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更多，才能收获更多
　　——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几点思考
　　
　　□徐　炯
　　英国一位教育家提倡中小学生画画，同行好奇：学校里不是已经有绘画课了吗？他认真解释：“我不是要培养孩子们的画画能力，而是想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我对画画的要求是完全写实，比如画不同的树叶，形状、颜色、叶脉分布……都要如实呈现，而不能像一般绘画课那样，画些圆、涂些色点就代表树叶。只有仔细观察了，孩子们才能落笔。当他们这样画过十几二十种树叶，下一次看到新的树叶，就能迅速觉察它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它又与哪些树叶有近似的地方……进而渐渐养成专注观察的习惯，学会观察的技巧。他的观点是：我们在教育中对孩子们更具基础性、决定性的能力的培养，失之虚浮，不够踏实。比如说思考能力、表达能力，都要以观察作为基础，粗浅的观察，必然造成粗疏的思考和虚夸的表达。
　　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来，我时常想起这个故事。重要的不是交出绘画作业，而是在画画中积累和提升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能力，实现教育的目的。同样道理，重要的不是为完成任务而组织采写一些来自基层的报道，而是通过这个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升采编团队，提升报社的运作管理，提升媒体履行社会职责的整体能力。
　　所以，报道策划必须用心更多，“采写什么”和“怎么采写”都需要想深想透。就像建高楼打桩，桩子要突破土层落定在基岩上，报道策划要落实到“转”和“改”。成果既要体现在版面上，更要体现在记者、编辑身上，而且能持续有效。对报社的运作管理也要重新审视，思考在对采编团队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应当提供怎样的与之匹配的支持。
　　
“发现”能力
　　8月12日，《文汇报》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专设的《第一现场》开栏。13日，发表了记者张裕的一篇报道《寻觅音乐“栖身地”》。那一阵，上海正举办“夏季音乐节”，他写的是负责音乐节筹办和运营的“总管”，一个幕后人物。稿子很好看，其中一段故事尤其令人感兴趣：原来上海人熟悉的复兴公园大草坪下竟然藏着一个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旧水库，结果就不敢把作为音乐节演出场所的大帐篷搭在那儿，怕“架空”的草坪承受不了那个重量……筹办工作又添曲折和辛苦。
　　而从办报人的眼光看，这篇稿子的“好”，在于拓展了文艺演出报道的选题范围。采访“夏季音乐节”，记者们脑子里恐怕会有一张“选题清单”：一头一尾两则概述消息，前者近乎广告，后者差不多是工作总结；中间，采访个把参演的名家。或许再加上观众文明/不文明、令人欣喜/遗憾的一篇报道。这样的“约定俗成”，不知始于何时，似乎总也没人问一声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记者带着这样的框框和完成“既定”任务的心态去现场，又能写回什么新鲜的、吸引人的报道？
　　类似的“选题清单”，各个条线的记者脑子里恐怕都有。就说这回“走转改”活动，我们在策划时半开玩笑地预测，选择“基层一线的劳动者”，马路清扫工、公厕管理员、殡葬工恐怕又是首选，因为他们总会被列入每次逢年过节时候的“选题清单”。果然，后来真还在不少报纸上出现了。记者脑子里还有的一种“内存”，或是“写作模板”，比如写人，十有八九要写到他或她自己生病/老人生病/孩子生病，事发时如何全然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事后又如何心痛自责……有记者说，现在甚至不劳你问，被采访对象就会主动说起“那一场病”，可见写作的模式化已“深入人心”到何等程度。
　　所以，重要的不是推动记者走基层、到现场，而是推动他们在基层现场积极地去发现新的报道题材和内容素材，确立发现的意识，不断增强发现的能力。
　　《文汇报》重新关注记者的发现能力和报道题材、内容的拓展，始于2010年历时半年有余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在世博会程过半之后，我们发现，报道的量是足够大了，但“面广”却还颇有欠缺，比如世博园区的服务者，太多的笔墨泼洒在了人称“小白菜”的大学生志愿者和有关机构推选出的一些先进人物身上，记者们选题，似乎相当依赖外在的提示（如“小白菜”各家媒体都在写）和推动（如采访先进人物是宣传任务）。为此《文汇报》开设了《我的世博故事》专栏，要求记者主动去发现园区里大量的、在不为一般公众了解的岗位上服务着的人们；同时要求改变写“人物表扬稿”的路数，不把关注点自我限定在他们的辛苦和自我牺牲上，而要把一个人当作一种岗位的代言者，着重描述这个岗位在世博服务这张大网上是起怎样作用的一个点，服务的具体内容（“世博标准”）是怎样的，有什么难处又怎么克服，等等——总之要“见人见事”，写一个人就能向读者展示世博园一个陌生的角落，在世博报道的内容之树上增添一片轮廓明确、叶脉清晰的树叶。
　　2011年春节前后，《文汇报》又开设《上海春早》专栏，把在世博园区“发现”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人和事的做法，扩展到一个阶段的更大范围的报道领域。最近开设的《第一现场》，延续并扩展了这个做法。
　　努力拓展报道题材，力求内容的宽广度、多样性，是报纸和其他媒体的一项基本功能和职责，因为读者了解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媒体“间接感知”的。报纸除了提供读者“欲知”之事的报道，典型的如热点事件的追踪和解读，也要主动发现和提供读者“应知”之事的报道。但是近年来，媒体过分地追逐热点，耗费了过多的资源，尤其在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明星花边新闻上，甚至捕风捉影的“网爆”传闻上虚耗精力，对于读者需求和自身功能、职责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结果，媒体在整体上，报道题材和内容越来越趋向狭窄和雷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被忽略和屏蔽，读者对于社会生活的感知范围被一再压缩。在热点事件追踪和解读方面，报纸当然应该以专业的精神和能力“后发制人”，但是，如果只是简单跟风，或者因为记者缺乏追踪调研和解读的能力，只能简单跟着在时间上有遥遥领先优势的网络媒体走，那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抛弃。
　　报纸正在寻求脱困之路，由此而言，“走基层”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理当借此良机，推动记者提升发现题材、内容的能力，更以此回归并体现媒体反映社会、沟通各方、增加理解、促进和谐的功能。
　　
“贴地”采访
　　9月30日，《文汇报》推出4个以“牵挂小餐桌”为主题的《乡土中国》专版，聚焦部分贫困农村孩子的吃饭、营养和健康成长问题。4位记者郭一江、施雪钧、王星和叶松亭分赴贵州罗甸、云南宁蒗、重庆开县和广西马山，“贴地”采访各级政府和社会公益机构为“小餐桌”所作的努力，已经取得的成效和尚存的遗憾。采访扎实、描述真切，予人深刻印象。王星在一所尚未得到午餐资助的乡村学校，目睹了孩子们以1块钱一包的方便面当中饭的场景，他写道，“一头短发的徐晓静，手里捏着空荡荡的酱料包，努力想把里面的‘残留’舔干净，最后，她把酱料包直接扔进只剩下汤的碗里，看着慢慢从缝中溢出的油，满足地喝了下去……”这样的细节，想来谁都过目难忘，谁都会为贫困孩子的“小餐桌”着急。
　　《乡土中国》是《文汇报》在2011年春节期间开出的一个不定期栏目，“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始后作为常设栏目。
　　开设这个栏目的意义，是在最初策划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中逐渐明确的。不约而同地，大家的议论指向当前媒体的一些共性问题。
　　首先是上述的报道领域狭窄化，如今的读者究竟能从媒体上了解多少中国的真情实况？比如广大农村、乡镇、小城市，那里人们现今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除了发生各种灾害时，会有记者去一下，写写灾情、写写救援，那里许许多多的人及其生活状况始终是模糊的背景，就像写意画里以一抹颜色代表群山环绕。我们的媒体总在教导年轻大学生要多多了解国情民情，其实谁不需要！记者和媒体，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做读者的眼睛耳朵，去他们不能亲历的现场观察、感受，然后如实向读者报告，但我们经常失职。现在上海的不少年轻记者、编辑，是在县城、乡镇乃至农村长大的，上大学后才远离了家乡，但即使对自己家乡这些年来内在的变化，他们能讲出多少？在议论中，有记者说起自己没能考上大学、留在了老家的同学，忽然很想知道他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到底怎样；自己在大城市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他们呢？
　　近来有报道说，一部分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或经受不住压力或为家乡新出现的机遇所动，已经回了老家；后来又有报道说，回了老家的一部分人适应不了，重新进城了……但这归去来兮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语焉未详。这就牵扯出当今媒体的另一个通病：含糊概述，凡事只说个大概，落在纸上的是用一些线条搭连起来的叶子，比画个圈多几笔，离实物原貌则差得远。农村报道，多的是概述性的发展成就稿件，通行模式是一串数字加若干个简短的证明性事例——这是农村报道吗？可以说“是”，更可以说“不是”。这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农村，而且镜片还是毛糙的、被刮花了的。
　　采访决定写作。采访不能“贴地”，怎能看得真切、写得真切？
　　所以“走基层”，重要的是能不能走到“贴地”，而不再像以往的采访那样，到了县城宣传部的办公室就算到了基层，获得的内容素材是对方预备好的汇报材料，顶多下农村匆匆转一圈，从事先安排好的被采访者那里听几句报道里需要用上的话。
　　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文汇报》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专栏《蹲点日记》，头一个下去蹲点的青年记者徐晶卉，到了上海远郊奉贤区的洪庙村。她有一篇“日记”，写一位大学生村官小彭，其中有这么一段：……不过，记者与她聊天时，注意到她内心也有些对村官工作的困惑，比如她表示十分羡慕记者经常出差、走南闯北，可以积累各种经历，相比较之下，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像个老人——早上8点上班，傍晚4点半下班，工作十分琐碎，没有重大任务的时候，比较清闲。“你对做这份工作有没有后悔过？”记者问。彭杰想了想，坦然回答：“后悔倒没有，但总觉得30岁之前应该为事业打拼一番，而做这份工作少了些年轻人的冲劲，接触的圈子也很小，没机会见到大世面……”我在审读这篇稿子的时候，读到此处，心有所动：写大学生村官的报道见过不少，又有几篇触及他们内心的困惑？除了记者脑子里有框框，认为“正面宣传就只能写些先进事例、豪言壮语”，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许多记者连与村官们细细交谈的经历都没有过！所谓采访，就是一屋子人开座谈会，听几个人念念发言稿；或者干脆就是照书面材料改写。这样的采访，成果只能是“含糊概述”。
　　但也很可能，因为报纸对稿子的要求就是“含糊概述”，记者又何必“贴地”采访？——所以，“转作风”和“改文风”，是对记者的要求，更是对报纸的全面要求。
　　
“都要转和改”
　　去蹲点的徐晶卉说：“之前也零星跑去农村，然而总是上午去，转一下，下午就回报社写稿，农民感觉记者高高在上，记者感觉农民什么都不愿意说。其实，真正走到田间地头，走进村委会的办公室，走进农村夜晚的街头巷尾，我发现农民有很多心事愿和我分享。”
　　另一位青年记者叶松亭，为了采访上海一项夏季的文化惠民活动——露天电影的放映员，先后3次去了同一个放映点。事后他说：“其实，看完第一场电影后，搜集到的材料已经足够填满2000字的预定篇幅。但第一次，对于平时当公园保安、周末晚间客串放映员的采访对象，我是一个由他们的领导领到他们跟前的报社记者，我们还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总感觉有点‘隔’。于是我又单独去了两次，和他们一起踩黄鱼车、架放映机、竖电影银幕。慢慢地，采访对象和我‘不见外’了，开始和我聊起家常和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这时候，我再提起初次采访时问过的问题，发现答案与原来不一样。我觉得那才是更真实的回答。”
　　在相互交流中，还有记者说，好稿子需要花时间，需要从容的心态，需要记者和被采访对象都把“工作关系”渐渐淡化……就像笋要耐心地花时间从一层层壳里剥出来，以前，我们似乎不时会将笋带壳下锅。更有资深记者说，在基层看到听到的一些情况叫人大吃一惊，并不是“有关人士”经过提炼总结而介绍的那样，两相对照，方能看透真情实况。
　　“走基层”之后记者的感言，听来让人感奋，也让人感伤。一个记者，能这样“不计成本”地履行职责，在今天已属“难能可贵”。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追求是不是可持续，单靠对记者提要求是不行的。
　　这些年，我们对媒体“商品性”的一面，对媒体运作管理“企业化”的一面，恐怕已经看得太重；而且恕我直言，恐怕也没有看懂。
　　比如把采写范围收缩到城市，放弃农村，据说是要重点服务城市读者，因为对于广告商，城市人群更有价值。又据说这样可以压缩采访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又比如对记者工作的考核，简单搬用“计件取酬制”。当记者开始算计自己的“成本”和“投入产出比”，“速战速决”、“跑量”，“不去远郊”，把现成材料简单改写甚至“扒网”，都在所难免。
　　一家媒体对社会责任、自身职责淡漠之后，当然就在这方面缺乏追求，对记者的工作要求也轻重失据。与此互为因果的，只能是采编团队能力的徘徊不前或衰退萎缩，作风的轻浮涣散。其最终结果，必定是报道质量和媒体品质不断下滑，读者拂袖而去。
　　所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一个契机，一个梳理报纸这些年一路走来、一次次主动求变或被动应变之中得与失、正与偏的契机，一个再次对标媒体的使命和责任、审视并明确自己前行方向的契机，一个重新规划发展路径的契机。
　　活动将会持续，媒体人对“都要转和改”的理解将会不断丰富和深入。用心更多，当能收获更多。■
　　（作者系《文汇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