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现实：煽情传播背后的社会焦虑
　　——以『五道杠少年』事件为例
　　
　　□朱丽丽
　　
　　【本文提要】本文以最近网上热议的“五道杠少年”事件为切入口，聚焦传播过程中的“煽情”倾向。研究采取线上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事件本身成为社会焦虑情绪宣泄的出口；在事件的传播与接受中，有相当部分的网络发言者或受访者都将自己定位成体制的边缘群体或社会的弱势群体，即使他们本身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属于公认的“弱势群体”阶层，但仍表现出相当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群体的焦虑与不安全感没有多向的通畅的渠道进入主流媒体，网络偶发事件便成为社会情绪的出口之一；而媒介环境的混杂与出位更为此种传播的“煽情”倾向提供土壤。“五道杠少年”事件的煽情传播过程正好给我们透视当下中国传播现状和社会心态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五道杠少年”事件 煽情化 网络 社会群体
　　【中图分类号】G206
　　
　　2011年4月末5月初，一起“五道杠少年”事件在网络上传播得沸沸扬扬，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之一。起因是湖北省武汉市一位十三岁的初一学生黄艺博的博客照片及内容被网友挖掘并迅速传播。黄艺博以成人化的领导姿态而著名，其系列照片均以佩戴五道杠的形象出现，据称是武汉市少先队副总大队长，“五道杠”队牌正是其“职务”的象征。其照片有“阅读文件”、“研究工作”、“组织会议”、“看望孤老”等官样化的内容和形式。据媒体报道，黄艺博从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起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①黄艺博的“五道杠”、特殊简历和成熟神情，都让网民“叹为观止”，引发巨大争议。对此，多数网民持负面评价，并将矛头指向了黄艺博的父母和教育，认为他们给孩子提供了扭曲的成长环境。《南方周末》、凤凰网等知名媒体也纷纷对“五道杠少年”事件进行报道。百度贴吧中迅速出现了“黄艺博吧”，截至2011年5月20日，“黄艺博吧”出现超过14万篇帖子。
　　随着“五道杠少年”事件的传播过程，网络上下不同社群生产出不同的言论。研究者采取线上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网络话语进行线上观察，一方面对线下社群进行深度访谈。对前者，研究者主要选取百度贴吧中的“黄艺博吧”，抽取若干样本进行观察并进行话语分析；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选取线下不同社会群体成员7人进行深度访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道杠事件”主要是以网络途径传播，研究者的受访对象均是在网络上曾经接触或传播此事件的，所以线下访谈是对线上观察的一个有效补充，但受访者集中于南京、北京、广东地区；另外，受访者虽然年龄、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各异，但集中于大学生群体和白领阶层。研究者曾经试图扩展受访对象的范围，但鉴于“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的时间限制和网络传播的特质，所找到的教育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大的受访对象均没有深度接触过这一事件，最后确定的访谈对象的范围并不宽泛，样本的局限性也使得本研究的推广度有限。
　　通过线上观察和线下访谈，研究者主要采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进行文本梳理。按照霍尔（Stuart Hall）的解读，“话语途径更关心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即它的‘政治学’，它考察一种特有的话语所产生的知识如何与权力联结，如何规范行为，产生或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并确定表征、思考、实践和研究各种特定事物的方法。”②也就是说，话语分析关注的更多的是话语与社会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考察特定话语历史的政治的建构与运作过程。对于媒介文本研究来说，“话语原本是传播行为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媒体的再现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是关于占主导地位的信念和价值观”③，因此，解读媒介文本的话语就是揭示其背后蕴涵的意识形态。而且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文本中，会包含多种不同的话语形式。对这些话语符码的分析及认知将最终会使我们将文本的解读延伸到与文本相关的语境（context）的解读中。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社群个体如何解读“五道杠少年”事件，以及在“五道杠少年”事件传播过程中呈现的话语特质及其深层原因。
　　
传播过程中的“煽情”倾向
　　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五道杠少年”事件被重新建构为“功利教育”、“官本位”、“儿童成年化”、“威权体制”等诸多与重大社会议题相关的表述，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恶搞”文化特质。无论是批判还是恶搞，“五道杠少年”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都存在着强烈的“煽情”的倾向。所谓煽情，或感官主义，是sensationalism的不同译法，用在新闻领域是指新闻报道中强调暴力、色情、暴露隐私等各种手法，尤其是指对暴力和色情的诉求。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曾经借用这样一个名词来批判电视新闻以视觉文本刺激感官来强化传播效果④也有研究者指出现代电视叙事对视听感官刺激的高度依赖导致了信息内容浅薄化⑤。华人学者杨德睿沿用台湾的直译“煽色腥”，从台湾社会群体内在的“认同政治”与“肉体偏执狂”入手，探究台湾新闻的“煽色腥”倾向，进一步探讨传播媒介的“煽情性”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语境政治之间的关系。⑥本文的研究者使用在中国大陆更为常用的“煽情”译法，借用“sensationalism”这一理论概念，作为解读“五道杠少年”事件的一个理论角度。
　　研究者以百度“黄艺博吧”的精品贴为主要文本分析对象，发现此事件的煽情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暴力与恶搞文体
　　网友将“五道杠少年”事件以恶搞的方式生产出各种衍生文体，利用各种文体的反复推演，对黄艺博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进行嘲弄和讥讽。
　　诸如赞歌文体，模仿茅盾的《白杨礼赞》，生产出《黄总礼赞（吧刊）——矛盾/文》：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个队员，干部的脸，干部的腰。他的pose通常别着五道杠，像加过人工似的，任何照片，绝无六杠。哪怕只有2岁那样年轻，他却努力了解民生疾苦，亲力亲为，根正苗红，坚持观看新闻联播，不折不挠，对抗着游戏和灰太狼。
　　这就是黄总长，西南极普通的一个少先队员，然而决不是平凡的队员！
　　此外还有红歌体——《东方黄》（和谐之备）、史书体——《史记黄艺博本纪》（黄艺博总部参谋）、主旋律报道体——《【滑坡路小学】黄副总队长的母校光荣事迹》（背后有大哥）、小说体——《总队长黄艺博坐在自己的课桌前，正在认真阅读着一份人民日报》（城管总参谋长）、语录体——《黄卫兵【主体思想】黄总队长语录集》（背后有大哥）等等。
　　在这些恶搞文体中，可以看出，对官样文章、主旋律的报道样式以及建国以来红色文化的各种表征（representing）的反讽与戏仿比比皆是。其内涵已经具备语言暴力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恶搞文本体现了“语境接合”（contextual articulation）策略的特征。所谓“语境接合”，研究者认为是一项文化产品接合不同历史、地域、年代、族群等语境所产生的符号转译和文本解码的策略⑦。“一种接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元素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一论述之内统整起来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诘问它们如何在特别的时机（conjuncture）上，成为或不成为和一定政治主体（political subjects）接合的方式。”⑧网络传播将“五道杠少年”事件接合不同的文体，实质上是将事件本身和事件主人公与红色文化、官场文化、主旋律文化相接合。这种接合既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群体的心理情感有微妙的勾连。
　　其二，诉诸感官刺激的视觉游戏
　　在“五道杠少年”事件中，更广为人知的不是“2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的信息，而是铺天盖地的黄艺博戴着“五道杠”标志的各种照片，视觉冲击感是此事件迅速传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为数不少的网络文本倾向于将“五道杠少年”事件的主人公黄艺博的图片PS成各种搞怪形象。如《dota新英雄——少先队长-黄艺博》将黄艺博PS成游戏英雄，《五道杠少年拯救人类之旅-漫画（完整版）》将黄艺博改写为连载漫画人物；还有图片推出“五道杠少年凡客体”，将黄艺博与皇帝、雷锋、超人、毛泽东、林妙可等形形色色的图片形象PS在一起。
　　受访者P说：“这个事算是个奇观吧，觉得千年一见的，不转可惜了，我就转发了黄某与林妙可的绯闻，他们气质上挺配的，小小年纪这副形象，评论了有两句的样子，我说他们不在一起我就不相信爱情了。”在P周围大学生群体中，在微博转发、评论黄艺博恶搞照片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传播以P的眼光来看算是一种恶搞的方式。
　　受访者G提及自己的接触与感悟：在微博上看到大家都转，所以知道。其实整个事情我都没有很关注，基本上看微博上谁转发了更新了我就顺带看一下，在微博之外，跟着链接看了下他的博客，在Q群里看到人家恶搞五道杠，觉得这小孩也挺可怜的。对于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某种“过度”、“逾越界限”，受访者P也认为在网络上网友会开发很多笑点，有些可能很尖锐。而现实里不见得有这个一个论坛一样的东西大家来专门讨论，所以也就懒得去传播了，可能就不尖锐了。
　　视觉元素在“五道杠少年”事件传播过程中的突出呈现，事实上也暗合了“煽情”倾向中以视觉文本刺激感官来强化传播效果、对视听感官刺激的高度依赖导致了信息内容浅薄化等批判。在线上和线下人群中，都有“觉得事件很无聊”的评判，有的认为“武汉少工委没事找事”（受访者M），有的“对于网上其他人的评论不完全认同，觉得孩子被这么嘲笑其实挺无辜的，就是个正统教育的牺牲品，或者叫主旋律教育吧”。（受访者L）但共同之处在于这些即使参与了“五道杠少年”事件传播的网民，对事件本身的“浅薄”或“低俗”的气质也怀有某种程度的抵制和反感。
　　但问题也并不仅仅如此，关键是传播中的“煽情化”倾向是在怎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语境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上被生产出来。研究者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五道杠少年”事件的“煽情化”、“娱乐”或“恶搞”的表层之下，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焦虑和社会怨恨。而这种社会焦虑与社会怨恨才是“煽情”传播的最根本原因。
　　
二、“煽情”背后的社会焦虑与社会怨恨
　　大众传媒是时代意识形态霸权建构(hegemony)的重要场域，同时也是各种时代社会情感和社会经验沟通与表达的平台。“五道杠少年”事件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事件本身透视中国当代社会内部的种种社会问题：官本位、威权体制、社会不公正、阶级鸿沟等等，事件本身成为社会焦虑情绪宣泄的出口。在“煽情化”的网络传播的表层之下，还潜藏着一种深层的社会悲情，与焦虑、怨恨、愤怒相关的消极敌对情绪（emotional antagonism)。这种社会焦虑和社会怨恨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统教育
　　对“五道杠少年”的批判最先指向的是正统教育，有网民直白地说：“中国的小学就好像是一个监狱，一个诺大的机器在不停地制度化别人。而被制度化的同学，也帮着在制度化别人。”“这是教育的错，是集体主义，是刻板教条的教育思想的错。”（月咏老萌）
　　在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构成上，以大学本科和硕士为主，不乏名校毕业的精英。但也正是这些曾经在正统教育的框架中是成功者的人，表达出对既有教育体制和框架的强烈不满。鉴于线上人群无法得知其真实人口学特征，几乎所有在此方面的资料都来源于线下访谈。受访者G坦言“五道杠少年”事件给她的“第一感觉是很可怕”，“小小年纪，小孩的表情不纯真，不知道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不知父母是怎么想的，他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受访者P则表达出强烈的反感与厌倦：“从小到大都浸染在这种形象、教条的包裹下，而且事实真相大多是假的，厌倦久了就反感了。”
　　但还有受访者表现出比较中性的态度。受访者L说：“我小时候大概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上大学后发现还有其他很多种思想也存在，所以现在对这种所谓正统思想不肯定不否定，宁愿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受访者M认为事件“跟孩子并无多大关系，有这个体制才会有这个现象。而这种体制显然不是孩子和家长能制定的。”受访者X认为：“正统教育没错，错的是社会大环境。”
　　受访者Luo、受访者Lv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在这个事件中多半是父母的责任。受访者Luo提到其所在的家长QQ群热议此事时，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表达了质疑和批判，但有一位爸爸坚持站在黄艺博一面，认为孩子很优秀，并没有错。受访者Lv还谈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析，她认为“五道杠少年”与其家庭环境、与所在地武汉的地域特征都有相关。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当官才能出头，才能对家庭有好处。压力是社会给父母的，父母又将其传递给了孩子。这个观点事实上指向了网民批判的核心所在。
　　其二，官本位
　　相对于网民对正统教育态度的多元，在“五道杠少年”事件中更为核心的焦点在于对“官本位”或“官僚主义”的批判。多位网民在线上线下都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官本位”的姿态和立场：
　　我们反对的不是关心政治的黄艺博，而是反对把政治作为一种形象工程的黄艺博，更确切地说，我们反对的是这个社会泛滥成灾的官本位思想。（reri）
　　黄艺博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大家黑的是“官本位”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大海里的针）
　　我们讨厌他，我们讨厌他背后所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秀、炒作以及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我们更讥笑被黄爸黄妈捧上天引以为傲的那些《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之类的官方媒体。（大海里的针）
　　受访者G认为自己反感的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一种导向，就是成功、权力、物质之类的；受访者P则直指反感对象是“官僚气”。这里的“主流”类似于“主旋律”，甚至连一些采访对象本身也不甚清楚自己反抗的对象的框架与界限。受访者L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现在流行的就是非主流的……好像是个悖论。凡是一切正统的，一切放不下身段的，都会被骂得很惨。非主流，准确来说，应该是指批判、嘲讽主旋律的意思。”在线上线下的评论中，背后的深层话语是对社会分层的严重焦虑和对特权阶层尤其是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
　　其三，“弱势群体”的自我身份定位
　　在事件的传播与接受中，有相当部分的网络发言者或受访者都将自己定位成体制的边缘群体或社会的弱势群体，即使他们本身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属于公认的“弱势群体”阶层，但仍表现出相当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
　　旅游公司高管X认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阶层定位，只不过比药家鑫眼里的“农民”好些而已。他的话得到了身为公务员的受访者M的赞同：“弱势群体本身就很难定义。也无怪乎看上去所谓的中层人士却都觉得自己就是了。”
　　年轻一代的80后受访者的访谈中，流露出更为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受访者P定义自己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劳苦大众，是广大官僚体制受害者中的一员。虽然身为名校硕士生，他承认自己算是半个精英，但精英也不见得就不是官僚的受害者。这是两个阶层。自己和这些所代表的官僚，处在对立面上，即使是在符号的意义上，也是对立面，而且没有交集。总而言之自己在社会上还是弱势者的位置，处在一种在努力搏出位的状态下，搏出位是指往上层流动，但又不知道是否能搏出来。受访者G已经就业于国企的垄断部门，但不安全感同样严重：“好像其实自己并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只是自己有想把自己边缘化的倾向。就是不想随波逐流地去‘主流’。这个社会很浮躁，戾气很重，很危险，我在这个社会很无助……领导经常说我要管控，要控得住，可是我觉得什么都控不住。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我一小p民，在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随时可能会被淹没，淹死。我长期不安全，长期焦虑，我觉得我就是个被控的命。”
　　这种泛化的弱势群体的自我定位其实表现的是社会深层普遍的焦虑与社会对抗的心态。反观受访成员中的白领阶层，尽管他们大多是这个社会公认的中产阶级成员，但同样存在社会不安全感。受访者X出身名校，中年男性、公司高管，但他也将自己划为特权阶层之外的人士，他说：“当了官，就意味着踏上了上流社会，意味着金钱和权力。即使是精英，但不是官僚，也不能成为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中国的精英阶层可能太脆弱了，不是有句话：一套公寓就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吗？我觉得在批判五道杠问题的外衣下，涌动着社会对官僚体制的不满，大众对民主的渴望。”
　　观照在“五道杠少年”事件背后的社会现实语境，尤其关注在其“煽情”的表述中潜藏的社会焦虑与社会怨恨，才能够理解为何“煽情”表述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的一种常规范式。用网民的话说，“我们骂，我们讥笑，我们讽刺，因为这是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所能做的最后的抗议，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表达我们的不满。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的出口。”“这个吧不可能一直黑黄艺博黑下去，当然，如果社会一日不改变，我相信吧友们的态度也不会轻易改变，度娘有权力封吧，但是管理组真的没有权力去封杀吧友们的内涵。”（大海里的针）这种内涵的挖掘和呈现需要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结语
　　中国大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所谓的“压缩的现代性”：空间形式上，工厂区的生活社区层压在农业区之上；文化形式上，传统方式混杂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社会形式上，在巨大的贫富不均的对比下，工人阶级与新兴的富裕中产阶级并置于紧密的社会关系中。⑨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割裂已经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着社会焦虑和社会怨恨情绪，而在其中显著的一个指向就是“官民对立”。在“五道杠少年”事件个案中呈现的“煽情”传播的倾向与社会语境的特征密切相关。在社会语境中，社会群体的焦虑与不安全感没有多向的通畅的渠道进入主流媒介，网络偶发事件便成为“煽情”的出口之一；而媒介环境的混杂与出位更为此种传播的“煽情”倾向提供土壤。“五道杠少年”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其传播过程正好给我们透视当下中国传播现状和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个观照视角。正所谓传媒是历史局促的舞台⑩，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工具之一。■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学网络传播中心研究员）
　　附：本文受访者简介
　　P，男，25岁，研究生在读。外语、新闻传播、国际关系教育背景，有较多的国际交流经历。
　　G，女，26岁，硕士，电信部门职员。本科学习广告学，工作前是个相当活跃的网络论坛参与者，校园BBS网络名人之一。
　　L，女，26岁，硕士，现为国家气象局员工。新闻学背景，曾在《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有实习经历。
　　X，男，40岁，名校本科，旅游公司高管，外语教育背景，有较高的社会资本。
　　M，女，36岁，本科，公务员，金融教育背景。
　　Luo，女，39岁，名校本科及MBA，化学及金融教育背景，外企高管，有较高的社会资本。
　　Lv，女，39岁，教师，本科，外语教育背景，名校教师。
　　
注释：
　　①《官样年华——五道杠总队长是怎样炼成的》，《南方周末》2011年5月12日
　　②[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③[英]格雷姆·伯顿著：《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Grabe ,M.E.Packaging television news:The effects of tabloi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valuative responses [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2000(44).
　　⑤Ekstrom,M. Information ,storytelling and attracting TV Journailsm in three modes of communication.[J]:Media Culture & Society,2000,(22).
　　⑥杨德睿：《认同焦虑与肉体偏执狂：台湾传媒中的煽色腥政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4期
　　⑦朱丽丽：《语境变迁、符号转译与迷群体——“潜伏”迷的文化分析》，《当代传播》2009年第6期
　　⑧《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史杜华·霍访问录》，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麦当奴内爆：迈向新的国际性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1992年
　　⑨马杰伟：《打造现代身体：中国南方工厂和酒吧的故事》，载许纪霖等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第340页，凤凰传媒集团2006年版
　　⑩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