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珠”，谈新闻
　　□李彬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此时，再读记者刘鉴强的《天珠——藏人传奇》（西藏人民出版社），自然又多了一重意味。
　　这部2009年出版的佳作——既是新闻作品，又是历史著述，经过修订，今年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再版。《天珠》面世好评不断，新华社名记者熊蕾推许道：
　　《天珠》是一部少有的、让人对藏区、藏人有正确认识的书。我欣赏《天珠》，因为作者以尊重的态度听藏人诉说，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造就了这本被称为“一部当代藏人独特历史”的力作。我希望在藏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读一读《天珠》，同时我也相信，任何关心西藏的人，都会从这本书里获益。
　　我读《天珠》，主要有两方面启发与收获，一是边疆，二是新闻。由边疆想到天下问题，由新闻想到学科问题。
　　先谈边疆问题。
　　有关西藏的著述如同边疆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陈渠珍的《艽野尘梦：西藏私家笔记（1909~1912）》、范稳的《水乳大地》、阿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等更是流行。这些日子，除应对各路毕业论文及其答辩，又随便翻阅了几本边疆书籍，包括王蒙的《你好，新疆》、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等。作为新闻中人，我甚至觉得，所谓“内知中国，外知世界”，是不能不将边疆及其历史与现状，作为极其重要的参照系或坐标系的。因为，边疆不仅孕育、催生了灿烂的文明，而且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文明基因。这里，需要破除一大思想误区：开放不仅意味着“走向海洋”，走向巴黎、纽约、伦敦，更需要走向边疆——自然的边疆与心理的边疆，开放的视野永远面朝边疆，开阔的心胸永远面向边疆，犹如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所向往的“新边疆”。
　　别的不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卓有建树者，无不对边疆问题高度重视并了然于胸，从张骞到班固，从范仲淹到左宗棠，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因为，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一向关乎国之根本。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说得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仅从近年来的一系列恶性边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回顾历史，边疆问题也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中国人于此同样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如清代“一国多制”的制度构想与安排。对此，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颇有透辟之见：
　　“一国两制”概念之所以没有被提升到一般性的理论思考上来，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视野过于狭隘，将其看作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或者解决港澳弹丸之地的权宜之计，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中国古代历朝伟大政治家关于边疆治理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中华帝国兴起于秦汉，繁盛于唐宋，发达于元明清，尤其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弹性的政教制度，将中华帝国治理边疆的宪政体制发展到极致，有效地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于捍卫帝国主权和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个别统治的政策：“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三联书店《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背后，实际上无不体现着钱穆先生念兹在兹的“温情与敬意”（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种对多元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种真正“多元化”意识与平等意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在一片“走向世界”、“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的喧闹声中，诸如此类的伟大传统不是弃如敝屣，就是横遭唐突。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领事、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的藏学家仁真洛色，在《如何跟西方人讲清西藏问题》一文里就此写道：
　　1959年后，一大批优秀的汉族教师、医生、畜牧兽医师及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被派入藏区工作，他们的到来使从我父辈开始的绝大多数藏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教育、医疗，开始学习并参与到地方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我个人的成长就受益于这些做出个人牺牲来到边远山区的汉人老师，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当时政府的政策。因此，批评那些政策，对我这样的藏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相反，正是毛泽东时代以后，那些献身藏区的教师和专业人员大批离开，才造成了今天那些边远和贫穷藏区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的离开带走了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素养，学校、医院和政府公务的质量都开始下降。（载《领导者》总第39期）
　　好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边疆问题及其意义，重新思量数千年积累与延续的模式、经验与教训，从而越来越懂得左宗棠的不刊之论：“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再说新闻问题。
　　每年五月前后，都是高校的论文答辩季节，校内、校外，硕士、博士令人应接不暇。从这些年论文的总体情况看，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不少学子开始关注有意义、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包括边疆问题，如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论文《蒙元帝国与传播初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论文《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949~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博士论文《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信息传播研究》《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专业刊物研究》等。忧的是问题也不少，而这些问题大多指向学科定位及其建设，包括硕士生与博士生的走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新闻学与传播研究的矛盾等。
　　总体而言，一方面，这些年新闻传播学科迅猛发展，全国已有近千个新闻传播教学点，在校生号称“十万大军”；而另一方面，新闻界又常常抱怨无可用之才，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如此状况难免导致如此局面：新闻教育不尴不尬，新闻人才不三不四，而大量“外行”进入媒体虽然丰富并提升了综合实力，但专业水准难以保证，甚至每况愈下。如许多新手不懂得、也不屑于基本的新闻报道规则，不尊重、也不屑于采集新闻事实、报道新闻事实，像周恩来曾经要求记者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而总是按捺不住自我表达、主观呈现的冲动，弄得新闻不像新闻，评论不像评论，记者不像记者，文人不像文人。今年，研究生答辩时，针对一篇“国际话语权”的论文，有老师问及国际新闻“走不出去的症结”。学生有条有理地谈了几点——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而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固然不错，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新闻本身，特别是年轻记者还不懂得真正的新闻及其价值，也不懂得何谓好新闻，以及如何采集和报道新闻，等等。
　　这种局面虽然错综复杂，包括人人头疼而每每无奈的“长官意志”，但学科问题也难辞其咎，概而言之无非大小两点。大者在于，目前学科领域群雄并起，鱼龙混杂，时新的、时髦的、热热闹闹的东西又层出不穷，弄得学生常常迷失了新闻的根本，将精力浪掷于花里胡哨的事情，而真正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却懵然无知。近日，见到两位大三学生，我随口提到几个利比亚地名——班加西、米苏拉塔、的黎波里，没想到她们居然不知所云。也许，这是两位比较特殊的学生，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翌日，我又在研究生课上重提这些地名，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略有所闻，其余同样茫然。当然，即使如此，也还属个案，但新闻学子的新闻敏感、新闻意识、文化素养以及专业能力之堪忧却由此可见一斑。十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在清华新闻学院演讲时，就曾痛心疾首地谈道：某些大学生知识之浅薄、文字之粗陋简直让人难以容忍。
　　小者则在于所谓“新闻无学”的无知。且不说人文的情怀、新闻的规律、伦理的讲究、专业的素养，仅以新闻的核心即采写报道而言，就不知有多少学问和名堂。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新闻，在不同的记者笔下，可能有白天鹅与丑小鸭之别。换句话说，即使端正了学科方向、明确了培养目标、确立了人才定位，培养造就一流的新闻人才也是任重而道远。为了弥补学科的偏差，我不得不向学生推荐一流的新闻作品，包括不难找到的新闻经典：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萧乾的《人生采访》、斯诺的《西行漫记》、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科林斯等的《巴黎烧了吗》、卡波特的《冷血》、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等。甚至，2009年还不得不选编出版了一部中国新闻的名篇佳作《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至于李大同对清华新闻学子的期望，更无愧行家里手：
　　我估计你们现在还没有新闻写作训练，四年期间，至少一周一篇。别的不说，就让你给每一个同学写1500字的人物肖像，每一个写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要找到写人物的感觉，肖像描写，意识、故事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这都是你在学校要学习的基本功。
　　要学习实际操作的本领，不要写玄而又玄的论文，那一文不值。（《名记者清华演讲录》）
　　说一千，道一万，新闻人还得靠笔头吃饭，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最后新闻还是新闻，人生还是人生，太阳照样升起，沧海依旧桑田，而记者的看家本领还是那支广义的“笔”。复旦新闻教育有所谓“两典一笔”的传统，即古典、经典和文笔。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一流新闻教育的共识。
　　基于同样的考虑，我觉得《天珠——藏人传奇》不仅值得决策者和好奇者参阅，更值得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学习。同《巴黎烧了吗》等名作一样，《天珠》也像小说似的，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同时又胜似小说，也是“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董乐山语）。例如，由于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而广为人知的索南达杰，为了保护藏羚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人生最后一幕被如此真切地展现在《天珠》之中：
　　枪声“叭叭叭叭”响起，一排排子弹射向他。所有车灯打开，照着索南达杰。他手持五四式，冲那一排车灯射击，就像舞台上的孤胆英雄，又像一只藏羚羊，在灯光照射下失去视觉，任人枪杀。索南达杰忽然一条腿跪下，中弹了。他艰难爬起，绕到车后。人看不见了，但枪声持续，韩伟林和靳炎祖不断听到“哗啦”、“砰砰”的声音，那是子弹击中了汽车。后来方知，索南达杰凭一支旧枪打烂了大部分车灯。
　　枪不响了，可可西里静悄悄的，一片死寂。
　　过了好久，一个偷猎者冲索南达杰的卡车司机喊：“把车开走，要不吃肉喝汤一块干！”
　　那司机“轰轰”地将车开走。灯光下，只见索南达杰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推子弹，怒目圆睁，一动不动，犹如一尊冰雕。
　　没人敢过去。即便死了，他也令人胆寒。
　　记得拿破仑曾经豪气干云地说过：可有哪一部作品，比得上我的精彩人生。同样，可有哪一部作品，比得上真正新闻的价值。这也是我一读再读《天珠》的原因。■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