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青
　　【本文提要】批评性报道，是媒体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新闻自身的价值而言，批评性报道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主要手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而提倡信息公开、维护大众的知情权则为媒体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这使得见诸于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所增加。本文以近年来相继发生的“三鹿奶粉”、“圣元奶粉”、“富士康员工跳楼”、“毒胶囊”等公共卫生事件为例，探讨如何正确把握批评性报道的导向，减少其负面作用，放大其积极效应。
　　【关键词】批评性报道　传播效应　导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普利策在论述现代报刊的社会使命时指出：“报纸的生命就在于‘暴露’，这种暴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一是社会问题。报纸应当监督政府官员的表现，对任何一种腐化堕落和错误都进行曝光。一个自由而有责任的报纸应当试图使‘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各机关和司法系统尽心尽职，履行责任’。”①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目前社会上多种矛盾不断显现，由此而带来批评性报道也越来越多。按照新闻规律，媒体可以选择其认为“有意义的事实”来报道，而党和政府乃至法律明确要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从这一点上看，媒体有责任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承担起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以满足读者的知情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上批评性报道相对多起来，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批评性报道也被称作“负面新闻”，事实上，“负面新闻”的概念并不严谨、确切。人们更关注的是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认为：“负面事实的报道即是负面新闻或者负面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2003年12月3日的一次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怎样看“负面报道”的问题时表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说我们不好的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定这个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的SARS的报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②
　　总的来说，批评未必就是“负面”，批评性报道作为新闻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内涵主要指其揭露的事实是“消极的新闻信息”。在新闻实践中，由于这样的新闻具有的突发性、敏感性、冲突性、异常性、接近性以及复杂性等特征，都极易满足受众的“阅读心理”。不过，批评性报道就其通过暴露而显现的效应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这个意义说，批评性报道是值得去不断开发的一个“新闻富矿”。其中的关键在于新闻的实务操作层面如何兴利除弊，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批评性报道在传播中可能产生的对诸如社会稳定、道德规范等方面产生的负面效应，努力通过引导，彰显其正面效应，从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注意批评性报道容易产生的负面效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过著名的效果与动机统一的论述。他指出，文艺作品尤其是所谓暴露文学，既要看作者的写作动机，更要看作品造成的客观效果。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然阐述的是文艺作品的一种规律，但它完全可以指导我们如何进行批评性报道的采编实践，注意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的、负面的效应，从中找出某些规律，将有利于兴利除弊，有利于媒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笔者试从以下诸方面剖析批评性报道在操作中的失当而形成负面效应的若干表现。
　　1.对某一事件和现象的批评性报道过于集中易产生“连锁效应”
　　在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多的信息时代，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新闻信息都有可能被广泛传播，并被迅速放大，从而产生“连锁效应”
　　以2010年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为例。当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齐上阵，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有网络媒体甚至出现“第九跳”、“第十跳”、“第十二跳”、“连环跳”等字眼。这一跳楼事件在媒体的关注之下愈演愈烈。
　　无独有偶，2010年3月一男子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行凶，造成8死5伤。这一校园惨案经各大媒体报道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四大门户网站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报道，配以图片、视频力图还原现场，结果形成了“连锁效应”。在此之后，校园惨剧在全国多处上演。同年4月28日，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也发生校园惨案，造成16名学生和1名老师被砍伤。4月29日，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也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32人受伤。4月30日，山东潍坊也发生校园血案，一男子在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小学内用铁锤砸伤5人。紧接着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发生惨案，造成9死11伤。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都是因新闻报道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但很难完全否定与密集的报道而引发社会反应无涉。
　　2.新闻预警失当易引起不良情绪
　　新闻报道具有预警功能。不过，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预警过当往往会干扰人们对现实环境的判断，甚至使社会公众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之中，不利于人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2010年8月19日，《现代快报》首先报道了江苏人民医院近来收治多名吃过小龙虾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病人这一情况。随后，全国多家媒体陆续报道了南京“小龙虾事件”。东北某卫视更是以《美味小龙虾使用洗虾粉人食用可能导致肾衰竭》为题加以报道，加剧了受众恐慌、紧张等不良情绪。而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与南京食安委公布的患者人数为23人。③在所有患病者中，只有一例病人出现肾衰症状，并且很快恢复平稳。显然，媒体在此事件中反应过度。
　　3.批评性报道失真误导受众，伤害媒体公信力
　　无论什么类型的新闻，事实准确始终是第一位。事实不准确，不仅不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容易混淆视听，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让事件相关者蒙受损失，客观上也使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2010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多地出现婴儿性早熟症状，而圣元奶粉被指致婴儿性早熟。随后，“圣元奶粉”事件持续发酵，成为继“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又一起被指直接威胁婴幼儿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
　　然而，就在家长们纠结该给孩子们喝什么奶时，事情发生了“突变”。8月15日，卫生部就“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事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公布了调查结果称：卫生部向部分国内儿童专科医疗机构调取的就诊资料显示，近年临床就诊的儿童性早熟病例数未见异常升高趋势。就诊的假性性早熟儿童中，纯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的比例基本相当。卫生部9人专家组由此评估认为，3例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奶粉没有关联，抽检的各产品激素含量没有异常。
　　与此同时，邓海华还进一步介绍说，湖北省对3例疑因食用乳粉致性早熟的病例再次会诊和回访，并检测激素水平、骨龄等项目，未发现患儿生长发育明显加速，仅能判断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
　　事后有媒体称，“圣元奶粉”事件是中国乳业的一场虚惊。然而，又有谁知道，这场由于媒体妄下定论而造成的“虚惊”让相关企业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翻阅当时的相关财经报道，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字，“圣元奶粉”事件发生后，圣元股价曾一日之间暴跌26.94%。即使是得到官方“正名”之后，股价仍出现小幅跌落，几乎又回到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之时。
　　这起完全失实的报道，误导了受众，误伤了乳品行业，也让媒体因“好心办坏事”招致公信力受损。
　　
关注批评性报道的客观效果，讲求引导策略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批评性报道就好比一柄“双刃剑”，通过披露事实，积极引导，可彰显其积极意义；报道片面，肆意渲染，必然扩大其消极影响。而媒体在报道中如何选择、判断，以及站在何种立场上，采用怎样的传播形式，是影响传播效果的至关重要因素。
　　1.快报事实，以正视听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依法享有从政府及其他方面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④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信息的知悉不仅关乎公民权利的保障，更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其提出的媒介依赖理论中指出，受众对媒介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平常提供的信息满足其基本需求；二是异常依赖，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或看法，依赖明显增加。在当今信息爆炸和互动的时代，网络、微博、手机短信等多种信息传播手段的兴起，使社会步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在受众信息获得渠道多元化的同时，真假掺杂、鱼目混珠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涉及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动作迟缓，事实披露不及时，或保持沉默甚至隐瞒不报，其他传播途径所散布的虚假信息就有可能成为主流信息，从而影响公众的情绪、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事态朝不良方向发展。反之，及时、准确报道事件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会抑制甚至封杀谣言传播的空间，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以轰动全国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例。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刊发了简光洲采写的《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在报道中首次用“三鹿奶粉”替代了此前报道中“某品牌奶粉”、“同一种奶粉”等含糊不清的表述，从而第一次将“三鹿奶粉”的真实问题呈现给广大公众。这一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迅速蔓延到整个国产乳制品行业安全信用问题，极大地动摇了公众对整个国产奶粉的安全信任度，也暴露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质量监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成为涉及政府和相关企业、行业的一次重大危机事件。然而，正是由于媒体对事件真相的揭露，推动了政府在奶制品全行业进行整顿，进一步完善检测手段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公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及时出台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相关婴幼儿进行免费筛查、免费治疗的救治举措。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大众媒体正确有效的引导，在稳定人心、平息事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已有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疫情面前，新闻报道越快，流言就越少；新闻报道越深入，公众恐慌就越少；新闻报道越准确，经济损失就越小。因此，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凡不涉及保密的，新闻媒体都有责任把相关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告知群众，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2.释疑解惑，提高受众科学素养
　　众所周知，现在的受众早已不同以往“子弹论”所认定的被动靶子，他们在了解“发生了什么”之后，更愿意进一步了解“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往往会引发受众对相关食品的信任危机。倘若媒体对事件解释不充分，由此可能带来受众对自身健康隐患的担忧焦虑情绪。
　　以2012年上半年发生的“问题胶囊”事件为例。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胶囊的秘密”称：河北一些企业用皮革边角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药用胶囊生产企业……调查发现，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的胶囊里，重金属铬含量超标。一夜之间，吃药“治病”变成了吃药“致病”，这让众多靠每天服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患者更是担惊受怕。为此，2天之后的4月17日，《文汇报》在头版刊发了《“胶囊坏了，就等于药坏了”》的独家报道，通过采访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上海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以及药剂学等方面的权威专家，对于“胶囊不安全，是否可以剥掉胶囊只吃药”等读者关心的问题一一给出了明确答案——胶囊决定疗效，不能随意剥掉。同时，针对市民自购“空心胶囊”自制“便携式”补品从安全的角度给出“慎用”的建议。
　　此外，《文汇报》还充分发挥新闻与专副刊的联动机制，在4月22日《健康生活》版刊发了由专家撰写的科普文章《理性看待胶囊剂：胶囊“爱美”》，详细地解读胶囊剂的功能，以及食用明胶与工业明胶不同用途等。充分而权威的解释性报道，让受众在知识饥饿感出现的第一时间内获得了满足，从而理性对待，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盲从及恐慌情况。
　　3.总量控制，把握平衡原则
　　媒体既不能让主流信息干涸，使社会出现“信息饥渴症”，又不能过于集中和事无巨细地报道，让负面信息泛滥，使受众产生“恐慌症”、“焦虑症”。这就必须把握好报道的“度”，或称之为“平衡原则”。
　　平衡原则，源于事物具有两面性的道理。一方面要通过对问题的揭露、丑恶的曝光，满足受众的知情欲，以达到放松情绪、减轻压力、缓解矛盾、协调环境的效果，也就是西方社会学中所说的“减压阀”功能；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报道超越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人的神经紧绷，压力增加，窒息活力。必须把握适度，不走极端。
　　现在，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将注意力过于集中于社会的各种弊端。而短时间内媒体上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很可能会误导受众，给人留下生活环境很不安全的扭曲印象，而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中显得尤为突出。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新闻媒体能通过传播建立一个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相对应，受众无法亲身了解现实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传煤了解，所以极易指拟态环境当作现实环境。因此，媒体在采编批评性报道的过程中，要兴利除弊，在基于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努力通过引导、转化，发挥批评性报道的正面效应，使媒体真正成为公众情绪的“导航员”。
　　
　　健康保障和生命安全位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安全需求层面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层次。而揭露批评公共卫生领域内反常、有害的现象，既可以产生消极、不良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引导转化产生积极、正面的效应。在公共卫生等事件发生时，媒体若能在第一时间“发言”、讲真话，并进一步对相关问题释疑解惑、正确引导，便可将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从而产生正面的社会传播效应。■
　　（作者系《文汇报》主任记者）
　　
注释：
①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第358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②郑人：《赞赏赵启正的“负面新闻”观》，《大河报》2003年12月8日
③吴娟：《科学传播的新探索——科学松鼠会》，《新闻传播》2010年第4期
④童兵：《非典时期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现代传播》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