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新闻生产中的激励与约束分析
　　——以王克勤对“李刚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为例
　　□李永健　夏金莹
　　在目前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不断涌现。民众的民主意识也普遍提高，他们强烈关注社会问题，迫切需要调查性报道能够曝光更多社会问题，依靠公众舆论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调查性记者也因为关注社会问题，勇于揭露社会阴暗面而受到草根阶层的追捧。截至2011年3月8日，记者王克勤的个人腾讯“微博”已有136万听众，而新浪“微博”也有超过9万粉丝。
　　研究舆论监督问题的展江教授曾指出，“中国是调查性报道记者的地狱，也是调查性报道记者的天堂。”所谓“天堂”是指，目前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这为调查性报道提供了大量的调查素材，如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扒粪运动”一样，中国调查性记者转向揭露政府内幕和企业黑幕，揭露真相，捍卫公民权利。比如简光洲的“三鹿奶粉调查”、王克勤的“北京出租业垄断黑幕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等，这些报道都曾经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而“地狱”则是指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调查性报道记者在采访中遭遇殴打、恐吓等威胁。调查性报道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社会层面的支持，还需要探索建立一个完备的激励和约束体系来保证。
　　本文以“李刚门”事件报道为例，对记者王克勤在报道中遇到的激励和约束因素进行分析。本文资料搜集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并结合王克勤个人“博客”和“微博”信息，挖掘事件报道的全过程，以此展现目前调查性记者在面对社会影响力大、政治敏感性高的调查性报道素材时所面对的各种激励和约束因素。之所以选择“李刚门”事件作为案例分析，其一，王克勤是中国调查性报道记者的代表人物，具有代表性。其二，“李刚门”事件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媒体以调查性报道跟进的并不多。此案例对于我们了解调查性记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因素具有现实价值。本文试图建构调查性报道记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模型，为改善新闻生产过程，提高质量和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李刚门”事件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
　　2010年10月25日，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的调查性报道，将“李刚门”事件推向了高潮。笔者对王克勤的助手实习生冯军进行了访谈，他全程参与报道，并向笔者讲述了整个报道的生产过程。
　　整个事件的报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0月16日到17日）
　　10月16日，河北大学飙车案发生后，河北大学几名学生在“微博”上发私信和留言给王克勤，希望王克勤可以关注一下“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以下简称“飙车案”）。
　　10月17日，王克勤在新浪“微博”里首次提到了河北大学飙车案，并开始关注此事。王克勤让自己的实习生冯军先赶到河北大学进行了初步调查，冯军调查中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后，汇报给王克勤，王克勤赶赴河北大学进行调查。
　　这一阶段王克勤发现了“飙车案”的新闻线索，基于新闻敏感和职业素养，王克勤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迅速转入实地调查。
　　第二阶段：（10月18日到28日）
　　在这一阶段调查遇到很大的困难，王克勤与冯军调查了6天，才写出了调查报道。冯军介绍，在采访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接触不到当事人。冯军获得李刚的联系方式后，致电李刚。但是对方否认自己是李刚，还曾经恐吓记者，扬言会去公安局查询举报；在河北大学方面，学校辅导员给学生发短信，委婉建议学生不能乱说话。公安局不接受除央视以外的任何采访，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经济时报》是非主流媒体，还表示不接受异地监督。记者一直无法打通市委、公安分局的电话。
　　10月18日，王克勤开始利用自己的“微博”发布信息，并呼吁目击证人提供线索。王克勤还提供了实习生冯军的电话、邮箱、QQ号码等信息，寻找16日晚“飙车案”现场目击、了解真相的同学和群众。
　　10月20日，王克勤在“微博”发言称：“寻找‘河北大学校园飞车撞死女生案’目击证人十分艰难！据目前已接触的众多学生称，大量现场目击学生被校方找去谈话，所以联系采访目击证人十分艰难。请求目击者，为了未来自己在校园生活的安全，为了更多中国学生校园生活的安全能够站出来。”①
　　这一阶段王克勤介入调查，更多的是出于职业媒体记者的责任意识。他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并没有安排这次采访，王克勤调查后发现事件影响严重，才上报报社，并得到了报社的支持。10月25日，王克勤与他的助手冯军在保定历时6天完成的《河北大学“飙车案”调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
　　在调查性报道的这一生产阶段，记者面临的激励因素有：记者对“飙车案”新闻价值的肯定、记者的新闻热情和职业素养、《中国经济时报》的支持、社会的广泛关注等。这些因素保证了调查性报道的采写、发行和传播。这一阶段，记者面临的主要约束来自采访过程，包括难以寻找目击证人，采访接触不到当事人，学校的信息封锁，当地公安局及案件相关部门拒绝接受采访等。
　　第三阶段：（2010年10月29日至2011年1月30日）
　　这个阶段，王克勤开始利用“微博“、“博客”发表自己的调查结果，继续跟进“李刚门”事件。
　　1月26日，“飚车案”庭审过程中，王克勤通过“微博”对审判过程进行了庭外直播。庭审结束后，王克勤在“微博”中说明，此次独家直播报道均由实习生冯军完成，原因是“我已被有关部门严厉对话，又加本人在李刚案中敏感”。
　　1月30日，望都县法院宣判，李启铭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王克勤通过“微博”发布宣判结果。至此，王克勤结束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关注。
　　这一阶段，报社不再支持王克勤发表调查报道，在《中国经济时报》和网站上都没有相应的跟进报道，王克勤的报道转变为个人传播行为。
　　
调查性报道新闻生产中记者的激励和约束因素分析
　　归根到底，调查性报道是一种社会化的产品，其生产过程必然要受到社会因素的控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生产主要存在于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次的控制中，它的激励和约束因素也来自这三个层面。个人层次方面，主要有记者自身的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素养。组织层次，是指编辑部内部常规的报道生产机制的约束、媒体单位对调查性记者的薪酬激励和精神激励等等；而社会层面，主要来自权力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政治控制和商业机构的经济控制等等，这些也构成了调查性报道生产中的激励和约束因素。
　　从一篇报道的生产过程来看，它首先受到个人层次记者职业素质的影响，随后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相继介入，要完成一篇报道则需要三个层次的完整配合。其中个人层面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核心要素，组织层面及社会层面的影响最终表现在个人层面对记者所施加的影响力上。（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面交互作用模型(图见本期Page19)）
　　1.个人层面
　　调查性报道，首先是记者的一种独立调查成果，它的生产过程受到记者专业水平的约束。与普通报道记者相比，调查性报道记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新闻专业素质和新闻理想。
　　新闻理想表现为坚持报道新闻事实，有同情心、正义感以及人文关怀，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气节。与普通记者相比，调查性报道记者采访环境更加危险和复杂。调查性报道记者外出采访时，要采用化名、偷拍、偷录等暗访形式，遇到揭黑性质的报道，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面对这种职业环境，调查性报道记者必须要有新闻理想和追求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王克勤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信仰，他在回答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内心可能太柔弱，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痛苦少一点，我就得行动，在我的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②
　　调查性报道记者还要具有不屈从于权力、金钱利诱的品质和无畏的精神品质，事情曝光后的发展往往超出记者的控制，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记者可能会为此付出失业的代价。
　　调查性报道的采写对记者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但也会给记者本人带来极大的声誉，这对有新闻追求的记者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优秀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就是在公众舆论和新闻业界的激励中成长起来的。王克勤有“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的称号，他的知名度甚至超出了国界，他个人也受到新闻业界的广泛敬重。央视记者柴静、《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都成为业界的名记者，这些名誉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无形财富。刘畅曾因揭露震惊全国的山西繁峙矿难黑幕而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后成为《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柴静参加2003年《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是冒死进入“非典”第一线的采访记者，2010年她当选了央视年度“十佳主持人”。这些奖项和称号，是业界对他们调查性报道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媒体管理层采用的一种激励措施。
　　2.组织层面
　　组织层面上，调查性报道记者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因素主要有编辑部内部常规的报道生产约束机制、媒体单位对调查性记者的薪酬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编辑部内部常规的报道生产约束机制，包括新闻生产操作理念、选题标准、文本要求等等，调查性记者必须遵循这些规范来采写新闻。但是目前大部分报业为了竞争，发展扩张非常迅猛，而与之相应的办报团队建设却无法同步，编辑部报道生产约束机制理念陈旧，尤其体现在调查性报道的把关能力上。在实践中，有的媒体单位采编管理层能够把握住报道角度，大胆发稿；有的采编管理层则输在了自我审查的环节，让辛苦得来的稿子胎死腹中。调查性报道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媒体单位采编管理层的支撑，记者辛苦调查回来的稿子，只有依靠媒体单位发布才能实现其价值。但是一些媒体害怕调查性报道会给单位“惹上麻烦”，甚至有意将调查性报道边缘化，调查性记者历尽艰辛采写的稿件，可能并不受领导重视，甚至直接被淘汰掉。
　　王克勤采写调查性报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时报》的支持。他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我的产量非常小，然而报社一直在支持我、包容我，并且不断成就着我一个又一个调查性报道。这样的环境不是每一个记者都有的，因此我热爱《中国经济时报》。”④
　　其次，媒体单位对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薪酬制度有待改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5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5个层次像阶梯一样从低向高逐渐增强，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了，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可以根据人所处的层次来提出相应的激励策略。调查性记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职业追求，它不同于普通新闻记者。因此要使调查性报道记者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就需要保障他们的其他基本需求。但是现代媒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制度，用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评调查性报道工作。而且娱乐新闻、花边新闻采访简单、数量多，渐渐挤压调查性报道的生存空间。如果耗时又费力的调查性报道与容易采写的日常新闻在考核时无法拉开薪酬差距的话，那么调查性报道记者实际上就会处于薪酬的弱势，这种单靠数量和字数的考核标准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王克勤对“李刚门”事件调查报道的稿子虽然影响巨大，但是作为调查性报道记者并不会因此获得额外的奖励和补贴。《中国财经时报》与其他报社采用相同的薪酬考核方式，记者的薪酬与稿件数、字数挂钩。王克勤在“微博”中提到，自己的调查团队是中国最穷的调查团队，辛苦调查来的稿件不能发表的时候，记者每个月就只能拿到底薪。
　　3.社会层面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调查性报道记者在社会层面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权力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政治控制、商业机构的市场控制等等。
　　首先，政府及宣传部门的政治控制是最常见的，“李刚门”事件中，管理部门下达了禁令，全国媒体立刻集体失语。通常，政治控制体现为新闻禁令、报道要求和宣传政策等等方面，以会议、传真、短信等方式由上而下进行传达。而有时候政治控制的要求是不成文、不确定的，要求也是变动而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由于担心宣传禁令或者触动有关部门的政治利益，就会尽可能地规避“政治风险”。这时媒体组织就会要求记者退出报道，或者直接禁发报道。
　　其次，调查性报道还受到强势的商业机构的市场控制。由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是媒体集团的广告大客户，当媒体对这些大企业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到报社的经济效益时，媒体单位就会主动放弃报道，牺牲调查性报道记者的劳动来规避“商业风险”。除了媒体单位自我审查之外，这些大企业也会以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给记者施加压力，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些利益集团也会采取一些较为极端的方式来约束调查性报道。2010年发生在江西的“抽报事件”，就是中国邮政直接干预的行为。
　　
调查性报道新闻生产过程的优化和改善
　　基于以上对调查性报道激励和约束模型的分析，本文提出几点优化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的措施。
　　1.个人层面上，调查性记者要提高新闻专业素养，还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平台来帮助自己完成报道，重视社交网络平台的作用。王克勤在“李刚门”事件的采访过程中，运用微博来搜集线索，联系线人。在后期报道中借助“微博”和“博客”更新报道，这些都是值得调查性报道记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媒体单位对调查性记者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中，记者花费时间多、精力多、风险高、周期长，甚至有的调查要持续半年时间，传统数量考核指标体系导致了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薪水偏低。因此，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薪酬应综合考虑到稿件采访的难度、危险程度、采访时间、稿件价值等，只有将这些考核因素加入到薪资考核的标准中去，考核制度才更合理。此外，媒体单位还可以通过一年一度的优秀稿件评选来突出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性，鼓励记者做调查性报道。
　　3.社会层面上，根据理论分析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一是，抢发新闻，要提高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二是，报道要避开敏感词，以报道事实为主，不刻意主观引导，力求最大程度避免引起社会及管理层面的担忧避免一些管理措施影响报道的进程。■
　　（作者分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王克勤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1700757973
　　②④《以调查性报道推动社会进步——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青年记者》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