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红义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于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从社会过程的角度探究职业进入、流动与变换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发现，个人、组织与环境是影响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的关键因素，但是它们往往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纠结在一起，在记者的生命历程中发挥着错综复杂的作用。
　　【关键词】调查记者　职业生涯　生命历程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调查记者群体的出现
　　调查性新闻的兴起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业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上的一种常规新闻产品，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调查记者群体。虽然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调查记者受限于各种约束，很难不留情面地去揭露政治、商业与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但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调查记者一直在中国新闻界独领风骚，成为当代记者职业的标杆。与一般的日常报道相比，调查性报道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思维的深度都更高，所以更强调记者在新闻实践层面的锤炼以及精神层面的专业认同。这种积累显然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因此，调查记者更适合由经验更加丰富的资深记者来担任。但与西方的调查记者相比，一线的中国调查记者却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而且职业生涯也较短暂。新闻业是一门为公共利益而奋不顾身的专业，但在记者奋不顾身的过程中，固然会收获无上的荣光，却也饱含着难言的哀愁。迈克尔·舒德森在评价美国扒粪运动时期的著名调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职业生涯时也认为，“揭丑更多的是吸引人们投身于新闻事业，而不是维持他们长期工作”。①
　　根据张志安和沈菲对259位中国一线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显示，调查记者普遍比较年轻，76%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他们平均从事调查记者工作5年左右，但已有40% 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 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再干1 到5 年的只有13% 左右。②从职业满意度的角度来衡量，这一群体对同事关系、工作的自主程度、工作时间的弹性比较满意，而对报酬、福利、升职的机会表示不满。相对于工作的艰辛与风险，调查记者们的职业回报较低，难以支撑其持续性地从事这项工作。③尽管调查记者在记者群体中享有更高的专业声望，但当一位调查记者从事过几年的一线采访后，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影响，就面临着一个转型甚至转行的问题。调查记者工作为何从本应长久投入的职业变成一种过渡或跳板？
　　前述两位学者的调查数据反映了中国调查记者群体职业状态的一个重要侧面，但量化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调查记者转型和转行的现实路径以及内在原因。本文则将研究对象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和正在从业的调查记者，聚焦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及其转变的模式，并深入记者的生命历程来探究影响职业生涯的各种因素。一般而言，调查记者离开一线的采写工作有两种类型：转型和转行。前者仍然留在新闻组织内，但已不再从事调查性新闻的采写工作，转而从事编辑或其他领域的报道，甚或走上管理岗位；后者则是彻底地离开新闻行业，在公司、政府、高校等其他机构就职。不管是哪种类型，个体的职业生涯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坚守或离开虽然只是个体一时的理性决策，但这种选择的背后却与记者长期的职业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职业生涯的转变不能只涉及到做决定的某个时间点，还应包括之前的职业经历，这正是本文以生命历程的研究途径探讨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的原因。
　　所谓生命历程，是指一群人或个人生命过程的某一段历程或是经历，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④个人生命历程乃是一连串“个人”、“行为”与“情境”互动的动态过程，换言之，虽然藉由个人的主观来描述个体经验，却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去了解个人。经由生命历程的研究，理解个人与历史社会脉络的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理解个人行动所面对的限制与出路。个人生命历程的范围可从好几个层面来探讨，职业生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记者的职业路径及各种影响职业生涯转变的因素均会在记者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显现出来。简单来说，职业生涯就是一个人从首次参加工作开始的一生所有的工作活动与工作经历按时间顺序组成的整个过程，是个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流动和分层。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构：从过程来看，职业生涯包括了教育、职业进入、职业发展策略、职业流动与升迁和最终的职业位置；从结构来看，职业生涯是人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占有的社会位置。⑤本文对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的研究采用的是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正是一种从生命周期和生命史研究发展出来的工作史研究，它强调分析运动着的工作过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职业位置如何经过个人的能动性参与而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它包括了人们的成长过程、受教育过程、职业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进入的最初职业和每次的职业变动与升迁过程。⑥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本文把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简化为三个过程：第一是职业进入过程，即调查记者是如何开始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第二是职业流动过程，即调查记者如何在不同的媒介组织间流动；第三是职业转变过程，即调查记者如何离开一线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工作。除了概括上述三种过程的一般路径外，本文还将讨论影响调查记者选择与放弃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的诸多因素。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度访谈。笔者于2010年6月至10月间对31位调查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14位曾经从事过调查性报道，但目前已经不再或很少操作类似报道，另有17位是正在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一线记者。在本文中，受访者以根据访谈时间先后确定的序号来指代。⑦二是文献资料。笔者广泛搜集了各类书籍、期刊、报纸、博客上发表的记者自述性文字，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引用，使得那些没有进入笔者访谈名录中的人也成为本文研究对象，从而大大扩充了研究资料。
　　
二、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路径
　　（一）职业进入
　　与一般的常规报道相比，调查性报道的操作难度更高，拥有一定年头的从业经验及丰富的社会阅历是成为一个好的调查记者的基础。因此，成为调查记者的常规路径是在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日常新闻生产之后再转入调查性新闻的采写工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性新闻在中国重新出现，⑧《南方周末》在国内媒体中居于领先地位。早期的《南方周末》较少直接录用没有从业经验的新人来从事调查性报道，而是更倾向于招聘一些已有若干年经验的记者。如张平曾经是《成都商报》的部门主任、江华以对张金柱案件的报道而声名鹊起。笔者访问的13号受访者在进入《南方周末》之前是广州流浪记者大军中的一员，90年代初曾经在广州很多家“小报小刊”任职，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从业经验。他在进入《南方周末》之前曾就职于一家隶属于广东省消费者保护协会的刊物，主要从事消费者维权报道，这为他在《南方周末》期间从事法治类的调查性报道奠定了基础。18号受访者是一位退伍军人，在部队期间就从事过宣传工作，退伍后来到广州，由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曾当过门卫、保镖等，后来在广州的各种小报刊里“流动”，最终进入《南方都市报》，凭借一系列卧底、揭黑报道奠定自己的职业地位。3号受访者最初从西安的一家国有企业跳槽到当地的一家晚报做记者，但是他很快发现，晚报的新闻工作与自己的想象有一些差距：“进去的时候，《西安晚报》还是西安不错的一家报纸，但是在舆论监督方面，地方报纸都是非常弱的。它也有社会新闻，板块也挺多，但是施展不开。我最后一直做到头版的编辑，也是觉得很迷茫，然后《瞭望东方周刊》招聘，我就跳到这边了。”正是在这里，他成为全国知名的调查记者。
　　还有一些受访者原本是在体制内媒体从事新闻工作。14号受访者199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南日报》做记者，“一进去就在党报里，我做得很短，受不了那个环境，做了一年多就出来了，不愿意再做了”。23号受访者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贵州电台，这同样是一家体制内媒体，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电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比较落寞了。他在跑政工新闻的过程中，总是有一种受到歧视的感觉，一年多以后就离开，前往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党报记者经历：“在那个地方党报（《淄博日报》），我每天跟着市长、市委书记去开会，写出报道，请他们签发，在头版发表。偶尔我也采访农民和工人，但个人的创造性很少体现。”他感觉到这份“报纸毕竟太小了，不是做真正的新闻”。后来，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新闻学专业研究生，2003年毕业后加入《南方周末》，主要从事环境、艾滋病等领域的调查性报道。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原本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我一直想写一些有深度的报道，能够闻名于世。但是，通讯社是24小时发稿，再加上我们当时实行了一个计件考核的制度，很看重数量。我一个月要写几十篇小消息，都很短。”她觉得这不是她所要的记者生活，“我就想到市场化媒体去，我觉得，那是中国真正做新闻的地方。我选择了周刊，因为周刊有更多的调查和深度报道。于是《中国新闻周刊》接纳了我。”⑩体制内媒体的新闻理念、操作方式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作为个体很难对此有所挑战，不能或不愿适应的人，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这里，因此，当这些调查记者感觉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时，便纷纷选择进入一些市场化的媒体从业。
　　近年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一些年轻记者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媒体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完全没有党报从业经历。招募熟手虽然是早年《南方周末》记者的主要来源，但也没有完全关闭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大门，1997~1999这三年间，每年有一位应届生进入《南方周末》，两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之前均有在该报实习的经历。2000年以后，应届生的比例大大提高，许多在《南方周末》实习过的应届大学生都有机会留在该报。30号受访者在读研究生期间，两度赴“南周”实习，最终留下。7号受访者出生于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新京报》核心报道部，过去几年他的多篇调查报道作品获得腾讯网、《南方周末》等媒体颁发的年度致敬荣誉。他在毕业之前已经有了一年多的调查报道的经验，但从没有经过条线记者的训练。在新世纪以后入行的记者中，这种直接成为调查记者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当然，他们在正式入行之前往往有着比较丰富的实习经历。
　　（二）职业流动
　　调查记者在国内被视作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市场化媒体中的从业者来说，在不同媒体间流动已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一种常态。在笔者访谈的31名记者中，只有5人还待在他们最初进入新闻业的媒体中，另外26人则至少有过一次跳槽纪录，多者甚至有五六次的跳槽。
　　跳槽的形式可概括为两种：主动跳槽和被动跳槽。前者包括为了获得更高的平台而进入名望更高的媒体，如从地方报纸流向《南方周末》，或像3号一样，从地方媒体跳到中央级媒体。或者，跳槽是为了去自己心仪的单位。笔者与4号受访者访谈当天，他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从《中国新闻周刊》转投《新京报》核心报道部。5号受访者在接受笔者访谈后不久，就从一家著名的新闻周报跳槽至《财经》杂志。两位受访者都表示，跳槽的原因是因为对新东家的高度认同，认为这里更契合他们的理念和气质。当然，也有一些流动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考虑，如待遇问题、对成名的渴望等等。
　　另外一种情形则是被动的跳槽。如14号受访者90年代中期在河南的一家报社任职，因为在全国率先披露了河南省内的艾滋病情况，而不得不离开河南，远赴北京“流浪”。有的是因为报道惹来麻烦，所在媒体将压力转嫁给记者，如16号在加入《财经》杂志之前供职于一家周报，因为一篇报道惹来官司，她感觉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报社了，于是主动辞职。2003年，10号受访者在报道郑州的一起群殴事件时被官方认定为假新闻而被拘留了15天，后被报社开除，他不得不远走南京、广州等地继续从事新闻工作。2004年，他重新回到河南，但是两年后，又因为一篇稿件的问题不得不远走北京。由于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一般以舆论监督为主，相对比较敏感，再加上新闻管理的不确定性，调查记者因为此类原因而导致的被动离职也非常普遍。
　　（三）职业转变
　　调查记者的职业流动局限在新闻业内，这些记者只是更换了从业单位，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继续从事调查工作。而这里所说的职业转变则指记者在发展生涯中自愿或非自愿地转换工作或者调整工作角色，如升迁、调职、调换工作等。一般而言，目前调查记者的职业转变有如下几种路径：其一，由前台转向幕后，改做编辑；其二，由于业务能力强，在组织内获得提拔做领导，转成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其三，寻找机会到其他媒体担任管理者，如最近几年一批传统媒体精英进入门户网站工作；其四，转行到其他行业，如广告、公关等，还有的到大学兼职任教。[11]
　　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14位已经离开一线的记者基本都可对应到这三种流动模式。如25号受访者在离开《南方周末》以后，辗转北京、上海等地多家媒体，直到几年前进入一家门户网站担任新闻总监。23、26、31号三位资深新闻从业者都已经离开了新闻一线，转而在文化传播公司等任职，但实际上都还在操盘一份杂志或报纸，仍在传媒行业内发展。30号受访者并没有离开所在报社，而是成功转型为一名负责气候、环境等新闻版面的编辑，他这样描述自己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所感悟的职业困境：“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去激扬文字干预真相越来越难。这个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即便你报道出真相了，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越来越难；第二个，你给出的真相是不是真相，它本身也很难说，你弄不好就助纣为虐，或者因果倒置。再加上你个人转型的困惑、焦虑，因为我老觉得其实调查记者是一个没有特别多技术门槛的活，而是要有经验门槛。刚工作三年的小伙子，并不一定比你工作十年的人就差，越觉得你没有这种不可替代性的技术，越对你未来安身立命的技能产生怀疑。所以我就想尝试换，我让自己更全面发展就可以了。”在从业几年后，调查记者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未来往哪里走？7号受访者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国内相当有实力的调查记者。他的未来目标是在30岁以后离开一线，开办自己的公司。27号受访者已经担任了所在媒体的编委和部门主任一职，但他还是说未来会离开新闻行业，做属于自己的生意。有相当多仍在一线采访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做记者，但是他们也承认有难度。
　　
三、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的影响因素
　　记者这一职业的特点是工作压力大、流动性高，能长期留下来的人多半是兴趣使然。因此，针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职业生涯相关研究的论文，多数将主题集中在职业流动、职业满意度、职业忠诚度等方面，用以预测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状态、离职倾向、离职行为等。[12]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使得被调查对象只能在固定的选项中做选择，而非由自己亲身叙述，限制了个人赋予意义的空间。这类研究也不针对离开工作或原职业的记者，他们在态度与认知的转变、如何面对职业生涯转变的心路历程均不得而知。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来获取研究资料，通过深度访谈“深入事实内部”，探究其背后的意义，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当中寻求时间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13]从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组织与环境因素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共同作用，型塑着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虽然受到个人、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影响，但是这三大因素并非可以截然分开，而是往往纠结在一起，在记者的生命历程中展现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量。
　　（一）个人因素
　　记者的社会背景会对他选择成为调查记者产生一些影响。曾为《南方周末》记者的陈涛从个人的社会背景出发概括了那一代“南周”记者的特质：“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14]很多受访者对他的这一经典表述耳熟能详，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个人成长的环境确实会对其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自己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或者曾经看到不公之事，加深了他们对记者职业的认同。3号目睹过一些社会上的不公正，认为应该使自己强大起来帮助别人。在他看来，记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因此他不惜辞掉在国企的工作去当记者。7号的家境比较贫寒，在大学期间忙于为自己打工赚学费，其间受到别人的欺骗导致生意失败。他愤懑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被一家杂志公开发表，让他觉得新闻是有力量的。15号成为记者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在他父亲眼中，在中国社会，从事律师和记者职业可以不受人欺负。22号虽然是一位女记者，但她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读书时受到电视上战地记者的影响，于是立下做记者的志愿。如果是出于个人兴趣选择做记者，会更看重职业的成就感，往往也更能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可能会使记者职业生涯坚持得更久一些。18号受访者最近五六年都没有在任何一家正规的新闻媒体内从业，而是以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为弱势群体从事维权活动，平日里租住在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小区里，通过QQ、电邮等工具接受报料，接到工作时就前去当地现场调查。
　　不管这些不同时期从业的调查记者们选择记者职业的动机是什么，进入新闻业后面对的环境却是一致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记者职业会面临很多诱惑，同样也充满着荆棘。部分研究对象之所以离开调查记者的岗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感受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无力感，迷茫、愤懑、挫折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随之蔓延，当职业倦怠的程度加深以后，离职或转行是必然的选择。从一般情况看，新入行的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会因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调查记者中不乏新闻理想主义者，但是更多的年轻记者，可能是抱着与新闻前辈们不同的想象进入新闻业的，一旦禁不住现实的严峻考验，不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殊途同归地进入为工作而工作的境地。当他们的采访报道工作屡屡因为政治、资本等外力的因素受挫时，当他们的报道遭遇外部控制而无法得到组织庇护时，当他们结婚生子却无法看到未来的前途时，种种因素带来的“底层感”会极大地干扰他们对于这份职业的坚持。在访谈时，2号受访者表达了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对家庭的责任、职业前途的渺茫以及新闻行业的黯淡前景，他说一有好机会就会离开新闻界。
　　（二）组织因素
　　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记者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媒介组织才能展开新闻实践，这也决定了调查记者必须以媒体为中心才能扮演自己的角色。此时，进入什么样的媒介组织就会极大地决定他将会成为怎样的记者。新闻需要组织内部的分工才能完成，记者也得依靠组织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可以说，组织提供了新闻工作的必要资源，同时也约束与控制着个人行为，媒体的组织文化是影响记者职业意识的突出因素之一。[15]在从事调查性报道的媒体中，《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是两家不容忽视的媒体。《中国青年报》是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但又与其他机关报有着显著的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业界享有盛誉，是当时敢说真话媒体的代表，也是一张有着浓厚报人文化的报纸。17号受访者在大学期间就曾在《中国青年报》的湖南记者站实习，硕士毕业后进入中青报。在接受笔者访谈前不久，新华社一家分社邀请他加盟，但出于对报社传统的尊重和认可使他谢绝了新华社的邀请。不管是熟手还是新人，在经过《南方周末》的组织文化洗礼后，都认可了该报的价值观。组织因素会影响个人职业生涯的转变，同时个人的职业生涯转变也会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群人的聚集，反过来也塑造了《南方周末》在90年代中后期的组织文化。
　　但是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的新闻组织从一个不用操心营收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时，新的组织运作逻辑也随之诞生了。毫无疑问，维持生存是这一组织运作逻辑的根本。在新闻业务上，它往往奉行一种“风险规避”的工作常规，免遭来自政治、资本等力量的钳制。在这一原则下，即使面临无可避免的危机，奔走在一线的记者更容易成为各种控制力量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组织内部已经形成鲜明的阶层分化，一线记者成为一个明显的“下滑阶层”。2010年5月，河南某都市报记者杨桐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性报道，揭露河南新乡一家化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报道发表后，报社即遭到化工厂工作人员冲击，要求带走杨桐本人。事件在地方政府介入后予以平息，但不久之后报社内部的一些微妙变化令他决意离开：“我离开报社，除了生活的压力，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困惑。我认为，报社和记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对记者劳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不能只体现在口头和文件中，更应该落实在行动上。”[16]在内部管理上，媒体引入缩小固定工资比例、加大“计件工资”分量的绩效考核制度，刺激年轻的记者们更加努力工作。这种新闻常规与分配方式与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其它特征一起，强化了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获利手段的观念。在劳动力市场严重饱和、就业竞争压力和经济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记者的劳动时间被最大限度地延长，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弹性劳动”。从组织运作的逻辑来看，这种手段能够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但对记者个体伤害甚大。原《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就曾经感叹说：“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越来越残酷，报纸越来越厚，做记者，填版面，脚力和肌肉显得比经验和头脑更具备优势。”[17]
　　（三）环境因素
　　中国自1978年后持续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这是90年代以后入行的记者面临的共同背景。笔者访谈的31位调查记者基本处于60后、70后和80后三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他们成长的人生经历中，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就一直是他们所处的大环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已经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这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其中大众传媒是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18]对很多出生于农村或者城镇贫困家庭的记者而言，走进新闻界的最初理想就是获得一个“扒粪”的机会。这些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成长起来的、对农村生活有过苦难体验的记者，更容易成为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扒粪者”。[19]而记者在从业过程中从民间得到的认可成为职业成就感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也会鼓励他们继续从事调查报道工作。4号是一位年轻的调查记者，2007年他的一篇报道帮助一位因无力支付工伤医药费而自杀的农民工获得了国家赔偿。“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铁肩担道义。虽然我的路子越走越窄，但这就是媒体和记者的功能之一。当我离开南昌的时候，他家人弹了一床棉絮，对我们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后，在具体的行业环境、媒介发展、舆论空间等方面却各自有所不同。一些入行较早的调查记者就无比怀念90年代的氛围，那时还能够做一些突破性的稿件出来，而现在的环境让不少调查记者感到颇为沮丧。《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袁小兵是一位做了14年记者的老记者，擅长描写底层小人物的抗争，但在接触了众多面临形形色色困难的小人物，体会到他们的无力感后，深深的疲倦、孤独和对命运不可捉摸的虚无感，一度让这个老记者无所适从，还带来强烈的职业危机感：“有时我感谢这份职业，他给我更真实的世界，还有话语权；我也越来越明白，记者只是普通职业，无力改变一切。”[20]15号受访者对一些记者的放弃感到不满，他认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即使所做的新闻报道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也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而更应坚守下去，期待一步步的改变。2012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放弃了记者职业转而投身到救助老兵的公益事业中，“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21]
　　
四、结语
　　在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个人意志、组织因素、社会环境的诱因与限制贯穿这群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其中虽然组织和环境因素有所改变，但个人意志较为固定，变化不大。同时，尽管个人主观意志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但是组织和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有时候更胜于个人主观意愿。例如权力和资本对新闻的压制，即使调查记者在专业上如何不断精进，却也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的趋势，结果就是不断在各个媒体间来去，工作满意度与职业成就感逐渐下降，甚至愤而离开新闻行业。一位调查记者在他从业三五年后就会逐渐退出新闻采访的一线，而一批更加年轻的从业者将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这也意味着奋不顾身的“哀愁”又开始了新的轮回。调查记者作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人，他们的坚守或离开自然就是一种衡量成本收益后的理性行为，但个体的理性带来的却有可能是新闻行业的不尽如人意：记者的专业意识和技术不能有效地积累，新闻质量不可避免地下降，并且造成人才流失和工作空虚、没有愿景的恶性循环。■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是200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5）
　　
注释：
　　①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第92页，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②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2011年第期
　　③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④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⑤⑥佟新：《职业生涯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⑦文中标明数字序号的材料均为笔者访谈所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⑧De Burgh Hugo(2003).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Culture & Society 25, 801-820.
　　⑨刘鉴强：《新闻是一个有理想的行业》，载于熊蕾、朱迪·波罗鲍姆：《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第61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⑩李杨：《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载于熊蕾、朱迪·波罗鲍姆：《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第54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11]张蜀梅、杨大正：《记者节访谈之记者转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张志安：优秀记者到中年后容易遭遇焦虑》，《南方日报》2010年11月9日
　　[12]蔡士敏：《自立事件核心记者的生命故事》第11页，台湾大学2008硕士论文
　　[13]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4]陈涛：《我在〈财经〉和〈南方周末〉的日子》，载于《泡沫的盛宴》，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
　　[15]张志安、阴良：《新闻生产：职业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1987“深度报道年”为个案》，《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
　　[16]杨桐：《而立感言：我为在河南的八年记者生涯划上句号》，取自http://hnyangtong.i.sohu.com/blog/view/158402482.htm
　　[17]张志安：《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南方周末〉原著名记者杨海鹏访谈》，载于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第202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8]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1期
　　[19]章敬平：《作家型记者的成长路径》，“2009复旦新闻深度记者讲坛”，2009年12月8日
　　[20]袁小兵：《中年记者的烦闷》，《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6日
　　[21]孙春龙：《我为什么要转身做公益》，《南方传媒研究》（第31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