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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认可与导向
——论新时期新闻作品评奖对新闻文体发展的影响
□刘勇
  【本文提要】在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发展进程中,以“好新闻评选”为开端、“中国新闻奖”为高潮的新闻评奖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不仅是对过去新闻实践尤其是文体实践成绩的回顾与检阅,也对未来新闻文体的发展具有示范与引导作用。
  【关键词】新闻评奖 新闻文体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11
  对于一个职业来说,完善的奖励制度不仅意味着社会对该职业及其从业者的认可与尊重,也体现了不同权力因素对该职业的规范与影响。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过程中,新闻评奖制度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着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从文体层面看,这些奖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问:每年的中国新闻奖是否把当年度全国最优秀的新闻都囊括在内?回答是:未必。如果问:每年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是否有一部分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新闻作品的第一流水准?回答是:肯定。” ①另一方面,开始于1980年的新闻评奖制度恰好覆盖了整个新时期,这些评奖实际是不同阶段新闻文体发展的重要表征,体现了新闻专业层面的规则与标准——“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优秀的新闻作品除了保持自己个性风格外,还应当遵守所属体裁的写作规范。” ②简言之,新时期的新闻评奖制度建构并推动了新闻文体的发展。
  
一、新时期我国新闻评奖的历史沿革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第三次新闻改革的帷幕逐渐开启,新闻评奖制度也随之诞生并不断发展与完善。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和《新闻战线》杂志编辑部率先发起了“全国好新闻”的评选活动,评选1979年度新闻作品。鉴于当时新闻界百废待兴的状况,本次评奖以“推动新闻改革,多写新闻,多写短新闻,多写好新闻,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为根本目的,只评消息一个项目,评出好新闻31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25篇。这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新闻作品评奖活动。此后,一系列全国性新闻奖项先后设立,包括:1990年的“现场短新闻奖”、1991年的“中国新闻奖”和“范长江新闻奖”、1993年的“韬奋新闻奖”等。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业已形成的各级各类新闻评奖共计10个大类,包括全国性的新闻奖、地方性的新闻奖、综合性新闻奖、专项性新闻奖、评选人物的新闻奖、评选新闻单位的新闻奖、以新闻界为主兼顾社会各界的征文奖、新闻单位内部的评奖、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某种需要临时开设的新闻奖、国际上的新闻奖。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闻评奖出现过多过滥的状况,国家相关机构开始统一与规范新闻奖励机制。1997年,中宣部新闻局审批了13项常设全国性新闻评奖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新闻工作者)、韬奋新闻奖(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奖、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中国科技新闻奖、政协好新闻奖、人大好新闻奖、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五四新闻奖、中国人口新闻奖。此后,全国类新闻评奖一度增至14项。2005年,中办、国办颁布《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中宣部出台《全国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活动的整改方案》,把全国性新闻评奖从原来的14个减至2个,即中国记协主办的评选优秀作品的中国新闻奖和评选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长江韬奋奖。这意味着“中国新闻奖”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保留的关于新闻作品类的国家级奖项。
  
二、新闻作品评奖对新闻文体发展的影响
  在所有新闻评奖中,新闻作品评奖与新闻文体的联系最为紧密。这些奖项集中彰显了国家意志和专业诉求,通过作用于记者及其所在的传媒,推进新闻文体的变革与发展。具体而言,新闻作品评奖的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紧扣不同阶段新闻实践中的问题与要求,记录新闻文体发展的历程
  新闻作品评奖实质是对既往文体实践的一种专业化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首先就是对一定阶段新闻文体发展进程的“问题回应”与“历史纪录”。历时地看,1978年以来的新闻作品评奖的变化脉络本身就展现了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发展历程。
  一方面,新时期新闻评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因应新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紧扣不同阶段新闻改革的不同要求。1980年之所以会举办“全国好新闻评选”,是因为十年“文革”遗留下来许多不良文风和倾向,比如“帮八股”、“新闻文章化”、“语录体新闻”等,许多报道中充斥着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表述。同时,“消息少、短消息少、好消息更少”。这些问题客观上大大限制了记者及新闻传媒的作为。为此,其时的评奖更多地着眼于消息,强调新闻写作要回归到“新闻性”,必须追求“短”和“新”。“突出改革、突出创新”是这一时期评奖的指导思想。所谓“突出改革”就是好新闻作品“要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反映改革的新进程、新成就、新问题、新经验,为加速和深化改革鸣锣开道。”据统计,每届好新闻作品中的75%以上是突出改革的。所谓“突出创新”就是“好新闻作品的表现形式要不拘一格创新体,这是时代的要求,受众的需要,也是适应改革报道的必然。” ④
  再看“现场短新闻奖”的设置。有研究者剖析了该奖诞生的三个背景:其一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报纸上的大块文章多,会议消息多,来自社会第一线的新闻少;其二是有人对新闻改革存在疑惑:新闻改革向什么方向改,改些什么?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其三是一些记者被请柬新闻、会议新闻、关系新闻缠身,摆不脱,下不去,作风飘浮,报道轻浅。⑤为了解决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倾向,1989年11月27日,中国记协发出了《关于开展“现场短新闻”评奖的通知》,号召记者采写短而精的新闻报道。不难看出,这个奖项设立的根本目的是新闻管理部门希望重新从新闻业务层面来激活已停滞甚至倒退的新闻改革。
  另一方面,伴随新闻文体实践的日渐丰富,新闻评奖所容纳的作品类型与文体形态开始不断增多,同时,文体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文体、新的表现方式等在新闻评奖中也都有所体现。1979年第一届“全国好新闻评选”只评选“消息”一项,第二届就增加了通讯、评论、标题和新闻照片等四项。198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撰写的《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率先突破了传统新闻文体的界限。新闻界谓之“非驴非马”、“四不像”:其报道对象处于社会的“中间地带”,无法归入传统的“典型”;其系列报道的形式、进行时的报道模式、多样化的报道方法都是以往文体观念与文体形态所无法涵盖的。很快,《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三色报道”、《关广梅现象》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问世,伴随更多记者、媒体的效仿与研究,深度报道的文体观念与技法也逐渐被新闻评奖制度吸纳。1986年,第八届“全国好新闻评选”正式设置“深度报道专项奖”,实质就是对这一文体实践的肯定。到1988年第十届时,“全国好新闻评选”的项目已涵盖了消息、通讯、评论、组合报道、系列报道、连续报道、读者来信、标题、专栏、版面(节目)、新闻照片、新闻漫画等12个。与此同时,不同时期出现的诸如散文式新闻、对话式通讯、口述实录式新闻、记者来信、新闻述评等多种文体新样式都纳入到各类新闻评奖的范畴中。2005年,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则首次将网络新闻作品纳入其中,标志着网络新闻文体开始正式进入国家级权威新闻评奖的视野——“中国新闻奖评选以实际行动对过往争执不定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网络已经成为国内新闻传播无法忽略的活动空间;在全国范围内,优秀的网络新闻作品与优秀的传统新闻作品一样,具有突出和鲜明的导向和示范价值。” ⑥2011年,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首次增设了“国际传播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改变我国媒体在重大国际事件和涉华重要新闻舆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新闻报道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地位和意义日益凸显。
  (二)对以往新闻文体实践、文体规范予以权威性“认可”,推动文体创新
  在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新闻作品评奖实质是对以往新闻文体实践、文体规范的一种专业性评判和权威性的“认可”。换言之,新闻评奖业已成为新闻实践活动的延续与深化。
  一方面,这些奖项通过评选优秀新闻作品,对记者的文体实践与创新予以专业认同和有效推广。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名记者之所以能够迅速蜚声新闻界,既是他们文体创新的必然结果,也与新闻评奖的大力推介有着很大关系,例如:林里的“新闻式通讯”、柏生的“记者专访”、阎吾的“情景新闻”、刘衡的“口述实录”体新闻、张建伟的“四不像”报道等等。1981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率先打破“新华体”藩篱,运用散文式笔法写作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举获得第三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许多分析该报道特色、呼吁文体创新的评价文章接踵而至。郭玲春随即为国内新闻界所熟悉,散文式新闻写作手法也为其他记者竞相学习和采用。有资料显示:1980年全国49篇好新闻都采用的是散文式新闻的写作技巧。获奖好新闻14篇,其中至少有8篇没有导语。⑦
  另一方面,新闻评奖的日趋繁荣所带来的新闻批评机制的专业与完善,不仅为记者的文体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文本“范例”,也为业界的文体创新与专业评议提供了可供比对的参考系,进而从根本上促进新闻文体的革新。譬如,今天新闻界耳熟能详的“跳出会议写新闻”的报道方法最早就体现在“全国好新闻评选”的获奖作品中。1987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报驻安徽记者张树国的会议新闻《安徽某些领导撕破脸皮要官省委书记不留情面提出严厉批评》,记者一反传统就会议写会议的套路,仅仅抓取了会议中出现的“意外”进行报道,突破了传统会议新闻的报道模式。该报道由此获得1987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新闻评奖的青睐实质是从专业层面对这一报道方法的权威性确认。至此,越来越多的会议新闻开始在这一新的框架下参与竞争。2006年8月24日,《中国妇女报》记者朱谦采写的消息《“两纲”督导动真格个别汇报卡了壳——国务院“两纲”中期评估督导组声振陕西》,该稿因为“突破了长期以来就汇报会写汇报会的模式,完全抛弃了成绩、经验、要求、希望这样的常态写法,敏锐地抓住会中突然出现、超出程序安排之外的新闻事件,采用白描纪实手法再现特定环境和事件,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⑧而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两相比较,我们就能从中觅见二者的相似之处。以两则报道的导语为例:
  本报合肥12月8日电记者张振国报道:一向持重稳健、善于团结同志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日前在安徽省委全委扩大会上,对干部中的某些坏风气,提出了自他到任一年多来第一次最严厉的批评。
  本报讯由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原中纪委监察部驻农业部纪检组长夏文义带队的国务院“两纲”中期评估督导组,8月20日上午在陕西省实施“两纲”汇报座谈上点名批评一些参加会议的部门代表交头接耳、不认真开会的散漫行为,让所有与会者的精神为之一振。
  (三)制定“优秀新闻”的标准,为未来的新闻文体实践提供“导向”
  “优秀新闻”的标准是经历长期历史积淀后形成的一种为职业共同体所遵循和追求的专业共识,其精髓往往通过各种新闻奖项的目的、规定、要求等方面予以体现。1978年以来的“好新闻评选”、“现场短新闻奖”以及“中国新闻奖”等新闻作品评奖不仅集中彰显了中国语境之下的“优秀新闻”标准,也为不同阶段的新闻文体实践提供“导向”。当然,这种“导向”既有专业层面的导向,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两个“导向”的新闻作品才会受到国家级新闻作品评奖的青睐,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中国语境下的“优秀新闻作品”。
  始于1980年的“好新闻”评选就从政治和专业两个维度形塑了新时期的新闻文体。1981年,习仲勋同志针对新华社的工作提出了“真、短、快、活、强”五点要求,实质也是基于政治和专业两个维度提出的“导向”。前四点实际指涉的是专业层面的诉求,最后一点则彰显了政治层面的要求。由于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五点要求后来成为“全国好新闻评选”的主要标准,也成为新时期新闻工作的重要指针。此后,经过10届“好新闻奖”的评选与推介,新时期的新闻文体才逐渐从文革“假大空”的“语录体”中挣脱出来,记者的文体实践和创新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诚如有研究者所评价的那样——“十年评选,入选了三中全会以来的全国好新闻作品1927篇(幅),记录了这个时期我国改革的重要历程,反映了全国人民在这个时期中的创造才能和变革心声;同时,这一活动也促进了我国新闻写作的变革。它对于我国新闻事业自身厉行改革,摆脱十年“文革”桎梏,开展新闻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其意义是无可争辩的。它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⑨
  从1990年开始的“中国新闻奖”,至今已举行了21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新闻奖”对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双重导向的追求。这体现在新闻题材与体裁、文体理念与技巧、报道角度与社会影响等方方面面。诚如时任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新闻奖评委会主任的邵华泽同志所言:“中国新闻奖首先是推动了我们的新闻宣传,对新闻宣传发挥了导向作用。再一点是在新闻业务方面起了一种示范作用。……我们新闻的内容、形式等都有许多改革、创新,这些改革、创新集中体现在获奖作品当中。获奖作品本身就是新闻改革的成果,同时它又对新闻改革起一种促进作用。” ⑩
  其二是对短新闻的倡导。“提倡短新闻,增强信息量”是“中国新闻奖”一以贯之的导向。为此,首届“中国新闻奖”复评委员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发出呼吁书,大力倡导短消息。此后,每一届新闻奖的评选规则中,都明确标明“文字消息在1000字以内,通讯作品在3000字以内”,并且不断号召新闻界重视短消息的写作,真正“刹住长风”。这些都对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三、结语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包括新闻报道的语言表达、结构方式、表现形式、体裁样式、报道方法等诸多方面,解决“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因此,新闻文体的外在形式——新闻作品的变化最能展示新闻文体的变迁,而新闻奖项则是这一过程的纪录,其实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共同建构的专业典范。况且,“经典新闻学或传统新闻学是依靠获得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和其他各种新闻作品奖的优秀记者培育和发展起来的。” [11]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作品类评奖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对过去新闻实践尤其是文体实践成绩的回顾与检阅,也对未来新闻文体的发展具有示范与引导作用。■
  (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返观与阐释:新时期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研究,〈1978-2008〉”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1)
  
注释:
①傅盛宁:《中国新闻奖实证分析》,《新闻知识》2003年第6期
②常秀英、张君昌、阮观荣:《争获新闻奖指南——新闻评奖理论与实践》第7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③常秀英等:《争获新闻奖指南——新闻评奖理论与实践》第134~13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④何光先:《十年新闻写作变革》第17、1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⑤常秀英、张君昌、阮观荣:《争获新闻奖指南——新闻评奖理论与实践》第136~13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⑥邓炘炘:《中国网络新闻传播跨越重要的临界点——解读中国新闻奖首次评选优秀网络新闻作品》,《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
⑦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第29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⑧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新闻奖作品选(2006年度)》第187页,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⑨何光先:《十年新闻写作变革》第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⑩邵华泽:《伏案金台十一年(下)》第7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11]李希光:《中国新闻教育未来之路》第12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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