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而有新意的学术探讨
　　——读丁柏铨教授的《执政党与大众传媒》
　　□陈相雨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适应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并没有提供现成的方案设计与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了政权，之后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执政的“形式合法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实质合法性”曾经因多种缘由而有所流失。①当前，我国正处于“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谱系中，执政党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成为媒介化社会中一个既相当具体又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所独具的无法替代的力量；而如何使用与管理大众传媒并到达什么样的水平，常常从一个重要侧面折射出相应的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所达到的水平。③然而，在丁柏铨教授的力作《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基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问世之前，还较少有研究者就此问题作过专门的、系统的、体现出较多创见的探讨。丁柏铨教授的大作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难能可贵。作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著作，它的魅力不单在于严丝合缝和充满说服力的论证，更在于书中类似于“大众传媒：党的特殊执政资源”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的提出，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学术创新精神。
　　丁柏铨教授系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执政党与大众传媒》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它凝聚了丁柏铨教授和课题组成员近5年的心血。该书涉及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党建理论等学科领域，体现出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研究方法上，既运用了定性分析法，又采用了定量分析法，使两种方法形成了良好的互补之势。
　　通读这部近50万字的学术专著，会被其中的很多观点所吸引，而在这些观点之中具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当属“大众传媒是党的相当重要和较为特殊的执政资源”的论断。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将大众传媒定位为阶级斗争或专政的工具，而是将之视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十六大以后又赋予大众传媒“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体现出了历史的进步性。为了将对这种进步性的思考推向深入，作者通过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历史考察，深刻揭示了政党执政规律与大众传媒运行规律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谨慎而大胆地提出“大众传媒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的重要观点，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颇具意义。具体言之，大致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有利于主政者善待、善用、善管大众传媒的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二是将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关“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思想作了学理层面的深化与拓展，为新时期新闻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三是顺应了当今媒介化社会世界政党成功执政的普遍规律，体现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理性思考。之后，为深刻揭示大众传媒作为执政资源的内在特性，作者将此类资源与执政的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以及执政的物质—精神资源中的其他资源作了细致的对比，并明确指出了当前大众传媒作为党的特殊执政资源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若干方面。这对于主政者和传媒从业者而言都不无意义。
　　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视野中，既然大众传媒被视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执政资源”，那么如何对待和使用这些资源，就成为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尊重政党执政与大众传媒运行的内在规律，但尊重规律并非易事，会涉及很多研究命题。这些命题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那些经常被讨论的命题，例如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尽管有不少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但若想“谈出点新东西”也并不容易，能让人耳目一新，则更是难上加难；另一类是重要但被忽视的命题，例如党的媒介形象展示、主政者媒介素养等，这类命题过去很少有人作过深入研究，可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虽然创新的空间比较大，但研究的难度则更大。在这部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专著中，不管研究哪一类命题，作者都能独辟蹊径、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即使是那些被学界、业界普遍接受并误以为正确的观点、论断，作者也能在学理上给予正确的辨析与澄清。这些，就构成了该书中的亮点。
　　经过梳理和概括，笔者将亮点分为5个方面：
　　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与大众传媒运行规律及其关系的透彻把握。政党执政与大众传媒运行都有其客观的、内在的规律可循，凡有理想、有责任、有睿智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会自觉地遵循执政规律，在使用大众传媒时又都会同时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有所不同、甚至是差异很大，政党执政规律与大众传媒运行规律均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两个层次。对于这一点，丁柏铨教授自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融会贯通、兼而论之，既有对规律中普遍性内容的慎重审视，又有对规律中特殊性内容的深刻阐释，④尤其是对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政党执政规律、大众传媒的三大运行规律及其作用层次的透彻解析，着实让人受到深刻的启发。作者同时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特征，提出“大众传媒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是实现两种规律统一的联接点”的观点，从而赋予大众传媒喉舌功能以崭新的涵义。
　　其次，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视野中观照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而体现出了新意。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在传播新闻信息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两项重要功能，是发挥党、政府和人民喉舌作用的两个基本方面，无论对执政党、大众传媒，还是对社会公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是两个经常被学界、业界讨论的命题，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视野进行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但丁柏铨教授并不急于进入正题展开论析，而是先说明为什么选择此研究视角，足见其治学的严谨。经过严格推导，“使用与管理大众传媒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的论断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成立，研究视角的“合法性”至此得以确立。而随后作者行云流水般的剖析以及一些创新观点的得出，让即使再挑剔的读者也会觉得“不虚此阅”，例如在对“舆情”及相关概念的辨析、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引导、实施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等部分所表达的重要观点均难得一见。
　　再次，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媒介形象”展现问题上新见颇多。大众传媒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而又特殊的资源，不但可以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精神面貌、工作实绩展现于社会公众面前，而且社会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和评价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因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如何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这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尤其是最近若干年来，党和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所展示出的“媒介形象”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此，还很少有人从学理层面进行专门的探究。稍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个命题是属于重要却被忽视的。作者对此命题的论析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通过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示意义的分析及其历史轨迹的考察，大胆提出了“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的重要观点。二是对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予以理性认识与反思，尤其是对涉及党的媒介形象展现的成就报道、工作失误报道、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剖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是通过对影响因素层面的考察，提出：大众传媒的自身规律、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大众传媒受众是党的媒介形象展现过程中三个重要制约因素，需要认真加以考虑，颇具启发意义。四是作者认为执政党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增强党的媒介形象的引导力、公信力、亲和力，为此命题的解答提出了基本原则与方向。
　　复次，对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关系视野中的主政者媒介素养的研究引人注目。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是对每一个社会公众的要求。而在诸多主体的媒介素养研究中，主政者的媒介素养往往被忽视。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视野中，主政者的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主政者的媒介素养不仅涉及其自身对大众传媒的接触、理解、评判、使用和管理，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人对媒体的接触、理解、评判和使用，甚至还会直接左右媒体的运行。⑤就因为这样，作者在此著中明确提出：主政者媒介素养不仅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构成成分之一，而且在处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时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⑥为了更好地探讨此命题，在课题研究中作者增加了项目申报时未承诺的“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调查”的内容（因为实施与操作的难度极大），为此作者与课题组成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体现了他们令人钦佩的学术品格，这部学术专著也因此显得更加厚重。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实证研究并未遵循“数据验证假设”的常规路数，而是通过“数据分析”与“理论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建构观点，此种方式颇耐人寻味。总之，作者针对主政者不容乐观的媒介素养状况，提出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符合宪法精神的制度性设计，主政者应具有接受媒体批评监督的气度与雅量，并为大众传媒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保障，正确运用大众传媒与群众进行有效沟通，对大众传媒进行正确引导、科学管理。
　　最后，对在若干相关问题上所存在的误识的分析相当有见地。由于主政者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倘若他们对大众传媒存在误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便无从谈起，因而对此类误识进行分析、匡正是很有必要的。这类问题主要有：一是“大众传媒与正面宣传”方面存在的误识；二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稳定”方面存在的误识；三是“大众传媒与耳目喉舌”方面存在的误识；四是“大众传媒与议程设置”方面存在的误识。对于这类误识的分析，在本质上有助于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高。例如在“正面宣传”问题上，一些主政者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曲解成“正面宣传唯一”或“全部进行正面宣传”，并以此为由排斥“负面题材报道”，拒绝舆论监督。试想一个不善于利用新闻舆论监督来辅助执政的主政者，你说他的执政能力能有多高？对于此类误识的分析，确是甚为必要、甚为及时的。
　　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身负重任，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无疑具有紧迫性。《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基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一书，就是对这一历史性课题所作的深刻而有新意的探讨。■
　　（作者系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③④⑤⑥参见丁柏铨：《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第28、2、405、442、4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