[19]North, Louise (2009). The Gendered Newsroom: How Journalists Experience the Changing World of Media. NJ: Hampton Press.
　　[20]参见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7657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