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办报，充满深思熟虑的逻辑力量
　　——追忆我的导师陈念云
　　□余建华
　　我意识到， 这一天总要到来的，但总不希望到来，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一下子感到巨大的失落，一位导师、一位恩师走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8月20日《解放日报》老总编辑陈念云逝世。这对他也许是个解脱，晚年帕金森病缠身，住院40个月。睿智的大脑无法用语言表达，有时他咕哝咕哝试着与你交流，但你一句都听不懂。他那无力的手早已不能握笔，后来连吞咽都发生困难，插了很久的鼻饲管。他太痛苦了，眼瞳闪着无助的神情。上苍为何如此不公，好人为何受如此的折磨？每次去看望他，我都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窘迫。
　　新年前，我寄了一张贺卡，上面写了一句话：“十分怀念在您领导下的办报岁月，那是我心情最好、进步最大的时期。”老陈的夫人徐鞠如告诉我，她把贺卡上的话念给老陈听，老陈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这是一位学生的肺腑之言。
　　我1980年调进《解放日报》，与老陈并不认识。那时在夜班编辑部做过一阵中班编辑。当时正连续报道部队的典型人物吕士才，我主动配了一些短评。一次，在楼梯弯角的洗手处，碰到他，他说：“小余，你的短评写得不错啊。”我说：“都是急就章。”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所以印象较深。不久，我被调入评论部，有幸在老陈领导下工作。评论部的主任是周瑞金，老陈作为副总编辑分管评论。
　　老陈平时寡言少语，而我这人话也不多，很少有机会跟他聊天，接触的都是工作。他布置评论员文章或社论，会把我们叫去。过一两天，具体研究怎么写，有时把大家都叫去旁听。执笔者汇报自己的写作提纲和思路。他听完执笔者的想法后，便谈自己的考虑，娓娓道来，仿佛一缕清香，幽幽飘散，沁入你的心脾，记下来基本上就是一篇成型的文章。他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令人叹服。我写评论习惯先列出提纲，边想边写，最后修改。从老陈那儿我感到应该思考充分，打好腹稿，再写下来，一气呵成，但多年的习惯难以改变。
　　报社的年轻人很喜欢听老陈讲话，他讲话声音低沉，一句是一句，没有废话，很少套话，重点清楚，要求明确，没有慷慨激昂，平实无奇，却透出一种深思熟虑的逻辑力量。开会时，他面前放着一张小纸条，写着简短的几条，几乎不看。无论是会议室的会，还是礼堂的大会，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鸦雀无声。大家说，老陈的讲话犹如檀香橄榄，淡淡的，却让人回味。
　　1984年后，我和报社一批年轻人陆续进入部门的领导岗位，后来，又走上报社的领导岗位，有幸亲历老陈领导的新闻改革和扩版。在一个有执著理想和追求的总编辑手下办报，这使我们那一代年轻报人兴奋不已。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陈作为总编辑，非常重视报纸的定位，在抓新闻改革中，也非常重视报纸的定位。他深思熟虑，酌之再三，用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词，一语中的，抓住要点，抓住报纸特性，非常准确，非常有分寸感，而且通俗明了，容易记住，操作性强。他这样做很有利于大家统一业务思想，有利于大家贯彻执行。
　　比如，他提出的《解放日报》的主要特色——侧重经济、侧重社会。两个“侧重”，非常有分寸感。当时，对此是有一点不同看法的，党报姓党，党性、政治是第一位的，怎么能提两个“侧重”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党委机关报。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宣传好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当好人民的喉舌。为此，我们的宣传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讲思想性、政治性、指导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他又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报纸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党报要坚持老传统，但一定要走出新路子”，提出“党报要办出特色”。两个“侧重”正是对特色的一个定位，对走出新路子的一个探索，而不是对党报总的定位，党报总的定位本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并形成优良传统。在实际操作上，对侧重经济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上海历来是经济中心城市，《解放日报》其实一直侧重经济，老陈只是给以明确的表达而已。更何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有了明确的定位，报社对经济报道在人员配备、版面设置方面给予了强化。那段时间，《解放日报》开展“两个风波”、“101厂战役”、“怎样改造南京路”、“九十年代与上海”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等讨论和连续报道，影响全市，反响强烈。“上海市场”、“上海经济透视”等专版也很受欢迎。而对侧重社会，当时则多少有些不同声音，后来渐渐消失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侧重”是很有远见的。中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视，如今更是十分重视社会管理的创新，强调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在新形势下怎样抓好社会新闻、社会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报纸新的课题。
　　比如，他对华东（长江三角洲）的报道定位——“立足上海，兼顾华东（长江三角洲）”，“兼顾”两字，也非常贴切。随着中央对区域经济、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重视，那一段时期长三角的报道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影响不小，有声有色。《解放日报》对苏南经济和对浙江温州等地的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作了很有影响的报道。那段时期《解放日报》在各地物色了一批特约记者，很能干，后来大多成了当地报纸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当时《解放日报》在苏南的发行量有十万份之多。
　　老陈抓《解放日报》新闻改革有一系列的思路。可惜的是，1994年新大楼落成搬家，我的笔记本都弄丢了，里面许多老陈讲话、谈话的原始记录再也找不到了。幸运的是，这次报社要往莘庄搬，我找出一本笔记本，里面记录了老陈关于经济报道定位的谈话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弥足珍贵。
　　1995年，我曾经抓过《解放日报》经济报道的定位的内部讨论。过去，《解放日报》侧重经济，现在各报都重视经济，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报纸出现趋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错位竞争，如何通过对读者和报纸的特性的准确定位，提升本报经济报道的质量，增强经济报道的影响力？为此，我专门请教了老陈，并请他参加座谈会，他那时是报社的顾问。
　　关于读者。在讨论中，有人提出经济报道的读者定位应该是白领，有人则提出党报经济报道要面向党政干部。对白领的定位他没有表态。他认为，定位是很复杂的，实际上我们的读者大量的还是党政、企业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这三方面读者不能困死在一个方面，不能偏于一端，都要照顾到。党政干部、企业干部要了解大局、政策，要指导性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是市民，食人间烟火，关心消费；而职工、市民也关心大局性的东西。他提出：“读者定位要巩固干部、扩大职工、争取市民。”
　　关于国际性。当时上海定位国际大都市，大家认为《解放日报》经济报道的定位要有国际性。他认为，整个城市和报纸的发展处于过渡之中，一下子定位比较难。一开始全部着眼国际性比较难。我们的城市还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纽约、伦敦，还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纽约时报》等都有国际影响，我们有种种限制，一下子做不到。地方出版的报纸，能不能办出全国影响？过去《申报》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他认为，经济报道要有城市眼光、全国眼光、国际眼光。先可以要求努力做到有国际眼光、国际性，定这目标比不定好，但不是当前工作要根据这目标去做。要重视队伍建设，培养专家型、外向形记者。他具体提到，美元贬值，为什么中国没有反映？什么是“衍生物”？报纸要及时介绍。
　　关于权威性。大家在议论中认为，《解放日报》经济报道要有权威性。他认为，权威性不是光荣，而是责任，要做到谈何容易，有一个环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提出要求，向权威性努力，另一方面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想一些可行的办法。他建议可以参考人民日报华东版“棋高一着”的提法，提“略胜一筹”，并具体要求在六个方面“略胜一筹”：1.传递经济信息；2.宣传经济政策；3.提出经济问题；4.探讨经济理论；5.评论经济工作；6.服务经济生活。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报道得比别人快一点、深一点、有用一点？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今天，重温这些话，不能不钦佩老陈对报纸经济报道定位见解之深刻，从中可以看出他那一以贯之的务实风格。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既有目标，又有达到目标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条条都是干货。看得出，他是有所思考，有备而来的。他退了之后，仍如此关心报纸，仍关心着新闻改革。我感到，他的许多见解今天仍然管用的。
　　去年有一次，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他，那天，他的心情很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听我们讲话。临别，他执意让护工推着轮椅车送我们到电梯口，他轻轻挥手，慈祥地凝视着我们——
　　电梯门合拢前的一刹那，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了。■
　　（作者系《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