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构建”与“公众认同”
　　——关于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党报报道框架比较研究
　　□陈喆　李志敏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当中国正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的阶段，各种矛盾凸显，社会风险大量集聚，“各种原因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造成社会公众政治认同的下降”。①在这个时期，面对重大社会事件，“不同的立场会带来对媒体完全不同的认知与解释框架，也会带来对媒体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②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市蒲岐镇赛桥村53岁的前任村长钱云会惨死在本村村口的公路边，尽管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其定性为一般交通事故，但结果却没有得到舆论的广泛认可。一些网民在全国多个知名论坛和微博发布与警方截然不同的内容，围绕“钱云会之死”的众多疑点，追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终该事件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一再上升，且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民众相信，“普遍的强大的疑虑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③此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全国诸多媒体的关注，许多网站还策划制作了连续报道专题。《浙江日报》和《南方日报》是目前我国报业市场上的党报媒体代表，前者地属该事件发生地，其报道对我国其他党报媒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后者地处敢言、开放的南方，新闻报道上相对遵守传媒报道的基本规范。以上两种报纸具有不同话语特点和文本形态，研究两者对乐清“钱云会事件”这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对其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揭示其中包含着的，加以强调的元素，反映党报媒体新闻报道的传播形态，从而理解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思路。本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在于抹杀两者间的地域差异，从而在传播形态上趋于同质化；而在于通过比较探索报纸在传播技巧、编辑观念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中国省级党报媒体在新的形势下新闻报道的策略问题。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了上述两家媒体在事件发生至事件最终处理结果公布（2010.12.25~2011.2.2）的全部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这段时期两家媒体的报道数量及时间长度，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媒体对该事件报道的整体框架。
　　1.报道量及主题分布
　　2010年12月25日至2011年2月2日期间，《浙江日报》报道乐清“钱云会事件”仅有2条，且属于一般的短消息。一条是在事件发生的第四天即12月28日“乐清：通报12·25交通事故”，另一条是12月30日“排除‘谋杀’可能，温州警方认定乐清‘12·25’案件为交通事故”；两条消息主要通报了乐清市政府方面对该事件属“交通事故”的性质认定，内容涉及警方出具的调查结果、乐清市相关部门接报案后的反应、肇事车驾驶员相关信息及涉嫌寻衅滋事的村民已被刑事拘留、温州市公安局负责人对认定依据的解释等事实。相对而言，《南方日报》相关报道共7篇，其中综合报道5篇，所涉信息约17条，主要内容包括：官方对该事件的性质认定、村长离奇死亡事件回放、网友的质疑、目击者回忆、专家观点、有关钱云会上访、新闻发布会现场答疑、肇事司机最终判刑情况等等。
　　2.关键词及其分类
　　关键词的选择往往反映出作者对报道对象的观点和看法，其语体色彩包含非常丰富的言外之意。仔细解读《浙江日报》两个消息样本，发现以下关键词使用频率很高：“据警方调查”、“警方称”、“警方”、“交通肇事”等。相对而言，《南方日报》样本中主要关键词为：“官方”、“村民”、“网友质疑”、“疑点”、“民怨质疑”、“目击者”、“专家”、“解疑”等。
　　3.消息来源
　　在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内容的最重要的因素。④两家媒体的样本消息来源主要有以下6种：一是政府等相关部门；二是事件所牵涉的当事各方及知情方，包括警方、一般民众（目击者、村民）；三是记者；四是专家人士；五是网友；六是其他媒体。两报消息来源情况如下表：
　　媒体 消息来源类型 政府 警方 　　一般民众 专家 其他媒体 网友 记者
　　 　　　　　　　　　 目击者　 村民
　　浙江日报　出现频次 　　　　3 4
　　 　　　　百分比 　　　　43 57
　　南方日报　出现频次 　　　　7 14 　 3 　　　12 　7 　　1 　　　　7 　 2
　　 　　　　百分比 　　　　13 26 　 6 　　　23 　13 　　2 　　　　13 　 4
　　4.报道态度或基调
　　不同的媒体在不同的主题上，其报道往往会呈现不同的态度倾向。《浙江日报》的两个样本主要传达了警方对该事件属“交通肇事”的性质认定，基本代表官方观点，对当地村民的积怨、网络舆论等未曾提及。《南方日报》相关消息中有“事件回放‘上访村长’村口离奇死亡”、“疑点重重‘交通事故死’系精心制造”等，显现出媒体对于该事件的质疑态度。
　　
二、研究分析
　　1.行为者（即政府）立场与观察者立场
　　从《浙江日报》相关样本分析中可以看出，报道所公布的警方及政府对该事件性质认定的事实，也仅引用了“警方”和“政府”消息来源。而对于该事件所引发的网上怒气并没有关注，对于当地民众对政府由来已久的积怨及强烈的不信任也没有涉及。这表明该报较倾向于政府立场，即侧重于告知事件本身及相关部门已经、正在采取的举措。相比较而言，《南方日报》既重视官方行为，也重视媒体自身的独立观察，并且较多地采用了“一般民众”和第三方的消息来源，对众多网友及村民质疑给予了回应，并揭示出事件被质疑的根源所在。“即使‘前村主任死于预谋’是谣言这样的舆论风暴也是当地政府为‘先前行为’付出的代价。事件发生前的不作为乱作为正是‘谣言’产生最根本原因”。
　　2.告知框架与监督反思框架
　　事件主要包括主要事实、次生事实和先前事实，新闻报道主要通过一些事实的选择和勾连来突出主题、暗示联系和显示媒体对事件的倾向。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事故的发生及性质认定信息属主要事实，即所有事实当中关键处，也是媒体报道的关注点所在。而真正具有选择性的是随后引发的民愤等“次生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先前事实”和社会各方（包括网友、专家等）对事件的感受、评论和分析。从样本报道描述可以看出，《浙江日报》仅仅把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交通事故”本身这一事实上，选择并重组了警方及政府方面的信息进行报道，排除了社会各方对于该事件的负面信息及言论。作为事件发生地的大报，仅仅发了两篇短消息，即便在网上舆论浪潮引起更高层注意以及该事件最终处理结果公布后，该报也没有进行相关报道。
　　相比之下，《南方日报》相关报道在告知公众主要事实的同时，对于事故的先前事实，如钱云会为村里争取征地补偿而多次上访的经历，进行了充分报道。报道表明，正是长期以来有关方面对当地村民土地的非法征用，使得村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由此导致的民众积怨正是“钱云会事件”发生的根源。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所说：“村民不相信钱云会死于交通肇事，就是因为土地争议引发了当地政府与村民的意识博弈。在博弈中，村民的利益严重受损，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损害……什么是真相？如果不查处这些土地案件，什么样的真相也不能让村民信服”。但该事件也只是揭开了整个温州地区征地乱象的冰山一角，其暴露的问题让人深思。
　　3.宏观抽象表述与微观勾连展示
　　《浙江日报》相关报道中，仅仅是一般消息报道，少有综述和分析，抽象表述运用较多。相比之下，《南方日报》则较为重视事实间的关联，通过事实的内在逻辑展示倾向，如通过“上访专业户4次坐牢3次与上访有关”及通过村民访谈来展示事件发生的背景及钱云会本人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个基本的了解。
　　
三、研究结论及反思
　　1.创新报道视角：“观察者”和“行为者”互动
　　作为区域定位不同的两家报纸，《浙江日报》反映出较强的行为者（政府）立场，《南方日报》则在立场视角的选择上兼顾政府官方与普通民众，给予了一般民众更多的发言权，两者体现出不同的报道逻辑和视角。“钱云会之死”事件发生的第3天，即12月27日，乐清方面就迅速回应外界的质疑。但是，3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在村民疑似被封口、目击证人不在的前提下，并没有回答外界所有的质疑，难以渡过信任危机。一件争议极大的案件，一出官民矛盾突出背景下的事故，如何做到客观、公正、理性平衡是媒体报道的关键。当下，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呈，民众也积累了太多的“不相信”。当然，这更多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的不公和很多上访者不能伸张正义而反遭打击报复的经历；来自于一旦发生恶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警力、强压民意，凡此种种导致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官民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期待反而更大，所谓“上访不如上网”、“找警察不如找记者”。所以，媒体，尤其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更应该做的是以客观、独立的观察者立场，在庞杂中寻求理性平衡，展示真相。采取单方面行为者（政府）立场、强迫读者接受某种结论的做法，不仅不能说服读者，而且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
　　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立场会带来媒体完全不同的认知与解释框架，也会带来媒体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笔者无意批评《浙江日报》的单一视角，但报道争议性事件，仅从一个主体或者局部来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党报政治逻辑的实现需要充分考虑受众需求与传播环境。在当前公众力量日益崛起、传播日趋国际化的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传的要求和知的欲望，传播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这是一切新旧媒体需要正视的全新的生存环境。在这样一种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党报的新闻报道尤其是重大题材热点事件的报道必须创新视角，要体现出一种精神高度，有所承担、勇于承担，从更高的层面上体现出党报的舆论引领功能，以此才能更好地赢得公信力。
　　2.辩证把握“异地监督”和“正面引导”观念：“功”、“过”两分开
　　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报道存在一种规则和思维定势：同级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尽量避免进行“异地监督”；而本地媒体对于当地重大社会问题的报道，立足于查处问题和正面宣传。在“钱云会事件”中，《浙江日报》着重报道了警方的迅速反应以及温州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善后行为，及时公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但事实上，事件背后的背景及掩藏的深层矛盾才是首要问题，引导只是次要问题。“钱云会之死”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为何事后的当地政府屡次辟谣却始终无法令民众信服？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显示，2010年以来，仅在乐清发现的违法征地案件就多达411件，涉及近600亩土地。一方面耕地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另一方面失地村民的权益屡屡得不到保障，这些情况正是“钱云会事件”备受质疑的背景，也正是当地官民冲突、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源所在。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新浪微博上说：“不管钱村长事件的真相如何，就从社会舆论倾向性来看这难道不是一个政治危机的表现吗？如果你是执政者你难道不会感到焦虑不安吗？”而从报道样本分析来看，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注意。
　　在今天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辩证把握正面引导和异地监督问题。“正面引导但不为正面所限定”、“符合要求，但不为要求所覆盖”⑤。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舆论监督上，媒体要更新观念，不仅要开展异地监督，更要开展本地监督，才能更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社会转型“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⑥或是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变化，而且几乎是所有社会规范准则的转化”。“社会转型期，新闻媒体要担当起‘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使命，但关键是要做到导向正确，引导有效。”⑦敢不敢积极引导社会难点、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报的影响力。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探究、反思，“将问题反映出来，让人们看到决策层是在面对而不是回避社会矛盾……使社会各方面产生直接磨擦的可能性降低，理解和宽容加大，从而使不稳定情绪得到缓解”，⑧这样的报道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我们只强调“正面”和“党性”，而对问题的根源和民众的意见视而不见，那么这样的“党性”和“正面”其实是不真实的。在信息开放时代，对于某地发生的事情，当地媒体不报道或少报道，其做法只能“给人一种刻意回避问题、不敢正视问题的印象，对于专以收集、传播信息为职、一向以信息灵通自许的大众传媒而言，这显得很荒谬。”⑨
　　3.加强人文框架：“三贴近”不只是贴近政府，关键是贴近“人”
　　在一直以来的党报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领导的指示和重视、政府迅速的行动等。而与之相对应，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中，“人文框架”的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普通人的声音十分微弱，当事人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更少看到。乐清“钱云会事件”中，直至2011年2月1日最终的事件调查认定结果出来后，当地还有很多的村民跪地喊冤。在当地村民眼中，事件的主角——钱云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当地的村民都有哪些诉求？这些普通人的形象在一些党报媒体报道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恩格斯说过“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要让人活得更有尊严”，社会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体只有站在“人”的立场上，关注、记录事件中的人的生活状态及命运，才能与受众形成心理上的互动，为社会提供发人深省的展示和启示。
　　4.“党情”与民情的融合：当代媒体的新主题
　　党报的特质和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承担着传达党和政府声音的任务，根本目标在于指导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提升公众关注热点、引导干预社会话题的能力。在内容上，党报多注重报道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行为及其对各种热点事件和问题的表态，这从《浙江日报》样本报道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但是，问题在于党报常常用固有的方式报道新闻，公文色彩浓、大道理多，传播的效果却不那么让读者满意。“主流媒体舆论场与社会舆论场反差越大，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就越小。”[11]从根本上来说，党报所追求的新闻价值不能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新闻”，而是一种“舆情”，只有把新闻背后的真实舆情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来——不管反映的是社会和谐还是社会矛盾，才能既为党政部门当好参谋，又能反映舆情、民情。党报的“短板”正在于：在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时，没有观照真正的民声民意；在重视“权威性”时，忘却了社会矛盾中民众的痛苦。
　　党报之所以不能办成领导人活动的宣传材料，在于党报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很早就说过，报刊“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12]，其社会公共属性要求报刊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群体特殊利益的代言者。“在达成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进程中，媒介话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关键在于“为媒介话语的生成找到一个内置的视角和共通的语境，从而使其话语的受众可以分享意义、情感与理性，从而获得一个宽广的思考视野。”[13]党报媒体应走出既有的框框、打破固定的格式，以更开放的姿态做报道，用百姓的视角阐释重大主题。许多时候，不一定都要“官方”出面说话，注意对背景性信息的开掘，更多关注公众的生存状态，反映公众的诉求表达，与公众的关注点高度吻合，这样才能激起共鸣，从而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得以提升。
　　总之，在媒体众多、资讯发达的今天，党报必须增加重要信息发布的量，提高信息发布的质，注重与公众关注点和情感诉求相吻合，三者合一才有利于形成和发挥党报的权威性。
　　党报如果仅仅充当党的耳目喉舌，忽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罔顾受众的感受，将会在新闻竞争中被边缘化，遭到冷遇。因此当前之计，某些党报似应调整报道思路，看到自身不足，加快创新，才能在竞争中尤其在人民群众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者分别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生）
　　
注释：
　　①徐大超：《论政治认同与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建设》，《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俞虹：《中国传媒新起点》第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联合早报》2011年1月18日
　　④臧国仁主编：《新闻工作者与消息来源》第7页，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
　　⑤尹明华：《实力发挥潜力——党报与时俱进发展方略探索》，《新闻导刊》2006年第3期
　　⑥[美]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207页，罗悌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⑦沈世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舆论引导艺术》，《新闻实践》2005年第1期，
　　⑧张西明：《新闻法治与社会发展》第128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⑨陈力丹、闫伊默：《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⑩[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18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王晖：《得道得力得当得法———新形势下办好党报的四大着力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3期
　　[13]潘琼、田波澜：《媒介话语与社会认同》第76～78页，《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