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李彬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新闻界开展的“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出了一批广受好评的精品佳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公信力。在目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塑造社会共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走基层”报道成为主流媒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领公众舆论的重要手段，形成了“寻找问题（舆论热点）→确定故事（新闻线索）→展示全景（新闻背景）→理性回应（舆论争议）”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模式。这一模式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记》、《（农民工）邵全杰买（春运火车）票》、《“招工局长”的“卧底”路》（云南沾益县人社局长驻守浙江义乌为当地农民工维权的报道）等广受好评的“走基层”系列报道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是从指导理念还是从具体实践来看，“走基层”报道都被置于传统的“内宣”语境——即它所指向的是国内受众，聚焦的是国内政治与社会议题，满足的是国内民众的诉求。如何在“外宣”的语境下和全球传播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走基层”报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提升我国新闻媒体在全球舆论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并且运用最具前沿性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模式提升“走基层”报道的创新能力，使之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新闻品类，应当是我们将“走转改”活动不断引向深入的路径和方向。
　　
一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和“走基层”相类似的选题也成为国外新闻界和传媒界同行关注的对象。近几个月来，曾任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京记者的彼得·海斯勒（Peter Hassler，中文名字为何伟）出版的《江城》《寻路中国》等细致描述中国“基层社会”图景的新闻纪实作品，不仅在英语世界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在我国读者中也引起强烈反响。《江城》一书记录了作者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担任英文教师的亲身经历，《寻路中国》则是作者驾车在中国小城镇和乡村进行实地采访的“旅行日志”，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走基层”的成果展示。
　　无独有偶，近年来在英语世界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实类（即所谓的“非虚构”类）书籍中，以普通中国民众及其日常生活作为选题的出版物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笔者对2007~2011年出版的此类书籍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以“基层人物”或“基层社会”为主题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包括《工厂女孩》（作者为何伟的华裔夫人张彤禾）、《中国课程》（作者为《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北京欢迎你》（作者为美国一家运动网站的总编辑Tom Socca），等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把“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作为中国报道的重要选题和素材。我们在此列举两个产生较大反响的例子。2011年7月，新华社报道了江西省铅山县女邮递员罗细英十六年如一日服务边远山区百姓的事迹。英国《每日邮报》驻上海记者马尔科姆·穆尔以此为线索，推出了题为“行程已达12.4万英里的超级女邮递员”的报道，被全世界近百家媒体转载。2012年6月，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在生命最后一刻勇救乘客的视频通过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You Tube播出，获得了超过600万次的点击量，在6月份的视频新闻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些例子对我们从全球传播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思考“走基层”报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显而易见，“走基层”报道的对象是“基层社会”，其主体是“草根阶层”——即身处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故事受到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充分反映了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按照“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解释，在全球传播的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围绕“形象和声誉”而开展的一场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播和舆论领域的较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强权政治情境下，拥有强大硬实力（例如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往往会获得国际竞争的主导权。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除了硬实力的作用外，以文化和传播为主导的软实力竞争也同样重要。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一个国家或组织而言，推广软实力和增强吸引力最为有效的手段便是“讲故事”。在众声喧哗的微博时代，“谁的故事更受欢迎”便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角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于信息传递和形象/声誉推广而言，借助于公民的力量——即所谓的“民间传播”（相对于“政府传播”和“企业传播”而言）——是最有效的手段。上面列举的有关中国草根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故事受到国外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已经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中国而言，外国人最想看到的不只是对我国悠久和灿烂文化的华丽展示，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更希望认识的是来自草根阶层的当代“公民英雄”。因此，我们应当通过讲好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加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这恰恰是把目前以“内宣”为指向的“走基层”报道拓展到全球传播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量的切入点所在。
　　
二
　　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发生的急剧变化对传统新闻学理论和实践模式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因此，深化和改革当前“走基层”报道不仅是从“内宣”到“外宣”语境的简单切换，还涉及到如何将我国新闻界“走转改”的实践与全球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模糊了新闻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彻底颠覆了“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提出的SMCR（传者-信息-渠道-受者）线性传播模式，也使得“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学经典理论无法充分破解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和困局。有鉴于此，各国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都在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探索。虽然目前还没有一种得到公认的经典理论或模式出现，但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思路，我们目前暂用一个松散的命名——“未来新闻学”（future of news consensus或FON）来加以概括，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公民新闻”的倡导者、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杰·罗森（Jay Rosen，代表作为《为何做记者》）、纽约大学新闻学兼职讲师克雷·舍基（Clay Shirky，代表作为《认知盈余》）、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代表作为《谷歌将带来什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丹·吉尔摩（Dan Gilmore，代表作为《草根媒体》）等。
　　从本质上看，“未来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者和专业工作者对不断变化中的媒体生态和传播模式做出的回应。其核心观点包括：
　　（1）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调和与协商的结果。换言之，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是“一对多”的单向传递，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则演变为“多对多”的“对话”或“协作”生产模式。
　　（2）专业记者应当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与受众保持“高度粘合”的关系，后者通过“开放源代码”（open-source coding）或“众包”（crowd-sourcing）等方式参与新闻生产，为前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和素材，前者则充当“把关人”的角色，确保新闻报道的公信力和专业品质。
　　（3）新闻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开放性的、蕴含多种阐释可能性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formation)，这改变了传统新闻学中对结构（例如“倒金字塔”模式）、文体（例如“美联体”或“新华体”）和专业伦理（例如双重信源相互印证确保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的严格规范与要求。在未来新闻学的阐释框架下，新闻文本呈现出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特征，新闻文本也相应地从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实在”（being）演变为一个不断自我更新和修正的“形成过程”（becoming）。
　　（4）新闻报道的首要功能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凝聚社会共识，而不仅仅停留在传递信息和告知公众的层面上。
　　简言之，未来新闻学倡导的是：媒体机构的扁平化、新闻生产的全民化、管理机制的去中心化、社会共识的固化。其终极目标是通过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促进全球不同族群与社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打造出一个理想状态的“和谐世界”。
　　从总体上看，“未来新闻学”所提供的理念、思路和理论框架是围绕着“全球、全民、全媒”这三个当前新闻传播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来展开和生发出来的，它对于我国新闻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尤其是深化和改革当前“走转改”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具体来说，未来新闻学所强调的“全球、全民、全媒”的总体趋势和对改进当前“走基层”报道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全球——传统的新闻传播是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来展开的。
　　随着以全球受众为指向的全球媒体（例如CNN和互联网）代替了仅以国外受众为指向的国际媒体（例如“美国之音”VOA和BBC世界台），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即从采集、编写、流通到接受等诸环节逐渐“去疆界化”，传统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所代替。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建基于“内外有别”传统观念的“内宣”和“外宣”的藩篱应当被彻底突破。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应当尊重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用“讲故事”这类具有普适性的手段来提升新闻传播的感染力，从而增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吸引力。
　　上文中提到的引发国外媒体和受众关注的“走基层”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善于“讲故事”的实例，这些“故事”不仅感动了中国，同时也感动了世界。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高大全”、“红光亮”的“正面典型报道”，也不是对当前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在不回避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的前提下，触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分配不公等“敏感”问题，真实反映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和现实诉求，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存智慧。挖掘凡人小事中的“不平凡”之处，这与市场化新闻“反常放大”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常放大”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耸人听闻，而是为了传递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这就使得具有问题意识和承载终极关怀的“走基层”报道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新闻”或“有人情味儿的报道”（human-interest stories）的窠臼，同时也更容易赢得身处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的好感和共鸣。前述“最美司机”吴斌的报道不仅感动了全中国，也感动了全世界，尤其是各国的青年网民（Youtube网站的主体用户），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全民——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中，媒体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通讯社等）和专业记者是新闻传播的主体，普通读者和阅听人则被定位为“沉默的大多数”，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
　　当今方兴未艾的3G技术和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随身媒体的普及把无所作为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参与生产的消费者”（prosumer）或“参与生产的使用者”（produser），进而登堂入室，在传统上由政商精英主宰的舆论场内产生“众声喧哗”的效应。这便是“未来新闻学”所强调的“新闻全民化”的效应。
　　在最早尝试将文化研究引入新闻学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看来，新闻传播不再是一种“专业实践”，而是一种“基本人权”。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兴起，微博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少年小打小闹的关系平台，在政治诉求达到一致的情况下，“叽叽喳喳”（这正是twitter一词的本义）的微博用户会迅速聚合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智能化暴民”（借用美国学者Rheingold 在2002年提出的smart mob的概念）。这就使得传统主流媒体所承担的引导公众舆论和凝聚社会共识的责任更为凸显，同时也使传统主流媒体遭遇到了更为强有力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新闻学的阐释框架下，新闻传播“全民化”的趋势并不是要用缺乏新闻专业资质的“公民记者”完全取代媒体机构和专业记者，相反，后者应当着重思索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新闻品质和公信力的前提下，让这些业余人士更为积极地参与新闻生产。作为“未来新闻学”重要的实践模式之一，由“微博记者”主导的“一个人的国际新闻部”的新闻生产模式被美国媒体广泛采用。2011年最引入注目的一位“微博记者”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安迪·卡尔文（Andy Carvin），他凭借在“茉莉花革命”中的出色报道赢得了诸多荣誉。他一个人包揽了NPR的大部分国际新闻报道，秘诀在于他充分利用微博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公民记者”和“社区博主”的“粘性”联系，采用“众包”（crowd-sourcing）的生产机制，“协作生产”出贴近当地实际、真实反映当地民众诉求的新闻。
　　专业记者与公民记者之间的“协作生产”模式在当前的“走基层”报道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近来在各大媒体上推出“最美”系列报道就广泛使用了公民记者提供的新闻素材（例如，前文提到的“最美司机”吴斌的报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媒体和专业记者应当通过“走基层”报道能够更为有效地直面“新闻全民化”的挑战，探索与“公民记者”的合作模式，牢牢把握新闻报道的专业品质和舆论引导权。
　　全媒——传统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机制是以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形式来分别展开，而当今“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常态模式。
　　“全媒体”的新闻生产既包括文字、图片、影像、音视频等传播介质的综合运用，也包括各种类型媒体机构属性和职能的融合。我们现在所说《纽约时报》已经不再是一张报纸，其主要收入来自于网站及其各种类型的衍生产品。
　　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全媒体”还应当是对新闻叙事结构和话语的大胆创新和实验。例如，新华社的“走基层”报道中利用“中国网事”这一全媒体平台，在“新闻视觉化”和“新闻影像化”的探索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央视“走基层”报道中融入了调查新闻所擅长的细节深度挖掘的做法，同时借鉴了纪录片的即时跟拍和戏剧、电影的表现形式，打造出“新闻纪实系列短剧”这样一个融合了多种媒体介质和表现形式的“全媒体”新闻品类。
　　
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走转改”活动的重要成果，“走基层”报道不仅充分发挥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宣导功能，而且为我国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更为广阔的全球传播的视野下，“走基层”报道应当成为我们通过“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发掘更多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公民英雄”来探索对外传播新模式和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目前最具前沿性的“未来新闻学”阐释框架下，“走基层”报道应当成为我们顺应以“全球、全民、全媒”为主轴的传媒变局，参与国际新闻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文明对话”的切入点。
　　无论用哪种最前沿的理论或最新潮的视角来看，“走基层”报道的实质都是让新闻报道回归其“人民性”和“公共性”的本体，让普通民众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自“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普通民众作为“走基层”报道的主体，越来越多地取代政商精英登上报纸的头版和电视新闻的头条。塑造公民英雄，回应社会热点，凝聚社会共识，这不仅是“走基层”报道的题旨所在，也是席卷全球的“公民新闻”或“草根媒体”运动的终极目标。无论媒介技术手段如何快速更新，传播方式如何花样翻新，作为新闻本体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体现得越来越鲜明，中国如此，全球亦然。这就是全球传播视野下的“走基层”报道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彬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10JZD0014）
　　
参考文献：
①史安斌：《国际传播前沿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周庆安：《从新春走基层报道看主流媒体履行社会使命的四种努力》，《电视研究》2012年第5期
③【美】杰夫·贾维斯：《谷歌将带来什么》，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9年版
④Hartley, John. (2008). “Journalism as a Human Right: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in Martin L?ffelholz and David Weaver (eds.),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Fu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⑤Gilmore, Dan（2006）.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New York, O’Reilly Media.
⑥Gilmore, Dan（2010）. Mediactive. New York, Lulu.com.
⑦Nye, Joseph (2010). “Citizen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2010-10-8).
⑧Starkman, Dean(2011). “Confidence Game and the FON Consensu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11), http://www.cjr.org/essay/confidence_game.php?pag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