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芝晓
　　中央提出“走转改”以来，各个单位在连续几个月里动作都很快，积极组织记者下基层，出专栏专版，确实也刊发了一批有质量有影响的作品。李长春同志最近对这个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作了批示，强调要“不断深化、持之以恒、务求实效”。我觉得这12个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走基层要坚持走到底，这样才能真正地转变作风、改造文风、取得实效。我体会，“走到底”有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走到底”要持之以恒。要求记者走基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屡屡被提出来，而且每次都被作为“新问题”提出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老实讲，这一次听到中央五部委提出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又提这个问题？1989年我在福建日报社当副总编辑，分管经济报道。那时农村部有位青年记者到农村去，在村里住了一晚上，回来谈了很多体会。我在肯定他的同时又觉得很遗憾，因为过去老记者们住在农村老乡家里采访是很普通的事情，怎么现在年轻记者住了一晚上就觉得不得了了？因为记者脱离基层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位记者已经算做得好的了。于是我们提出“驻村三昼夜”的活动，要求每位记者都到农村去，至少住三个晚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当时把这称为“倒退中的前进”。实际上，这几年记者“走基层”一直如此，“走”成了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记者应有的常态，“走”一段时间就不“走”了，倒退了，然后又作为“新问题”提出来，成为一个常提常“新”、常“新”常提而老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要“不断深化”、“持之以恒”，首先要研究的就是为什么总是出现“倒退”？如果不深入剖析“倒退”的现象，不研究形成“倒退”的原因，“走转改”能不能“走到底”，是要打问号的。虽然现在轰轰烈烈，但是“活动”感很强。出专版、专栏，集中造一段声势是可以的，但是“走转改”应成为新闻工作常态，应体现在日常工作状态和日常稿件中，而不仅仅是“搞活动”。是领导提出、领导要求“走”，还是记者、编辑发自内心自愿地“走”？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走基层”没有成为新闻工作的基础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我们就有理由担心，等到活动结束，这些版面、专栏没有了，大概“倒退”又要开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常常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了“倒退”。当然，每一次“倒退”都有它的客观原因。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要求“报纸的编辑、采访、评论人员必须通晓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通晓国家和地方建设事业的政策、情况和问题，养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并力求与人民群众、机关和干部保持亲密的联系”。 但后来一方面由于党内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当时全面、系统学习苏联《真理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造成中国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概念化，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的作风也受到影响，报道经常落后于现实生活，严重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在社论《致读者》中明确提出三项改革要求，第一项就是 “扩大报道范围”，要求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当时确实也刊登了相当数量的记者深入基层，向群众生活深处延伸的新闻稿。但由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破坏，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的作风也受到影响，记者即使到了基层，看到的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情况。1961年，党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当时总体上是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记者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深入基层”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嗣后， “文化大革命”对党风、文风的破坏到了极点，就更谈不上“走转改”了。改革开放以来，也多次提出重兴调查研究之风，但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浮夸作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新闻工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新闻工作者走基层是时冷时热，常有反复。
　　从主观上讲，有些新闻工作者确实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加上媒体本身的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底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对新入行的年轻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工作传统教育，手段和办法都比较匮乏，甚至连业务能力培养都有点放任自流的感觉。此外，我们面临新的数字传播环境，信息来源多样、多元，“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记者如果奉行“拿来主义”，就容易出问题。我们当然允许从网上找线索，但问题是要核对信源，而不是把网上的线索当成我们的新闻。本来就缺乏深入基层的观念，加上数字条件下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一些年轻记者不能、不愿深入基层，从数量角度讲，照样可以完成任务，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新情况、新原因、新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倒退”。我们正视这种倒退，分析每一次倒退的原因，才有可能切实“走基层”，并且真正“走到底”。
　　第二，“走基层”要沉下去，“走”到真正的基层。前几天某区委宣传部部长跟我说：媒体“走基层”我们很欢迎，但有的记者到了基层的机关办公室，转一转、聊一聊，拿点材料就回去了。这当然比过去只在“上层”转来转去要好，但没真正“走到底”。从近期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走转改”的报道来看，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些记者没有真正沉到底层，只是跟着基层干部去看望看望困难户、独居老人，就洋洋洒洒写一大篇文章，算是“走基层”了。这样做，虽然比“走机关”要好一点，但仍然只是一般地慰问，敷衍潦草地“走过场”，写出来的稿件无论新闻还是评论，总有“不到底”、“不贴肉”的感觉。
　　我觉得“走基层”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走出报社，走出机关，走到基层；一个是扎扎实实地体验基层老百姓、基层工作的甘苦，体验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实际感受。这样，我们才能真切体会到的确要转变作风、改造文风，否则必然还是走马观花，看看表面现象。包括这次“走转改”活动中的某些报道，记者跟着社区干部转一圈，也有可能看到的只是基层干部让我们看到的表象、虚象，甚至是他们的作秀，而没有挖掘到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真正来自基层的真新闻。这样写出来的是“真的假新闻”——构成事实的人物、地点、时间等要素是真的，但本质上是假的，老百姓看了背后就有话说。有的主流媒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整版文章挂着“走转改”活动的牌子，花样很多，噱头很好，又是“采访感言”，又是“蹲点笔记”，但是写的文章却不是蹲点的实际感受，只是对事实的一般评价，不蹲点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评论，可见记者没有真正沉下去、“走到底”。如果这样就算是“走转改”的话，就偏离了中央五部门发起“走转改”的初衷，恐怕对记者的采访作风、思想作风变化起不到促进的作用，反而出现了形式主义、应付“活动”的迹象，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我们从党的“以人为本、为民执政”的执政理念高度来认识“走转改”，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就会自觉把“倒退中的前进” 再往前推进一步使它不再倒退。
　　第三，“走到底”要“放下身段”。“放下身段”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走基层。老一辈的记者经常在基层，从小就接受培养劳动人民感情的教育。六十年代我在复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五年大学生活中有一年是在基层工作，但是现在整个新闻教育是没有这一项的。那么农村的学生呢，根据我在农村扶贫的观察，能够读点书的孩子，就是家里的宝贝，也不让他干活，他也没有什么深厚的农民感情。所以现在年轻记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已经很淡薄了，“走基层”在思想感情上会受到阻力。不仅如此，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起来的干部、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对劳动人民感情淡薄、对劳动人民生活非常陌生的问题。有些领导干部下基层看望老百姓，是以一种施恩的态度下去的，他不是去深入调查研究，体验群众感受，解决实际问题的，而是来看你了，给你慰问了，这就算完了，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问人家：还有什么困难吗？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思路，是很难沉到底的。记者走基层也是这样，身段要放下，不要以记者的身份下去，而是作为群众的一份子到下面去真实体验。就像俞正声同志讲的，不要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受。
　　二是走基层要理性地去关注现实。走基层不是被动地接受人家给你看的那些事实，消极地如实反映，而是要积极地思考问题在哪里。比如，最近不少媒体报道平抑菜价，让蔬菜公司进小区、让批发市场进菜场等等，就反映了记者没有走到底。我在一家蔬菜公司每周六、日到小区门口摆的菜摊去体验过，发现供应品种并不多，菜价也不很便宜，时间也不固定，卖菜的是居委会干部，算钱都算不清楚，排队的居民其实很有意见，认为有些措施都是做给领导看的，做给记者看的。平抑菜价的根本在于合理增加产量，这样的措施究竟对平抑菜价有多少作用？记者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思考。我们“走基层”如果没有自己的调查、自己的思考，被基层干部糊弄，反过来记者报道再帮助他们去糊弄领导、糊弄群众，走基层就会走出反效果。再如我们经常说的“黑车”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记者应当坐几次黑车，和坐黑车的人、开黑车的司机好好谈谈，充分调查，就会知道问题不那么简单。沉下去，沉到底，放下身段，真正触底——观察触“底”、思考触“底”，才能写出真正有实效的报道来。
　　三是“走转改”是系统工程。走基层为什么往往不能走到“底”？一方面是认识问题、素质问题，还有一方面确实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我们的媒体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搞激励机制，当时确实在破除“大锅饭”，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对改进新闻工作，提高媒体质量方面有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时代在不断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媒体生态、技术条件下，激励机制如何才能保证新闻稿件的“量”和“质”一起提高，这是摆在几乎所有媒体领导面前的一个难题。怎么破解它，需要媒体的领导也要“走基层”：一、不要光在办公室里想这个问题难，在主席台上讲这个问题很难，而要走到我们自己的“基层”，了解采编一线的编辑记者到底怎么想的，到底难在哪里？二、媒体领导应该记住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记者，率先去基层采访，然后看看出好稿和现有的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多下去几次就有体会了。媒体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应该当首席记者，每年至少要走几次，写几篇，对采编一线的甘苦就有体会了。媒体应该改变官本位的观念，树立一切为了采编第一线的思想。否则，即便编辑记者很想下基层，但是现有的激励机制缺乏这方面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了无形的镣铐和限制，戴着镣铐跳舞，跳不长久也跳不好。
　　最近，李长春同志提出，要把“走转改”作为落实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精神，体现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一项重大举措。我觉得仅仅凭新闻队伍一家是不够的，“走转改”活动需要放大，促进整个党风政风的切实转变，我们才有可能彻底转变。这也是新闻队伍“走转改”坚持并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当然，党风政风大环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有极大的变化，这也不能成为我们“走转改”未能“走到底”的托辞，媒体毕竟有导向作用，只要我们要坚持走，“走到底”，走出成绩来，对其他方面的作风转变也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