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 万旋傲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于2012年7月26日举办2012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暑期论坛，围绕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这一全球性话题展开深入探讨。论坛以“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分别以“新媒体与社交媒体发展”、“传统媒体转型研究”、“新媒体与公民社会”、“新媒体与文化”、“新媒体与政治”、“新媒体学术、教育及其他”等6个分论坛展开。
　　　　
新媒体与社交媒体发展
　　对新媒体与社交媒体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网络等方面。
　　上海外国语大学李皓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以上海和武汉两地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究他们的微博使用动机。调查发现，满足社交需求是微博使用最有力的变量。因此，作者认为，微博应该设计成为一个提供包括信息、社交和娱乐等在内的多种功能的一站式平台。
　　西北大学吴越、西南大学陈丝丝和内蒙古大学温婷婷均从微博传播生态中的谣言现象入手，对其传播现象、辟谣机制及微博自身净化功能提出分析与建议。陈丝丝认为，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其实是其自身作为“谣言制造者”、“谣言粉碎机”双重角色悖论的博弈；吴越认为微博辟谣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于社会知晓度较低、人力资源不足等；温婷婷则提出面对巨大的微博用户群，主流网络媒体必须将微博辟谣提上日程，使之成为网站运行常态化、机制化的一部分。
　　深圳大学林伟江以微信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新媒体发展的关系强弱程度”与“城市归属感的强弱程度”这两个维度并置，认为可以从这两个维度组成的四种状态来考察流动人口的新媒体使用状态，并藉此提出，让新媒体发挥社会黏合剂和缓冲剂以配合中国的社会转型。
　　华东师范大学高云微研究发现，我国大陆地区对社交网络游戏的研究从相对单一、负面的价值判断逐步转向相对客观、中立的价值判断。
　　此外，还有部分同学对社交网站整体发展进行研究，如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博对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交网站中的使用作出分析；厦门大学高尚基于社会化媒体传播特性，对馈赠型营销模式进行了探讨等。
　　　　
传统媒体转型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嘉麒在研究中分析了国内电台节目基于新媒体创新的典型做法，如从新媒体中进行内容选择、利用微博等新媒体与听众进行沟通并实时反馈、利用网站播出原创视频节目以实现广播“可视化”、运用“播客”技术进行广播节目的用户化运作等。上海社会科学院丁婷茹在《论微电影叙事文本的文化传播态势》中提出，微电影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存在游离；微电影制作主体普遍个人化，可能造成叙事信息爆炸的局面。上海交通大学高凯论述了传统电影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微时代”的变化与转型，他认为，微博廉价、迷你、平等、互动等传播优势让电影的“微营销”模式成为可能，且收益良多。
　　西南大学杨莹在《移动阅读时代的阅读选择与困境思考》中提出，网络文化所主张的自由、开放与规范、封闭的传统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悖论与困境。
　　华中科技大学景义新在研究中尝试用媒介进化的补救性媒介理论对iPad媒体进行解析，认为iPad不仅是对传统的印刷和电子媒体的强大补救，也是对新媒体领域电脑和手机终端的鼎力补救，这种补救表明iPad媒体的人性化特征，也预示了未来新媒体发展的方向，即不断人性化的趋势。
　　　　
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黑龙江大学庄园认为，当前的意见领袖正从媒介的“早期使用者”转变为信息的发布者，影响力由“单一型”逐步向“综合型”过渡，从影响群体成员到影响公共议题，同时，信息传递过程中保真度有所提升。
　　清华大学徐煜对国内新闻网站的自杀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对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尚未形成共识。
　　香港中文大学程灜研究发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和乡村及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老年人在跨越数字鸿沟运动中所受到的关注有着显著的差别，信息化的步伐也非常不一致。政府跨越数字鸿沟的措施主要在简易网络终端、智能养老服务、保障社会参与、发展网络经济、提升信息素养方面与老年人有直接关联，但并非所有的关联都有利于老年人享受信息社会的福利。
　　郑州大学田育臣在文章《微博时代中国新公民运动发展形态探究》中认为，微博时代，一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公民运动凭借互联网优势，通过网上的社会公共舆论转化为网下的公民行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解决。
　　　　
新媒体与文化
　　成都理工大学王晶认为，新媒体文化带给受众的仅仅是精神上的胜利、精神上的狂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媒体文化只是起到情感宣泄、自娱自乐的“安全阀”的作用，并不会真正对正常的社会统治、现实秩序带来破坏或动摇。所以，新媒体文化需要正确引导也需要宽容理解，如果在文化管理与政策制定上一味批判新媒体文化的庸俗媚俗、限制受众的网络话语权，可能会更不利于正常的社会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赵志伟提出，新媒体的出现和兴起，已改变了传统纪录片的文化传播方式，影响了纪录片的生产制作理念，冲击了传统的纪录片美学观念，从信息量、交互性、受众层面、消费层面和传播效果上均有所体现。
　　厦门大学王鹏飞研究发现，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乡村文化认同面临很大的危机，文化表述“本末倒置”的情况已不陌生，导致乡村文化认同渐渐模糊甚至消失。具体表现为，乡村城市价值取向“堵塞”了农村青少年文化认同空间；乡村家庭文化传递功能的削弱“堵塞”青少年社会化过程；邻里关系的陌生化“堵塞”了社区环境对乡村青少年的塑造；不良文化的蔓延“堵塞”了淳朴乡村文化发展。
　　网络流行语是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独特的文化现象，郑州大学聂丛和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孙苗均对这一现象作出解读。聂丛认为，网络造句现象由于内容丰富、富于吸引力，在转型期的中国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公民对社会热点、时事事件进行关注、反思的结果，这个过程其实有利于促进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孙苗则认为，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社会控制弱化、民主意识觉醒；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同浇灌，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媒体与政治
　　安徽大学陈诺在研究中认为，亲和力是评估政务微博的重要指标之一，大多体现在微博的娱乐元素上。娱乐元素增强政务微博关注度、娱乐元素改变政府“刻板印象”、娱乐元素提高舆论引导力。
　　河北大学鲁丁晨和中国传媒大学张橦均将银川市政务微博“问政银川”作为个案，对微博问政的实践效果作出分析。鲁丁晨认为，问政银川微博成功开启了微博问政的新模式，其微博定位明晰；微博风格随和，语言平易近人，办事雷厉风行；践行诺言，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张橦认为，微博问政的政治价值在于政务微博是电子政务平台的拓展延伸，或可倒逼政府及社会改革，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培育公民社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新媒体与公共领域的构建方面，南京师范大学陆海峰认为，在探讨微博能否重构关于开放的政治讨论、从而实现向公共空间理想参与模式的转向时，不仅要关注微博自身的技术特性，还要关注它所处的文化、制度。
　　此外，还有部分论文对新媒体与政治的其他方面进行了探究。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杨思佳提出问题：中国网民为何接受政治敏感信息？就此，他分析了心理抗拒理论和信息深度处理在其中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黄琪渊探讨微博和SNS网站在舆论引导、拓展视野、贴近官兵心理等方面的优势，以此分析当代环境下团结青年官兵、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军心、提升战斗力的“新媒体模式”。
　　　　
新媒体学术、教育及其他
　　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学教育，安徽大学周彤认为，需要对新闻学理论的自主性和统摄性进行反思。他认为传统新闻学忽视了技术、传播工具、媒介形态这些作为新闻传播核心要素的探讨，摒弃了体现新闻传播主体性的工具——媒介。重视媒介，把媒介作为新闻传播的手段纳入新闻学研究的内核，并把技术逻辑当作新闻传播的本质规律进行探讨，是建构新闻学主体性的内在要求。
　　健康传播方面，中国传媒大学张庆华以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发端的“含铬胶囊”这一突发药品安全事件的网络报道和网友微博言论为研究对象，认为网络媒体应明确责任，充分利用自身具有的能综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优势，提高报道的专业性。
　　深圳大学王谦秋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不同平台、不同内容和不同来源的微博新闻信息可信度持不同态度，微博新闻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障、微博内容未能尊重事实和缺乏新闻（信息）伦理规范是大学生质疑微博新闻信息可信度的三个主要原因。
　　重庆师范大学禹心郭以重庆地区为例，分析大学生网络广播使用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以网络为主，网络广播使用频率高于传统广播；大学生受众使用网络广播的主要动机为学习与教育、资讯陪伴与生活方式表达、社交；大学生受众对网络广播的媒介评价在专业类别、接触网络时间有显著性差异。■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