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新闻业与传媒的边界
　　——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说起
　　
　　□姜华
　　
　　【本文提要】英国《新闻世界报》的窃听丑闻，突破了新闻伦理和法律的界限，对新闻自由、民主制度、新闻独立精神和监督机制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这些教训值得全世界的传媒业者引以为戒。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它再次凸显了市场新闻业的致命缺陷，也使我们重新思考新闻传媒的边界以及新闻业的使命所在。
　　【关键词】市场新闻业　新闻自由　民主制度【中图分类号】G212
　　
　　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在头版报道了《世界新闻报》曾于2002年窃听一名被绑架的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电话的丑闻，报道称，受害少女的尸体于当年10月在一片树林中被发现，该报的窃听行径干扰了警方破案，同时也给受害人家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各方密切关注和社会的一致谴责。
　　随后，出版160多年的《世界新闻报》宣告停刊，新闻集团多名高层辞职，接受司法调查。最近又传出消息，因窃听电话入狱的《世界新闻报》记者克莱夫·古德曼称，该报的非法窃听行为曾在编辑会上广泛讨论。人们怀疑，该报窃听丑闻被英国新闻集团集体蓄意掩盖……
　　《世界新闻报》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报纸？为什么新闻集团和默多克对它如此看重？此前《卫报》对它的窃听丑闻也屡有报道，为何都以赔偿平息事态，而偏偏这次却不能再侥幸逃脱？《世界新闻报》究竟侵犯了什么？透过这些疑问，我们不禁会问，在这个传媒竞争日益加剧、传播新技术层出不穷、市场风云变化的时代，传媒的边界在哪里？新闻业的本质和使命又是什么？如何守住底线，真正成为负责而自由的新闻业一员？
　　
一、市场新闻业的特征
　　市场新闻业是新闻业产业化后，学术界对新闻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首要经营目标的运营方式的概括。以欧美诸国为主的西方传媒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领域自由主义思潮的弥漫，掀起了一股兼并风潮。虽然四五十年以来，这股传媒业的兼并之风时强时弱，但蔓延至今确从未停止过。传媒业的兼并，是新闻业市场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深刻影响着新闻业的运作及发展方向。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自组建以来就是市场新闻业的开路先锋和不折不扣的践行者，并以其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巨型传媒组织影响了无数的传媒企业。
　　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于受众是默多克的新闻观，也是默多克的“成功之道”和此次《世界新闻报》败走麦城的主要原因。在默多克看来，传媒就是要提供给受众喜欢读、愿意看的新闻，而新闻的题材和内容的社会价值则是次要的。默多克深深懂得，一个媒体只有拥有更多的受众，它才能拥有更大的政经影响力，才能吸引更多的政商两界人士的关注，最终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客户，牟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他在购买《太阳报》《世界新闻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继续发扬其原有的“小报传统”，同时降低报价，以吸引更多读者。他这种新闻观甚至一度影响了其旗下主流大报的新闻风格。例如，默多克曾反复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灌输他的“新闻生意经”——放弃追求普利策新闻奖的梦想，多写些读者喜欢看的轻浅新闻，这样报纸才能有市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斯密塞认为，研究传媒，首要问题应该是，大众传媒“替资本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依此路径，他提出了著名的“受众商品”的概念（台湾学者一般将“受众商品”译为“阅听人商品”）。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大多数人在非睡眠以外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职业以外的工作时间，最大宗的要算是卖给广告商的阅听人时间。卖的人，并不是工作者本身，而是大众传播媒介。谁人生产这个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借着外显与暗藏的广告与‘节目’素材，建构了这些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家所醉心的市场”。①媒介、受众、广告商三者通过相互的关系，最终使受众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这种特殊商品为资本主义的广告商（商品生产者）创造了需求，维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显然，传媒大亨默多克是深谙此道的。
　　《世界新闻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周末小报，它成立于英国报业产业化初期的1843年，创始人是约翰·贝尔；1891年，拉塞尔斯·卡尔从贝尔手中购得该报；1969年，该报再次易手，被默多克收购，此举也是默多克正式涉足英国新闻业、筹划全球扩张的开端。168年来，《世界新闻报》从来都以市场化为导向，一步步攻城略地，成就了一家百年老报的“辉煌”，也成为世界报业中的一个奇迹。与当时流行的政治倾向鲜明的政党报纸和激进报纸不同，成立伊始，《世界新闻报》就确立了“通过满足‘所有阶级的一般需求’而娱乐尽可能多的人们”的定位，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以至于在其1843年10月1日创刊号上直言不讳地宣称：“只有达到最大的发行量，才能使老板在这项新奇而独特的事业中所投入的大量资金有所回报。”②而默多克更是将《世界新闻报》这一市场定位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闻“小报化”是市场新闻业的显著特征，也是默多克及相当一部分传媒企业的惯用手段。所谓的“小报风格”是指一种以追求趣味性为主的模式化的新闻叙述风格，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动而常常偏离了新闻业的客观性标准。小报的内容以名流新闻和流言蜚语取代了严肃新闻，以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替代了重要的国际性事件。其突出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的精短性，同时强调叙述而非分析；二是鲜明的私人性特征；三是注重视觉效果。③多年以来，《世界新闻报》一直标榜自己的平民化倾向，鼓吹它面向社会底层的政治诉求。但是，与英国历史上的激进报刊偏重于政治新闻、政治评论乃至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文风不同的是，它更看重政界、商界、体育界和娱乐圈的丑闻、趣闻和八卦消息，早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它就有意识地“用非常专业的方式将时事新闻、体育新闻、小道消息和政治评论糅合在一起”④，这其实是典型的“小报风格”。正是这种办报方式使它不仅顺应了英国废除知识税后的新闻业产业化趋势，也使它取得令人瞩目的市场业绩：创办不久，每期销量即超过1万份，在默多克接手前的1950年代，销量曾一度达到40多万份，而近些年在英美新闻业更是独领风骚，每期销量维持在270万份左右，单从销售数量上看，令很多欧美主流严肃大报望尘莫及。从《世界新闻报》一百多年的新闻实践看，虽然它也揭露了不少政治丑闻，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其商业追求的副产品。它更习惯于、更擅长的是，爆炒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商两界的丑闻，主要看重的还是相关人员是否有知名度，是否具有炒作的商业价值；希望通过新闻炒作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并最终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从新闻编辑业务的角度看，“小报化”的策略顺应了数字化读图时代的公众阅读习惯，使它迥异于主流大报的编辑风格，对普通市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至于它所宣称的“平民”路线，却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商业策略。民粹主义在西方是拥有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潮，无论是以赫尔岑等俄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还是美国人民党代表的以社会底层为主的民粹主义者，他们都崇尚人民的道德优越性，强调底层普通民众的价值诉求，标榜以人民利益为重。在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眼中，“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民粹主义者赋予了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⑤；崇尚人民价值取向的同时，它又极力排斥精英统治，对精英阶层充满不信任感；“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心智和头脑的建设，民粹主义要从社会大众中获得力量，必然依赖于心灵和情感的唤起，这种情感唤起并不必然是理性的或者能够理性化的”。⑥“民粹”路线，《世界新闻报》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是一再宣称的，但事实上，它与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相去甚远。看重的仅仅是“民粹主义”中“人民”（对于《世界新闻报》而言，这些是它的受众）规模巨大，有利可图而已。恰如媒体人Jeff Sparrow指出的，默多克经常通过他的新闻帝国标榜他傲慢的“民粹主义”，宣称普通人像他的计算机主管一样出色；他也经常在旗下小报上表达对新移民和拦路抢劫者的愤怒，故意与他旗下的高档报纸和电视唱对台戏；他名声在外的“民粹主义”并非通过直接鼓动读者反对新移民、同性恋者和黑人，而是通过鼓动激起他们的反抗之情。⑦从以上这些不无矛盾的诉求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以商业利益为指向的伪民粹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数字化出版环境下，当前全世界各地的新闻业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小报化”倾向，许多严肃大报也汲取了重视视觉形象和注重文本叙述的生动性等办报理念，但深入分析，其出发点与典型的小报依然不可同日而语。在笔者看来，大报为了吸引受众而导致的新闻报道风格的变化并没有与它忠于公众、服务公众的新闻诉求相背离，而小报的所作所为则是为了迎合与取悦受众，其看重的依然是商业利益。小报新闻采编娱信化（infotaiment）就是最好的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新闻，都融入娱乐化的元素，以娱乐的面目出现，不仅消解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也诱使受众在片面的新闻呈现中偏离了思考的方向。
　　
二、市场新闻业的“陷阱”
　　《世界新闻报》是市场新闻业的一个缩影。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新闻报》成为义愤填膺的英国民众眼中的“过街老鼠”，连其“东家”新闻集团及其老板默多克都一度成为民众愤怒的讨伐对象。究其原因，《世界新闻报》已经突破了传媒的边界，丧失了基本的新闻伦理，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侵犯了新闻业核心的理念。而市场新闻业之所以值得警惕，就在于它对新闻业赖以生存和备受珍视的新闻理念的消解。
　　市场新闻业往往为了市场而僭越新闻自由。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自由主义并非悬在空中，其产生、发展及演变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早期自由主义的诞生深受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的影响，其要点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其“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其根本特征是世俗化，它强调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欲望、人的意志”。⑧“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集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⑨正是在与教会和集团统治斗争的过程中，公众发现了传媒的力量，通过它，公众可以表达对集权统治的不满并借此与之抗衡。这样的自由观念，成为西方社会新闻自由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公民个体的自由又是如何体现的呢？用霍布豪斯的话讲，一定存在一个人身的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⑩。在伯林看来，这应该是人之为人的“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11]我们发现，《世界新闻报》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践踏了公民个体的自由——自由不是媒体独享的权利，公众也有保有隐私的自由和权利。而《世界新闻报》所强调的以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所谓“新闻自由”已经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而这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无论是对被绑架女孩的窃听，还是对英国皇室成员的窃听，无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僭越，这也是窃听事件引起英国社会公众激愤的重要原因。
　　市场新闻业在政治领域干预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1969年，默多克收购《世界新闻报》后，依赖“黄色新闻”的小报做派和降低售价等方法，使该报的销量迅速上升，也成为日后新闻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据媒体报道，2000年以来的十年间，包括《世界新闻报》在内的纸媒在整个集团中的利润比重从十年前的32%下降到目前的13%，但默多克依然对《世界新闻报》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何在？如果说当初默多克看重的是该报受众广泛，通过这些“受众商品”，报纸可以吸纳更多的广告费，而近几年来，伴随市场竞争，该报利润下滑，默多克不以为意，他现在看重的是该报可以培育“受众选民”，并借此影响英国各个层次的选举，进而对英国民主制度进行干预的潜在力量。《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持续发酵后，据媒体的报道，自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以来，无论是偏右的保守党，还是偏左的工党，英国历届内阁首相均与默多克有密切往来。而英国前任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更是为默多克收购意大利电视网一事而亲自致电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12]原因当然是默多克及其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在1997年的大选中，极力支持了布莱尔。如今，英国首相卡梅伦正在焦头烂额地接受质询，主要原因也正是他曾与《世界新闻报》的负责人布鲁克斯及该报编辑库尔森（曾任卡梅伦的新闻主管）关系非同一般。默多克及其《世界新闻报》正是通过这一媒体与政府的非正常关系，左右着英国的选举和政局，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威胁，这是所有的英国公众不愿意看到的。在欧美世界，自新闻业脱离了政党的藩篱，人们就将其看成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已逝的著名学者杜威、李普曼，还是当代的赫伯特·甘斯、迈克尔·舒德森，都曾撰写相关论著阐述新闻业与民主的关系。当市场新闻业大行其道，利润指标盖过一切的时候，民主也就悬在了半空，仅仅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而已。
　　市场新闻业导致了新闻独立精神的偏离。有学者认为：“在新世纪，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最具深远意义的问题之一就是独立的新闻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13]默多克和《世界新闻报》的所作所为远远偏离了独立的新闻这一航向，在世人眼中，默多克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媒大鳄，更是一位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的投机分子，而其所有作为，都是为了他的传媒帝国。例如，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候，他就对手下的报纸颐指气使，只要发现有与他的政治观念不同的报道，就会大发雷霆。《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哈罗德·伊万曾回忆：支持右派的言论和报道总是能够获得默多克的垂青，而不合他右倾观念的报道则会被他亲自修改。[14]而当他看到英国保守党日薄西山的时候，为了个人利益，又转而支持英国工党。《世界新闻报》不仅不能独立于默多克本人，更不能独立于英国政府，而其报社的新闻从业者，也都屈从于报社久已形成的“窃听文化”，不仅不能独立于报道对象，更有甚者，竟然通过窃听内容要挟受害对象接受预设主题的采访或谋求个人利益。“窃听文化”中，新闻从业者屈从于外部压力，随波逐流，不仅独立的新闻精神荡然无存，还终于酿成大祸，造成今天这般局面。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在欧美新闻业历经风雨而始终不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保证了新闻业的独立性，彰显了新闻业者的独立精神。市场新闻业由于以“市场”和“利润”为指针，不仅使传媒组织不能与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保持距离，进而还规训了组织内部的新闻从业者，使新闻的独立性成为空中楼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就认为，“美国大众远没有享受到理想化的、自由的民主讨论，他们反而被大众媒介转化为‘市场’，不是作为‘公众’创造思想和意见，而仅仅是消费他们”。[15]从媒介与公众的关系视角看，媒介的无限扩张，使之成为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它依靠市场而成长，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它疏离了公众，再也难以担当公众代言人的角色，最终被市场所局限。
　　市场新闻业将监督变成了娱乐，背离了社会赋予传媒的监督本职功能。《世界新闻报》揭露了无数个轰动英国内外的事件，上至皇室成员，下至体育娱乐明星，一度成为人见人怕的“名人刽子手”。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报道，虽然是以监督、揭丑为报道内容，但形式上娱乐化的、夸张的标题，煽情的描述，无不使这些本来可以严肃以对的监督性报道，无形之间演变成了十足的娱乐事件，降低了监督的力度，也麻醉了深陷其中而不自觉的小报读者。李普曼曾说，传媒应该是探照灯，照亮社会黑暗的角落，但同时他也认为当发行量成为目的的时候，传媒必将读者希望读到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持市场新闻业观念的人看来，娱乐新闻的制作成本和风险显然比监督新闻小得多，而其经济回报却是监督新闻所不能比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很多学者禁不住哀叹新闻业的衰落。
　　
三、新闻业的使命：真相与责任
　　市场新闻业的结果是，规模庞大、数量稀少、花销昂贵的传媒掌握了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本应当“以全体人民的信任为基础”。[16]新闻业在市场环境里谋求自身扩张的过程中，把全体人民的自由悬空搁置了。“在市场模式下，所有实践的标准都让位于利润和‘股东价值观’。”[17]在《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中，有三个事件引人注目：一是少女米莉·道勒电话被窃听；二是策划歌星辣妹被绑架；三是要挟英国王妃接受采访。在这三个事件中，所谓的新闻都有传媒从业者的深切介入，其真实性荡然无存，这就突破了新闻的底线。此外，传媒的社会责任本来应该是以全体人民的信任为基础的，是应该忠实于公民、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这些新闻业的最低要求，在市场新闻业的追求中均消遁无踪。而新闻真相和传媒的社会责任本应该是新闻业的使命所在。
　　
　　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珍·辛顿曾以“没有责任的权力”为主题，撰写了一部全面描述英国报业、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的《英国新闻史》，其中对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和《世界新闻报》也有涉及，“没有责任的权力”这一论断无疑是对英国新闻业乃至全球市场新闻业切中肯綮的评判，《世界新闻报》的所作所为再次证实了两位作者所言不虚，这也警示全世界的新闻从业者，传媒的边界不可逾越，新闻的使命不容放弃。■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参见达拉斯·斯密塞著，冯建三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岛屿边缘》1992年第4期
　　②④[12][14]詹姆斯·卡伦、珍·辛顿著，栾轶玫译：《英国新闻史》第23、64、60~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Elizabeth Bird：Tabloidization，What is it， and Does it Really Matter.See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edited by Barbie Zelizer）， New York: Routledge，2009，PP.40~42.
　　⑤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第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林红认为，民粹主义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民之精粹”，一为“以民为粹”。前者“反映出另一类精英对大众的态度，即部分精英一方面承认人民利益的重要和人民支持的意义，另一方面有认为人民是消极落后和愚昧保守，因此他们自视为人民的精粹，认为自己在历史发展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后者“实质上是以素无地位、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为力量源泉，带着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它甚至因此被称为底层的主义”。两个概念略有差别，但都强调重视人民的利益和利用人民的力量。
　　⑦Jeff Sparrow，Australia and the Dirty Digger: The Phony Populism of Rupert Murdoch， http://www.greanvillepost.com/2011/07/15/australia-and-the-dirty-digger-the-phony-populism-of-rupert-murdoch/.
　　⑧李强著：《自由主义》第41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版
　　⑨⑩伦纳德·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第26、1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1]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第191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3]比尔·卡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东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Vincent Price著，邵志择译：《Public Opinion》第2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著，戴鑫译：《传媒的四种理论》第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詹姆斯·凯里著：《保卫公共新闻事业》，参见西奥多·格拉瑟主编，邬晶晶译：《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第49页，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