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海啸”接踵而至考验媒体应对能力
　　□曹鹏
　　7月10日，传媒大亨默多克在英国拥有的《世界新闻报》发行最后一期之后停刊了，因为该报记者非法窃听数千人的丑闻东窗事发——在欧美的法律环境中，非法窃听是相当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下台的总统尼克松，就是因为被牵扯进水门窃听案而跌跤的。“水门事件”中的“门”字，也成为英语进而汉语的一个特定词汇，专用来代指丑闻事件。
　　尽管“窃听门”引发全球的广泛报道与关注，老默多克在出席听证会时还遭到抗议者的象征性袭击，其华裔夫人邓文迪出手相救，无意间让一个性质极沉重、后果极严重的新闻传播伦理案件与一家跨国企业的生存危机大事，平添了花边新闻的轻松趣味，一时间为人们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
　　不过，这一事件在中国大陆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几宗丑闻冲击得“相形见绌”。可以说，对中国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来说，分析评判批评或指责《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与停刊事件，还为时尚早，还不是时机，甚至还不具备资格。
　　在中国，能够盖过“窃听门”的重大新闻事件，七八月份至少有723温州火车追尾事故、故宫系列风波以及郭美美引发的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多起。大致在同一期间，又爆出某女著名主持人被评为“脊梁”，竟然是小公司以每位收几千元参评费搞出来的，低级到了可笑可怜的程度。仅就此事，完全够中国新闻工作者反思警醒的了。
　　对上述公共事件，国内各大媒体与互联网，已经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报道与评论，这里不再赘述其事件过程与具体情况，想探讨的是在海啸般舆论风波中，新闻媒体的应对策略与对今后报道的影响。
　　
“丧事当喜事办”已经行不通了
　　与此前这类新闻的报道格局一样，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以及互联网形成旗帜鲜明、反差悬殊的两大阵营，不过，由于相继集中在一个时期发生的多起事件都是持续发展的，并且都衍生出系列事件，最后到了谁也遮盖不住的程度，因此，客观上很难用“报喜不报忧”的形式予以美化或淡化处理，官方主流媒体都程度不同地顺应了网络与市场化媒体的舆情。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发生了灾难与事故时，可以做成以警示、呼吁为主的负面报道，也可以做成以歌颂、赞美为主的正面报道。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主流媒体对灾难与事故都是采取“丧事当喜事办”的方法，也就是，不追究灾难与事故的根源与责任、不重点聚焦报道死伤受难者与灾民，而是表扬抢救工作与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手法相对保险而安全。此次的动车追尾惨祸，就被一些报纸在版面上做成了“一场温暖人心的大营救”，而事实上正是灾难现场的营救方法与原则出了大问题惹得民众哗然，用二人转的说法，营救过程中的某些做法让百姓的心拔凉拔凉的。
　　网络注意到了官方媒体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不少网友发帖予以抨击讽刺，这使得某些新闻媒体有引火烧身之虞，于是，不得不改变了文过饰非的风格。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或许能够由此改变不成文法，在下一次类似重大灾难报道时，不再搞这种自欺欺人的噱头。
　　郭美美事件由一宗典型的社会花边新闻开场，迅即由对炫富转向对腐败的推测与考证，并引发了空前的红会信任危机，新闻与评论的份量也相应地不断加大，直到演变成红会的官方微博被“呸”。到了８月底，又传出郭美美事件加剧北京血荒，上月献血人数下降10%，可见，此事的影响后果是何等广泛而深远。
　　与此同时，3个月来，故宫经历了展品被盗、建福宫高级会所、哥窑瓷器受损等大大小小10件风波，号称“故宫十重门”。一家文物博物馆能创下丑闻十连爆的记录，足见其管理水平。而这些丑闻的背后，都是非常低级拙劣的错误。
　　动车追尾事故的性质更为严重，所导致的潜在破坏力之大，可能是创纪录的。这不单是因为现代化高速铁路居然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灾祸，更因为营救与处置过程中被广泛诟病，透露出诸多潜伏的问题，而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表现尤其引起众怒，以至于白岩松在CCTV新闻节目中愤然指斥，这在主流权威媒体中，是罕见的现象。
　　
网络时代丑闻管涌堵不胜堵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并且正在改变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格局。过去新闻宣传的政策鼓励并肯定舆论监督，但是划定了一个标准，也就是负面新闻评论只能是少数个别现象，总体上以正面为主。长期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在指导新闻报道工作。可以说，无论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如何，几十年来，体现在主流权威媒体上的阴暗面都只是偶尔的点缀。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现实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互联网上的新闻与评论，尤其是国内部分，几乎每天都有排山倒海的负面信息，让受众应接不暇。
　　这种变化取决于传媒生态环境。据新华社消息，到6月底，中国网民达4.85亿人，微博用户达1.95亿人。有人说，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如果近5亿网民未必都会发帖的话，那么，近两亿的微博用户却肯定都是会上传信息的。如此庞大的“记者”与“评论员”队伍，让任何有机构有组织有纪律的专业记者与评论员队伍，即使有几百万，相形之下也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一群——这也就是在最近发生的这几起事关公德、事关良知、事关正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舆论一边倒，骂声此起彼伏，而辩护或反击的声音却几乎不见踪迹的根本原因。
　　朗咸平以一个经济学者的名望，主持内地一家电视台的节目，居然为郭美美母女做了和经济专业话题没一点干系的社会专题访谈，而且全过程中毫无质疑、审视、追问的意思，俨然是辩护、背书的态度。此举没有达到澄清或洗刷的效果，反而让外人产生瓜田李下的猜想。
　　
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等于失职
　　面对丑闻的海啸，主流媒体再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全社会都关注的新闻话题，如果装聋作哑避而不谈，只会显得不负责任、胆小怕事、没有社会责任感，何况这根本无济于事。
　　正确引导舆论，首先就要尊重新闻规律，实事求是，尤其是对重大负面新闻，要有主流的声音，能够正视现实，这是新闻事业遵循的最起码的原则。
　　对于具体的相关媒体，如铁道部等单位所办的报刊与网站，当然在公共事件发生后有不言自明的苦衷，难以要求他们与其他媒体一样公正、客观、全面地报道评论和自身利害高度相关的敏感新闻事件。但事实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其主办、主管单位成为全社会众矢之的时，这些下属媒体的形象也已经很难保全维护了。
　　上述数起公共事件，都有当事人创造性的“名言”流传，成为网络热门词语，如“撼”、“呸”、“反正我是信了”、“这只能说是一个生命奇迹”等，成为浓缩折射时代社会生活的流行词汇。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这些流行词语时，它们代表的是民意与民心所向。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新闻特别是性质恶劣的丑闻一旦披露，在网络时代，借助移动通信技术，会很快扩散开来，而且“鼓破众人锤”，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会铺天盖地，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有些部门与领导缺少与时俱进的意识，不懂得正确应对，而且简单地沿用传统的方法，最后即使是没出大问题，也要留下严重的后患。
　　完全是偶然巧合，几大公共事件的当事方，都是官方机构。事件的发生暴露出它们各自存在的弊端是何等地不容乐观。这也充分说明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已是当务之急。在此期间，审计署公布的各部委“三公”消费，也引发热议，不过，了解内情的人士都明白，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官办组织团体所亟待纠正的不正之风，决不只是“三公”消费超预算。
　　这些公共事件都属于系统性病毒感染，不是孤立现象，每一事件都有向纵深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偶然的，如铁道部春节后刚刚有部长刘志军被双规，故宫则从“失窃门”发展到“错字门”、“会所门”，而后又有“毁坏文物门”，而郭美美更是从轻浮浅薄的炫富，扯出了善款去向不明、公众捐款锐减、无偿献血出现严重缺口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每一起公共事件都造就了至少一个“网络红人”，但是，公众舆论的矛头却绝对不是只指向这几个“不走运”的人，他们只是点着高浓度可燃气体的几个火星而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言行无可挑剔，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不当言辞与表现不该受到批评与谴责。■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