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静
　　陈思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系主任。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著有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等，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鸡鸣风雨》《犬耕集》《谈虎谈兔》等十几种。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获教育部高等学院优秀教材一等奖。
　　问（▲）：您平时从哪些渠道获知信息？报纸看不看？电视呢？对哪些媒体或者哪些内容会更感兴趣？
　　答（●）：我对各种媒体信息都是以浏览方式接触，随意性很大，只作一般性的了解，不会专门安排时间阅读。从网上获得的比较直接，但可信度较大的还是报纸。
　　▲：您认为知识分子要有“个体存在的批判张力”，那么您如何看待学者在媒体上发言的现象？关于上海的“80后”文学《深圳特区报》曾经采访过您这件事情的经过您还记得么？记者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以什么方式来向您约访？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拒绝采访？
　　●：我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主要是不愿意谈我自己不了解或者不很熟悉的问题。机会总是有的，如遇到熟悉的话题，可能会谈一些看法。总体上说，我并不认为学者不能在媒体上发言，而是因为媒体限制比较大，媒体语言本身存在着片面性的特点（如要求有新闻性、争议性、猎奇性），我觉得不符合学者力求表述准确、全面、复杂的谈话原则。
　　▲：为什么会拒绝视频采访？是否有不愉快的经历？
　　●：我很少接受视频采访，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只是因为视频采访比起平面媒体更难把握，它需要特殊的演讲技巧。如果让我精心准备当然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这毕竟不是我的本业。电视采访后期编辑可能造成剪接的危险。平面媒体采访按照惯例在定稿之前都要再发给被采访人确认，或者与报社约定不要私自改动文章的内容。但是视频采访播出之前不会来确认，大量的剪辑等操作可以将一段发言十分逼真地简化或者重新排序，发言者很少能够控制视频采访的传播效果。
　　▲：前一阵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周立波现象进行文化批评的评论《还有“神马”批评不是“浮云”？》，认为媒体批评需要借助学院批评的力量。这篇文章是《文汇报》向您约稿，还是您写了文章后联系媒体发表的？如果是前者，您为什么会答应采访或约稿？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您会选择大众媒体而不是文学期刊来发表观点？在众多大众媒体中，您为什么选择《文汇报》来发表？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有没有对您的文章进行改动？
　　●：是《文汇报》编辑向我约稿，我正好也是有话想说。不过这篇文章不是针对周立波现象的，只是针对一般的媒体批评现象，顺便举了流行文化的例子。之后编辑也没有对文章进行什么改动。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不在平面媒体上发言，《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甚至《解放日报》，都是我经常发表文章和意见的媒体。但我的发言是要有前提的——就是要保证我发言内容的完整性。
　　▲：您认为文化批评有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两种，其间的差异是否只是批评者身份的差异？是传媒根本没有批评资格还是其依据的逻辑或者形式出了问题？
　　●：不是批评者身份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批评。媒体批评是目前重要的批评现象，但要真正做得好，应该依靠学院批评力量，但学院批评本身也有自律性，如果学者在媒体上胡说八道，那么仍然违背了学院批评的精神。
　　关于文艺批评，我提出的基本设想是坚持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双轨声音，学院当然可以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它的真正听众应该是在专业圈子里，而不是一般的大众（专业圈子成员也可能是大众的一分子）。而媒体批评的听众恰恰就是大众，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批评方法和圈子。真正对文学（不是商品）发生影响的应该是学院批评，而媒体批评主要是针对文学的市场效应，这一点在今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无法遏止。但学院批评仍然要坚持自己的批评精神和立场，作为一种标识，就像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给通俗作家、畅销书作家。这就是两种标准。但我这样说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媒体批评而褒扬学院批评，两者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在当下的混乱状态下，两者本身也许没有更为清晰的定位。
　　▲：您曾说过，“读者与文学的隔膜，媒体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媒体对文学的关注常常停留在娱乐和炒作之上，制造了什么热点才算得上是新闻，而对于真正的优秀作品却非常冷漠”。又曾提到“市场和媒体越不关注的文学品类反而发展得越好”。文学同媒体理想的关系是怎样的？传媒怎样才能同文学领域达成合理而有效的互动？
　　●：我说媒体造成读者与文学的隔膜是陈述一个事实。因为媒体经常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不惜制造热点，兴风作浪，把文学当作娱乐文化来处理，是不利于优秀文学作品传播的。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次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许多媒体的争议热点不是说这部小说写得好不好，而是争议有没有人读完？批评者自己没有读完就以为天下人都没有读完。反过来说，没有读完的批评者又怎么来断定这部小说能不能获奖呢？有的报纸甚至拿出一个版面来讨论有没有人读完的问题，而不是高层次地分析讨论作品的艺术价值，这难道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生态吗？
　　▲：您曾说过一些西部的作家被主流视野所忽视，并且批评“媒体不关心西部的文学”，媒体视野与主流视野之间有哪些关联和差异？
　　●：这个问题我也是陈述一个事实。中国西北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比如杨显惠、雪漠、王新军、张学东、石舒清、郭文斌等等，他们受到商业性干扰比较少，还能用比较纯粹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创作。但是我们媒体对他们的关心太少，在主流媒体视野里（包括文学批评、媒体报道、书展活动、文学评奖等等）几乎没有西部作家的踪迹。我们媒体的兴趣不在西北，地域之间交流很少。好的作品得不到媒体宣传鼓励，得不到主流批评的认可，就可能会被淹没掉。大城市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势，如果自身很开阔，也可以自身为文化中心辐射到四周。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自身文化越来越虚浮，还拿什么来辐射四周？
　　▲：您认为“这几年网络发展推动了传媒批评，成为当今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批评形式”。又表示“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声音被淹没了”，网络批评和媒体批评之间有哪些联系与区别？
　　●：网络批评属于媒体批评的一种，但更接近于民间的自发声音。网络批评情况很复杂，可能更具有一些民间原始正义的精神，但也会被利用为造势的声音而失去理性。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利用网络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尤其在今天的语言环境里，网络也可能是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网络上发言，争取更多的群众了解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网络语言本身具有的问题，知识分子要很好地把握理性与群众倾向的关系，不是很容易。
　　▲：您曾经提到，任何批评都是帮助作家推销作品，但是作家也需要被认可和鼓励。如何使文化批评在影响范围和文化逻辑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文化批评在什么平台上进行才能够既起到批评的作用，又不被媒介和商业逻辑重新卷入？
　　●：批评与被批评作品促销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批评都会起到帮助促销作品的效用。但是从作家来说，他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认可和鼓励。我不赞成对作品做无原则的吹捧，尤其是那些拿了红包开作品讨论会，等于是被雇来鼓吹。这是作为批评家很失职的地方。但是对于优秀作品，批评家有责任分析、发掘其真正的价值，对于作品的缺点也应该实事求是，批评家说话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至于这样说，会不会影响或者不影响作品的销路，我认为不应该在批评家的思考范围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批评有其独立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创作也有独立的价值。他们之间的联系可能会产生商业性的因素，但是不应该是前提。
　　▲：那么您如何选择或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象？
　　●：首先是这个作品我喜欢。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用自己全部生命能量与作品的艺术内涵发生对撞，不喜欢的作品怎么行？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要有所拒绝，不能什么都拿来批评。有些人写文学评论的产量很高，来什么批评什么，以此谋生。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作坊。
　　▲：您的文学批评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或者引发更大的社会反响么？
　　●：在文学批评中，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媒体批评需要公众的认知度，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反响，但是学院批评是不需要的。学院批评只是针对学术圈内部一个相对小的专业范围，针对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有些问题普通读者没有兴趣，但对于专业读者是非常需要的。
　　▲：为什么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您在接受采访时，您是否会因为面对的是媒体而调整自己表达观点的内容或者方式？
　　●：当然会调整。有些问题只适合在课堂上讲，在课堂上需要打破所有框架，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有些问题更适合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登载，重要的是思想深度和学术自由。相比之下，只有一部分问题可以放在媒体上讲。但之所以要调整，第一是已经预想到有一些内容即使讲了媒体也不会报道，或者由于篇幅限制，知道媒体会做删改。如果影响了文章的完整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章的原意。比如针对一个问题，被采访者一共讲了五点原因，但是媒体只报道了三点，那么就势必造成读者理解的片面和误解。因为这三点是要与另外被删掉的两点联系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第二是对传播深度的设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家讲坛》，即使是《三国演义》这样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名著，面对全国那么大规模复杂的受众群体，易中天也只能把它当作故事来讲。
　　另外还有传播规模和传播语境的问题。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所有讲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理解的语境，教师大概能预知学生听到哪些内容会如何理解或者如何反应。但是如果在大众媒体上讲，面对捉摸不定的观众、读者、听众，每个人的个人理解预设都不同，有些问题即使讲了读者也不一定都愿意接受。有些人只抓住“某某人说过什么”，但是失去了固定的语境，并不一定能够完整理解其中的意义。
　　▲：那么在接受采访或者采访之前，您就已经参考了媒体的逻辑，或者已经预设了媒体会对问题的选择？
　　●：不是我预设，而是媒体预设了那些问题，是一次次与媒体接触之后才形成这样的习惯。
　　▲：那么在倚重学院批评的方式上，媒体和学院能否形成某些机制性的合作方式？比如知道遇到哪些问题可以去找哪些专家学者？
　　●：媒体专家已经有很多，许多都是来自学院的专家，他们更熟悉在媒体上传播的技巧。■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