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芳　涂鸣华
　　【本文提要】本文考察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延安整风时期、20世纪50年代、文革过后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新闻文风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新闻文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既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理论原则的体现，也是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任务。改革文风需要尊重新闻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新闻文风　宣传　延安整风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212
　　去年8月，中宣部等五部委下发文件，号召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活动要求，各新闻单位要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学习、熟悉、善用群众语言，拉近新闻报道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群众能听得明白、听得进去，着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本领。在新闻报道中大力倡导“短、新、实”的清新文风，切实提高新闻报道的公信力、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将改良新闻“文风”问题列入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本文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几次新闻“文风”改革的历史做简单梳理，以历史的演变为脉络，分析其在不同时代下内涵的变迁。
　　　　
一、延安整风之前的新闻文风问题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的领导就注意到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文风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明确提到，“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早在大革命时代，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就批评说：“现在各种党报表现的都是没有与民众间建立起亲密关系；所登载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消息都是间断的，零碎的，并不能够将人民生活状况经常地，充分反映出来。”①而吊诡的是，恰是共产国际所支持的“左倾”错误思想路线导致了当时新闻文风的弊病——不能够按照中国国情、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报道方式，而是强调同苏联的一致，这既给了反动派以口实，又得不到民众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初主管中共宣传工作的杨尚昆回忆道：“我当宣传部长时，所有宣传品都要写‘武装保卫苏联’，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都得那么写，群众根本不能接受” ②，“根据我们已经看见的宣传品来说，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刻板式的大文章……无论什么宣传品上，总是要从世界大势说到反对敌人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 ③
　　针对土地革命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张闻天最早提出了“党八股”的概念。他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党内有些同志进行宣传鼓动的时候，不分辨对象，始终使用一套话来对付，在内容上“死板”、“千篇一律”、“笼统武断”，并将其称之为“党八股”或者“十八套”。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八股的最早来源。
　　此时对新闻宣传“文风”问题的检讨，还没有归结为阶级路线的问题，而是更多地采用同志式的讨论、批评。首先是认为对宣传工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张闻天、杨尚昆都曾论及，这是宣传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重要原因。其次也是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主义问题。如在集会时不外是传单和标语；检查工作不着重内容，而只关心数量的多少；形式上只有文字，而没有音乐、美术等更为丰富的形式；即便是文字上，也没有做到通俗易懂。⑤再有，则是宣传时“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工作”，总是使用千篇一律的格式和套路来报道复杂的革命斗争问题，这样的宣传鼓动使得群众没有兴趣。最后，对新闻文风问题的检讨上，也提及了思想认识的问题。比如张闻天委婉地指出，当时的宣传存在着简单粗暴的现象，即有些同志一再使用“左倾”的党八股套路，不使用完，就似乎不革命一样。⑥其结果是不断丧失可以公开进行宣传斗争的阵地，自我秘密化。
　　　　
二、延安整风时期的新闻文风整顿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关文风问题的讨论进入议事日程。它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即生搬照抄马列经典词句以指导中国问题的情况。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⑦这自然也包括在文风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这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整顿文风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
　　但是，上述目标在党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文风问题仍然突出。1941年中宣部文件就指出：“鼓动内容的复杂、艰深、一般化，和鼓动口号的繁多、混乱和堆砌，甚至发现有原则的错误，语言文字的不生动和不通俗，方式方法的刻板化和不善于因时因地制宜。”
　　新华社回顾自己在整顿文风之前的报道说，“新闻写作最大的缺点，就是把新闻变成公报和流水账”。该社还以军事报道为例，说明其中千篇一律的情形：“开头写某月某日敌我在某处发生战斗，中间写战斗如何激烈，最后总是俘敌多少，杀敌多少，缴枪多少，收割电线多少，破坏公路多少……这样的写法必然使新闻枯燥无味，千篇一律”。⑨而《解放日报》则总是“最大的篇幅给国际新闻”，“巨大的篇幅登载论文和译文，而不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
　　为此，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即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正式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延安整风运动把“文风”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毛泽东是这场整风运动的发起者，并且把“文风”与党风、学风直接联系起来，将其作为政治路线问题来看待。他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⑩
　　毛泽东认为包括党八股在内的“三风”问题“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样，对“文风”的态度就不仅是态度和能力问题，而成为路线斗争的标准。正如毛泽东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1]由此，在纠正“党八股”方面的力度前所未有。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总学委，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首先在延安开展整顿“三风”的运动。为了深入彻底解决“三风”问题，当时延安的各部委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其他全部精力都用来整风的学习。具体的做法是学校两个月，各个机关三个月，学习中央指定的二十二篇文件，其中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有关文风问题的两个文件，即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和毛泽东同志为中宣部起草的《宣传指南》，阅读文件时要求非常严格，需要认真地读，联系自己的工作，党的历史，党的路线，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做笔记，并开讨论会互相交流，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12]其次是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工作，检查思想。各机关学校检查讨论，并做出最后的结论，此结论必须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若是重要的机关，则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批准。[13]人人都要做笔记，并且要互相之间传阅，上级领导必须检查下级的笔记。[14]接着是审查干部，最后是1943年的集中学习路线。
　　延安整风的核心话语是“实事求是”，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的”。就《解放日报》而言，改版前以国际新闻报道占据优势，而根据地的实践活动则报道很少，毛泽东的重要活动和文章，报道的力度小，且不占主要位置。改版后调整了版面，以根据地的新闻为主，以我为主。
　　这一时期对文风问题的认识被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话语，被称为“党内一个大论战”，并进而被称为“两条路线斗争”，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路线之争。[15]这样，一方面固然有毛泽东所说的重重给患者一击，希望同志能够警醒的效果；[16]但另一方面，在强调路线斗争之后，一定程度会造成思想上的死气沉沉，成为日后政治化的新闻文风的先导。
　　另外，延安整风主要解决的是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经过“整风”运动，大大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在《解放日报》的社论里，毛泽东开始同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领袖的名字并列。[17]文章中开始出现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的现象，这在日后演变为新的八股文风，《解放日报》将其归结为“以八股反八股”。
　　　　
三、20世纪50年代的整顿文风
　　在某个思潮诞生之初，因为它所处的恶劣和敌意的环境，会决定了秉承这个思潮者，更加倾向用斗争和冲突的理论来维护自己的信念；而如果当初对立的环境消失后，这些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理论不会自动地消失，相反还会在某个程度上决定着后来者。这也同样会体现在党内的新闻文风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闻文风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是一位高明的语言艺术家，他对文风问题也倍加关注，屡屡做出指示。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他还特地指出：“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随后的1956年新闻改革中，《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提出了三点，一是扩大报道范围，二是开展自由讨论，三是改进文风，显然是对毛泽东要求的积极回应。《致读者》说：“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古人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千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
　　在这篇充满清新文风的《致读者》中，扩大报道范围、自由讨论和文风改革事实上是结合在一起的。题材的扩大是说明了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将更为复杂；在报纸上开展自由讨论，是因为在建设时期应当建立宽松自由、让人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而文风的改进，是以“读者”能够有兴味地阅读为主要任务。
　　虽然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1956年新闻改革很快夭折，但新闻文风改革的话题并没有中断。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作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讲话，提出写文章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围绕这“三性”，1959年在新闻界再次开展整顿文风活动。《解放军报》1959年4月开展以改进文风为核心的“百日跃进”运动；新华社山西分社成立“整顿文风指导小组”，在分社内建立评稿制度，实行“问题站队”和“解剖麻雀”，改进文风问题；《福建日报》和《新闻日报》在业务刊物上开设了“文章医院”，分析稿件的毛病等等。这一时期，正是“大跃进”宣传进入高潮的阶段，如果撇开内容的话，很多报道从语言文字以及版面编排上看，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这种整顿文风的积极努力与“大跃进”错误路线相结合所产生的后果，使其目的和结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坚持群众路线也是这一时期整顿文风的重要方面。在操作上，一是发动新闻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互相评报，如《人民日报》就在报社内采用“插红旗”制度，对好新闻、好版面送红旗。其他报纸也开展公开评报的举措，把报纸版面公开张贴，要报社群众评比。二是广泛联系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如大力发展通讯员制度，使得基层鲜活的信息能反映到新闻版面上，编辑人员下基层，听人民评论报纸，熟悉人民的语言和思想。三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新闻从业者语言文化能力。
　　　　
四、“文革”后的“帮风”清理与文风重建
　　1977年开始，在对“四人帮”进行思想上的批判运动中，针对四人帮所秉持的文风——“帮八股”，又一次展开文风整顿运动。
　　邓小平对“文革”期间的文风做了如下的判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18]叶圣陶先生将“四人帮”的文风称为“五话”，“假话、大话、空话、废话、绝对话”。[19]语言学家王伯熙指出，“帮八股”有两个特征，一是使用貌似革命的词句、口号、语言作为伪装，混淆和割裂词语的概念，为“四人帮”的路线服务。如给反革命的事件冠以美名，将本质上不对立的，如将“专业”和“专政”等对立起来。二是“文章写得若明若暗，话讲得不阴不阳”。这种“帮八股”对文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一是“吹牛皮、说假话”。二是“照搬照抄，落入俗套”，指的是文革期间，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风气，地方报刊成中央报纸的地方版。三是“滥用语录，转载成风”。四是穿靴戴帽。指当时文章，无论怎样的内容，总从革命形势谈起，以表达决心展望未来结束。[20]
　　但此时，对“帮八股”的批判，根据拨乱反正的先后，实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叙事策略。在“四人帮”刚倒台的“两个凡是”时期，思想束缚还没充分解放，往往是带着“帮八股”的毛病批判“帮八股”。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21]在没有对“四人帮”的错误根源进行清算之前，对“帮八股”的清算也不可能成功。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对“帮八股”的批判进入了另一阶段，在文风上，一方面通过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再次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方面要求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为此，党中央专门发出“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时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陈翰伯在给《读书》杂志的批示中曾写道：“不要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华主席’。” [22]
　　这一时期整顿文风的进步之一，则是在党内问题上，不再上纲上线，联系到路线斗争上；在对党内同志的批评上，也采取了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而非使用大批判文章。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界努力“恢复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新短快活强”的新闻观，新闻文风同以往相比，有了更多的变化。比如穆青倡导散文式新闻，郭玲春散文式新闻的尝试等，都为八十年代的新闻业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五、新时期以来的新闻文风新视角
　　新时期以来，党内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文风运动，但是“文风”话语仍然是党内工作的关键词。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特意提到了文风问题，指出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23]
　　1997年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对于一些不正的文风，提出了批评，其中既有文风中的形式主义，“也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24]
　　胡锦涛在2002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 [25]。这也是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鞭挞。为此，2003年中央专门下达文件，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文明的推进、传媒业的发展，也随着注重受众效果的传播学热遍中国，为有关文风的讨论带来了新视角，即从受众的角度反思文风。20世纪90年代开始，媒体在可读性上做了不少尝试，“用事实说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标志着新闻文风变革由政治化向通俗化的转折。此后，随着中国新闻传媒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推进，中国新闻传播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面向大众的新闻通俗化发展过程。传媒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标志，以通俗化娱乐化为取向，满足受众需求、调动受众激情，新闻通俗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文风特征，也成为传媒竞争的新趋势。但是，由此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市场化的浮躁和竞争的无序，“假新闻”泛滥，记者不深入调查，盯着电脑屏幕编稿子，随意使用网络语言，违反基本行业规范的行为层出不穷；另一种是开放环境下主流媒体仍然未脱的党八股习气。特别是时政新闻，长期以来形成的居高临下的腔调、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的表达、官话套话的模式，使新闻报道过于程式化、官腔化，读起来不亲切、缺乏真情实感，与群众有距离感。因此，党对新闻宣传提出“三贴近”原则；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整治文风会风，倡导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并指出“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26]，提出了“短新实”的文风要求。
　　　　
六、结语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走转改”活动，以及对党内历次新闻“文风”问题讨论的简略回顾，可以发现，虽然每次开展运动或活动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有不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文风改革，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反对形式主义，追求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言之有物的文风，其精神实质是对“真”和“实”的追求，其不变的目标是联系群众。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历次新闻文风改革大多是以政治话语为特征的，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文风整顿、解决文风问题。这种方式，也许在短时期内可以集中针对目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奏效，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面向是，使文风改革附加上政治目标，强化了文风的政治化倾向，格式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以及文化传统。
　　今天，或许我们应该把文风问题看成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党的“文风”建设也亟待话语转型。毛泽东说“文风和学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7]十分深刻，从这个意义来说，新闻文风的现代转型关涉党的执政形象、执政能力、执政效果。
　　如果说“党八股的出现最初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不深入”，[28]那么，时至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环境已经变为世界地球村，我们显然不能仍停留在现代性启蒙的情结之中。党的新闻文风的现代转型是个系统工程，应该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转变，随着从新闻宣传到新闻报道的转变而转变，随着从政治运动到专业化改革的转变而转变，更要随着从政治话语到新闻专业话语的转变而转变。
　　为了通过“走转改”活动，将党所倡导的优良新闻文风落在实处，形成长效，我们认为：
　　首先，必须在认识上、理念上、观念上切实区别宣传和新闻的不同，不能用政治宣传话语代替新闻话语。文风本身就是政治，但政治话语和执政理念，要用新闻话语来表达，要通过符合新闻报道规律的通俗话语体系，让群众喜闻乐见，这是文风现代转型的关键。
　　其次，要在体制和机制变革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应该是编辑部内部控制。西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的形成和被认同，若从操作的层面上讲，就是从编辑部的把关原则开始的。[29]编辑部对新闻稿件的语言表达方式、新闻事实的呈现方式等都应该有具体而严格的控制。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媒体内部对从业者的考核更多的是量的标准，对文风问题“大家早已习焉不察且安之若素”，[30]只有极少列入业绩考评之中。所以，从管理和引导的角度来说，改革考评和奖励制度也是文风建设的必要环节。
　　最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是新闻文风形成和传承的重要因素。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义利之辨，是除了专业素养和能力之外的左右文风优劣的另类力量。有的新闻工作者作风浮躁，不深入，不投入，不钻研，满足于完成量的任务，难成大家，难出精品力作，难有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作者王梅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研究生，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涂鸣华系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
　　　　
注释：
①［苏］鲍罗廷：《办理党报方法报告》，《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③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1933年第2期④⑤⑥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张闻天文集》第317页、第316页~第317页、第319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⑦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苏中区党委编：《新华社关于新闻写作的指示》，《整顿三风参考材料（五集）》第79页，出版地不详1944年版
⑩[27]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9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2]黄火青等：《回顾中央党校的整风活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第2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4]解放日报社：《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5日
[15]解放日报社：《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解放日报》1942年5月9日
[1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解放日报社：《宣布党八股的死刑》，1942年2月11日
[18]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叶圣陶：《端正文风：在新华社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的讲话》，《文风论集》第200页，求实出版社1985年版
[20]王伯熙：《“四人帮”的文风及其影响》，《文风论集》，第169页，第178页，求实出版社1985年版
[2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陈翰伯：《老生常谈话文风》，《陈翰伯出版文集》第105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
[2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6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2/05/content_1215694.htm
[26]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求是》2010年第10期
[28][30]李书磊：《再造语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29]参见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