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荣
　　【本文提要】西藏在近半个世纪中，信息传播的社会化程度赶超了上千年发展成果的累加，这依赖于新技术的不断运用。本文简要梳理了西藏的信息传播方式从报纸到网络的发展历程，指明传播技术能融合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发展的力量，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教育水平都有密切关系。研究信息传播平台搭建仅仅是一个前序，从平台研究开始，更多的关于西藏信息传播的问题将拉开研究序幕，这也是信息社会建设的必然。
　　【关键词】西藏　传播技术　传播方式　演进　
　　【中图分类号】G209
　　我们已经进入了电视、网络、手机“三位一体”的新型传播时代，在这新的传播时代，人类的感官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人们的听和看都从空间和时间中解放出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印证着“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经典语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时代呢？在这个时代，无论是一个传媒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在媒体行业历练已久的专业人士，都时常会被新的传播技术吸引，会感受到复杂传播环境产生的种种冲击。更广泛的受众随波逐浪，沉浸于变化的信息世界，享受着传播技术变革的种种成果。最重要的是，这顺应技术发展之势来临的传播时代，其影响面波及任何一类人群，任何一个地域，当然这也包括世界第三极——西藏。这昔日的“喇嘛王国”如今与时代同呼吸，充分享受新的政治制度带来的全新生命，卷裹在信息社会建设的时代浪潮中，用旧时神话中都不曾出现的方式展示人的生活面貌和高原的自然景观。
　　当下，从传播技术演变的视角来考察西藏的信息社会建设，清晰的发展脉络显示西藏其的发展不再总是和每一个传播技术发展的节奏错位，不再总是与世界信息发展割裂着，甚至新的传播技术导入西藏后，使西藏信息传播方式有了个性化的特点。
　　
一、旧西藏：传播技术与传播方式的脱节
　　20世纪上半叶，西藏还处在完全封闭的状态，无从谈起新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广泛联系。那一时期在西藏本土创办的报纸仅有1907年创办于拉萨的《西藏白话报》。其创办人是清朝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堂。这份报纸似乎是用钢板刻写，黑墨油印，全部为藏文行书。这份报纸从1907年开始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到4年，每期发行仅仅是300到400份。这是西藏历史上印刷术第一次和新闻传播相关联。这份报纸的创办，“标志着我国藏族新闻传播事业从原始新闻传播活动直接跨入近代报刊时代”。①
　　1949年以前，在拉萨还出现过两种藏文报纸，西藏《镜报》和《各地新闻明鉴》，这两种报纸都是在印度噶伦堡创刊。②其中《各地新闻明鉴》大约创刊于1924年，读者仅为在藏的印度、尼泊尔商人和西藏的上层人士，发行量不到100份。
　　史料可考的旧西藏出现的报纸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份，鉴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些报纸和广大民众毫无关系，只是权贵间信息传递的方式，是上层社会独占的阅读资源。
　　1931年11月噶厦政府从印度运来的电动印刷机器，不印报纸，也不印书籍，而是印藏钞。一个刚刚解决钞票印刷的社会怎么可能用印刷机这样稀缺的资源印制书刊报纸呢？
　　同一时期，祖国内地新闻业已经发展到了建立学科的阶段，作为新闻传播产业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盈利模式；作为唤醒国民自觉意识的宣传工具，它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后面的民族命运抉择中，本着“益于国事”③的功能担负起了不同的政治使命。但是祖国内地一浪接一浪的报纸发展热潮丝毫没有影响到海拔高度阻隔的西藏，旧西藏仅有的报纸完全是依靠外力出现的，旧西藏的政治制度制约了包括印刷报纸在内的一切新技术的发展活力，当然也包括摄影、广播等等技术的运用。
　　西藏出现报纸的时代，摄影这一技术已经是信息传播的伴生手段了。但在旧西藏，这一技术从不曾和社会信息传播有关联，只是权贵人士手中的罕见玩物。
　　摄影技术在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西藏个别达官贵人的生活。
　　1925年，25岁的德木活佛从一位落难的尼泊尔商人手中得到了一台相机，从此沉迷摄影，德木活佛拍摄的照片留存至今的有300多张。据德木活佛的儿子说，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拍摄亲朋好友而后把照片赠送给他们。④与德木活佛一样喜欢摄影的还有擦绒·达桑占堆，⑤他也是一位贵族。此外，在江孜帕拉庄园现在还存有小型的胶片放大机——这个庄园也以财力雄厚著称。照相，这样的新技术在那个社会只有资本雄厚、享有特权的权贵才有能力赏玩，更多的普通民众对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见过，甚至不曾听说过，更不用说让照片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民间甚至有很多人不敢拍照片，认为照片会摄取他们的灵魂。
　　历史上，单纯从某一项技术的运用而言，西藏并不是始终落后。早在公元7世纪前后，唐蕃之间商贸往来使西藏从建筑到农业都引进了不少内地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促进了西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半封建半农奴的社会制度巩固下的政教合一体制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存在诞生和孕育各种新科技、新技术的社会土壤。所以，无论是论及早在500多年前就出现在高原的雕版印刷，还是谈到传入西藏距其在西方普及也就是半个世纪的摄影技术，它们在半封建、半农奴的社会制度中，既不能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助推社会发展，也无从谈起对公众启蒙益智，更深程度地促进社会进步。这些新技术能衍生的领域和空间仅是在统治者的把控中，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存在，或者只是为少数人的生活添滋加味。在这一段时期，西藏公共信息领域的建设完全是空白，民间的信息传播依然主要靠口耳相传。书、信——这些和文字沾点边的信息传播方式仅是和有资本、有权力的社会成员相关。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是在科学技术催化下发生的。如印刷之于报纸、电波之于收音机，但是这些变化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需求、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等都关系密切。如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初期，新兴的商人阶级为了反对僧侣的统治，联合贵族阶级使用印刷术，从而结束了僧侣独占知识的时代，并促进了地方方言的成熟，最后导致了西欧民主国家的出现。这也就可以理解，无论这些新技术通过什么方式传入旧时西藏，尽管有类似于更敦群培这样出过洋的本土有识之士希望西藏有电站、有报纸，但是他们身处的是一个宗教力量强大，不期望有任何变革更新的政权时代，这就注定了旧西藏无法和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同步，也就不能通过传播的信息聆听世界的声音。
　　
二、新西藏：传播方式的演进
　　我们在开展“新闻传播与西藏社会发展”这一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实证调查时了解到，在2000年前后，西藏日喀则甲楚雄乡、江当乡等一批乡村陆续通电后，村民们拿着家中的积蓄买的第一个大件就是电视机。之前，他们的信息需求基本依靠政府免费派送的报纸和干电池带动的收音机来满足。⑥
　　现在，富裕起来的村民大部分也买了手机，手机上的各种资讯也及时传递给了机主。家住日喀则江当乡的旺珍饶有兴趣地收阅一条彩信，她遗憾于自己识字不多，以至于手机上更多的资讯都浪费了。
　　我们走访的甲楚雄乡、江当乡是西藏再普通不过的村子，这样的村庄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三通”工程。⑦
　　也就是说，生活在当今西藏的各民族同胞，无论他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他是何种身份，受过何种教育，只要愿意听、读、看，总有适合他的方式使他获取信息——公共的信息传播平台对每一个生活在现今西藏的人是共享的、平等的资源。
　　西藏建成这样的信息传播平台，是和平解放以来信息传播方式演进的成果。
　　1952年十八军进藏带了一部平台机，这部机器用牦牛驮着，于当年12月运抵拉萨，成为后来西藏日报社印刷厂机器中的“元老”。这台机器1954年开始印刷《新闻简讯》，这是《西藏日报》的前身。⑧现在，《西藏日报》藏汉文版日发行量达到了4万份。滚动起来的印刷机把国家政略、文化知识、逸闻趣事都化成文字分发到居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受众手中，在村屋、帐篷、僧舍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与信息社会建设同步开展的是普及教育，识字不再是特权，这为信息的传播、信息社会的建设掘挖了通道。
　　在西藏，广播的建台播音距创办第一个报社并不久远，甚至距中国人自己开办电台的时间也并不遥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播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时期，1926年，中国人就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座电台。仅仅时隔40年，1969年拉萨工布堂实验台建成播音，现代广播技术从此落户高原和人们的生活逐渐交融。2011年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发展白皮书》上的数据显示，在西藏，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0.28%。我们在农牧区调研期间，既见到过休憩的农民在田间地头纺着线，听着广播节目；也见到过牧民斜挎着半导体收音机放牧于草场。直译藏语的“广播”是“远处的声音”，对喜欢听广播节目的农牧民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千里之外的声音是怎么进这个小小的匣子中的，但是他们在乎这些声音传递的内容，并且乐意交流这些内容，甚至会参照某些内容改进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他们也会参与到节目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单纯、被动接受信息。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广播这一技术的运用打破了高原千年的沉寂，声音这一介质拉近了人与人的时空距离，开辟了另一条信息传递通道。这个通道比阅读报纸的门槛更低，即使是不识字的受众也可以独立使用。相比之下，广播技术由何而发源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能允许这一介质存在的社会，我们有一个政府能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建设一个公共的信息传播平台。
　　就西藏信息传播方式的演进而言，广播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后，西藏进入了信息传播的电子时代。继广播电台建立后，将近耗费十年的筹备时间，西藏有了电视台。
　　1976年西藏成立了西藏电视台筹备组，⑨1985年西藏电视台正式播出。现在西藏电视台已有两个上星频道，一个地面频道，频道信号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西藏自治区所辖的七地一市也都建有地方台和插转台。2011年《西藏发展白皮书》公布，西藏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已经达到91.4％，38万多户农牧民通过直播卫星可以收听收看到55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国内首批上星台，西藏电视台承担了舆论导向、消息传递、知识传播、娱乐大众等多项功能，它定位明确的电视节目很快就扎根在百姓生活中。普通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新闻、专题、文艺节目中，参与到节目中发表意见的人不需要有贵族的头衔和显赫的资本，电视打造的是一个公开的、人人共享的信息平台。相比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音画并茂的呈现方式更具魅力，获取了观众更多的注意力。电视，甚至改变了西藏人的生活方式，许多受众会根据媒体提供的广告信息购物，会遇到问题找媒体期望得到帮助，甚至人们的作息时间都迎合着电视节目表做了调整。2011年我们在乡间做受众调查时，有一位妇女情绪复杂地说：我真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去世的妈妈真可怜啊，她都没有看到过电视。⑩村民们把拥有电视视为生活中重大变化之一，也把拥有这样的物质视为社会发展、生活富足的象征。通过电视这一信息传播方式，因地域、交通等原因形成的闭塞被逐渐打破。
　　报纸、广播、电视这几种形态的传播媒介在西藏社会并存的时间不到30年，但就单个媒体诞生的时间间距而言，的确是越来越短。临近“现在”这个时间点，国内有的新的传播技术会更加迅捷地出现在西藏。这些信息传播媒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出现都是从无到有填补了信息传播的历史空白，互联网络更是不例外。
　　2011年《西藏发展白皮书》中写道：“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进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描述是完全客观的。尤其是网络的发展更加显示出西藏信息传递是“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国内其他省市网络建设时间同步，西藏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开始建设自己的网络平台。白皮书显示“拉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63台”，也就是说过，半还多的家庭都已经有了电脑，而没有电脑的用户还能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脑。青年格桑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牧民，喜欢听歌，他的手机中存储了很多流行歌曲，他说他会时常到网吧请人帮忙下载。[11]
　　也就是说，站在用户终端的角度来看，当下，生活在西藏的每一个人只要经济上能负担，他能够随意使用适合自己的传播媒介，不断创新发展的介质和不断更迭的内容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基础的信息传播平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牧民也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享用他喜欢的那一部分东西。就城市居民而言，在数字、网络、现代通信的支撑下，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传播格局也已经建立起来了，楼宇电视、广场的LED屏、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都融进了城市的生活空间。手机电视在拉萨、日喀则、林芝这样城市的市民手中也不再是新鲜的物件，内地能看到的信息传播方式，西藏也都有。
　　
　　综上所述，西藏信息传播方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是可实证的历史演变。
　　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便不断有新的传播技术面世，却不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和这些先进的技术搭上关系，使普通民众都享受到科技的成果。西藏信息传播方式得以演进发展，西藏民众能享受到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得益于社会的深度变革、社会制度的彻底重建和经济提供动力支撑。
　　现今，西藏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样延伸了西藏人的信息传播能力，西藏社会已与世界同步进入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比如，平台一样了，教育如何跟上，以缩小信息鸿沟，使人们能很好利用各种通道掌握信息；再比如，如何能利用信息培养人们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更独立的理解；更进一步，信息传递必然带来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何降噪，减小负面影响，扩展正面效应；又或者，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展示西藏的形象……这些问题在刚刚起步的西藏的传播研究中，尚待一层层铺垫梳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藏电视台主任编辑。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JJD860006）
　　
注释：
　　①②⑨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第37、230页，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
　　③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与创立》，《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④赵新兵、傅双琪：《活佛家族两代人用相机记录西藏惊变》，新华网2011年7月12日
　　⑤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第1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⑩[11]笔者访谈资料
　　⑦“三通”工程：通电、通电话、通电视信号
　　⑧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16900/116901/69816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