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本文提要】健康的新闻事业通过新闻伦理的软约束规避失范现象，树立良好的职业声誉。全国“两会”关系国家形象，新闻采访的伦理问题，与其说是新闻界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两会”采访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对象选择的伦理问题、行为选择的伦理问题以及语言选择的伦理问题。探讨这些具体的伦理失范现象，其现实意义超出了学术研究本身。
　　【关键词】“两会”采访 伦理问题 对象选择 行为选择 语言选择　【中图分类号】 G212
　　每年的全国“两会”，世界瞩目。中外记者云集，会场内外变成“新闻战场”。抢新闻、找视角、挖深度，时间紧，记者要在短时间获取有价值的新闻，无疑面临不少挑战。在被采访对象的选择、采访行为的选择以及言语沟通诸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伦理问题。
　　
一、对象选择的伦理问题
　　采访活动由记者承担，记者认知的能力、个人的旨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采访对象的选择和采访内容的偏重。当然，这并不能改变采访的性质。新闻采访不同于常规的私人聊天，记者与被采访对象的交谈，代表其背后的受众与受访者交流。这种交流的主题明确，虽然记者有权决定选取哪些人接受采访，但在选择受访者时，应遵从采访对象选择的伦理。只有挑选最佳的受访角色，才有助于采集到更有价值的信息。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职业、学识、经历和思想不同，他（她）只有在其擅长的领域，才适合受访。新闻要满足受众的知悉权，采访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
　　每年的“两会”，参会的代表和委员代表着全国13亿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代表委员的民族、职业、知识背景差异，决定了他们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媒体报道“两会”侧重点是什么，需要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被采访对象，应事先做几套方案。否则，在会场内外随机采访，碰到个代表委员随便问几句，或者专挑公众熟悉的面孔去采访，这样采访到的新闻，其客观性难有保证。
　　综观我国的“两会”报道，省部级领导和文艺体育界明星代表委员，历来是记者优先采访的群体。政府部门是新闻的富矿，这是世界通例。省部级领导掌握的信息量相对于普通代表委员更大，其信息也相对权威，受到媒体关注很自然。问题在于，商讨国是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地位平等，每个人都有建议权和批评权，除了专门的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省部级代表委员与其他代表委员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记者在“两会”进行采访，在对象选择方面，需要依照报道主题进行精心确定。一个报道主题，应尽可能采访到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知识背景的代表委员，这样采访到的信息才相对全面，才体现出新闻的客观性。把采访对象扩大到每个代表委员，对一家媒体而言，显然无法实现。但近千家媒体同时报道“两会”，报道主题的差异，采访对象选择的不同，大体可以让每个代表委员都有吐露心声、表达建议的机会。
　　但是，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部委领导依然是记者竞相采访的对象。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扎堆采访一个部长，就会造成新闻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资源浪费，对公众来说是接受重复信息，对其他代表委员来说则是失去了阐述观点的机会。对省部级官员的新闻围堵，还对新闻伦理构成威胁——被采访对象角色的单一化，损害的是新闻客观性，进而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在新闻记者云集的地方，采访对象过于集中，也影响了采访的效果。省部级官员，每个人的见报率、出镜率不等，有的记者只是跟风围观。这种围观式采访，缺乏既定的采访目的，有时连采访者都不知道被采访对象的身份和所熟悉的领域，只好根据个人的兴趣提问。对象选择的随意，往往给受访者造成尴尬。在2012年“两会”上，“对不起”成为省部级领导代表委员被迫回答记者提问的常用辞令：“对不起，你这个问题我不熟悉。”“对不起，不清楚。”类似表述被一次次重复，有代表甚至一听到有关科技的提问干脆摆摆手走了。①
　　在泛娱乐化时代，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占据了新闻版面的不少篇幅。“两会”新闻的泛娱乐化现象，同样被舆论所诟病。省部级官员数量有限，且身份敏感，不易接近。采访省部级领导，对记者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被采访对象只好敷衍了事，受众也不满意。这样一来，有的记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明星代表委员身上。不论是赵本山、张艺谋、冯小刚、巩俐、冯巩，还是刘翔、倪萍，这些人在“两会”新闻中出现的概率，远远多于普通代表委员。
　　娱乐圈和体育圈受媒体关注，与现代社会对休闲信息的需求猛增有关。媒体满足公众的休闲信息需求，增加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的报道量，体现着新闻事业以人为本的宗旨。然而，“两会”新闻是政治新闻，这类新闻与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有关联，只是关联比较松散。对于“两会”报道来说，明星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他们准备提交的议案提案内容，远比其身份和名气更有价值。有的“两会”报道记者，模糊了娱乐体育新闻和政治新闻的界限，在采访明星代表委员时沿袭了娱乐新闻采访的做法。2012年“两会”期间，一些记者对浙江团的女代表们集体穿旗袍事件表现出特有兴趣，有的记者扎堆围观吉林省歌舞团团长刘春梅代表在大庭广众中的即兴演唱。此类“两会”新闻均暴露出部分记者的追星心态。
　　如前所述，新闻采访形式上是记者对受访者的提问，实质是公众对受访者知情权的满足。全国“两会”事关国家的发展，公众最想了解的不是某个演艺圈明星的表演，也不是他们的私人问题，而是代表委员是否具备表达民意、参政议政、监督政府以及制订并履行宪法与法律所赋予权利的资格与能力的问题。采访者忘记自己作为受众代言人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受众的背叛。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和许多基层代表委员，记者却很少主动约他们接受采访，造成某些信息呈现真空状态。
　　选择对象违背新闻伦理，亵渎了新闻精神，也招致公众的不满。早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农工民主党委员肖燕军就曾批评过采访对象取向的问题：“在两会这样一个行使权力、参政议政的场合，过分关注采访对象的身份，而忽视这些采访对象参加两会的真正目的和诉求，实际上是对两会本质的偏离。”②
　　
二、行为选择的伦理问题
　　人是社会动物。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交往，交往体现在个体间的行为。意见不统一，个体间的行为通过协调的方式达成某种妥协。只有这样，人际行为才不至于紊乱。随着社交圈的扩大，人际间的行为无法靠彼此协商来解决，社会规约浮出水面。社会规约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愿意遵守的协议。这种规约具有约束力，破坏规约者轻者受到谴责，重者甚至被淘汰出局。社会规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伦理规约。伦理和道德不同，伦理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为己任。一个人的活动，其行为遵守了伦理规范，其行为被认为得体，其他社会成员才愿意与之交往，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进而有利于其更好地从事社会活动。
　　新闻工作属于标准的社会活动，与外部世界接触，是记者的日常工作。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采访的效果。得体的行为，给受访者留下良好的印象，有助于他们用心回答记者的问题。反之，不雅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对受访者构成胁迫。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受访者本人未予以反对，这类采访一旦进入公众视线，也容易受到舆论的批评。
　　新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社会活动的全部。严格说来，社会活动没有轻重之别，平常所说的“重要活动”，具有相对性。以报道世界进程为己任的新闻媒体，通过对社会状况的“望、闻、问、切”认识社会变迁，进而转述他们了解的社会变化。从权利哲学的角度看，采访权和报道权并无特权可言。有的时候，采访权可能要让位于其他权利，譬如，人的生命权。
　　采访权作为一项权利，没有强制性。这涉及受访者的个人意愿问题。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是其法定义务，在“两会”讨论时，承担发表个人意见的义务。至于是否接受媒体采访，要看其个人意愿。对于记者的采访诉求，他们不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都是他们的权利。反观“两会”采访，一些记者采取了堵、追、拽、绊等强迫性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访者如拒绝采访，可能面临舆论的非议；接受采访，可能与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两会”期间，记者采访的行为选择暴露出的问题，较其他问题更为突出。例如，2012年3月4日，在北京会议中心，政协委员、招商局前董事长秦晓被众多记者围到墙角，无法脱身，被迫回答记者提问。同天，在政协小组讨论会场，有记者在洗手间门口堵住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类似的例子绝非2012年“两会”的孤例。200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次会议上，某女记者想采访吴敬琏，趁其去厕所时，该记者与另外两名女记者把吴先生堵在厕所门口，最终接受采访成为让其如厕的条件。③
　　作为信息的新闻必须洁净，这种洁净就包括其获取的手段符合伦理准则。赢得受访者的尊重，使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是记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于“新闻大战”场合下的采访活动，尤其考验着记者的素养。让重点采访目标愿意腾出几分钟时间接受采访，没有过硬的应变能力，采访意愿就有可能落空。遗憾的是，有的记者希望通过所谓的捷径迫使其目标对象与自己交流。例如，曾受到某地方领导肯定的“女记者拽代表”新闻，颇有代表性。2012年3月11日，《南方都市报》记者葛倩“截”住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希望进行采访，遭到婉拒。这位女记者“推、拉、拽齐上，并不断用身体拦住随时可能出现的工作人员的‘拦截’”，并让一位男记者绕道挡住其退路，迫使徐部长答应接受采访。④
　　拽，在本质上属于微暴力行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记者都不宜将这种行为强加于受访者，因为这违背了采访者与受访者对等的原则，也是对受访者个人意志的干扰。受众在消费靠这种采访得来的信息时，也许感觉不到有何不妥。对记者群体来说，通过微暴力手段让受访者就范，可能被看成是记者的胜利，甚至被誉为“记者中的猛士”。可是，受众和记者不应忘记，哪怕是再轻微的暴力元素融入新闻采访，都会降低新闻的品格，使新闻事业的声誉受损。因为不顾受访者意愿的采访，与文明相距甚远。
　　拽，还不算“两会”采访中最恶劣的行为。比这更悖离新闻伦理的是绊。前几年的“两会”报道中，有的女记者看到对面有部级领导走来，冲上去亲热地搀住其胳膊，另外—位女记者赶紧—伸腿，绊住，后面就会有两位女记者同时冲过来，拉住就往—边跑。据报道，为绊住部长，有的女记者甚至不惜用苦肉计，假装摔下楼梯。⑤
　　信息的获取，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假如新闻媒体拥有采访特权，受访者不同意则构成违法，或者违背其职业伦理准则，记者的围堵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倘若这种特权并不存在，记者的围堵行为显然偏离了新闻伦理精神。更值得一提的是，不文明的采访行为，实施者多为女记者。记者的性别与采访效果的关系，属于新闻心理学研究的范畴。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看，男女有别，采访属于公开的工作关系，女性记者对男性受访者施用拽和绊等行为，显然有悖于新闻伦理精神。
　　行为有出于本能的，但更多还是受制于理性。采访活动的行为选择，无法剔除所有的本能行为因素，绝大多数的行为出自记者的理性判断。从围到堵，从拽到绊，无疑受目的所驱使，追求的是符合目的之结果。有的采访行为，形式上未必值得赞许，但出于对受访者的尊重，这样的采访具有美德的成分。例如，2012年3月8日，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记者们采访政协委员、著名小品演员巩汉林，有时为能更清楚地听到他的回答，有记者主动采用跪姿记录巩汉林的话。⑥
　　行为的得体，关系到新闻界的职业声誉。新闻事业充满竞争，竞争的资本在于智慧，而不是以挑战伦理底线的微暴力方式，强迫受访者满足记者的采访意图。竞争使新闻事业充满活力，也容易滋生非文明的采访行为，这需要新闻从业者树立基本的职业伦理意识，维护而不是损害新闻文明。
　　
三、语言选择的伦理问题
　　采访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巧妙、得体、到位、简洁明了的提问，节约了受访者的时间，也便于其准确领会记者的采访意图。譬如，201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一开始拒绝接受采访。有记者望着释永信离去的背影，脱口而出“我佛慈悲，希望大师能帮忙完成任务”。释永信闻言止步接受短暂采访。⑦相反，冗长的提问，既浪费了时间，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两会”召开的时间相对固定，由于采访名额的限制，媒体派去参会的记者，其采写水平应该过硬。照理说，采访语言问题不该存在遗憾。然而，事与愿违，每年全国“两会”的采访，在语言选择方面，仍有一些值得探讨的伦理问题。如，采访语言的顺序、采访语言的礼节、采访的语境和无声语言等。
　　任何语言都具有线性特征，必须遵循特定的逻辑，依照一定顺序进行表达。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串意义符号的集合体，违反语法规则的交流，必然给交流者造成障碍。记者，不论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如何，运用语言的基本能力应该合格。这方面若不达标，他（她）就失去了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就新闻采访而言，记者跟受访者见面后，先问什么，再问什么，最后说什么，应遵循基本的采访惯例。通常，先弄清楚受访者的身份、名字和其他信息，才可以有针对性提问。如前所述，没搞清别人的职业，采访的目的性势必降低，采访效果当然就会不尽如人意，甚至造成尴尬。同样，在不知道受访者姓名时采访，采访语言的礼节性受到局限。既然别人答应采访，记者首先应了解的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别人的尊姓大名和职业身份，如果条件允许，还应打听清楚其熟悉的领域。2012年“两会”期间，有些记者碰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对象，不是先了解别人的基本信息，而是直奔主题，最终闹出不少笑话。“两会”初期，就有记者描述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场景：“当大量记者疯狂围堵一位委员或代表，像追星似的不停拿着相机咔嚓咔嚓连拍，并在不断争着抢着提问后，刹那间（委员离去）就会有好大一部分记者异口同声地问：‘嗨，这人是谁啊？’”⑧
　　从本质上说，采访不是单向信息的索取，而是双方的沟通。在采访前，记者做足功课，当然有助于信息的深度挖掘。记者无法先知先觉，即便事前采访提纲准备得非常充分，也不能保证所有问题都适合受访者回答。因此，采访前或采访过程中，记者与受访者应进行必要的沟通，征求受访者的意见，看看自己的提纲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有无不合适的问题。这既体现了对受访者的尊重，更可以赢得受访者的信赖，促进采访的正常进行。“两会”采访，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记者应尽量事先与代表委员进行必要的沟通，让受访者了解此次采访的意图，记者也趁机了解受访者的个人信息。2009年“两会”期间，新闻界委员黄国柱就曾对一些记者不善于与受访者进行沟通提出了批评：“要与采访对象有事先的沟通，即使是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也要让代表委员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否则，让他们对一些敏感问题发表意见或看法，首先是不好谈，其次是谈得不到位，或容易出错，会导致许多望文生义、曲解的现象发生。采访对象有准备，报道才会有深度和精确度。”⑨
　　语言交流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有效的交流，需要交流双方在同一个语境内进行，而语境建立的前提是交流双方事先沟通交流内容。只有明白彼此想谈论什么，并且达成共识，交流才可以有效展开。就新闻采访来说，记者提问的内容，应充分考虑到受访者是否能够回答。超出受访者知识结构的范围，会造成某些尴尬。采访者问的越多，越容易让受访者以为记者是在有意刁难自己。2012年“两会”期间，记者让人大代表、高铁专家王梦恕院士回答异地高考问题，曾成为笑谈。⑩
　　在新闻采访过程中，语言选择的伦理问题，更多地表现在采访与采访环境、采访主题相背离，造成语境的割裂。例如，记者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采访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关注的话题不是释永信的议案内容，而是“少林寺的经营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不能采访，而是采访的地点和时机不对。“两会”采访的语境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释永信方丈，其关注的问题有哪些，有何建设性的建议。至于少林寺的经营问题，属于少林寺的内部事务，显然与“两会”主旨不存在直接关联。脱离合适语境的采访，失望的往往是采访者。
　　前面所述主要是有声语言选择的伦理问题。除此之外，还包括无声语言选择的伦理问题。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有可以言说的，亦有无法言说的，譬如、服饰、色彩、发型，在特定环境下都可以视作语言符号，具备某种意义。综观近年的“两会”，红衣记者群体在增加。“两会”的主角是代表委员，但在特定场合，如记者招待会，记者反串主角。不少记者在揣度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的心理，什么样的装束容易引起主持人的兴趣，进而增加被允许提问的机会。衣服的颜色选择，不存在伦理问题。发型的形状，这种无声的语言，若不得体，可能招致非议。追求另类的无声语言符号，有失新闻采访的严谨，应尽量予以规避。在2012年3月14日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日本某媒体的中国籍摄像师，其“温”字发型引起众人关注。据称，这是他连续三年以“温”字发型参加“两会”，希望能吸引主持人注意，获得提问机会。[11]
　　规范的新闻事业，主要通过新闻伦理的软约束规避失范现象，树立良好的职业声誉。以往的新闻伦理研究，对采访环节的伦理问题关注不够。而采访环节是记者与外界交流的过程，这个环节出现问题，受损的不只是采访者的个人形象，更包括整个新闻事业的声誉。全国“两会”关系国家形象，新闻采访的伦理问题，与其说是新闻界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全国“两会”采访伦理问题的关注，其现实意义超出了学术意义。■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注释：
　　①⑨陈瑜：《尴尬的采访》，《科技日报》2012年3月6日
　　②引自陈国权：《两会采访多种收获》，《中国记者》2009年第4期
　　③⑤董钊、刘爽、李萌博：《跑会这活儿……“新闻大战”背后的媒体气质》，《齐鲁晚报》2011年3月14日
　　④葛倩、陈伟斌：《女记者“抢”部长》，《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2日
　　⑥艾迪：《两会“功夫”记者:围墙角堵厕所跪着趴着为采访》，《新京报》2012年3月12日
　　⑦桂娟、双瑞、李亚楠：《记者喊“我佛慈悲”求采访释永信》，《扬子晚报》2012年3月7日
　　⑧王京：《两会抢新闻记者遇到“不好意思”采访的委员》，《现代物流报·钢铁物流》2012年3月7日
　　⑩张书舟：《记者两会采访出乌龙：让高铁专家回答高考问题》，《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8日
　　[11]姜东：《记者会现场“温”字发型的记者》，中国日报网2012年3月14日

PS：文中图片见本期Page38、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